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
● 袁 正，王 雷
(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之一。高信任社会的交易成本更低，人们的合作倾向更高，这都有利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更高水平的信任带来更高的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国家也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机制是：信任可以促进合作，促进金融发展，促进创新，提高政府效率，改进劳动力市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我国在市场化转型后，不诚信事件频发，导致人际信任降低。建议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声誉机制、加强道德教育重建社会诚信和信任，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词： 信任；经济发展；经济增长
讨论信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通常指的是普遍信任，而不是限定在特定关系中的特殊信任。早在1651年，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1]中即写道：“契约签订的时候，没有一方在当时实施行动，但彼此信任。先行动的一方对另一方在后来的行动并不确定，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力的话，契约的文字过于虚弱而不能驾驭人类的野心、贪婪、愤怒和其它情感”。Coleman(1990)[2]对信任的定义具有代表性：“信任是指一个人自愿将资源交给另外一方处置，尽管后者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承诺，但前者预期其信任行为会取得成功”。可见，信任表示一种关于他人行动的预期，在能观察到他人的行动之前，就必须做出行动选择；他人的行动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因而信任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3]。信任作为一种风险性行动，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本[4-6]。信任作为一种价值观可以促进交易、合作、避免囚徒困境和公共品投资中的“搭便车”问题。以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最早把社会和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学[7-8]。信任作为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被广泛研究。
跨国经验研究一般使用调查数据和实验来衡量信任。Almond and Verba(1963)[9]首次使用“普遍信任问题”衡量信任：“一般来说，你会说大部分人能够被信任，还是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回答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大部分人能够被信任”，另一个选项是“需要非常小心”。这一问题后来被广泛使用于欧洲价值观调查(EVS)、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用选择第一个选项的受访者比例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一般来说北欧国家有高人际信任，而非洲和南美国家的社会信任较低[10]。Berg et al(1995)[11]的经典研究给出了测度信任的实验方法，即信任博弈。
信任问题研究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是信任的功能，二是决定社会信任的因素。齐美尔(1900)[12]把信任看作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认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因为几乎很少有什么关系能够建立在对他人确切的认知之上”。卢曼(1979)[13]指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可以减少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复杂性。Uslaner(2000)[14]把信任视为社会生活的“鸡汤”。上述信任的功能是社会学经常讨论的主题。社会学率先对信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给出定性判断，经济学则对信任的作用做出理性解释，并给出经验证明。我们将信任的功能聚焦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没有什么主题比经济发展、人民福祉、民生关切更重要了。影响社会信任差异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层面，分别是个人因素、社区因素、国家因素。
本文将主要就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信任促进经济发展的几个传导机制等进行综述，并结合我国的信任水平现状给出政策性建议。
一、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理论界将信任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有利于经济发展。Arrow(1972)[15]指出：几乎每一个商业交易都蕴含着信任元素，任何交易都会经历一个时间差，信任可以缓解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契约的阻碍，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行为，实现相互有利的经济交换，信任是经济交换的润滑剂，世界上很多经济落后现象可以由缺乏相互间的信任来解释。信任作为一种制度可以解释国家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16]。
电路采用的超声波换能器中心频率为200 kHz左右,所以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大于400 kHz,为了保证系统台阶识别的准确性实际应用中AD采样频率大于1 MHz即可实现台阶信号采集,不需要采用较高的频率采集回波信号波形以获取各个波峰幅值。
