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靼虏”之后——谈谈民国文坛三大满族小说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族论文,三大论文,小说家论文,文坛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谈的内容，或许会触动过往的文学史家都绕开的话题，多少有些另类的。
改朝换代，本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现象，每当在此种历史转折时期，也总会出现一些忠于故国、思念故土的作家、作品，史家往往予以肯定，尤其是对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遗民文学，在近百年兴起的《中国文学史》论著中，更以为是“爱国主义”文学，十分崇尚。
整整一百年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20世纪的中国从此开始了战乱频仍、灾难深重而又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时代不同和变革性质的差异，也因为有着对“异族”的复杂心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中，一反以往对于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遗民文学的一贯态度，对于清末民初经历历史巨变后，专写满族悲情生活的“遗民文学”，诸多学者几乎均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即使现如今盛谈“重建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也极少见有倡导者从少数民族文学角度加以论述的。
实际上，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早已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新世纪文学史研究拓宽的领域里，正确阐述各民族的文学贡献，更应是不可或缺的。仅就民国文坛来说，就可以看到有一批满族知识分子，在国破家败之后，依靠卖文维生，艰难地走上了中国新文坛，他们继承本民族擅长小说创作的优秀传统，和着血与泪，为“驱逐鞑虏”之后，在逐渐实现民族融合中，失去了自己文字、语言以及民俗的自身民族，留下了抹不掉的历史记忆。
本文暂且从三位作家谈起，他们是，人们最熟知的著名作家老舍，以及近年又重为读者接受的武侠小说作家王度庐，还有一位是至今仅在东北文学界提及的报人作家穆儒丐。先看一下他们的身世：穆儒丐，光绪十一年(1885)6月17日生于北京健锐营，满洲正蓝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6岁。老舍，光绪二十五年(1899)2月3日生于北京小羊圈胡同，满洲正红旗人。辛亥革命时12岁。王度庐，宣统元年(1909)7月29日生于北京后门(地安门)里，满洲镶黄旗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2岁。三位作家均可算作曾经是清朝的满洲旗人，现在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来论说，并不是非要给他们贴上“遗民”标签、硬要说他们的作品是“遗民文学”，只是，他们虽然各属不同的年龄段，各有不同的思想与经历，却均处于本身民族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不可避免地都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悲情，这就是本文所要关注的文学现象。
最先直接身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冲击的，当然是年纪最长的穆儒丐。由于19世纪末叶，清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教育改良措施，穆儒丐自幼接受传统的八旗教育，后来，进了维新学堂，并被派送日本留学，一直是沐浴着清王朝的皇恩。20世纪初，穆儒丐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了六年，他钦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绩，面对清朝吏治腐败，力主维新改良。在东京留日学生掀起排满高潮时，他站在与革命派对立的立场，拥护君主立宪，期望自己学成归国后，能为清王朝改革新政效力。1911年，正当穆儒丐毕业回国，被钦授法政科举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清帝逊位，击碎了他一切政治幻想。以后，穆儒丐选择了当报纸的文艺编辑，专以卖文为生。在《我的报馆经历》一文中，他自叙道：“在民国元、二年，有朋友介绍我入党，并许给我一名议员，因我的招牌是合资格的，党里面也希望我进去。不过，我是呆子，凡事讲究理论与定义。那时的党，在我看，不过为的是升官发财，我实在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损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绝，慨然以卖文为活。由民国成立，以至今日，我所历的报社，已有数家，我始终不曾离开文艺版，这虽然是命运所驱使，也算是我的逻辑。”“我想我的生活，是合于逻辑的。《聊斋》上有句话说：‘自食其力不为贪，卖花为业不为俗。’我今把‘花’字改为‘文’字，也就是我的注脚了。”①他到沈阳，进入《盛京时报》后，将原来字“辰公”，改为笔名“儒丐”、“丐”，即深含自己在文坛求生不易之酸楚。
