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置具体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怀特海科学批判的相似性
叶冬娜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置“范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且区分“思想具体”和“实在主体”，为他的“历史科学”划定标准。怀特海批判近代科学“简单定位”的构想也犯有将“思维抽象”错置为“现实具体”的谬误，忽略了抽象的程度涉及的实际存在物，他区分“抽象的对象”与“具体的事件”，为我们展现一个复杂的自然系统。怀特海的批判揭示了自然科学对象的抽象本质及其与现实具体的关系，而马克思的批判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科学对象的抽象本质及其与作为“实在主体”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正确理解这一关系，对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怀特海；错置具体性
马克思和怀特海最重要的相似处是他们都是兼具科学家身份的伟大哲学家，尽管一位是从哲学进入科学研究，而另一位则是从科学进入哲学研究，但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和怀特海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强调从经验现实的分析入手对哲学/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其次，采用这种方法需要拒绝不加批判的普遍性的可能性，拒绝哲学/科学研究的历史或时代的特殊性；最后，作为前两种表达方式，即是批判这些观点犯了“错置具体性的谬误”，这种谬误或者是用抽象毫不批判地限定具体，或者是将具体的限定普遍化或超历史化，以至于割裂了存在——生成或者用马克思的术语说，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的过程。［1］（P13）那么，两位兼具科学家身份的伟大哲学家的这种科学观念上的相似之处，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对正在努力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国人来说，又有何启示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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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马克思与怀特海在科学观上的这一相似，通过比较马克思是如何运用科学抽象法批判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错置“范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以政治经济学为具体内容，在一个科学的平台上实现对历史过程的把握，以及怀特海是如何运用广延抽象法分析空间和时间怎样能够扎根于经验之中，揭露近代科学“简单定位”的构想，犯有将抽象错置为具体的谬误，展示他们各自科学观中的深刻洞见，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启示。这一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叙述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仅是思维对实在主体的理论掌握方式，并不是实在主体本身的自我展开方式。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关于运用数学与经验规律相互作用的逻辑，批判近代科学“简单定位”的构想同样犯有将抽象错置为具体的谬误，哲学的功能即在于时常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审查这种抽象的方式。由此，展现出的二者对有限的确定性的承诺，我们因而无法构想世界的绝对偶然论。这一探讨是以科学与近代世界为背景，通过二者对错置具体性谬误的批判以及对科学对象的限定，向我们表明，由于科学仅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种抽象的重构，它体现的也仅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侧面。这意味着，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建构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决定论性质的，而是有着非决定论性质的一面，或者可以说，人的对象性活动及其建构的世界，并不全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也是可以凭借科学掌握的决定论性质的规律来改变世界，并以此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一、古典经济学与近代科学的基本特性