专业化分工增加了陌生人之间跨越时空的交易[17]。如果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很多交易将流产，本可实现的交易剩余白白浪费。Amartya Sen(1999)[18]指出，信任是市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Knack(1999)[19]指出，高信任社会由于更低的交易成本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因为信任可以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利，不需要将资源从生产部门转移到保护产权的部门。Schmidt(2003)[20]的研究给出，信任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效率，加速技术扩散，增强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上，信任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限制，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人际互动，促进相互合作，信任应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过去几十年中，乌梁素海的湖水来源主要依靠河套平原灌溉区各大干渠的灌溉余水。这意味着，随着黄河水作为耕地用水被灌入河套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业灌溉水中所含的氮、磷等污染物质，通过各总干渠，最后汇入乌梁素海。其中，临河、五原、杭后、前旗4个区县，每年就有约4.9亿t富含氮、磷的农灌退水流入乌梁素海。据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2008年7月26日监测，乌梁素海水体的总氮浓度超标2.35倍，氨氮浓度超标1.085倍，总磷浓度超标1.74倍。其中，农灌退水中氮、磷的比例分别为81.1%和89.4%。这是造成乌梁素海水体富营养化、黄藻暴发的根本原因。
Knack and Keefer(1997)[26]基于29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得出信任水平每增加7%，可以使投资在GDP中的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信任水平每增加10%，可以提高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Zak and Knack(2001)[25]的跨国研究结论与之基本相同，认为更高水平的信任带来更高的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信任每增长7%，投资占GDP的份额增加1个百分点，信任每增加1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提高接近1个百分点。Dincer and Uslaner(2010)[27]使用美国1990—2000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信任每增长10%，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0.5%，提高住房价格增长率1.25%，提高就业增长率2.5%。Beugelsdijk et al.(2004)[28]分析了Knack and Keefer(1997)和Zak and Knack(2001)的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结论指出，信任对经济增长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稳健性取决于模型设定和样本规模。La Porta et al.(1997)[22]认为，信任对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充足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高的社会信任与更低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经济增长相关联，一个标准差的信任度增加，可提高人均GNP增长率0.3个百分点。Algan and Cahuc(2013)[9]分析了52个国家1990—200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1981—1990年的社会信任，结果表明信任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标准差的信任水平增加，可使经济增长增加0.5个百分点或20%的样本均值。Kasmaoui(2018)[29]根据2010—2014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得出，在阿拉伯地区，信任与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Ahmad and Hall(2017)[30]认为信任这种社会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通过影响财产所有权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崔巍、陈琨(2016)[31]发现，信任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信任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064个百分点。崔巍(2010)[32]指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对整体经济增长、企业成长、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都具有促进作用，市场经济可视为信用经济。齐春宇(2018)[33]发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人际信任与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不相关，改革开放后，信任与人均GDP水平显著正相关，信任与经济增长速度也有关联。
Knack and Keefer(1997)[26]的经典研究开创了跨国研究信任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范式。La Porta et al.(1997)[23]的跨国研究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信任带来经济发展，信任水平增加一个标准差，可以使大公司销售额占GNP的比例提高7%。Algan and Cahuc(2013)[10]基于106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社会信任数据分析发现，更高水平信任的国家有更高的收入水平，普遍信任上的差异可以解释五分之一的人均收入差异。一个标准差的信任增加导致人均收入增加样本均值的6.8%。Algan and Cahuc(2013)[10]同时发现，仅仅普遍信任与人均收入呈现显著正向关系，特殊信任(例如对家庭成员、朋友和熟人的信任)与人均收入虽然正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根据69个欧洲地区的信任数据，同样得出普遍信任和人均收入的正向关系，北部意大利和北部西班牙都比其南部地区有更高的普遍信任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根据美国49个州的人均收入与普遍信任水平数据(来自GSS)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南部的州特别是前法国殖民地地区有较低的信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平时，妈妈经常带我和姐姐去吃汉堡，我只知道汉堡很好吃，却从来没有想到还可以变成数学题，刚开始，我想：3个人吃3个汉堡要3分钟，那1个人吃1个汉堡不就是1分钟，9个人吃9个汉堡当然是9分钟啦！这样想着，我兴奋极了，赶紧把答案告诉妈妈，可妈妈却皱着眉头说：“恩嘉，你再好好想想，想想我们以前是怎样吃的？”
