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新诗论文,晚清论文,自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2-0032-05
本文所论“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梁启超、胡适、陈子展、朱自清等人的有关著述均作此称。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当代学者为了将其与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有所区别以及行文的方便，遂径称“新学诗”，本文亦然。
一、“新学诗”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诗歌在经历了近体诗时代的高度成熟之后，因袭着唐诗宋诗的荣耀，跨元越明。步入清代以来，又能放出一种异彩。然而，陈旧的观念，僵化的格式，森严的韵律，传统的重负，毕竟与日新月异的近代生活格格不入。及至晚清，古典诗歌这种日趋明显的衰落和危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新时代、新生活、新观念、新内容与旧格凋、旧形式、旧风格之间异常尖锐的矛盾，促使诗人们变旧创新，自觉探索诗体解放的道路。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等人和他们的“新学诗”，就是代表这一诗体变革潮流的最初诗人和最早诗作。“新学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开始，也意味着新诗探索与尝试的发生。
新学诗出现于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前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由舆论宣传转为政治运动的时期，集中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当时的知识界正处在“新学”与“旧学”的尖锐对立之中，思想解放的激情日益高涨。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三人深感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保守和迂腐，决意与这种“旧学”告别，将传统诗歌作为“旧诗”归入“旧学”之列加以否定；另一方面他们又勇于探索“新学”，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并带着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之情，试作“新诗”。“新诗”又名“新学之诗”，可见它与“新学”的密切联系。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新学”。而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诸人所谓“新学”，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注：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A].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卷上，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22.）此乃“新学”的幼稚阶段。梁启超还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诗话》、《亡友夏穗卿先生》等著述中，对他们由崇拜“新学”到倡创“新学诗”的情景，作了细致的描述：“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1896)、丁酉(1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夏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做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5～51.）这便是新学诗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创作年代、主要作者和基本特征。
“复生自熹其新学之诗”。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便是这种新学诗的代表作。诗云：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引录此诗后注道：“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fl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诗作表现了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主题。汪辟疆谓谭嗣同“三十以后，乃有自开宗派之志。惟奇思古艳，终近定庵，且喜摭西事入诗。当时风尚如此，至壮飞乃放胆为之，颇有诗界彗星之目。”（注：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A].汪辟疆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7.）颇能揭示其探索精神和创新意义。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他创造许多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注：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A].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卷上，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1～22.）下面便是“几十首绝句”中的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谓“冰期、洪水，用地质学家言。巴别塔云云，用《旧约》述闪、含、雅弗分辟三洲事也……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又将夏曾佑与黄遵宪、蒋智由并称为“近世诗界三杰”，大约也正是着眼于他对新学诗的首倡之功和创作实践。
梁启超自谓“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这首“注至二百余字，乃能解”之作，便是仅存的一首：
尘尘万法吾谁适？生也无涯知有涯。大地混元兆螺蛤，千年道战起龙蛇。秦新杀翳应阳厄，彼保兴亡识轨差。我梦天门受天语，玄黄血海见三蛙。以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奇怪诞的风貌，表达了反叛传统变法维新的志向。
这种作品诚“非诗之佳者”，其创作时间也不过两三年之久，基本作者又仅限于谭、夏、梁三人，流播范围在1902年公开发表于《新民丛报》之前，大约只是在挚友间交流，且保存下来的数量又少。但是，作为破旧立新的最初尝试，它在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新学诗”，就“学”而言，反映了当时追求西学和思想解放的精神历程。对此有关学者已有所阐发，兹不赘述。就“诗”而言，其诗史意义，人们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和系统论述。概而言之，至少有以下诸端。
