国外养老旅游研究进展与我国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国外论文,我国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59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3)－06－0013－12
1 养老旅游问题的提出
养老旅游，也叫老年长居旅游(Elderly Long-Stay Tourism)，是指老年人旅行到其常住地之外生活，连续停留时间在一个月至一年之间，旅行距离一般跨越省界甚至国界。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以季节性、多居所、巡回式的生活方式为特征，既不同于短期观光旅游，也不同于长期性迁移，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
1.1 养老旅游发展沿革及现状
养老旅游现象自古就有，英国养老旅游目的地在18世纪时就已存在，但养老旅游者集中在权贵阶层(Gilbert,Litt,1939)，普通民众既无固定退休年龄，也无退休金用于养老旅游。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转型，国家支付退休金成为重要的社会政策，养老旅游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退休是引致养老旅游的重要生命历程事件，休闲和旅游成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Gibson,Yiannakis,2002; Nimrod,2008)。老年人有条件转变旅游与惯常生活割裂对立的状态，从容选择出游时间和地点，甚至以长居旅游的方式来丰富人生体验(Nimrod,2008)，进而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20世纪30年代，欧美退休居民已集中在海滨和邻近乡村地区居住(Warnes,2009; King,et al.,2000; Allon-Smith,1982)，英国十大度假地退休人口比重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Gilbert,Litt,1939)。
近年来，养老旅游在人口结构转变的宏观背景下迎来了新的机遇。首先，老年人的福利保障体系更为完善，还拥有多元化的资产组合，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来追求生活质量，也有更为积极的消费倾向(Faranda,Schmidt,1999)；其次，老年人素质不断提高，思想观念持续转变，退休不再是消极的人生阶段，而是追求人生价值的新起点；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老年人能够整合多地区资源以提高自身福利，在异地仍能与社会关系网保持紧密联系(Casado-Díaz,et al.,2004)，扩大了老年人生活方式选择范围(Oliver,2008)，也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更多手段(Hillman,2013)；最后，家庭户平均规模不断下降、纯老年家庭比重上升，使得家庭结构逐渐从“垂直”向“水平”过渡，老年人有可能追求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
养老旅游已成为发达国家老年人的重要生活方式。例如，美国养老旅游的出游率约为10％(Hogan,Steinnes,1998)，冬季在佛罗里达过冬的老年人达81.8万(Smith,House,2006)。欧洲北部的老年人季节性迁往意大利托斯卡纳、西班牙太阳海岸、葡萄牙阿尔加维等养老旅游目的地(Casado-Díaz,et al.,2004)，仅在西班牙生活的英国老年人就达7万人(Warnes,2009)。日本老年人到马来西亚、泰国等国长期居住，既能改善生活环境，又能享受廉价老年服务(Ono,2008)。
1.2 养老旅游研究发展简述
养老旅游研究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老年学学者研究老年病人的健康和死亡率，发现养老旅游是会对老年人健康造成威胁的生命历程事件(Warnes,Williams,2006)。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对这种仅基于医学视角的唯科学主义提出了批判(Ray,2008)，此后老年学研究开始强调定性研究，重视生命历程的建构，强调社会特征分析，强调增加历史哲学内涵，对老龄化和精神性的多样性展开研究，以研究促进老年人福利改善。20世纪70年代，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开始关注具有季节性迁移特征的养老旅游现象，养老旅游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他们研究养老旅游的时空分布、迁移动机、社会整合、影响效应，近年来，又拓展到跨区域身份认同、老年家庭心理建构、社区运作模式、多居所生活方式、旅游与迁移的时序转化、旅游者政治权利等内容(Bozic,2006)。