La Porta et al.(1997)[22]把信任视为人们的合作倾向，可产生有效率的社会结果，避免无效率的非合作陷阱。一些行为经济学实验发现，个体常常在匿名的一次性交易中存在合作，这可以认为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特征。Berg et al.(1995)[11]的信任实验发现，信任匿名的搭档可以获得更高的(尽管不确定的)收益。人们具有内在的合作激励，是因为他们有利他的光热效应偏好或互惠偏好，会从不合作行为获得一种心理成本，这会改变博弈的支付函数，从而使合作成为纳什均衡[23]。Tabellini(2008b)[24]认为，不合作行为导致的心理成本会随着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与自己不相识的人有更少的信任。Zak and Knack(2001)[25]基于委托代理结构建立了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得出，是信任而不是费时间监视代理人的行动会对投资决策带来正向影响；信任可降低交易成本，高水平的信任会有更多的投资和产出，并走向成功的发展；反过来，也可能存在低信任贫困陷阱，当缺乏惩罚欺骗者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时，这种低信任贫困陷阱更可能发生。他们的模型和实证研究给出制度和异质性通过影响信任，从而影响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
研究信任对人均收入或经济增长的影响，容易存在内生性问题。问题之一是互为因果：信任可以影响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也可能影响信任水平。第二个问题是遗漏变量。遗漏变量既影响信任，也影响经济绩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一种办法是使用历史事件作为外生的工具变量。像信任这类价值变量，具有代际传递性。当前价值一部分取决于当前环境，另一部分取决于从上一代继承的价值[34-36]。Tabellini(2010)[36]在研究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使用两个历史变量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即过去的教育和过去的政治制度——用1880年的识字率衡量过去的教育，用1600—1850年时期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表示过去的政治制度——结论表明，低信任水平的地区有更低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信任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意大利伦巴第州和意大利南部地区人均收入差距的一半。Guiso et al.(2008b)[37]研究意大利的社会信任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时，使用特定城市过去独立的历史作为信任的工具变量，发现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信任水平的差异与这些地方经历的独立史有关——在中世纪独立和自治的北部城市比没有这些经历的南部城市多出17%的非利润协会组织；更高的社会资本导致更高的当前产出，一个标准差的社会资本增加，可增加人均收入约20%。
信任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Algan and Cahuc(2013)[10]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普遍信任数据共62个国家样本，研究得出信任与全要素生产率(TFP)有稳健的正向关系，跨国样本中大约三分之一的TFP差异可归结于信任水平的差异；他们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创新，根据93个国家的跨国样本得出，信任可以解释国家之间37%的创新差异。高信任国家往往有高水平的创新，如英语母语国家和北欧国家。他们基于美国各州的信任数据(1976—2008年)和专利数据(1980—2010年)的研究表明，信任对美国各州的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任有助于组织分权，使决策走向适应环境变化的调整。Algan and Cahuc(2013)[10]使用72个国家的信任数据和公司分权数据，研究得出公司分权与普遍信任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信任差异可以解释37%的公司分权变异。Cingano and Pinotti(2012)[68]认为，信任与公司更为分权和更大的公司规模有关，高信任地区的一些产业有更大份额的增加值和出口。Bloom et al.(2012)[69]研究发现，信任可以通过促进公司分权改进总的生产率。公司的CEO和经理层都有其偏好，当信任程度更高时，经理倾向于按照CEO的期望解决问题，CEO也更可能采取委托分权。低信任的环境不利于组织分权和决策的敏捷性从而影响公司的生产率。他们收集了美国、欧洲、亚洲约4 000家公司的总部对各地部门经理的分权情况，发现美国和北欧地区的公司更分权，而南欧和亚洲的公司更集权；总部所在地信任水平越高，公司分权的可能性也显著更高，而且更分权的公司有更高的生产率，且倾向于从事创新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产业。王伟(2015)[70]发现，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越少采用具有较高成本的商业信用模式，这有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李晓梅(2013)[71]发现，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着文化价值观与国家创新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
（5）建立评标结果的备案制度。评标委员会依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综合评审和比较，并按顺序向项目法人推荐二至三个中标候选单位，供项目法人择优确定中标单位。中标单位确定后，项目法人应将全部评标结果（包括评标的方式和方法等），报建委招标办备案。以便对招标过程是否存在暗箱操作进行监督。
2.2.1 宣传教育不够，缺乏对秸秆综合利用方式的认识 由于农民传统的秸秆处理根深蒂固，加上受教育程度低使得对秸秆所拥有的经济价值和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从而对秸秆如何利用没有深入思考，不能从秸秆中的获得更多收入[4]。部分农户甚至对政府秸秆禁烧政策产生的抵触情绪，在夜间偷偷焚烧秸秆，焚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污染环境。