首先，新学诗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的诞生。这就是勇敢地与传统决裂，把传统诗歌视为“旧学”的附庸，否定“旧诗”，自创“新诗”，率先冲开传统诗歌的殿堂，敢于标新立异，努力探索新诗的出路。甚至连他们提出的“新诗”一词也成为诗歌史上最早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如果我们联系晚清诗坛宗唐崇宋，已步入穷途末路的现实，就更能体会出他们否定传统、开辟新路的勇气和卓识。作为一代思想解放的先驱和造诣很深的旧诗作者，他们的这种“新诗”试验，并非浅薄之士的游戏之举，而是基于对旧诗历史和现状的认真反思和深入观察之后所发出的一种探索新诗的自觉意识和有益实践。
其次，新学诗打破了古典诗歌的封闭系统，注入了新的内容——新学思想和异域文化。这种新文化、新思想、新材料突破了几千年来古典诗歌内容构成的单一模式，由诗歌内容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而开始面向世界，给沉闷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容本身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先行者们渴望了解新学、了解世界的精神风貌。尽管这种新内容的表现还仅仅局限于一些新名词，但它毕竟是对传统诗歌内容的一大冲击，意味着中国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第一步。
再次，新学诗是对旧诗的第一次自觉变革，成为新诗探索的开端。诚然，现有新学诗还都是律、绝的基本形式，但外语译词、自然科学术语及社会政治学说概念等大量新名词的大胆引入，已经破坏了严整的格律。同为五七言的形式，但由于大量采用新典新词，在格调上已与旧诗迥然不同，确能表现出一种新异的面目。从诗料看，它已不再仅仅是三坟五典、杜诗韩笔，而是集佛、孔、耶三教经典于一体，杂以新名词，这就突破了旧诗末流置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和五光十色的世界风云于不顾，专在唐宋诗中和故纸堆里寻诗料、讨生活的单向途径，呈现出一种面向世界的双向发展趋势和追求解放的鲜明时代特征。今天，当我们的民族诗歌已经逐渐走向世界时，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初创之功的。
基于上述认识，除了对新学诗的局限应有足够的估计之外，我们似乎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谭嗣同、夏曾佑等新诗的草创者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的概念，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否定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朱自清指出：“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注：朱自清.中国诗的出路[A].转引自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23.）陈子展认为“新学诗”的意义正在于“想在古旧的诗体范围中创造出诗的新生命”，谭嗣同、夏曾佑便是这诗体探索、新诗尝试历史进程中“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注：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M].上海书店，1984.21.）。这正是对新学诗的自觉意识和诗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三、“新学诗”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文学的困境和自身的失误，新学诗终因无从索解和不成意境而失败了，但在新诗发展的历程中，将永远留下这艰难的第一步的足印。事物总是在否定中前进的，新学诗基本作者之一的梁启超正是在这种失败的反思中得到启示后发展为“诗界革命”运动领袖和“新派诗”的理论倡导者和重要实践者的。于是，新诗探索的道路上又出现了“诗界革命”的曙光。
1899年底，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里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一方面基于新学诗得失的总结，另一方面来自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蒋智由及他本人等一批所谓新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新派诗广泛反映了资本主义“新世”“瑰奇”的形形色色，举凡外国习俗、异邦风物、轮船电报、进化平等，无不入诗。
第一，新派诗多方面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风云变幻和奇异自然风物，空前拓展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和意境，不独“
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A].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又能“吟到中华以外天”（注：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A].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40.）。第二，新派诗语言通俗，风格平易，优秀之作还能体现“我手写我口”的精神，吸收“流俗语”（注：黄遵宪.杂感[A].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趋于通俗化。一些作品句式自如多变，开始突破格律束缚。第三，新派诗人已经开始注目于“欧洲诗人”之“鼓吹文明之笔”，向往外国诗歌“左右世界”的神奇力量（注：黄遵宪.与丘菽园书[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4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1.）。从新学诗大胆输入新名词、洋典故，到新派诗开始注重欧洲诗歌的精神实质和意境语句，说明对外来影响的自觉吸收已逐渐接触到诗歌的本质，这正是近代化程度强化和深入的表现。总而言之，“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注：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第1卷[M].上海书店，1994.675.），或曰“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5～51.），便是新派诗的基本特征。
蒋智由发表于《新民丛报》第三号上的《卢骚》一诗，很能代表新派诗的上述特点：