养老旅游处于观光旅游与长期性迁移间的过渡地带(Haug,et al.,2007)，进入旅游学研究视野较晚且存在争论。例如，Haug等(2007)认为养老旅游是特殊的旅游现象，Gustafson(2002)则认为养老旅游者有“反旅游”倾向。无论如何界定养老旅游，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学者对养老旅游的研究都显著增加(Nimrod,2008; Haug,et al.,2007; Fleischer,Pizam,2002; Gustafson,2002)，但总量仍然不足，以至于只能对养老旅游现象“片面地窥视”(Warnes,Williams,2006)，也尚未采纳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Sedgley,et al.,2007)。Sedgley等(2011)提出了老年旅游研究方法转型理论，认为老年旅游研究过度使用定量方法(Nimrod,2008)，缺乏对旅游经历的更深入感知(Patterson,2006)，老年旅游规律难以通过这种“快照式”的方法来总结。应该基于批判老年学和希望旅游(hopeful tourism)的研究视角(Pritchard,et al.,2011)”，采用人文主义视角和传记式研究方法，在深入分析个体生命历程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对象的参与式互动，研究得出能够切实保障老年人权利、改善老年人生活的成果。
2 养老旅游动机研究
2.1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养老旅游需求
Levinson(1978)提出的生命历程研究框架，解释了人生各阶段的行为规律，被广泛用于分析养老旅游动机和行为。老龄化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多元内涵，老龄研究应当涉及老年人成长的社会文化框架。养老旅游需求并不仅由老年阶段决定，而是基于一生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制度环境等而形成的综合性需求(Nimrod,2008)，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社会变革和个人经历能够改变老年人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方式(Gardiner,et al.,2013)，进而影响养老旅游行为。因此，养老旅游行为受生命历程影响，既极具个体多样性，又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和代际特征(Gibson,Yiannakis,2002)，各群体之间的旅游决策行为存在“代沟”(Gardiner,et al.,2013)。
养老旅游反映了老年人对传统居家养老方式的拒绝(Oliver,2008)，他们退休后通过扮演意象中的理想人生角色，既能与早年形成的兴趣和行为方式保持连续性(Atchley,1989)，又能完成从工作到退休阶段的巨大转型(Oliver,2008)与过渡缓冲(White,White,2004)，还能实现自我发展方式的创新(Nimrod,Kleiber,2007)。因此，多数国家的人口迁移率(包括季节性迁移)在退休时段会呈现峰值(Lee,1966; Rogers,1988)。养老旅游本质是老年人利用多个地区的时间、空间、环境、服务等资源来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国外学者已经构建起养老旅游动机的理论模型(De Jong,et al.,1995; Walters,2002)。
2.2 养老旅游动机类型
养老旅游是重要的人生决策，其决策动机构成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且具有波动性和偶发性(Lohmann,Danielsson,2001)，可以根据吸引物特征将其细分为4类。
(1)宜居环境包括气候条件、自然环境、文化氛围、生活方式等因素，是引致养老旅游的首要动机(Casado-Díaz,et al.,2004)。养老旅游能够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健康状况(Warnes,Williams,2006)。McHugh等(1991)发现美国来自寒冷北方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养老旅游，欧洲养老旅游者主要被地中海沿岸的优美风光吸引。“大多数老年人认为，北京市城区的自然环境、交通以及居住环境等都不适合养老生活”(姜向群，等，2012)，而海南的热带性气候是吸引老年人的最主要因素(李芬，2012)。
(2)社会关系包括社交网络、社区联系和亲朋关系等因素。目的地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吸引和留住老年人的重要因素(Oldakowski,Roseman,1986)，而与客源地的社会关系则能抑制养老旅游动机(Stoller,Longino,2001)。日本养老旅游者首选亚洲国家，同时倾向于前往已有成熟日本人社区的地区(Ono,2008)。西班牙的瑞典老年人聚居区甚至形成了类似瑞典本土的文化氛围(Gustafson,2002)。社区联系能显著提升老年人在目的地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老年人际交往则有效弥补了远离亲朋造成的情感空白(Oliver,2008)，志愿服务甚至成为部分日本养老旅游者的重要生活内容(Ono,2008)。
(3)老年服务指针对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健、文化、照护等服务，对于老年弱势群体至关重要。日本的老年服务昂贵且稀缺，老年人迁往国外获取廉价照护服务是缓解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Ono,2008)。老年服务质量的省际差距，制约着北京老年人外出养老(姜向群，2006)。老年人如果无法依赖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就只能转向市场或政府获取老年服务(Speare,et al.,1991)。老年服务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寻找性伴侣是西方老年人赴泰国养老旅游的重要动机(Howard,2008)。
