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现实中的文化选择——学院派批评的语境、涵义及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院派论文,语境论文,涵义论文,困境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学院派批评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其敏感的含意主要在于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对于具有悠久实践理性文化传统，同时启蒙文化实践又屡屡受挫的民族来说，“家国天下”的使命意识不仅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认同的重要标识，而且也成为知识分子自身根深蒂固的情结。因此不仅是大众社会，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也不少人对学院派批评持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情绪，望文生义地将它视为蜷缩在象牙塔之中玩弄理论概念和文字游戏的犬儒学派。
学院派批评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两方面的缘故。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层面的缘故。在文学边缘化与高校膨胀化的文化情境下，对文学尤其是纯文学执著关注并深入研究的文学知识分子，主体部分聚集在学院，即高校文学专业的师生与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知识分子自身的焦虑。随着社会现代性的深入，知识分子职业化、专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曾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知识分子，近年来悄悄从社会文化的聚光下黯然退出。与此同时，文学体制依然一体化，主流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众文化市场化，消费文化在永不满足的商业动机驱使下无孔不入，因此纯文学的文化空间日渐萎缩，文学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奇特的孤独情绪和与世皆违的感觉”（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产生自我确证的冲动和要求。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学院派批评自上个世纪末起便成为出现率较频繁的词语，但其涵义却仍然比较模糊并且颇具暖昧性。通过一些争论的文章可以发现，它决非一个自明的概念。我以为，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和误解，在讨论学院派批评之前必须详尽地考察学院派批评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检视其具体的涵义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私塾制，模仿西方教育体制建立的学堂制不过百年历史，因此尽管学院派批评是当代文化情境的产物，但从词源学上讲，它显然是由西方“学院”派生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学院的闻名不仅由于其教学活动，而且由于它是一个理性知识的宝库，是对过去观念的有影响阐释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核心理念是“理性思想依其自身的本性必须独立于现世的或信仰的各种压力，必须对所有的人都是公正无私和可以接近的”。（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学院的学术研究固然曾因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而导致过僵化，这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把自己凌驾于大众之上，成为独断的、自我宣称和自我保护的精英团体；二是鄙薄大学院墙外的现实，以致离群索居和自我陶醉；三是把前人和权威的话语作为知识大厦的支撑。而且这些弊端在某些社会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然而从总体上看，文艺复兴以后“理性科学、大众教育和文字普及的崛起，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净化效果，扫荡了经院哲学的蛛网陈迹，返回到开放的心智和好奇的态度，它们曾经是学院至关重要的品质”。（同上）就中国的学堂制而言，尽管百年历史的现代学院屡经劫难，但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念却薪尽火传。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强调这种理念，就像给文学机体注射防疫平庸与虚伪病毒侵袭的血清。
学院派一词首先由美术界引入。王林等主编的《新写实绘画》（漓江出版社1988年出版）指出，“徐悲鸿首倡写实主义，……他的美术教育思想属于正统学院派，由此而造成了中国现AI写作实绘画的主流”。这里的学院派涵义，是指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学观念与十九世纪西方美术学院古典写实主义规范的传承关系。高名潞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风格主义的纯艺术倾向”，命名为“新学院主义”，因为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都是美术学院的教师和画院的画家，另一方面他们自觉地追求审美情趣和重视绘画本身的美。如今学院派绘画的涵义，则一般指它的“技术含义和文化含义”。可见，虽然美术界的学院派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不尽相同，但越来越接近西方绘画艺术中学院派创作的本义：强调艺术家作为自由艺术代表的高尚地位，寻求提高艺术作品在智力和创造性方面的水平，从而超越手工艺作品；并由此形成重视理论、遵从规则，追求文化意蕴与技术创新的艺术倾向。
当代文学话语中的学院派与学院派批评都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术语，但严格地说它们是两个不同涵义的概念。学院派多用于诗歌创作，狭义上意指八九十年代校园文化中的诗歌创作（如杨乃乔的《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广义上指那些置身于高等院校、浸润于精英文化氛围中的作家的诗歌创作（如李怡的《论洪渊与中国学院派诗人的选择》），这种意义上的学院派与诗歌界争论不休的“知识分子写作”，显然具有某种关联。而学院派批评则是文艺理论中的专用术语，意指一种批评形态。法国批评家蒂博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将学院派批评称为“职业的批评”，它与“自发的批评”（读者批评）和“大师的批评”（作家批评）一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文章将学院派批评视为某种批评学派，这显然是一种误读。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六卷中的“学院派批评”，就涵盖了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美国学院与大学文学教育中盛行的诸种批评学派。
从西方文学批评史可以发现，先是批评进入大学文学教育，然后形成学院派批评，这一历程在各国几乎都是相似的，但是各国的进入与形成的方式却因历史传统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态各异。至于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中的学院派批评，还得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知识分子所处的文化语境说起。1991年由北京学者主编的纯粹民间性学术集刊《学人》悄然问世，无论是论文选题还是论述问题的方法，都显示出与八十年代思想启蒙大相径庭的“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颇似当年胡适“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文化姿态。1993年上海学者陈思和在《上海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明确提出告别失落的古典庙堂意识和虚拟的现代广场意识，倡导建设知识分子岗位意识。从南北学者责任伦理与学术实践的相互呼应中不难发现，他们在对现代学术历史和学术规范反思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百年现代历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这历程中的自我选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批学者倡导学术规范的行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从社会“十字街头”退往学术“象牙之塔”的一种象征性表现。