穆儒丐一生确实只作报馆文艺编辑，不参与政治、不加入党派、不做官发财，总以报人记者“超然公正为最可贵”。但是，身处国家重大历史变革之中，绝对超然公正是不可能的。他一直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不主张革命，主张改良。从晚清时期起，面对强大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势力，他的民族意识极其强烈，与汉民族间的对立情绪很大。到了民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打着“五族共和”的旗号，其实民族间是不平等的，穆儒丐体会尤其深切。1925年8月17日、18日在《盛京时报》儒丐刊载短剧《两个讲公理的》，差不多是用记实形式，发表了当时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与旗民代表的一次对话，其中有一段的内容是：
旗民代表质问陆军总长道：“贵部有意要拍卖外三营旗房官产么？”“拍卖之后，这几十万旗民应当到那里住去呢？旗民为五族共和之一，理应受国家保护；如今不加保护，也就够了，怎会由万劫旗民身上又敲起骨头来。”“我们不要求你履行优待条件，只求你不要没收我们的房子。”
陆军总长答道：“你们还想优待条件么？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
陆军总长要拍卖旗营官产，为的是能赚十几万，中饱私囊。面对旗民代表根据“五族共和”向他提出保护国民的要求，他竟然说“我们不杀你们，不剐你们，也就算天高地厚之恩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政府当局不执行真正的“五族共和”政策，让北京旗民日渐陷入生活窘境，更使穆儒丐的民族情绪日益对立。
以后日寇入侵，沈阳发生“九一八”事变，再后在日本扶持下，建立了“满洲国”，作为曾经是日本的老留学生，又深受皇恩的满洲旗人，穆儒丐拥护帝制、拥护独立建国，并且以日为师、以日为友。在“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掀起全面的抗日战争以后，他依旧未改变自己的思想态度，也一直在《盛京时报》服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报纸停刊。不过，他始终以卖文为业，只在《盛京时报·神皋杂俎》从事编辑工作与进行文学创作。尤其是在这二十多年里，将自己的写作重点，放在关注北京满族民众的生存状态方面，他不停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用写实的文字，描绘出一个又一个民国年间北京满族平民悲剧生活的故事。由于现在的读者已不大能见到穆儒丐作品，这里，特对其有关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些简单介绍：
1922年2月21日至1922年4月30日连载哀情小说《同命鸳鸯》。描写民国初年，时代巨变，北京香山健锐营已残破不堪，旗民难以维生之时，发生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这是作者充满民族悲情、饱含热泪，在家乡一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1922年6月27日至1923年8月31日连载社会小说《徐生自传》。以自传体小说形式，详尽叙述健锐营的旗人徐生，在北京与日本读书生活的所见所闻，徐生留学归来，遇上辛亥革命，功名无望，返回香山。基本书写的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既写到清末社会动荡，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表达作者认为急需改良的主张；还写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留学生中革命派势力强劲，而作者则力主学习日本，保皇维新，改良社会、人心的愿望。
1923年2月28日至1923年9月29日连载社会小说《北京》。描绘了北京旗人在民国之后的生活境遇，充溢着浓郁的感伤情调。走投无路的旗人，有些男人去拉洋车卖苦力，一些年轻女子只得被逼为娼，北京的贫民生活十分悲苦。在主人公伯雍身上，深深地打着穆儒丐于民国初期的五六年间在北京生活的烙印，与《徐生自传》是连接的。
1934年8月4日至1935年10月30日连载社会小说《财色婚姻》。写北京一个式微的皇族家庭，父亲金岩，生于末世，守着祖上传下的虚爵，辛亥以后，忧郁而亡。独由程夫人艰辛地将一双儿女抚育长大。儿子金珠自幼与文淑良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可是，金珠大学毕业后，去外地供职，进入官场，陷入财色包围之中，旋即另结婚姻，不久，客死他乡。在《〈财色婚姻〉脱稿述略》中，穆儒丐说自己写作此书，“可谓殚心尽力”“一连刊载五百多天”，“每日不断地写到终篇”，力图通过“一人一家的事”，提出“社会国家的问题”，写出“一个时代的历史”。基于这种创作思想，作者在叙述金珠二十余年的生活史的同时，对贤妻良母的程夫人勤苦自励的精神，十分钦佩；对金、文两家三代世交情谊，有着温馨描述，表现出他对于坚守传统道德、力行孝悌友爱的赞许，对纸醉金迷的时代社会颓风的谴责，对满洲贵族无人改变门庭，充满失落感。