(4)经济动机包括消费水平、生活成本、税率水平、投资收益等因素。富裕老年人倾向于离开高税率地区而迁往“避税天堂”以节约支出(Conway,Houtenville,2003)。发达国家老年人到发展中国家养老，既有效降低了生活成本，又提高了生活质量(Oliver,2008; Ono,2008; Sunil,et al.,2007)。老年人在养老旅游目的地购买不动产是重要的投资手段，能够在享受宜居环境的同时促进资产增值和福利最大化(Casado-Díaz,et al.,2004)。
2.3 养老旅游制约因素
老年人拥有强烈的养老旅游动机，但由于众多因素制约却仅有少数人能够最终成行。McGuire(1984)划分了5类限制老年人休闲的因素，分别是：缺乏外部资源、缺乏时间、缺乏自主决策条件、缺乏相关能力和伴侣、缺乏健康和安全感。这些因素也可用来分析养老旅游，其中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是制约养老旅游的主要因素(Zimmer,et al.,1995; Strain,et al.,2002; Gibson,2002)，而女性受健康恶化影响的程度与男性相比较弱(Freysinger,Stanley,1995)。制度环境也会构成限制因素，欧洲跨国养老旅游与美国国内养老旅游相比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Warnes,Williams,2006)，我国户籍管理体制是限制养老旅游的重要障碍，而目的地稳定的法制和社会环境是养老旅游的前提。
老年人并不只是被动地受到制约因素的限制，也会主动地创造条件来实现养老旅游目标(Nimrod,2008)，应以动态和反馈的视角看待养老旅游制约机制。Freund等(1998)提出了老年人克服养老旅游障碍的“选择、优化、补偿”模型：老年人首先对于多重目标有所选择，通过充分优化和分配现有资源以便实现偏好目标，对于实现目标过程中缺少的条件和存在的障碍，可以通过寻找替代品和外部帮助来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3 养老旅游的特性研究
3.1 养老旅游的时空特征
多数发展中国家将60岁以上的人口定为老年人口，而英美等发达国家则将该标准提高到65岁。养老旅游行为由生命历程决定而不是年龄(Nimrod,2008)，各国普遍存在提前退休现象，实际退休年龄较为分散，部分老年人退休前就开始养老旅游(Casado-Díaz,et al.,2004)。由于我国依据身份、性别、工龄、工种而实行不同的退休政策，大部分农村居民不受退休政策约束以及相当多的养老旅游者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若沿用传统老年人口标准会遗漏最为活跃的研究对象。因此，养老旅游研究将老年人口界定标准提前到55岁(Smith,House,2006)或50岁(Casado-Díaz,2006；李芬，2012)，也有学者认为，称作“晚年旅游”或“退休旅游”更为恰当(Warnes,Williams,2006)。
大多数观光旅游的连续停留时间低于一个月，而长期移民的居住时间普遍在一年以上。因此，学者们一般将连续停留一个月至一年作为界定养老旅游的时间标准(Hogan,Steinnes,1998; Smith,House,2006；李芬，2012)。养老旅游发生在每年的特定季节，老年人像“候鸟”一样随季节更替而旅行。例如，我国养老旅游者在海南的停留时间集中在10月至来年4月(周刚，2009)。养老旅游者与在城郊养老并巡回居住的老年人不同，他们为获得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的显著改变，需要进行长距离旅行。因此，美国学者主要研究跨州养老旅游(Hogan,Steinnes,1998; Smith,House,2006)，而欧洲和日本学者则重点研究跨国养老旅游(Casado-Díaz,et al.,2004; Ono,2008)。
3.2 养老旅游者行为特征
养老旅游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停留时间和移动距离上(Warnes,2009)，还体现在养老旅游者行为规律上(Gustafson,2002)。Haug等(2007)构建的“连续性模型”认为，养老旅游处于观光旅游到长期性迁移的连续性过渡状态的中点，与两者有密切联系且能相互转化(Warnes,Williams,2006)。大部分老年人通过观光旅游构建起养老旅游的搜寻空间，进而确定目的地，而少数老年人在养老旅游后会留下成为长期移民(Ono,2008)。
养老旅游与观光旅游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Gustafson,2002)：(1)养老旅游者在目的地居住时间更长，能够发现观光旅游者难以觉察的地方特质和文化内涵；(2)养老旅游者拥有固定住所，而不是生活在酒店或者短租住房内。他们频繁光顾更具原真性的居民活动场所，而与刻意营造的旅游景点保持距离；(3)养老旅游者会顺应日常生活规律，接纳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而回避非原真性的旅游习惯和作息安排；(4)观光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表现出自我保护意识并避免融入其中，而养老旅游者则表现出对目的地环境的认同和适应。因此，养老旅游者普遍持有“反旅游”倾向，他们希望与观光旅游者割裂和区分，以体现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
