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与区域融合:美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结构转型与地区收敛:美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结构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增长业绩,而这种增长业绩是与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分不开的,如1978-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从71%下降到50% (袁志刚,2002)。中国的地区差距不是呈现单调的下降或上升趋势,而是表现为80年代中前期短暂的下挫和90年代持续上升的趋势(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通过将地区差距分解为地区结构转型速度的差异,证明改革以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是由第二产业的高产值份额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所致。也就是说,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以轻工业产品生产为主的制造业中心,中西部地区则逐渐沦为以农业生产和矿产采掘为主的外围区域,即所谓的东部沿海-内地层面的“中心-外围”格局。从理论上讲,结构转型虽然不是地区差距变化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分解地区结构转型差异来寻找导致地区差距的一些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却是可行的(注:将地区差距(或趋同)分解为不同产业结构的组合,这其实是表面层次或中间层次上的分解,更深的层次是不同的地理因素、制度因素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不一,从而致使地区差距扩大。)。

众所周知,美国地区差距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倒“U”形曲线,其波峰出现在20世纪早期(Williamson,1965)。对于这种地区差距演变规律的解释(注:另有一种观点从索洛增长模型出发,应用无条件收敛概念检验地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GDP水平呈负相关的关系(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这种方法不仅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化,而且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使人无法探知其中的内在机制,所以是一种“技术”模型,而非经济模型(杨小凯,1998)。),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一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比较优势理论和报酬递增理论。前者以Kim(1995,1998)、Caselli和Coleman(2001)、Mitchener和Mclean(1999)等为代表,后者以Krugman(1991a,1991b)以及Meyer(1983,1989)为代表。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要素流动充分的条件下,各地区要素价格相等,地区差距仅取决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早期以前,整个美国处于快速的工业化之中,表现为农业产值份额及就业份额显著下降,而制造业产值份额、就业份额趋于主导地位,此时地区产业结构差异决定了地区差距。美国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和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成为其制造业带,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报酬递增理论认为(注:这里的报酬递增既指单要素报酬递增,也指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因为在Krugman的一系列论文及著作中,厂商的生产要素只含有劳动力这一项。同时,应用报酬递增理论分析美国地区差距的演变,仅有Krugman的一篇论文(1991a),而且该文也仅从人口这一因素出发分析了制造业带形成的内在机制,并没有直接应用该理论分析美国地区差距的演变;Meyer(1983,1989)也仅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19世纪后半叶制造业带的形成,并没有涉及到其中的机理。但一般来说,这三篇文章被认为是间接应用了报酬递增理论来研究美国地区差距的演变。),由运输条件、外部需求(即制造业人口多少及比重)、制造业本身的报酬递增大小共同决定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但随着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制造业便逐渐向这些地区转移,促使地区出现收敛。本文应用报酬递增理论分析早期美国地区收敛的结构性因素,论证产业结构和工资趋同对地区收敛所做的贡献。报酬递增理论怎样与结构转型联系起来?我们认为,由于制造业相对于早期农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报酬递增理论与地区收敛联系的纽带就是地区结构转型(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虽然结构转型不是地区收敛的根本原因,但通过结构转型的分解能够了解地区收敛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因此,结构转型是地区收敛与各种地理、制度等更为根本性因素之间的中间桥梁。由此也可以认为,推动结构转型的力量同时也是推动地区差距变化的力量。

中国目前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消除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将有力地缩小东西部差距(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都阳、蔡昉,2000)。本文以美国历史上的劳动力流动壁垒消除为例,揭示该障碍的消除在美国工业化的初中期对缩小地区差距并没有起非常大的作用。

二、地区收入的分析框架:报酬递增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

地区收入与结构转型的内在联系可以用下式表示。假定一国存在两个地区和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与资本,地区个人收入(PI[,i])的表达式为:

其中i为地区1、2,w[,i]、r[,i]分别为各地区劳动力价格和资本利息,K[,i]、L[,i]分别为各地区资本与劳动力数量。当两个地区市场处于分割并导致生产要素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地区收入差异既取决于不同的要素价格(w[,i]、r[,i]),也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结构。在零运输成本的理想状态下和两个地区市场完全统一时,地区间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利息相等,此时地区的个人收入仅取决于不同的资源禀赋结构。因此,从理论上讲,两个地区在市场没有统一和存在要素流动壁垒时,地区差距取决于要素价格差异与资源禀赋差异。在两个地区市场统一并消除了要素流动壁垒时,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要素价格迅速达到相等,此时地区收入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差异这一单一因素。在分析美国地区差距与结构转型的关系时,Kim(1995,1998)就是假定美国地区间不存在要素流动的壁垒,工资与利息在各地区都相等,因此,地区收入仅取决于产业结构(K[,i]/L[,i])。由此判断,在20世纪初期以前,高K[,i]/L[,i]值的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其余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农业生产;而自20世纪中叶以来,各地区的K[,i]/L[,i]趋于相同,整个地区收入差距也就显著缩小了。