1937年7月22日至1938年8月11日连载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穆儒丐钻研了《清史稿》、《清朝实录》、《东华录》、《开国方略》以及日本、朝鲜等有关史书，用长篇历史演义形式，对自己的民族英雄——清太祖、太宗，进行了热情歌颂。他在叙述太祖、太宗统一满洲、建立帝国的历史时，加入了大段大段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评论。此种主观的过激思想，使得历史叙述中，夹着作者的褒贬，对太祖、太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为，有避恶扬善之嫌。该书获得“满洲国”1939年民生部大臣文艺赏。
1941年7月6日至1942年1月13日连载社会小说《如梦令》。描写健锐营乡亲们，辛亥后一些人搬进城里，住在西直门、德胜门一带，发生的一段真实故事：蓝老八三十年前将家业花光，卖了亲生女儿环姑娘；三十年后，环姑娘成为贵夫人，登报寻找到亲生父母。本该是全家团圆美满，却因父母兄弟改不掉好逸恶劳的毛病，以至挥霍金钱、卖烟土、嫖私娼，致使骨肉之间发生隔膜、争吵，最终历经磨难的女儿不得已远走外国。这是穆儒丐描写满族同胞生活的最后一部小说，他从清末写到民初，写到如今辛亥三十年后，一步一步如实地写出了自己民族落入衰落的窘境。这个三十年前发生，三十年后结成意外果实的真实故事，让作者看到，沦为社会底层的旗人，受不到教育，人心变坏。他找不到答案，只能慨叹说：“社会是什么？伦理是什么？人类又是什么？真是很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了。”②
上述作品，从20年代30年AI写作到40年代，跟踪展示着北京满族民众生活景况，尽管作者有些与时代潮流不合的思想倾向，甚至是错误、失败的。但因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采用的是写实白描的手法，遂能在这些小说中，留下了北京普通满族民众民国以来日渐衰落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因作者始终充满深切的人性关怀，遂使其强烈的民族悲情，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进而也使这一系列作品，给我们这些与之持不同见解的后人，能够从中了解到民国期间北京满族社会的变化，为这一段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起着一定的警醒作用。
晚生了14年的老舍，他的经历、思想就与穆儒丐不同了。老舍的父亲是守卫北京城的护军，已经腐旧的八旗制度，让这些底层的旗人，住在破旧的大杂院里，过着贫穷的生活。义和团起义那年，老舍还不满2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攻入地安门，老舍的父亲在与联军巷战时殉国。老舍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介绍：“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叙述。” “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父亲的国殇和母亲的刚强，给予这个生长于民族苦难、后来成为作家的老舍终生深刻影响，幼年“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刚懂得点事便知道愁吃愁喝”。③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是在他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老舍从未提起过，他只一再说明具有典型满族妇女坚忍性格的母亲给他的影响：“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同情心。”④在旗人无奈地隐藏着自己民族身份的年代，成长了的老舍，不卑不亢，更为孤高了，他曾说过：“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沉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⑤
14岁时，老舍考入食宿全部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离家寄宿。不满19岁，因为穷，要养家糊口，他作事了，不久，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他没参加，他叙述说：“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⑥23岁，他成了基督徒。27岁出国，从1924年至1929年老舍在伦敦教书。这期间，老舍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又因八国联军入侵种下的国恨家仇，便使老舍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情绪，他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情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⑦老舍大量地阅读欧洲经典文学名著，深受影响，他认为：“假如我们只学了汉文，唐诗，宋词，元曲，而不涉及别国的文艺，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文艺的使命与效果会有多么崇高，多么远大，也不会知道表现的方法有那么多的变化。”⑧他被许多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感动，读了一本又一本，“昼夜地读小说，好像是落在小说阵里。”⑨于是，老舍自己也动笔写作小说了。比较起来，很明显，老舍与穆儒丐，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思想起点也就不同了。