二、信任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信任促进经济发展有很多的原因，信任可以促进合作、促进金融发展、促进创新、提高政府绩效、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这一职业的角色定位已经不再是一种全职职业。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分享给别人。教师这一角色也从传统的“黑板+讲台”走向了屏幕，开始了多元化发展。电脑和互联网正在逐渐取代过去的黑板和粉笔，教师不再是教育资源的垄断者，照本宣科的讲课方式逐渐被淘汰，各种网络课程、名师在线等互联网教育对传统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现代教师除了要具备专业的知识技能以外，还必须要具备MOOC制作、PPT演示、信息搜索、应用教学软件等信息处理能力，这些无不使传统教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信任促进合作
Blau(1964)[42]提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合作和社会协调互动的基础。信任是促进人们合作的一个系统性因素[43]。信任可以使得团队合作更具效率[44]。信任的本质作用在于减少关系中的风险和交易成本[45]。高信任社会里，人们更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易，降低整个交易成本从而促成双方合作的稳定性[4]。
父母过度的保护倾向以及犯错之后代替承担的倾向，非但没有效果，反而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孩子不可能一出生就是听话的孩子。如果他长大以后很多体验都没有尝试到，有一些该犯的错误没有犯过，也没有经历过挫败，这样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的。
Anderson et al.(2004)[46]的实验研究表明被试的信任态度对公共品投资的贡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Karlan(2005)[47]在秘鲁以小额贷款的借款人为实验对象，做了一次性的信任博弈实验和公共品投资博弈实验，结论表明在信任博弈实验中投资越多的人在公共品投资博弈中也投资越多，在实验中更信任他人的人更乐意偿还贷款。Barr and Serneels(2009)[48]在加纳对同事之间做标准的信任博弈，发现同事之间的互惠信任行为与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有很强的关联性。陈叶烽等(2010)[49]发现，通过信任博弈实验测度的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显著正相关，但是通过问卷测度的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没有显著相关性。公众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是这些机构募款能力的决定性因素，Bennett and Gabriel(2000)[50]发现，慈善组织的形象越好，公众越容易对它产生较高的信任，从而有利于其募款能力。增强社会信任度、建立社会网络和公民责任感能促进对宗教和非宗教事业的捐赠[51-52]。
小麦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不合理栽培措包括施播种质量差、种肥施用超量等。此外，灾害性天气也容易导致小麦产量和品质降低，使小麦种植效益下降。总结淮安市小麦种植经验，以绿色、高效、增产为目标，以增强抗逆、防倒伏等为核心，形成了小麦抗逆稳产高品质栽培技术，显著提升了淮安市小麦种植效益。
在中世纪的商业世界，先建立起信任机制，才能建立很好的合作。Greif(1993)[53]发现，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通过组织商人联盟，从而实现海外贸易的有效治理，这是一种信任机制。马格里布商人在开展海外贸易时，只雇用马格里布的代理人，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实现了信用信息的有效传递，也形成了多边惩罚的社会规范，欺骗的马格里布商人将被商人联盟排斥，失去与马格里布商人进行交易的机会。Milgrom et al.(1990)[54]研究十二、十三世纪欧洲流行的“香槟交易会”(champagne fair)，发现商人法律制度产生了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如果交易中出现欺骗，受欺骗一方可以向交易会设立的商人法庭起诉，商人法庭的判决并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但是，任何人都会服从其判决，否则商人法庭会记录欺骗商人的信息，并成为公开的信息，欺骗的商人会受到整个商界的联合抵制。
信任缺失会给商品贸易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对于被欺骗的高预期可能导致交易流产，甚至导致市场交易的坍塌。市场交易需要某种治理机制，如果正式机制弱，非正式机制就会取而代之。狄亚哥·甘贝塔(2014)[55]认为，意大利出现黑手党，是对社会信任缺失的一种应对。西西里民众缺少可靠有效的司法和法律执行体系，正式机制制裁的不可预见性增加了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不确定性，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合作普遍排斥，这导致工商业停滞不前。黑手党凭借暴力提供了私人执行，为客户保护产权和契约执行。黑手党通过缓冲信任危机使一些交易得以继续，如推荐某位卖家并且确保诚信的交易，买家对黑手党支付，卖家支付给黑手党得到特定的客源。不受黑手党保护的交易，上当受骗是大概率事件，这确保信任成为稀缺的商品，黑手党将信任转化成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社会的不信任以及黑手党的运作，给意大利南部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李明贤、周蓉(2018)[56]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对资金互助行为的影响，认为社员社会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的前提条件与基础，信任可以提高合作社的绩效。蔡起华、朱玉春(2015)[57]发现，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水利设施这样的公共品供给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杨柳、朱玉春(2016)[58]认为，社会信任对农户的合作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2) PAPP的T5%为305 °C，高于PA6的加工温度，并且在800 °C的残炭量为10.6%，高温区热稳定较好，表明PAPP具有良好的成炭效果。
(二)信任促进金融发展