然而,报酬递增理论(Krugman,1991b)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上述解释却不敢苟同。两者对美国地区差距演变的解释差异缘于其不同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坚持所有产品完全同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由此导致产品在空间任意分布,同时不可能形成制造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但现实情况却是大量城市和制造业地带的出现。对应于现实情况的变化,报酬递增理论放弃了产品同质和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采取单个厂商水平上的报酬递增假定(在农业生产中,仍采用传统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体现在L=F+c[,m]q的生产函数中,式中L为厂商雇用的劳动力数量,F为固定投入费用,c[,m]为边际产品的投入成本,q为产品数量。在这个生产函数中,只含劳动力一项成本,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将越来越低,体现了制造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同时,这一生产函数还蕴涵另一结果,即该产品生产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为厂商的规模扩大可以无限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直到利润为零,并阻止其他对手进入。但是,上述假定还没有导出城市和制造业带的出现。Krugman(1991b)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最为关键的假定,即地区间运输制造业产品一定具有运输成本(注:其实放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的假定后,得出制造业聚集于一个地区的结论没有改变(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这一关键性假定导致边际厂商在选择区位投资时,总是选择已有厂商聚集的地区以降低该厂商获得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运输成本,或者选择市场容量大的地区以降低该厂商的产品运输到市场的额外运输成本,我们把前者称为制造业的前向联系,后者则称之为制造业的后向联系。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即使在人口分布完全均匀的情况下,一个幅度不大的外界扰动也会引起制造业向某一地区集中,进而导致制造业地带的出现。由于制造业中心的出现,该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由于该行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而高于其他地区(Dixit and Stiglitz,1977;Krugman,1991b),从而导致制造业带与非制造业带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地区收入仅取决于产业结构K[,i]/L[,i];报酬递增理论则认为地区收入既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又依赖于各地区制造业的工资状况(w[,i])。

自20世纪中前期开始,美国地区差距明显缩小,呈现出显著的无条件收敛趋势。怎样解释这一现象?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整个美国社会由制造业占主导地位转向由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时,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开始趋同,由此决定了地区差距缩小。报酬递增理论认为,不仅产业结构趋同对地区差距缩小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地区间工资差异缩小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工资差异减少一方面是由于服务业及其他地区制造业的兴起,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报酬递增理论曾假定农业生产没有报酬递增特性,但是20世纪中期开始,由于许多机器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业部门也表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并由此抬高了农业部门的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

从报酬递增理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地区收入同时取决于地区产业结构和地区工资差异。对于地区产业结构状况,我们可以从地区专业化指数上判断,同时,农业社会向制造业为主的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结构转型上(也是报酬递增理论对地区差距影响最甚的时候)。因此,我们下面的分析集中于地区专业化指数、地区工资差异和整个结构转型三个方面。

三、地区产业结构变化与结构转型

地区专业化指数是通过比较两个地区同一部门的比较优势,并将这两个地区多个部门的比较优势累加起来,形成一个表示这两个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综合性专业化指数:

其中,E[,ij]、E[,ik]分别为地区j和地区k的第i部门的就业水平,E[,k]、E[,j]分别为地区k和地区j的总体就业水平。如果SI[,ij]等于零,表明地区j与地区k之间完全没有分工,两地区的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它们处于一个自给自足状态;如果SI[,ij]等于2,表明两地区完全分工,两地区拥有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注:本文使用的是部门数据,它无法区别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地区分工。如甲地区完全生产某一制造业产品(如柯达公司位于罗切斯特),乙地区完全生产另一产品(如波音公司位于西雅图),两个地区间的产业结构(K/L)差异仍较大。因此,以部门为基础的专业化指数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是比较粗糙的,但抓住了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基本特点。)。在后者的情况下,各地区劳动力就业于完全不同的部门。地区专业化指数告诉我们,如果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K[,i]/L[,i])非常接近,有助于缩小这两个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如果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显著不同,则会推动地区间的差距扩大。在研究美国地区差距时,把美国分成9个地区(注:这9个地区分别是:New England,Middle Atlantic,East North Central,West North Central,South Atlantic,East South Central,West South Central,Mountain,Pacific。),按部门将任意两个地区组合(C[2,9]),我们得到36个地区专业化指数,然后计算其平均值,即某一部门的地区专业化平均指数(见图1)。