养老旅游与长期性迁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Gustafson,2002)：(1)长期性迁移是单方向的不频繁流动，而养老旅游则是动态和持续的过程，包括不间断的人员流动、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2)长期移民以弱势群体或劳动力为主，为了摆脱困境而迁移到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负面形象。养老旅游者大多来自发达地区，拥有丰富的经济社会资源，在客源地和目的地都处于优势阶层，他们与传统老年人脆弱和依赖的形象不同，而具有积极、健康、充实的形象(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2004)；(3)长期性迁移一般基于教育、就业等生产性目的，要求移民与目的地社会紧密整合。养老旅游者则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他们的年龄较高、语言技能有限、社会关系集中在客源地、难以完全获得目的地社会福利(Warnes,2009)，限制了与社会的整合程度(Gustafson,2008; Huber,O'reilly,2004)。养老旅游目的地一般比客源地落后，导致养老旅游者为保持身份地位优势而不愿完全整合(Gustafson,2002)。因此，多数养老旅游者既不愿意与目的地割离，又不愿意完全整合，而是希望保持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群体内部“浪漫凝视”形成共同的规范准则(Holloway,et al.,2011)。
养老旅游者保持着季节性、多居所、巡回式的生活方式(Ono,2008)，这提供了一种既依托于客源地、又归属于目的地的互补生活体验(Oliver,2008)。他们存在“反旅游”倾向，又不愿与目的地完全整合，具有旅游者身份，又过着普通居民生活，生活在旅游者和本地居民构成的边缘性空间内，缺乏明晰的存在感和统一的身份认同，处在矛盾状态中(Gustafson,2002)。养老旅游者内部也差异显著，其组成结构、迁移动机、环境需求、生活方式、居住形态、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多样性在增加(Casado-Díaz,2004)。例如，Warnes等(2006)将养老旅游分为乡村型和海滨型两种：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养老旅游者分散在农庄里，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整合程度较高；而西班牙海滨的养老旅游者聚居在新开发的小区里，与当地社会整合程度较低。这种分类也可用来解释国内的巴马和三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养老旅游目的地。
4 养老旅游效应研究
4.1 个体福利效应
养老旅游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研究基于两种假设：第一种认为，积极和健康的老年人倾向于养老旅游；第二种则认为，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才倾向于迁往气候环境更好的地区。实证检验结果倾向于支持第一种假设。La Parra等(2008)发现，养老旅游者的健康状况好于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普通老年人。如果养老旅游行为是基于主动和理性的动机，那么必将能够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Warnes,2009; Haug,et al.,2007)，例如，在墨西哥的美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达87.1％(Sunil,et al.,200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目的地研究养老旅游的方法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为不满意的老年人已提前结束行程(Warnes,2009)。
仅以健康来评价老年人福利的倾向近期有所改变，Baltes等(1996)提出“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理论，认为传统评价标准因为老年人群体的异质性而存在诸多限制，如果采用“过程导向”的方法来研究老龄化，更为强调老年人行为和策略的功能性特征，强调老年人在得失之间的权衡与互补，就能避免施加普遍价值观和标准导致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理论(WHO,2002)，对老年人不再从“需求视角”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而是从“权利视角”强调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相对独立、社会参与、人格尊严、社会关爱和自我实现等权利，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开展老龄工作的理论基础。养老旅游对老年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健康层面，而是对其生活习惯、价值观、社会网络等都有全局性影响(Gustafson,2002)，应从“过程”和“权利”视角来研究养老旅游对于老年人个体福利的影响效应。
4.2 目的地经济效应
养老旅游在给目的地带来利益的同时又不会挤占就业机会，因此与难民、劳动力等迁移相比阻力更小(Warnes,Williams,2006)，吸引老年人成为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Stallmann,Siegel,1995)。养老旅游消费能够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Longino,Crown,1990)，最终促进养老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增长。美国老年人在1985～1990年间从客源地转移到目的地的消费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其中新英格兰地区是最大的输出地，而西南部气候较好的各州是最大的输入地(Crown,Longino,1991)。养老旅游还能改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目的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消费结构、服务业态和老年服务品质提升(Bennett,1993)，推动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革新。但是，政府应发挥再分配和社会安全网功能，以补偿未直接从养老旅游中获得经济利益的本地居民(Warnes,Williams,2006)。