鉴于人们常常将社会科学混同于人文科学，而或许对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强调的“科学”有所怀疑，觉得这种所谓的“科学”恐怕和自然科学主张的东西有根本不同，我们首先须说明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科学”与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的类同性。事实上，在科学理论的研究中，物理学和经济学一直都有着彼此影响和彼此融合的趋势。17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就致力于将力学中的运动规律植入人类学以及国家理论中。18世纪初的重农主义创建的绝对国家经济体系模型就是效仿当时的机械设备的构造。古典经济学的首创者斯密建构的劳动价值学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牛顿力学相类似。而马克思对《资本论》的研究正是奠定在批判和改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他对科学的理解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密切相关。［2］（P4-8）也就是说，可以将古典经济学视为近代自然科学向社会生活领域的推广。有学者通过对比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物理学的牛顿力学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分析与其对应的数学理论模型与实证性案例，得出结论：“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与牛顿力学在理论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假设、基本理论形式、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理论结论等方面不仅是相同的，而且在实际上前者是后者的构成之一。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作为牛顿力学的构成，是一个逻辑合理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体系。”［3］虽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然而就其对研究对象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之精确表述来说，无疑和古典经济学家有着相似之处。马克思甚至在估量科学的意义时也给出了同伽利略、笛卡尔相似的评语：“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4］(P7)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一门学科唯有纯粹运用数学的抽象语言表述出来，才能够称得上是成熟的科学。
倘若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和经典物理学类似，我们便能根据经典物理学的分析来阐明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性。近代科学世界有哪些基本特性呢？这可以通过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中得到阐明。他指出，近代科学的起源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是数学的兴起，第二是对于无微不至的自然秩序的本能信念，第三是中世纪后期思想中过火的理性主义。”［5］(P38)怀特海进一步指出，古希腊人运用思辨理性从而发掘了数学与逻辑的抽象方法：柏拉图学园运用数学研究抽象出雅典生活的具体事实的几何以及数字特征；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种类的动物进行分类，对各种政治制度加以抽象分析，从内容丰富的经验中抽象出不同的逻辑特征，进而设想出种与属的范畴。［6］(P78-83)经院哲学的逻辑以及在经院哲学支撑之下的中世纪神学，也将这种数学化的抽象思维习惯深植在欧洲人的内心，因此便有益于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此抽象思维习惯之人，致力于寻找精确的证明，而且在找到之后，能够坚持而不易改变。中世纪神学经过长期的思辨论证，将抽象以更为精深的方式延伸到近代，因而，它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
近代科学，从伽利略那里便开始对感性自然界的彻底抽象，自然界这部大书就是用数学的抽象语言编织而成，而且将其严苛地区分为第一性的质与第二性的质，这绝非一个比喻，而是公布了一条法则，那即是任何可以用数学这样一种理性的典型方式来处置的物质世界，才可称得上是真正客观而实在的，此为第一性的质。换句话说，就是任何不能通过数学的抽象方式来处置的，只能纳入第二性质。于是，“时间的变化过程就成为严密研究的唯一对象，终极因果性也就没有任何地位了。真实世界就是处于数学连续性的一系列原子运动”［7］(P63)。但由此导致“笛卡尔那著名的二元论：一方面是由一部在空间延展的巨大机器构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由没有广延的思想灵魂构成的世界”［7］(P68)。也就是说，近代科学对一切事物只是从其量上的大小进行考察，而忽略了其质的差别。而此种同质量化的彻底抽象也使牛顿力学具有了一定的精确性，并使之成为所有学科的参考典型。虽然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未达到好似牛顿力学的数学化之抽象描述程度，但这也仅仅说明了程度的问题，其实质是对精确性的寻求。因此，近代科学之特点，即为古典经济学与《资本论》之特点。
二、对抽象的精确科学的限定
但是，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以来，人们把自然世界视作纯粹的“现象”而无关乎本体，科学就被降级为关于自然世界细节的探究，并且与形而上学无关，如此也就不存在形而上学的自然宇宙论。这种现象与本体、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相互脱节起因于“康德在科学与思辨理性之间用力插入一个楔子”，后来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立场颠倒了康德的论证”，而“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远离了自然科学”，但两种方向都违背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初衷。［11］(P158)思辨理性经由抽象科学与形而上学取得了超越性。科学从特殊的事实中抽象出普遍的观念，在形式上能够适用于全部同类事实，所以，不受制于实际条件，有着超越现实的功能。形而上学借助于近似抽象科学的假定、检验和修改的方法，将各类抽象概念融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理想体系，则更加具有超越性。