图1 美国1860-1987年地区专业化指数

资料来源:Kim(1998)。

图1显示,农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一直呈单边上升趋势;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经历了轻微短暂的下挫后,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持续攀升,1920-1950年期间,该指数保持在0.80以上,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则快速下降;批发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1939年为0.32,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通过综合多个部门的地区专业化指数,我们发现地区专业化综合指数在19世纪中后期是略微上升的,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进入20世纪20年代则出现下降的趋势。具体变化的路径为:1870-1980年间,地区专业化指数从0.50上升到0.60,1880-1910年间该指数保持在0.53左右,而在1939-1987年间,地区专业化指数从0.50下降到0.20。这种综合平均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与直接测算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基本吻合。有必要指出的是,综合地区专业化指数的变化过程也直接反映了由农业社会向以制造业为主的社会和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转变的过程。

由于农业部门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一直向上攀升,我们认为农业生产要素不仅包括资本与劳动力,还包括土地、天气等许多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这导致农业生产中的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对于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系数的倒"U"形波动,我们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美国国内市场统一和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大规模建成,使得单位商品的运输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可以通过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来降低产品平均成本,从而推动了制造业集中于少数地区(注:有必要提出的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工业化时期,许多制造业的能源动力采用位于特殊地理位置的水力、火力等,这些因素加剧了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上升。)。但是随后又因以下因素使地区制造业专业化指数下降:第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制造业的能源利用技术革新步伐大大加快,许多替代性的能源动力、自动化的生产线纷纷出现,加上低成本、长距离运输使得企业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大大减少,降低了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第二,大量向西部、南部地区的移民造就了西部、南部地区不断出现新的制造业中心和城市,而且这些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可以有效地降低矿产资源和制成品的运输成本。批发、零售等服务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服务业的投入要素是可以流动的,而其“产品”却不具流动性,这导致了其“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通常是在同一地点。因此,随着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指数下降,服务业的这一指数会降到很低的水平。

可见,由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通常具有显著不同的地区专业化模式,产业结构变动对美国地区差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整体上说,产业结构变动与整个地区差距变化呈现明显的同步趋势,即典型的倒"U"形曲线。

表1 1880-1980年美国地区结构转型与工资收敛

188019001920194019601980

农业的GDP份额

 0.27

0.19

0.13

0.09

0.06

0.02

农业的就业份额

 0.50

0.39

0.26

0.20

0.06

0.03

农业/非农业的相对工资

 0.20

0.21

0.32

0.35

0.51

0.69

农产品的相对价格(1967=1)

1.20

1.23

1.54

0.99

1.10

1.01

南部/北部相对工资 0.410.44

0.59

0.60

0.78

0.90

中西部/北部相对工资0.820.89

0.90

0.84

0.96

1.00

资料来源:Caselli和Coleman(2001)。

四、工资趋同与结构转型

从公式(1)中可以看出,按照报酬递增理论,地区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工资。回顾美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19世纪中前期美国国内交通不发达使得各州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普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状况使得各地区工资差异较小。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运河、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系统的建成,把美国国内市场统一起来,同时制造业由于具有规模经济特点导致地区专业化指数上升,以工资为表现形式的地区差距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时地区工资差距主要体现为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地区与快速工业化的北部地区的差距(见表1)。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各个地区的工资收入开始明显地收敛(注:部分数据直接取自Caselli和Coleman(2001)的文章。他们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说明在早期美国南部地区农民在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农业生产中有比较优势,由此导致南部地区农业劳动力比重高和人均收入水平低,而从20世纪中期开始,教育和培训的成本迅速降低使得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较高技能的非农业部门,此时南部地区的比较优势转移到制造业生产,结果使得原先农业部门的工人工资提高,同时也推动了南北地区的收敛。)。