对于小说创作，老舍是这样认识的：“小说是人类对自己的关心，是人类社会的自觉，是人类生活的记录。”⑩他也是这样选择自己的小说创作题材的。在伦敦写的第一部小说《老张哲学》“其中的人与事，多半是真实的”，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他必须隐去人物的“旗人”身份。他说过：“一想起幼年的生活，我的感情便掐住了我的理智……”“假如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的性格与环境。”(11)老舍最关心、最熟悉的是自己生身民族的生活，靠着他刻骨铭心的民族情感，将北京满族乡亲生活真实地记录下来，会是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迫于环境，他只能管束自己的感情，压抑地将最深的隐痛，埋藏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打响了他作为职业作家的第一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能够如次出色描写洋车夫生活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因为这是他自幼接触到的真实的社会与人生，“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来。”(12)细心的读者不只可以从有名无姓这一特点，看出祥子其实是个旗人；更可以从祥子艰难奋斗一生的步步足迹，折射地看到民国以后，广大满族下层人民的悲苦境遇。同样，短篇小说《月牙儿》的创作，亦是如此，它描写一家母女均为生活所迫，沦为暗娼的苦痛故事。老舍说：“它本是《大明湖》中一个片段。《大明湖》被焚之后，我把其他的情节都毫不可惜的忘弃，可是忘不了这一段。这一段是，不用说，《大明湖》中最有意思的一段。”(13)其原因，也是因了民国以后生活无着的北京满族下层妇女苦痛无奈的命运，刺痛着具有大爱精神的老舍善良的本心。民初北京八大胡同里，有些就是被逼为娼的满族女子。尽管小说中没有写出这对母女的民族标记。
1934年，老舍曾经有过写作清末满族生活的准备，他的挚友、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1944年记念老舍创作二十年时，曾经介绍说：“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收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艺儿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14)在抗战中，老舍舍家别母，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写作历史小说的计划撂下了，抗战八年过去了，又一个八年过去了，动荡的局势，逝去的岁月，虽未能使老舍有写作自传体历史小说的条件，却让他在时代的风雨中受到磨砺，具有了更成熟的思想，对于满族的历史悲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终于，在1957年写成的话剧《茶馆》中，他第一次让剧中人物常四爷在舞台上大声地说：“闹来闹去，大清国到底亡了。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公道话！……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比起之前穆儒丐等满族作家，只有老舍才能写得出。在大变革时代自己民族同胞所承受的历史悲剧，始终是缠在老舍心中不解的情结，痛苦地探索半个世纪之后，作为具有巨大民族良知的作家，没有了前辈们过于偏激的民族情绪，他站在民族平等、民族自重的立场，以一种现代思想与眼光，对本民族进行冷峻而热烈的审视，用大智慧、大悲悯和大爱的人文关怀，走进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开掘。
于是，60年代初，老舍开始呕心沥血地以家族为背景书写满族历史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书中通过对人物的叙述，表达了他对自己生身的民族清醒的反思，留下了含着血与泪的深刻自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再没有人能像老舍这样，如此深刻地道出满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真谛了！怀着对中华民族的无比厚爱，老舍希望将这一令他万分痛苦的历史现象，用艺术方式记录下来，作为人类生存的经验教训，留给自己、留给后人。现在能够看到的《正红旗下》仅存的几个章节，就已经有了震撼人心灵的精彩开篇，按计划完成的话，它将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鸿篇巨制。可是，残酷的现实，又不让老舍写下去了。1966年4月末的一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在北京香山，老舍对身处逆境的老友王莹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动笔了！……”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15)历史的悲剧没有写成，现实的人生悲剧却又发生了：1966年8月24日，身受史无前例的批斗殴打之后，自幼刚强孤高的老舍，悲壮地自沉于太平湖，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永远是《断魂枪》里那句悲凉的“不传！不传！”。