怀特海毕生热衷于数学式的抽象思维。在《论物质世界的数学概念》一文中，怀特海就致力于构造一种定性的数学模型来解释物质世界的本性。文中凭借一个关系集合，与构成这些关系的“场”的实体概念来构思物质世界，可以说，这是把逻辑—数学这样的概念运用到自然本体的一种尝试。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设法探究物质世界的每个“实有”彼此之间的关系，进而能够将这些关系以数学方式表达出来。怀特海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传授数学，而是为了使人们知道科学到底为何物，为何当人们将科学运用于自然现象之时，它必将会构成精确思想的基础。现代哲学将科学解释成分析的，强调科学源于经验中的独特并且清晰的元素。事实上，此类元素也仅为抽象的结果，且来自现实具体的经验。怀特海指出，相对于现实具体的经验来说，所谓的科学也就是一些抽象的观念。在他看来，以抽象来解释科学并不存在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数学的抽象理论就是一门最典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与货币流通理论是另一门关于抽象形式的科学。音乐的抽象学说同样如此。倘若抽象是全部学科所共有的属性或普遍本质，可以说，科学即为抽象，也就是说，它是一门将具体事物的特定方面抽取出来加以专门研究。
这对马克思而言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其实践哲学的内在要求。也正是缘于此，马克思方能建立起不同于以往既有的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马克思便无法避免地要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于实践哲学这一根基之上，却不能够仅仅轻易地把早年的哲学理论放置一旁，心无挂碍地继续政治经济学的探究，却是需要以其基础的哲学概念为起点，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观念建立起来。唯有如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方能应用于改造世界，并非仅仅再添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
在怀特海那里，这个关节点则存在于“事件与对象”中独创的广延抽象法。怀特海是从“体”这一经验科学最终极的事实、最基础的单位出发，抽象出没有广延的空间点与瞬间。怀特海认为,经典物理学的基础工具是欧氏几何，但欧氏几何的出发点是把没有长、宽、高，即把没有体积、线条，仅有位置的“点”作为无须证明的前提，进而再说明线、面、体。线是点的集合，有长度而没有宽度、高度；面是线的集合，有长、宽却没有高；体是面的集合，同时有长、宽、高，继而以点、线、面与体作为基础概念建立起整体几何学体系。然而，从逻辑上来说，无是不可能生有的，无长度的点是不能够集合为有长度的线；无宽度的线是不能够集合为有宽度的面；无高度的面是不能集成为有高度的体。从经验事实而言，我们又无法找到这些点、线、面的原型。然而，从具体的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谈，我们却可以轻易地设想，无论用何种工具来分割何种物体，分割至最后，仍旧还会有个长、宽、高的“体”存在。所以，对经验科学来说，体却是终极的事实，基础的单位。将体的高度维朝向无限小的方向扩延，就有了面；将体的高度维与宽度维朝向无限小的方向扩延，就有了线，将体的高度、宽度与长度三维都朝向无限小的方向扩延，就有了点。总而言之，怀特海主张，运用广延抽象法由最具体的体来解释面、线、点，也就是用具体来解释抽象，这才是正确的方向；相反，由点来解释线、面、体，便会犯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当我们将此方法与他的本体论思想相联系，那么，怀特海阐发的事件观点，就其空间的侧面来谈，便是体。也即是，他把这种观念翻转过来，从相对论的四维延续“事件”及关系，抽象出没有广延的空间点与瞬间。
可以说，马克思与怀特海对这一“科学对象”与“现实具体”的区分，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二元论。然而，这在马克思那里仅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二元论，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论。这表明，马克思主张的是“思想具体”和“实在主体”二者的区别。而在怀特海那里，就是对“经验之流中的事件”和“作为抽象的思想观念的对象”二者的区别，这意味着，怀特海强调的是，虽然二者都是自然界的构成元素，但从本体论上来说，各是不一样性质的存有，从认识论上来说，二者又各属于相异的觉察领域。“事件”是处在时空之中的现行的、具体的、延展的真实存在，它可以被“体会”，却不可以被“认知”。“对象”则是不处于时空之中的恒常的、抽象的、不具延展性的客观存在，它仅可以被“认知”，却不可以被“体会”。“事件”和“对象”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有些时候是由认识作用决定的，只要“事件”变为认知的对象，就不能称其为事件，即它失去了现时性和具体性。因而，怀特海强调的“对象”不但有具体经验到的事物性质，还包括抽象的思想观念。就像他认为的在感觉认知的活动之中，经验和理性、知觉和思想密不可分，他的“对象”便是知觉和思想的综合体。