Guiso et al.(2004)[59]指出，所有的金融契约都可以归纳为委托人把钱托付给代理人，期待的偿还依赖于代理人是否携款潜逃。低信任的社会里，家庭将把更大比例的资产投资到对信任依赖较低的形式，例如，持有现金、办家族企业。Algan and Cahuc(2013)[10]基于86个国家过去30年的数据，发现信任与金融市场发展存在正向关系，他们用银行和金融机构对私人授予的信贷总量占GDP的比例衡量金融市场的发展。Guiso et al.(2004)[59]研究意大利的地区数据，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社会信任分别表示社会资本，回归结果表明，在社会资本更高的地区(如北方地区)，家庭有更高的可能性使用支票，投资更多的股票和持有更少的现金，更多地获得机构借贷，更少使用非正式借贷，而南方地区借款者主要是通过家庭和自己人圈子获得贷款。社会信任与几个金融发展指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包括股市资本占GDP的比重、每百万人口上市公司的数量、IPO的数量、公司所有权的扩散。他们也使用继承信任为工具变量，研究发现来自意大利南方且住在意大利北方的居民比北方的本地居民对金融机构有更低的信任，他们从金融机构获得更少的贷款。Guiso et al.(2008a)[60]指出，大部分人不会参与街头那种三张纸牌的赌博游戏，原因是不信任该游戏的公正性。人们是否参与金融投资，不仅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客观特征，也取决于投资者主观的信任特征，低水平的信任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即使不存在任何参与成本或其它阻碍时也不投资股市。信任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富有的人也不投资股市。该研究还利用荷兰的家庭样本发现，信任的个体显著增加购买股票和风险资产，可能性比平均值增加了50%，在投资股市的情况下，信任的个体会投资其财富的更大比例(增加3.4%，相当于样本均值的15.5%)。当上市公司或证券市场发生丑闻时，投资者可能失去对股市的信任，这会影响投资者的股市参与。Guiso and Jappelli(2005)[61]发现，对金融中介有更多信任的投资者更倾向于把资产委托给中介代理管理，以获得更多样化和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从而减少风险。
Cole et al.(2013)[62]在印度两个农村地区发现，农民非常犹豫去接受一种收成气候保险——这里的气候多变，收成很不确定，保险的成本也不高，按理这种收成气候保险应该受到欢迎。对保险契约缺乏信任和理解是这些家庭拒绝接受这种保险的重要原因。随机开展的实验表明，若有指导者向村民解释保险契约的内容，可以显著影响村民对这种保险的接受，前提是指导者所在的保险机构在村民中有良好的声誉，指导者的干预可以使参保率提高36%；若指导者没有机构背景或村民对他所在的机构不熟悉，他的干预对参保率没有显著影响。Lins et al.(2017)[63]发现，公司与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能帮助公司获得比平均水平高出4%-7%的利润。Bottazzi(2016)[64]指出，信任和投资具有正向关系，企业初期投资往往要求有更高的信任水平，且所签订的合同更具灵活性。陈颐(2017)[65]指出，社会信任能够促进普惠金融，而在国内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应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作用。李俊青等(2017)[66]发现，社会信任会影响资产收益率的波动，进而对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马红鸽(2016)[67]发现，个人对村干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信任度越高，参与新农保的积极性越高，参保的年份越早。
(三)信任促进创新
Algan and Cahuc(2010)[38]认为信任这样的价值观具有代际传递特征，通过比较移民后代继承的信任差异可以预测移民来源地当时的信任水平，使用继承信任估计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以解决逆向因果问题，结果表明，继承信任对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达到瑞典同样的继承信任水平，可以使非洲增加人均收入546%，使俄罗斯增加69%，使墨西哥增加59%，使捷克增加29%，使意大利增加17%，使法国增加11%。
Volken等(2002)、Bornschier等(2001)[72-73]分析了信任对技术扩散的影响，证实了信任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Bornschier(2001)对34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发现普遍信任是成功进行技术变化的前提，信任可以解释互联网用户的扩散。Volken(2002)基于47个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研究得出，制度信任显著促进ICT的扩散。不管是个体的信任态度还是社会的信任水平都对改变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Putnam et al.(1993)[21]比较了意大利南方和北方地区公民社会的差异，结论是公民参与程度更高的地区有更高水平的信任和合作，而更高的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提高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性以及更好的经济绩效。意大利北方地区比南方发展更快，是因为前者有更高的社会资本，信任是社会资本的至关重要的内容。Fukuyama(1995)[4]把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归因于信任水平的差异。普遍信任为公司带来更好的绩效，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然而，特殊信任如家庭关系对公司有害，普遍信任导致经济繁荣，一个地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其企业规模，进而影响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信任是一种社会美德，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源泉。
(四)信任提高政府绩效
信任对制度和政府的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信任促进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信任改进政府质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Putnam(1993)[21]指出，意大利信任度较高的北方和中部地区的公民参与活动更为活跃，具有更高的合作倾向，这些地区的政府也表现更好，更有效地提供了公共服务。La Porta et al.(1997)[22]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信任数据，分析得出，一个标准差的信任上升可以提高司法效率0.7个标准差，提高反腐败指数0.3个标准差，提高官僚系统质量0.3个标准差。Knack and Keefer(1997)[26]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调查项目构建一个政府表现指数，研究发现信任水平每增加2%，促使政府表现指数上升约1个百分点，信任对官僚效率、产权保护和契约实施指数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Knack(2000)[74]分析美国各州的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的关系，使用三个维度构成社会资本指数，分别是信任指数、人口普查回应率、志愿活动参与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指数与政府绩效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43；控制其它因素后，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工具变量后，结论亦相同。