是的，老舍之后，无人再能倾一生的才力，和着血与泪，以现代作家觉醒的历史意识，书写这个民族兴衰的历史了！
晚清末年出生的王度庐，贫穷使他小学毕业即辍学，靠自学、打工维生。抗战爆发，他正寄居在青岛姻亲家，成为沦陷区居民后，选择了写作武侠小说，卖文稿，混饭吃，他将自己原名葆祥改为“度庐”，意思是想靠此混一混，渡过这段困苦时期。1938年决定卖文前，在《海滨忆写》一文中，也曾自称“文丐”。1938年11月16日至1939年4月29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小说《宝剑金钗》，一举成名。以后不但连续发表十多种武侠小说；还同时左右开弓，又连续发表《古城新月》等社会言情小说。即使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不涉及时政，王度庐也不再如前辈作家专写清末民初旗人的苦难。可是，血液里流淌的是满洲民族精髓，悲惨的命运是逃不掉的，民族心理是与生俱来的；尽管从记事起，王度庐早已是民国的国民，贫穷的家境与谋生之艰难，使他在饱尝人生冷暖后，更加无言地体味到民族衰落的悲凉，遂也成为一个沉默寡言、内向而又具悲观性格的人，特别与杰出的民族先辈吟唱的悲凉苍伤的纳兰词，产生了强烈共鸣。所以，王度庐的创作，在武侠小说领域里独树一帜，继承晚清满族小说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之思路，打破了其他各派作家或写“江湖传奇”，或写“奇幻仙侠”，或写“武打综艺”的框框，与人们熟悉的武侠小说全然不同，专写江湖女儿的侠骨柔情，令读者动情不已，故评论者说：“惟以写情之缠绵悱恻，写义之慷慨侠烈；而又千徊百转，动人心魄者，殆无过于王度庐和以血泪之作。”(16)王度庐自己在《宝剑金钗》初版自序中也说明：“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17)他将自己的身世经历感受到的无以言说的悲凉，与受到纳兰性德悲怆情调的影响，全都融进对侠义英雄与红粉佳人故事的描绘中，王度庐擅于抒写生死缠绵的儿女情、英雄泪，情节跌宕起伏，可歌可泣，“尤其是‘纳兰性德式’的情感色调，悲怆而又孤傲，执着而又哀凉，是别人无法模仿的。”(18)于是，他形成了侠情一派，“他开拓的这条路——悲剧侠情”(19)，“学术界尊王度庐为近代武侠悲情小说‘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20)。
三位满族作家相互间并不认识，民国后期又分别住在三座不同的城市。在3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京派作家”，也不包括他们三位在内。与海派作家相对应的那些京派作家，基本是从外省到京客居的知识界人士，其创作内容与风格，和三位满族作家的京腔、京韵与充分反映北京最普通的平民百姓生活的小说，是不相同的。现在我们将这三位满族作家联系起来，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独具特色的作品，丰富发展了的京味文化，他们的小说中，有响亮的“京片子”，有令人痴迷的京戏艺术，有幽默生动的鼓词岔曲，更有北京人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离合悲欢，这一切全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传承悠久的古都，其文化特色，在所有中国的古都中，最为深厚。此种具有丰富内涵的京味文化，是与近三百年来，满族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满族在北京世代相传地生活下来，他们热爱北京的乡土之情最为真挚，应该说，有此深情，才能有真正的京味和京味文化。此种深厚的感情，不是遗老们对故国帝京的留恋，而是发自内心深处对故乡热土的铭心刻骨的爱，其血缘的遗传基因，既是同时期京派过客们所不具备的；也是后来又一代新人，仅从语言、民俗上模仿无法学得到的。
在民国这三位满族作家作品中，此种浓郁的乡情，溢于言表。穆儒丐、老舍和王度庐都因外出谋生，长期离开过北京，他们的成名作，均是在外地写成的，但他们对北京的魂牵梦萦，最为感人。1934年穆儒丐在沈阳创作小说《财色婚姻》时，写过下面极为深挚的话语：
天下人思乡的情绪，要以北京人最为浓挚了。北京人所以容易这样思乡，也就因为北京人所需要的事物，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没有一种不美备。不但生在北京的土著，一日不愿离开北京，便是在北京住有相当岁月的中外人，一样也不愿离开北京。北京的衣食住，件件惹人情思，予人以不可言喻的舒适，自然不必说了；便是赏玩游览的名胜名物，也比旁的地方多，因为这个，人们都和她亲爱着，轻易不肯和她言别。但是，人们的壮志，以及冒险精神差不多也都被她消磨了。除非是别有见地，看穿了一切，而能以四海为家的，才能把北京割爱含着眼泪和她告别。但是，乍别时的凄惶，睽离时的思慕，到底是排遣不开，永远萦绕着。(21)
而老舍在1941年在抗战后方，深情地怀念沦陷了的北平说：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之中，十之七八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的鱼儿来。(22)
故乡北京深藏在三位满族作家的心中，他们笔尖流出的是发自内心里的热血，即使王度庐在编织武侠小说与通俗言情小说时，也总让故事在京城发生，人物在北京九门胡同里游走。不必再举人们经常在他作品中，见惯了的描写北京的风景、民俗，只随便找一个并非刻意描写的北京生活小场景，来看一看：
春天北京城落着不断的细雨，把院子下得永远是湿的，我又没有一双胶皮鞋，简直我索性除了上毛房，连屋子也不出了。店门外就是一条狭窄的胡同，这一下雨，不定多么湿，多么脏了，可是，清晨早起，便有人用曼长的声音叫卖着：“榆叶梅——花来，卖花！”