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阐发“错置具体性”概念与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有惊人的相似，即它忽略抽象的程度涉及的实际存在物，只是思想的某一维度，或者，如他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更为简洁的说法：“它只不过是将抽象错置为具体的偶然误差。”［1］（P9-11）将抽象具体化，怀特海称它发生在牛顿的“简单定位”的构想之中，可以说，17世纪自然观念体系的基础也就是奠定在“简单定位”的构想中。“简单定位”的构想即是说，组成自然的物质、材料等在同一时段只可以占有同一空间，而与其他空间各自独立，所以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样毫无其他参考的关系。因而“简单定位”构想的物质自然是一个孤立的、静止的、无生命的自然，仅有很多个不相连接的物质个体分布其中，漫无目的地做着机械运动。怀特海对简单定位这一理论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我们如果要对自然界事物的具体性质做出更彻底的表达，在自然观念体系中首先应当批判的是简单定位的概念。”［5］（P67）理论本身是高度抽象的产物，它将事物限制于一定的时空之中，进而赋予它孤立性、单一性，这也只是科学抽象作用后的结果。同样的事物原本应该是非常具体的事实，然而经由高度抽象的逻辑建构后，便成了“简单定位”的物质。
“简单定位”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把时间“空间化”了，需要指出的是，怀特海认为这一理论本身并不是由于理智对自然的一种歪曲，虽然“简单定位”构想的物质自然的确是一种科学抽象后的逻辑建构，但谬误并不是来自于“简单定位”理论自身，恰恰是由于误把科学高度抽象的产物当成极为具体的事实，这种谬误也就是“错置具体性”。换句话说，只能认为，这些物质、材料的瞬时位形的简单位置是对具体事实的高度抽象。缘何会产生这种抽象呢？由于近代科学对自然的这种高度抽象依靠的是度量和数学，数学是人类理智能够达致的最完满的抽象境界，可是任何思维皆为抽象的，人类理智固执而片面地运用抽象思维才是理智自身固有的缺陷。事实上，在我们立即经验觉察到的自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有着简单定位这种特性。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怀特海辩证地对待抽象思维以及抽象概念。他指出，将注意力限定在抽象概念上是有益处的，那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于关系与界限均非常清晰且明确的事物之上，倘若抽象思维运用得当，就能够获得关于自然界的至关重要的经验与真理，然而缺陷就在于它易陷入“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之中，而将其他的东西完全省略掉。
因此，理论相较于现实来说通常是抽象的。对现实的抽象表明我们有所选择，然而，这也意味着为了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方面的研究而常常不得已忽略掉其他方面。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忽略，就可以回到现实的起点；否则，必然会忽略掉其他值得关注的方面。科学通过范畴来思索现实，因而抽象便不可避免。假如把这些抽象观念当成具体现实的根据，我们就陷入了“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之中，也就是说，赋予抽象以它们本身不具备的功能，把他们当作现实的存在。所以，怀特海指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成功在于它能否相对避免这种谬误。”［10］（P8）又出于对科学的认识，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作“思辨的”，存有假定、检验和修改的含义。怀特海的思辨哲学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自然宇宙论，这种形而上学的自然宇宙论将作为类观念的哲学和作为种观念的科学联系了起来。他强调，哲学即为尝试用一种有限的语言来解释自然的无限，并且它在对抽象观念的批判上发挥双重功效：其一是让抽象的观念取得正确的位置，从而获得相互的和谐，其二是比对自然界里更加具体的直觉观察，从而实现它们；所以推动完成更加完整的思想体系之建构。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之特点，即为机械因果关系之普泛化，主张一切关于世界的解释仅可以凭靠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然而，这又是以设想世界即理性的存在为基础的。如此说来，这又何以能够与我们一般见到的川流不息的历史运动相容，更别提历史过程即为人的意识活动创造？人们需要凭借超时空或超动静的抽象的理性结构来描述这川流不息的历史过程。近代数学关于运动的把握，则有着代表性。但是若要将运动描述成由静止状态组成的，或者说，把长度描述为由无广延的点组成，又或者说时间由无持续性的瞬间组成的，这些设想都同样让人难以置信。这个问题说明了数学化的精确科学对动变的感性世界的把握也仅限为一种基于抽象的理性结构，但是，这与人们依靠感官知觉到的这个动变的感性世界并不一致。精确科学的这种抽象性和有限性，表明了它得出的决定论法则，也仅限于这一抽象的领域，并不可以将其非法扩张。
三、科学对象与现实具体之间的区分