观光旅游目的地的淡旺季波动明显，旅游接待设施有大量时间处于闲置状态。养老旅游者居住时间较长，并且一般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吸引他们迁入并形成巡回式的生活方式，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需求群体，熨平旅游目的地的需求波动(Warnes,2009)，甚至能够摆脱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规律而实现可持续发展(Rodriguez,2001)。养老旅游还能够通过引致探亲访友游、吸引服务人员迁入等方式促进目的地的旅游业发展(Warnes,Williams,2006)。
4.3 目的地社会效应
养老旅游的社会效应显得多元且存在争议。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老年人迁入会增加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负担。实证研究发现，这种观点并无依据，养老旅游者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其养老和医疗服务受全国社保网络覆盖，在有公共服务时也更愿意选择私人服务。另外，老年人所缴纳的税收足以弥补公共服务支出(Casado-Díaz,2006)。
老年人的需求结构与中青年相比有较大差异，他们更多地需要老年服务和养老设施，较少需要生产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因此会反对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进而损害目的地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美国凤凰城的老年人就为争取免除学区税而与周边居民爆发严重冲突(McHugh,et al.,2002)。Berkman等(2004)认为，上述负面效应由老年人的自利性行为导致，根源在于养老旅游者的社区忠诚度和情感联系不足。通过培养老年人的社区认同感，鼓励将养老旅游目的地看作“长期居所”，能够缓解甚至避免负面效应。相反，如果老年人的社会整合度不足，就可能在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上形成孤立群体，进而影响良性社会效应和自身福利。
养老旅游者不是社会资源的消极占用者，他们能为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老年人具有从事社区公益活动的强烈愿望，他们又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来自发达地区的先进理念，通过有效的组织和引导，让老年人充分参与到志愿活动和地方事务决策中去，能够有效促进社会进步(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2004)。例如，三亚通过成立“老教授协会”成功调动老年智力资源为地方发展服务。养老旅游者还能成为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的桥梁，有利于加强两地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交流(Casado-Díaz,et al.,2004)。
5 我国养老旅游现状及研究展望
5.1 我国养老旅游发展现状
201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预计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老龄化将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我国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影响而倾向于本地养老，少量迁移行为也是基于拆迁、投亲靠友等被动性因素，以养老旅游的方式主动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为很少。据调查，我国城镇老年人休闲时间充裕但休闲质量整体偏低(中国旅游研究院，2012)。大城市老年人普遍认为，市区环境不适合养老生活(姜向群，等，2012)，北京老年人愿意异地养老的比重高达21.3％(陈谊，黄慧，2006)。
近年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50后和60后老年人陆续退休并占据老年人主体，他们具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先进的思想观念，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强烈，养老旅游开始成为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完善生命历程的新方式。2010年在广西巴马养生的“候鸟人”达到15万①，2013年在三亚过冬的“候鸟式”老年人达到40万②。他们大多来自冬季严寒的北方，在10月左右像“候鸟”一样迁往南方，到了来年4月又迁回北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巡回式特征。