Uslaner(2013)[75]通过阐述“不平等陷阱”论证了信任和腐败呈相互影响的关系：不平等导致低信任，低信任导致高腐败，高腐败导致更高程度的不平等，循环反复。Uslaner(2008)[76]基于62个国家的数据估计一个六等式模型，结论表明不平等抑制信任，低信任导致高腐败，高腐败导致更大程度的不平等。高信任的社会还有更低的犯罪率和更好的司法系统[22，77]。Putnam(2000)[5]将美国1960年代以来上升的犯罪率至少部分归因于社会信任的减少。Messner et al.(2004)[78]基于美国40个地区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即社会信任和社会活动与谋杀率显著相关，社会信任与谋杀犯罪相互影响，都统计显著。Wike and Holzwart(2008)[79]基于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研究得出，高信任的国家人们对犯罪率和腐败的感知更低。陈捷(2011)[80]研究了480个社区居委会，发现社会信任对社区治理有着重要影响：普遍信任对选举质量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有助于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特殊信任对选举质量和业委会建立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效应不利。
(五)信任改进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任可以改进劳动力市场。Coleman(1988)[81]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会影响下一代的辍学率和人力资本的建设。Goldin and Katz(1998)[82]指出，社会资本有助于解释美国上世纪初中等教育的上升。La Porta et al.(1997)[22]研究发现，信任对教育成就和婴儿死亡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个标准差的信任水平增加，使高级学校毕业生占人口的比例提高半个标准差，使学校充足(school adequacy)指标提高三分之一个标准差。
一些跨地区研究显示，高信任水平对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3-84]。Subramanian et al.(2002)[85]基于美国40个社区的个体数据，在控制人口学变量之后，发现高信任水平社区的人更少汇报差的健康状况。Kawachi et al.(1999)[84]基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发现，最低信任地区自评健康差的受访者比例是高信任地区的1.41倍。Kawachi et al.(1997)[86]基于美国39个州的GSS数据分析得出，不信任度较高的地区有更高的死亡率，社会信任变量的变差可以解释58%的死亡率差异，若社会信任增加一个标准差，可以降低总的死亡率8%，相当于每十万人口降低67.1例死亡。朱慧劼、姚兆余(2015)[87]发现，关系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
Aghion、Algan and Cahuc(2011)[88]研究发现更高的普遍信任意味着劳工与管理者之间有高水平的合作和更强的工会组织，工会的成员也更多。他们认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规制与劳动关系的质量负相关：不信任的劳动关系导致工会化程度更低，对政府管制有更高的需求，政府管制会挤出工人通过谈判实现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个好的结果是高信任、高合作劳动关系、强工会、低政府管制、高就业率和生产率，坏结果则与之相反。Algan and Cahuc(2013)[10]指出，南欧国家倾向于用严格的就业保护来应对经济衰退，而北欧国家则采取柔性模式，就业保护较弱，但有更好的失业保险和就业服务机构，这种柔性模式带来一个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有更高的就业率和工作机会的重新配置，并提高企业的生产率。Algan and Cahuc(2009)[89]发现，信任缺失的国家和地区在采取柔性模式方面存在阻碍，高信任国家倾向于提供失业保险而不是严格的就业保护。
霍鹏等(2016)[90]发现，人际信任使农民更愿与他人分享有价值的信息，且更倾向于接受与采纳周围人群对自己的影响和建议。高虹、陆铭(2010)[91]发现社会信任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王宇、王士权(2017)[92]指出，社会信任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金枭枭、侯志阳(2017)[93]认为，较高的社会信任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提高农民工的交友意愿。
在个体层面，虽然很多数据库如WVS、EVS、GSS提供包括信任的微观数据，但内生性问题一直困扰这方面的研究，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困难的。Guiso et al.(2006)[39]基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数据研究发现，高信任度的个体更可能成为企业家，他们使用美国移民来源地的继承信任作为这些个体信任的工具变量。Ljunge(2012)[40]通过同样的方法分析第二代美国移民，结论是具有更高信任的祖先的第二代移民挣钱更多，有更多的劳动供给，更低的失业间隙和更高的教育。Butler et al.(2009)[41]使用欧洲社会调查(ESS)的数据(这项调查对信任问题的回答选项从1—10)，他们发现个人的收入与信任水平呈倒U形，中等信任的个体比高信任和低信任个体的收入水平更高。
(六)信任提高幸福感
不信任可理解为怀疑和忧虑，信任是一种快乐。Bjφrnskov(2003)[94]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高的社会资本，也是富裕和幸福的地区。Helliwell and Wang(2011)[95]利用盖洛普(Gallup World Poll)和加拿大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感觉自己生活在充满信任的环境时，会有更高的幸福感。若受访者认为丢失的钱包会被邻居或警察发现后送回，他们的生活满意评价比那些认为不会被送回的受访者高出7%。对同事有高信任的受访者，其生活满意度高出7.6%，对邻居的高信任则高出5%，对警察的高信任则高出3%，若认为陌生人会返还丢失的钱包，其生活满意度高出2.5%。信任也影响自杀和交通死亡率，这从侧面也反映了信任对幸福感的影响。信任可以显著地降低自杀率，认为其他人可以被信任的受访者比例每增加10%，可以使男性的年自杀率每十万人降低4个，女性自杀率每十万人降低0.5个[96]。法国在交通政策上的人均花费比挪威更多，但其交通死亡率是挪威的两倍。Helliwell(2007)认为社会信任对国家间交通死亡率的差异具有非常显著的解释力[96]。Calvo et al.(2012)[97]利用盖洛普66个国家的大样本，分析发现更高的人际信任对生活满意度和正面情绪有正向影响，对负面情绪有负向影响。根据欧洲社会调查(ESS)中23个欧洲国家的数据，人际信任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都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作用[98]。Elgar et al.(2011)[99]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50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了对人的信任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都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关系。Veljko