马克思区分“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和“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概而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这两种把握方式，由此为他的“历史科学”划定标准：仅有“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变革，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而“意识形态”领域就只能归属于非“科学”对象的领域。诚然，这一划界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之后就不再注重非“科学”之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将其对“历史科学”的研究限制于“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说明的变革”的经济生活领域，而“人们意识到这一冲突并努力将其克服”的意识形态领域只能用其他方式加以把握。换句话说：“科学只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一种抽象重构，它所反映的亦只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方面，因而，这种决定论性也就只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12］(P19)人的对象性活动的整全性把握，则不在科学的能力范围之内，仅能凭靠超越于科学的把握方式，例如，马克思说过的关于政治、宗教、艺术、实践精神或哲学等把握方式。与之相区别的是，唯有在经济生活领域，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说明这个变化，同样地，这才可以完成马克思从初期就致力于探求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科学”。事实上，也即是对研究领域的限制，使得“历史的科学”成为可能。只有通过对科学对象的限制，才能建构起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的真正的“历史科学”。
概而言之，要通过科学方式精确把握社会生活，也就是要将此领域加以抽象，并将其视为科学的对象，这也就是马克思将经济生活领域区别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所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科学把握方式却又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3］(P8)无论如何，二者均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抽象的重构，并不是对实在世界的一种直观的反映。既然不像经验主义阐述的那般，是综合整理所有经验材料而来的关于实在世界的直接表达，也绝不像黑格尔阐释的那般，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目标，只有现代科学可以有效地改变世界，更重要的是，只有以经济生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能与现代科学的标准相契合，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毅然地从最初的历史哲学投入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的研究。
牛皮糖在屋里扯谈，两只耳朵却放在门外。老远他就听到了动静，尽管他早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吃了一惊，连忙起身。还没走出屋子，就听轰隆一声，出来看时，那台推土机像一头牯牛，跌在牛皮糖埋下的陷阱里挣扎。驾驶员在那里骂骂咧咧。几只车灯死鱼眼睛般，瞪着夜色里的新砖墙。
与之相似的是，怀特海通过驳斥以牛顿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深入探究空间与时间如何能够扎根于经验之中，并且十分详细地区分“抽象的对象”与“具体的事件”，进而为他的自然观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种自然观也是他重新建构理论物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怀特海看来，事件就是终极的具体事实。首先，他将非瞬间的事件当成感知到的基本自然元素；其次，这些事件彼此之间具备内在的关系结构，证明空间与时间是由基本过程引导的，事件则经由过程展现为内在关联的，并非是一种不相联系的矩阵关系。经典科学—哲学界盛行的观点则强调，自然是设置在空间与时间之中的独立物体的一种瞬间集合。怀特海的观点和经典科学—哲学界盛行的观点背道而驰。怀特海认为，这种盛行的观点不但没有阐明关于存在的持续性的知觉，而且不能说明一个基本的科学事实，也就是经由变化，过去与将来必定会输入于当前的事件之流中，经典科学—哲学界的观点所犯的谬误就在于，它把当前的事件视为没有持续性的瞬间。在这个阶段，怀特海已清晰地形成关于“对象”与“事件”的观点，他起初是以空间与时间来区别“事件”和“对象”，也就是说，“对象”与“对象”间的关系是空间延展性，而“事件”与“事件”间的关系是时间延展性。尔后他就用“抽象”和“具体”、用迥然不同的认识作用来区隔二者。“对象”涉及抽象的思想观念，往往是同样的、可识别的；而“事件”却是具体的时空关系者，常常处于经验之流中变化不断，是能够体会的。并且，对象和事件彼此间的关系不但是超越的并且是内在的关系。由于对象总是抽象的，它就无法脱离事件而独立自存，必然要内在于事件之中，所以，对象内在于事件之中；又由于一个对象并不只是内在于某一确定的事件之中，它能够同时并存于多个事件之中，然而却不算是绝对的无处不在，因而它也超越了事件。怀特海将这种内在且超越的关系称作“摄入”①。
张英写道：“我愿汝曹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责之者，遇之不以礼者，则平心和气，思所处之时势，彼之施于我者，应该如此，原非过当；即我所行十分全是，无一毫非理，彼尚在可恕，况我岂能全是乎？”
四、科学对象与现实具体关联起来的环节：“商品”与“体”