养老旅游在改善老年人福利的同时，也对三亚、巴马等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如果2030年我国养老旅游出游率达到5％，养老旅游人数将超过1800万，以每人每年消费6000元计，市场规模将突破1080亿。我国还能开发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养老旅游市场，市场增长前景将更为广阔。三亚、巴马等地区是我国首批发展起来的养老旅游目的地，随着接待能力逐渐达到饱和，老年人将扩散到南方新兴养老旅游目的地，最终形成全国性养老旅游目的地体系。
5.2 我国养老旅游研究现状
我国养老旅游研究近10年来才陆续出现，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人口学者研究了“异地养老”的意愿动机、人口学特征和制约因素(姜向群，等，2012；李芬，2012；穆光宗，2010)，人文地理学者研究了“老年季节性迁移”的空间规律、行为动机及理论模型(柴彦威，等，2006)，旅游学者则研究了养老旅游目的地类型，以及养老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及意义(李松柏，2012)。以下将从动机、特性、效应三方面对我国研究现状进行简要述评。
(1)养老旅游动机。着重研究了客源地老年人的“异地养老”意愿(姜向群，等，2012)，而不是目的地养老旅游者动机。客源地老年人中大部分因制约因素并未成行，因此难以细分养老旅游动机并探索时空规律。对养老旅游动机的细分研究以宜居环境为主(李芬，2012；周刚，2009；李松柏，2012)，研究社会关系、老年服务、经济因素等动机的成果较少，也缺乏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
(2)养老旅游特性。主要研究了养老旅游的时空流向特征(李芬，2012；周刚，2009)，对于养老旅游者季节性、多居所、巡回式的独特生活方式，多地区的时间、空间、气候、服务等资源综合利用策略，以及介于观光旅游者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消费偏好、身份认同、社会整合等行为规律的研究成果较少。
(3)养老旅游效应。在个体福利效应方面，集中于养老旅游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的探讨(陈谊，黄慧，2006；苗瑞凤，2012)，缺乏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以及基于“过程”和“权利”视角的综合福利状况分析；在经济效应方面，探讨了对目的地旅游业(李松柏，2012)、老年服务产业(穆光宗，2010)发展的影响，对于经济效应和乘数传导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态和品质提升、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较少；在社会效应方面，缺乏对于养老旅游的公共服务挤出、社会整合、自利性行为、社区发展、区域联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5.3 我国养老旅游研究建议
我国养老旅游研究成果总量较少，在很多重要研究领域还有欠缺，理论进展落后于产业实践。因此，在养老旅游快速增长时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养老旅游研究范式，逐步完善养老旅游理论和实证研究体系，加强以下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1)户籍制度是我国养老旅游的重要障碍，退休老年人实行属地社区管理，使得老年人在目的地难以享受到各种优待和福利，降低了生活满意度和安全感。全国医疗和社会保险尚未统筹，既给老年人生活增添了负担，又可能对目的地公共服务产生挤出效应。最近海南省与9个省市区实现异地医保报销，在破解养老旅游的制度性障碍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从国际层面来看，我国针对外国老年人没有特殊的签证安排和营销计划，入境养老旅游发展滞后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
(2)我国处于快速的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养老旅游能够推动目的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缓解客源地的人口扩张和城市拥堵压力，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改善老年人福利状况。但是，地方政府主要关注养老旅游的经济效应，对于其他效应缺乏统筹规划和公共服务配套，从而制约了养老旅游良性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3)我国养老旅游目的地体系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是建设过程中强调量的扩张而忽视质的提升，项目的可进人性和安全性达不到要求，老年人对异地养老心存顾虑。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发展相对滞后，很多社区只有餐饮住宿功能，忽视了老年人医疗、照护、社交、文化等多元化需求，忽视了养老旅游者与本地居民的融合，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异地生活体验。
注释：
①韦鹏雁．巴马：“长寿之乡”引来“洋候鸟”[N].广西日报，2011年5月3日第3版。
②海南特区报．“候鸟”老人已习惯到三亚过冬[N].海南特区报，2013年11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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