…… ……
这榆叶梅，是一种带着碧绿的像榆树的小叶，可是又累累地挂着许多含苞欲放的红色美丽的花，它比桃花的颜色还娇艳，恐怕也更为命薄。我生平不喜欢富贵的牡丹，长爱这类的“小家子气”的东西。现在我这客舍里只有这一瓶花和一个我，寂寞相对，窗外是春雨如丝。(23)
这里描述的是天桥附近的小胡同，不同于大宅院里“天棚、石榴、金鱼缸、胖丫头”，寂寞春雨中，小院的泥湿，让人无法出屋；却又还有着带“小家子气”的生活情调，没有牡丹花，没有丁香花，随手拈来在胡同里叫卖的榆叶梅，孤寂自赏。通过这种在春天盛开着娇艳夺目红色花朵的最普通的小花，王度庐展现出平平常常的北京人，对生活的最普通的情趣，在贫苦中得到的慰藉。这，也只有深爱北京的乡土作家，才能如此不费力地捕捉得到。
人生逃脱不了时代历史的宿命，三位作家的道路不同，而人生结局，是一样的凄凉：
穆儒丐，1945年以后返回北京，更名换姓成为宁裕之，不再提起曾经写过的许多小说，走进了八角鼓子弟票房，号称半亩老人，写唱单弦，自娱自乐。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1961年逝世。至今他那些大量描写北京满族人生活的小说没有再出版，他的名字也鲜为人知。
被列为武侠小说北派四大家的王度庐，1949年以后，作品被封锁、销毁，作家本人也被遗忘了半个世纪，当80年代重新提起武侠小说时，王度庐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了？连研究通俗文学的学者也已无人知晓。幸亏通俗文学研究者徐斯年教授，偶然间想到了自己早年母校的语文老师叫王度庐。这才知道，原来，解放后，王度庐到东北，当了中学老师，再也不写、不提武侠小说，学生们谁也不知道他就是曾经闻名全国的武侠小说作家。“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农村，1977年病逝于辽宁铁岭，寂寞无声地走完他人生最后路程。
曾经在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有过欢欣、享受过荣誉的老舍，竟也未能避免生命最后的悲惨结局。对于老舍之死，引起过许多研究者们不停地探索，至今无人有准确答案。重要的是，历史将证明：老舍会和他的作品一起，为他生身的民族而永存。记得朱光潜先生在80年代初曾说过：再过一、二百年，中国现代文学能够留下的，将只会是沈从文和老舍的作品。应该说，此话有理。老舍自己谈到英国伟大的悲剧作家哈代时也说：“哈代的一阵风可以是：‘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24)
现在，结束本文时，亦将这句话：“一极大的悲苦的灵魂之叹息，与宇宙同阔，与历史同久”，奉献给以老舍为代表的具有大爱精神的民国文坛的满族小说家们。
2007年12月18日于京西蓝旗营
注释：
①丐：《我的报馆经历·(二)》1926年4月23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②儒丐：《如梦令·第一章》，1941年7月6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③老舍：《吐了一口气》，1961年2月21日《光明日报》。
④(11)老舍：《我怎样写〈老张哲学〉》，《老舍全集》第16卷。
⑤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全集》第16卷。
⑥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
⑦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
⑧老舍：《如何接受文学遗产》，《老舍全集》第17卷。
⑨老舍：《写与读》，《老舍全集》第17卷。
⑩老舍：《怎样写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
(12)老舍：《我怎样写作〈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16卷。
(13)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
(14)罗莘田(常培)：《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1944年4月19日昆明《扫荡报》副刊。
(15)谢和赓：《老舍最后的作品》，1984年8月《瞭望》。
(16)叶洪生《武侠小说谈艺录·“悲剧侠情”哀以思》，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11月出版。
(17)(18)转引自徐斯年：《王度庐评传·“鹤-铁五部的诞生”》，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19)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王度庐》，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0)徐斯年：《〈卧虎藏龙〉修订本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版。
(21)穆儒丐：《财色婚姻·一五八》，1935年2月3日《盛京时报·神皋杂俎》。
(22)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全集》第16卷。
(23)王度庐：《风雨双龙剑·风尘四杰》，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24)老舍：《景物的描写》，《老舍全集》第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