根据塞尔维亚的居民数据，发现人际信任显著地影响主观幸福感，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对幸福感的预测力有限。
建筑工程技术在建造建筑的同时非常注重环保，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环境的污染已然成为人类的首要问题。而建筑工程技术的运用则有效降低了环境的污染速度，虽不能从根本上治污，但建筑师们所采用的环保型材料有效抑制了污染的加剧。最常见的就是建筑节能技术的应用，遵循气候设计，对建筑整体划分区域，对外界条件因素，如风向、太阳辐射等的研究，设计出环保，低耗能的建筑，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人们不论是在建筑内工作、学习或是生活，都保证了建筑内最清洁的空气排放以及最节省的能源消耗，对人们的健康与身心都是一种保养。
人际信任可以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维持亲近的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101]。对制度机构的信任反映的是机构的绩效，像政府这样的机构是个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具有更有效的公共机构的国家相比机构质量低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更高[102]。腐败对居民幸福感的不利影响也反映在对机构的信任里面[103]。信任还可以缓解经济危机对转型国家居民幸福感的不利影响，人际信任和对制度机构的信任都改进了转型社会的生活满意度[104-105]。Hamilton et al.(2016)[106]主张评价幸福时应该把社会信任加入到财富中去，在以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式中同时加入社会信任和收入，通过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可以计算社会信任的财富等值。根据这种方法，可以核算一个国家的社会信任在总财富中的比重。总体上，社会信任的财富价值相当大，占总财富的比例近乎20%，像丹麦这样的高信任国家，信任资产在总财富中占到54.3%。袁正、夏波(2012)[107]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微观数据的研究得出，信任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越信任他人，幸福感越高。金明、杨炳成(2018)[108]认为，信任和归属感均显著正向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
三、总结性评论与展望
随着市场化不断深入，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匿名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无处不在。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已经证明了信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在传导机制上，信任可以促进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信任可以促进金融发展，解决发展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信任可以促进创新，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信任可以促进政府效率，带来负责任的政府，减少腐败和犯罪率；信任可以改进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健康、更好的劳动关系；信任可以提高人们的幸福感，降低自杀率和交通死亡率。
很多研究用信任解释社会资本，但信任又是什么？信任如何科学地衡量？信任对上述经济绩效的影响能否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角度得到验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另外，哪些因素决定社会信任？这在国外已有非常多的研究成果。而如何把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的文化和经济社会实际，对解释中国社会的“信任之谜”[注] 国外学者和民众感觉我国缺乏普遍的信任，但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是高信任度社会。 是有益的。
在外国观察家的认识里，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109]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传教士Smith(1894)在《中国人的性格》[110]一书中认为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Weber(1951)[111]也指出：“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Redding(1990)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112]一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Fukuyama(1995)[4]强调信任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的信任度相差很大；美、日、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而中国与意大利、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社会，他提到中国的组织普遍建立在以血缘关系维系的家族的基础之上，对家族之外的人缺乏信任[4]。Greif and Tabellini(2010)[113]比较了前现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前者维持宗族内的合作，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组织内，有很强的道德关系，声誉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合作组织主要在城市内，亲属之间的合作具有弱的道德关系，外部实施起着更大的作用。