从表1可以看出,19世纪末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的工资差距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工资差距迅速缩小,其相对工资从1940年的0.6快速接近于1980年的0.9水平。高水平的工资差距与各地区结构转型的快慢是否有一定关系?从前面叙述的报酬递增理论可知,如果将制造业考虑为报酬递增的团体生产(注:加上“团体”两字,是为了区别比较优势理论,在一般的比较优势理论推导过程中,我们一般将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人或国家作为例子讲解该理论的内涵,这势必导致单个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而农业生产仍被设定为传统的同质产品并具有报酬递减特性,加上制造业产品跨地区运输存在运输成本的假定,则制造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使新加入的边际制造业厂商定位于厂商集中和市场较大的区位。这在理论上支持了制造业在空间的聚集。同时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和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正是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集中的地带,它们的工资水平显著高于其余没有进行快速结构转型的地区(注:这在理论上已由Dixit和Stiglitz(1977)以及Krugman(1991b)做了很好的说明。)。因此,地区结构转型快慢差异应该是用来解释工资差距的一个很好的变量。反过来说,落后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如果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结构转型,则地区间工资差距将会显著地下降。

从工业化的角度讲,美国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为农业的GDP份额、就业份额的持续下降(见表1),而工资收敛的结构性因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地区间要素流动的壁垒消失,使得地区间同一部门内部的要素价格趋于接近;其二是后进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先行工业化地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其三是各地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缩小。后两个因素是体现结构转型的量化指标。下面我们简要说明这几个结构因素在工资收敛中所起的作用。

假定将美国分为两大地区:北部地区(n)与南部地区(s)。一个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可以表述为:

其中,w[i,t]为地区i在t时期的劳动力工资收入,w[i,ft]为地区i在t时期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w[i,mt]为地区i在t时期的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收入,L[i,ft]为地区i在t时期的农业劳动力份额,w[,mt]、w[,ft]分别表示t时期整个地区非农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率,下标f、m分别表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利用(3)式,我们可得出南北地区工资差距的表达式:

此处x可以为w、L。利用公式(5),计算出的结果如表2所示(注: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对于“劳动力重置”一项,我们假定平均工资水平不变,只考虑南北两地区间的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化;对于“部门间的工资差异”一项,我们假定农业、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不变,只考虑整个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工资差异;对于“部门内工资差异”一项,保持两地区在农与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数量不变,只考虑同一产业内的地区间的工资差异缩小对总地区趋同的贡献。),公式右边第一个中括号表示两地区间在农业内部和非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工资趋同,这种同一部门内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工资趋同对地区工资趋同的贡献称为“部门内部的工资差异缩小”;右边第二个中括号表示南部地区低工资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比北部地区相应的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更快对地区工资趋同所产生的贡献,称为“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右边最后一项表示在整个南北范围内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工资差异缩小对地区工资趋同所做的贡献,称为“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缩小”。这三项对地区工资趋同的贡献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美国南部与北部地区工资趋同的结构分解

说明:本图根据公式(5)绘制;标有L的箭头表示劳动力流动,标有W的箭头表示工资趋同。

表2 美国南部与北部地区工资收敛的结构分解(1880-1950年)

总量

 劳动力

 部门间部门内部

 重置工资差异

 工资差异

1880-1950

 0.440.1560.2010.084

百分比(%)

 10035.5 45.5 19.1

资料来源:Caselli和Coleman(2001)。

表2显示,在1880-1950年间,南部地区农业劳动力更快地向非农部门转移对总工资差异缩小的贡献达到35.5%,整个地区农业与非农部门的工资差异缩小对整体趋同的贡献达到45.5%,地区部门内部的工资差异趋同的贡献却只有19.1%。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传统理论认为,由于国内交通运输系统的建成、要素壁垒的消除,劳动力工资会迅速趋于相同,而分析结果明显与我们传统的预期不相符。同时,由于南部地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快速流出与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缩小等都是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因而整个地区结构转型对美国地区工资收敛的贡献达到80.9%,而地区间要素流动的壁垒消除对地区工资差距缩小的贡献只有19.1%。

五、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应用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了美国地区收敛与其结构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新经济地理学成功地解释了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叶美国制造业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和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的内在机理。同时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这三个地区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占主导的工业社会转型,从而使这些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且在工资水平上也高于未完成结构转型的地区,进而推动了美国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对于比较优势理论,本文发现不仅地区产业结构(K/L)对地区收敛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各地区的工资差异对地区收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地区工资差异的缩小不仅取决于地区间要素流动壁垒的消除,而且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落后地区更快地实现以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转变。因此,落后地区实现快速的结构转型不仅表现为该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同时还表现为工资趋同。

以上分析对中国消除地区差距的启示是:尽快转变西部地区的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也就是说,发展中西部地区,首要的一点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是中西部地区有足够的需求和人口密度、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短期内消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壁垒,可能对缩小地区差距不会起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从美国的经验看,消除要素流动的壁垒对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的贡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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