那么，何以能够把科学对象和现实具体相互关联起来呢？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枢纽就展现在《资本论》“商品与货币”篇中建构的辩证法。在这里，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任务即论证何以可能从现实具体的流变世界过渡到科学抽象的决定论世界，也就是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合理之处。换言之，马克思需要实现从流变的现实世界架构起通过自然科学精确性描述的确定的科学世界。具体地说，马克思正是以“商品”这个最为直观的现实为出发点，建立起科学的对象。他认为，商品即为人类劳动的产品，而商品生产与其他生产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生产使用价值，还生产价值；且价值的生产是包含在抽象的人类劳动当中，因此，价值概念便和人类劳动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我们能以抽象的人类劳动而建立起价值这一概念，且抽象的人类劳动又存在于能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当中，这就把价值这一概念建立在人类的现实活动或实践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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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得以成功的原因即在于，把对象限定在一个经由抽象建立起来的领域，因而能把这个领域和具体的实在领域作一区分。此种区分不单象征着科学的前提，也意味着科学对自身的限定，也就是说：“科学将自身的对象限制在一个能够用量化的语言加以描述的领域内。这一区分还意味着科学的对象并非直接的实在自身，而是思想从实在领域或‘实在主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领域，是思想的抽象建构。”［8］（P87）
然而，倘若我们将高度抽象出来的事物当成具体实在的事物，就难免陷入谬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黑格尔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犯了这种错误。马克思不仅通过批判黑格尔将思维主体与实在主体相混淆的观点，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并且还批判了蒲鲁东、李嘉图等错将产生于社会关系的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的既定形式当成某种抽象的、普遍的与超历史的存在。“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采用“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正是由于他们错置了“范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但将“经济范畴”（思维的规定）当作“经济事实”（存在的规定）的根据，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且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来解释“对象、现实、感性”，将“经济范畴”（思维的规定）当作“经济事实”（存在的规定）的“直接同一”，所以又是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当然，归根结底上述产生于资本主义内的这些哲学的、经济学的或社会主义的阐发，马克思把它们称作唯心的和神秘的，这应该是错置具体的典型范例，因为这样的错置具体存在于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心脏之中。［1］（P10）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更是严厉斥责道：
在阐述了事件与对象的理论及其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怀特海进一步批判近代科学的孤立性、修正性、近似性以及抽象性。他指出，近代科学首先将人和自然割裂成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接着将自然割裂成无机界和有机界，将空—时系统割裂成空间和时间，物理学则被割裂成力学、热学、电学等等，各个系统之间全都相互独立、毫无关联，整个自然界就被分离肢解了，这即是近代科学的孤立性。因为科学在每个互不干涉的孤立系统中开展观察、实验及研究工作，它必然无法涵盖被研究对象的一切特质与整体的环境状况，继而由这些不完备的经验资料推导出公式、定律与理论。在以上每个环节之中，缘于实验工具、手段方法的变更改进，假说、条件与经验资料的修正，这就容易引发公式、定律与理论产生更大的可修正性。所以，在科学研究的各个步骤上，因为方法与时间的制约，往往只能采用数据的近似值，所以其成果根本上就具有近似性。而这里所说的抽象性导致前面提到的将抽象误认为具体。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的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9］(P38-39)可以说，马克思阐述的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或普遍意义上的抽象的精确科学，也仅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对人的对象性存在与对象性活动的一个方面的把握方式。