张维迎(2002)[注] 张维迎：《重建信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2年。 、刘伟(2006)[注] 刘伟：《关于我国市场主体失信的原因思考》，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 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讲究“信”的，有“一诺千金”、“民无信不立”这样的成语警句。秦朝开始，官僚系统采用郡县制，由职业官僚采取委托代理方式替皇帝管理国家。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票号曾经畅行在古代中国，这些例子表明前现代中国没有信任是不可能的。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官方网站的在线统计数据[注] 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2007年结果显示，中国排在第一位，79%的中国人同意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 ，1989—1993年这一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比例高达59%，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接下来的三波调查1994—1998年、1999—2004年、2005—2009年的这一比例分别是50%、52%、49%。最新的一波调查(2012)中，这一比例是60.3%，高居全球第二位。
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信任高低的问题，而是在转型过程中典型不诚信事件导致对陌生人信任度降低的问题，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瘦肉精、毒胶囊、速生鸡、染色馒头、魏则西之死、电信诈骗、保健品虚假宣传、传销等不诚信事件层出不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不要扶摔倒的老人？”“小悦悦之死”等事件都是这一问题的具体反映。
信任如此重要，重建信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综合监督和诚信建设”，“加快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健全激励惩戒机制，提高全社会诚信水平”。如何重建信任？信任和诚信类似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不诚信，所以不信任。通过对不诚信行为的激励惩戒机制的建立，可以重建普遍的信任。对此，建议主要有三方面：
其一是加强法制建设。法律可以建立起惩罚机制，改变欺骗等不诚信行为的收益函数，使诚信成为行为人的理性选择。欺骗行为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法制建设滞后，对欺骗行为的惩罚力度太轻，或无法可依，或执法不严，或违法不究。若法律能保护信任者，减少其风险，社会信任度就会提高。
其二是建立声誉机制。法律运行是有成本的，法律不是万能的，若建立起征信体系，每个主体在征信体系中有其信用账户，这样，陌生主体之间交易时，可以查询对方的信用状况，人们只和信用记录良好的主体合作，在这种机制下，个体就有维护良好声誉的激励。
其三是加强道德教育。习近平(2016)[114]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孔子曰[115]：“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政令、法律、道德、礼制都是社会诚信治理之道。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诚信道德教育，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诚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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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YUAN Zheng ，WANG Lei
(Economics school，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Trust is the lubricant of economic exchange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apital.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a high-trust society is lower and people tend to cooperate more, which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lso show that a higher level of trust leads to a higher level of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a higher income level in countries. The promotion mechanisms of trus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rust can promote coopera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nd can improve government efficiency, the labor market and people's well-being as well. In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s market economy, the frequent discredit incidents lead to the decline of mutual trust. The foremost 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rust are to advance the legislation, establish a creditability mechanism, and underline education on ethics to reinstate social integrity and trust.
Key words ：trust,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465(2019)02-001-14
*收稿日期： 2018-11-17
作者简介： 袁正(1974—)，男，湖南新化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王雷(1995—)，男，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郑俊义)
标签：信任论文; 经济发展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