大概谁也没有预料到，这种象征性表现竟然引起学界乃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文化事件。九十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纷纷祛除思想激情，将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实投向学术研究，一时学理之风遍被学林。就连一向紧贴社会现实的当代文学，也开始冷静地反思本专业的学科理论基础和知识结构，讨论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术规范，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就是当代文学基础性学科建设的代表性成果。
从外在的历史情境看，九十年代初期的学术转向固然是一种被动的文化行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却无意之中契合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国人文学科长期以来一直寄生在庞大而一统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就文学学科而言，从五十年代初期“《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强制推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韦勒克语），学术文化遭受政治文化的强行侵入与蚕食，至“文革”爆发，学术领域业已名存实亡。新时期文学是在主流话语内部萌发的，同样具有显豁的思想倾向性，因为它原本就是精神教化的虚假性走向极致的结果。也正是因为新时期文学一方面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另一方面文学体制依然保持着一体化形态，所以文学话语很大程度上仍旧依附于主流思想话语。从这种意义上讲，八十年代文学从动辄得咎到难以为继，其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当然，我并不是说学术文化与思想文化没有任何关联，从逻辑上讲它们是种属关系，因此人文学科的学术文化不可能完全祛除思想倾向性，但是两者毕竟是文化领域中的不同范畴。
学术转向之后，一大批新时期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业学者，逐渐从大一统的主流话语体系中剥离出来，在传统学术与外来学理的话语习得中，建构起相对独立的学术形态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使他们在人文学科背景下表达生活经验与分析文学问题。尽管知识分子空间因缺乏同一性而分化成各种文化立场的学术话语，但它毕竟有助于形成相对独立于权威性主流话语的、并可为人文学科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依据的自足的学术体系。
学院派批评正是在上述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一种批评形态，故此其主要涵义有四：一是身份标示，批评主体主要是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知识分子；二是学理认同，在专业研究和文化批评中注重学科理论和学术规范；三是文化姿态，直接的学术责任与间接的社会责任；四是话语立场，坚持独立和自由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当然，由于现代人文学科本身积累等问题，学院派批评还没有产生出完善的学派，形成公认有影响的理论方法体系。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学院派批评成型于市场经济从悄然崛起到迅猛席卷社会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就是大众文化的疯狂蔓延，一向由知识分子占据中心位置的文化空间因主角的退场而精神维度显得空寂荒凉。一部分学院派批评家面临猝不及防的历史事件与经济大潮，体验到刻骨的落寞、惶惑和焦虑，甚至感觉到一种被动的、被剥夺的悲愤，从而毅然竖立“重建人文精神”的旗帜。应该说，这种道德理想主义话语是八十年代激进思想的别一种接续方式：将精英知识分子精神上升为文学精神，倡导文学批评家担负起精英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使命。不过，这一文化现象表明，学院派批评内部存在着不同文化立场的话语方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尚未获得普遍认同的学院派批评的权威性又遭到新的质疑，其主要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现代性的深入，知识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等级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导致一些具有学院特质的学术弊端重新显现。学院派批评原本注重学术规则和美学标准，讲求研究的条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于是，有的理论研究囿于形式规范而脱离生动的文学现实，有的批评蜕变为单纯的专业操作而远离真实的思想情感，以致原本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学一旦进入专业化知识工场，便形同丧失元气和灵魂的生物标本。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学院派批评在学院体制化过程中开始遭遇一些始料未及的威胁。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似乎昭示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千禧年”运动：大学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办学规模迅速膨胀。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因扩招过度而导致的教学质量的滑坡，制定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管理制度，而所有的制度均体现为量化的形式。于是支撑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的良知和学理，在工具理性的精确换算中扭曲变形；毫无创造性意义的学术赝品，在强调外在利益驱动而忽视自主创造动力的学术流水线上不断涌现。学院体制化的结果，阻碍了学术的自由选择和创新。
尽管如此，我想指出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学院派批评独自前行时自由舒展地成长，而获得体制与市场的认同时却遭受种种致命的威胁。对于学院派批评自身的流弊，尚可通过自主的批判加以匡正，而外在的威胁却不是学院派批评自身可以左右的。可是一些激进批评者的批判锋芒，并不是指向作为外在威胁的体制与市场，反而是被威胁的学院派批评，这公正吗？
上述之所以详尽地追溯学院派批评的短暂发生历史、辨析其涵义和分析其困境，意在表明学院派批评的意义和责任，及其建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被动和艰难。可以预料，面对强大的体制与无情的市场，继续坚执学院派批评的话语立场与维护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纯净，同样也是被动和艰难的，可以说是旅途漫漫歧路丛生。但是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境下，我们还得在坚硬的现实中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