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E)、Simpson优势度指数(C)来计算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创新之处就是指向改变世界的哲学，而改变世界的基本前提也就是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并非是全然决定论性质的。倘若世界是完全决定论性质的，那么所有改变世界都将成为不可能。这即是说，依据改变世界这一根本原则，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都需要承认世界具有可改变的性质，也就是世界的非全然决定论性质。从这一原则来看，倘若科学得出的决定论性质的规律仅适用于抽象的理论范围之内，因而，这种有限的决定论性质也就说明了整个实在世界并不是完全的决定论，它是可以和人的能动活动相容的。然而，如果把科学得到的决定论非法扩展至超出抽象的理论构建范围，使得原来属于有限的抽象范围之内的决定论规律推广到整个实在世界，从而使整个实在世界的可改变性质成为不可能，人的改变世界的能动活动也不再可能。而马克思哲学既然是以改变世界为宗旨，那么，把决定论性质的规律非法推广，也就和马克思哲学改变世界的原则相违背。但是，若要坚持马克思哲学的这一原则，就需要坚持决定论仅可以限制于科学建构的抽象领域，倘若决定论性质的科学仅是在有限的抽象领域内是有效的，因而，对有机整体的世界的认识来说，也就唯有诉诸总体理解的历史解释学。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与怀特海科学观的考察，我们当能形成对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一种辩证理解。这种理解一方面要求承认科学的客观有效性，但同时又必须承认科学构建的对象只是对具体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而不能将之等同于实在世界自身。而这就意味着，对科学理论，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理论，我们必须一方面以抽象的方式把它构造出来，而不能否认科学的抽象价值，而另一方面，又须自觉到科学理论的抽象性，不能将它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而是必须将它再行放置到经验世界，使之具体化，形成某种类似于工程技术，可称之为社会工程技术的东西，才能加以使用。
和其他国家不同，我国老龄化进程速度快，而且是未富先老，金融行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能有效配合养老地产的扩大；由于国外投资、保险资金和房地产投资进入养老地产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养老服务成果有待检验，政府相关部门也处于观望阶段，相关政策尚不明朗；养老地产领域在经营模式、营利模式上还缺少经验的总结。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养老地产进一步发展需要理顺的问题。
注释：
①在《科学与近代世界》第四章，怀特海首次运用摄入（prehension）的概念。“prehend”原本的意思是抓，和它同根的词有〔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前者的意思是理解、领会、综合；后者的意思是明了、忧虑、逮捕。“pre-”是预先、在先、前定、事先的意思，“pre-hension”兼具抓、领会、忧虑的三层意思，表达了机体的多种生存状态。怀特海偶尔也会用“grasp into”替换“prehend”，这是对机体的生存最为直观且形象的表述。总而言之，摄入是一个自组织的创生进程，它开始于觉知，结束于满足。
教师专业发展的国际研究表明，教师专业发展不是从理论学习到实践应用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在实践体验的基础上结合经验进行反思的渐进过程[6]。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课堂内容整体化的学习，只能得到间接经验，无法将知识与技能内化。通过到中小学进行教学实践，接触到实际的教学对象与特定的教学情景，才能有效地对知识进行“输出”，进而达成理论知识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目的。阶段性的教学实习方式提供职前体育教师充裕的教学反思时间，在返回大学继续学习时将更有针对性，以弥补和克服上一阶段教育实习的不足，形成“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了从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由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的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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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0；B651.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11－0014-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研究”（19YJC71009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BS65190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63192120）、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
叶冬娜，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邀研究员。（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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