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这里的“卢骚”、“民约”、“平等”、“自由”、“革命”乃至“法国”、“君威”、“全球”，纯属梁启超所谓“新语句”，由此而构成的“新意境”也很鲜明强烈；但这一切又基本是通过“古人之风格”表现出来的。这是新派诗的进步，亦是新派诗的局限，统为诗歌近代化过程应有之义。
由此可见，“诗界革命”无论作为一种文学口号和创作实践，还是作为一种诗学思潮和诗歌运动，都当以1899年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为起点，新学诗只能是“诗界革命”的先声或前奏，或曰“诗界革命”前的探索，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诗界革命”起于黄遵宪写于1868年的《杂感》之“我手写我口”或1896至1897年间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三人的新学诗创作的观点，都是不确切的。戊戌之前的康梁等维新党人，在政治上志在变法，讳言“革命”，诗界亦然。黄遵宪甚至终其一生都在回避“诗界革命”的字眼，并认为文界“有维新而无革命”。“诗界革命”的口号本身及理论纲领，实乃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海外之时，形势渐变，思想渐变，并受到日本翻译英语"revolution"一词为“革命”的影响而首先提出的。要之，新学诗之于“诗界革命”的意义，正在于梁启超所谓“得风气之先”，它本身还不等同于“诗界革命”。至于新派诗，更属与“诗界革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新派诗”概念虽由黄遵宪于1897年提出（注：黄遵宪.赠曾重伯编修[A].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62.），其创作还要更早一些，但新派诗的发展则与整个改良运动相始终，并在“诗界革命”理论指导下方才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它也不限于黄遵宪一人的创作，而是对包括黄遵宪在内的康有为、梁启超、丘逢甲、蒋智由等改良派作家的诗歌作品的统称。
四、“新学诗”的影响
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这是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新学诗对于“诗界革命”的先导意义，亦如前文所论。至于新学诗在整个近代诗体探索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却每每被学术界所忽略。其实，作为破旧立新的最初尝试，新学诗既是近代诗体变革的起点和“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秋瑾等革命派作家（注：龚喜平.秋瑾的“歌体诗”创作与中国近代诗体变革[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尤其是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南社是一个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诗人为中国诗歌的近代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创作实践贯穿于“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四个近代化阶段，其中尤以对“歌体诗”的探索成绩卓著，成为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以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为代表的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风貌、体式章法、语言韵律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注：龚喜平.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南社领袖柳亚子的早年诗作，即有明显的新学诗痕迹，试看他的《读〈史界兔尘录〉感赋》：
嫁夫嫁得英吉利，娶妇娶得意大里。人生有情当如此，岂独温柔乡里死。一点烟士披里纯，愿为同胞流血矣。请将儿女同衾情，移作英雄殉国体。柳亚子自述早年曾是梁启超编撰的《饮冰室诗话》、《诗界潮音集》专栏的热心读者。此诗与发表于《饮冰室诗话》中的谭嗣同《金陵听说法》、夏曾佑《绝句》（“冰期世界太清凉”）等典型新学诗如出一辙。诗中“英吉利”、“意大里”系外语译词，“烟士披里纯”为英语"inspiration"之译音，意为灵感。新学新词，新声新义，令人耳目一新。
南社代表作家高旭、马君武亦不乏此类新学诗之作，他们均写有谭嗣同式的儒、释、耶三教掌故糅合，杂以科学知识的新学诗。高旭曾在梁启超主办的《诗界潮音集》、《杂歌谣》（《新小说》）专栏发表过大量作品。其诗如“天人魔物科难别，化、湿、卵、胎数不清。国土庄严忘我相，电空簸荡发雷声”云云，俨然谭、夏新学诗的复制品。马君武既系“好哲学而多情者也”（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45～51.），又为“能合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者”（注：柳亚子.磨剑室拉杂话[A].转引自马君武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1.），其早年之作就好以西方故实、科学知识和新学理念入诗，乃至写于1910年的《劳登谷独居》，依然与谭、夏诸作同一格调：
海枯生物化新土，石烂流金结幻晶。几处青山息喷火，百年赤道有流冰。不须终日忧人事，且值阳春听鸟声。如使气球竟成就，孑身辟地适金星。从诗题到诗句，译词新语层出不穷，西学新义触目皆是。诗情、新学、哲理，三位一体；艺术想象与科学幻想，互为交融。此诗写作之时，已是谭夏“新学诗”诞生之后的十余年了。
有趣的是，胡适在诀别旧诗尝试白话诗之际，曾将自己的旧诗集命名为《去国集》，便是直接从“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日‘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受到启发，胡适集中亦不乏新学诗式的作品。《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三章“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内有“但祝天生几牛敦，还乞千百客儿文，辅以无数爱迭孙，便教国库富且殷，更无谁某妇无裈……居东何时游康可，为我一吊爱谋生，更吊霍桑与索虏：此三子者皆峥嵘。应有‘烟士披里纯’，为君奚囊增琼英”诸句，胡适自注“牛敦Newton，英国科学家……康可Concord，地名……‘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直译有‘神来’之意。”（注：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15.）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了白话诗尝试与新学诗试验之间的历史联系。
五、“新学诗”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关于“中国文学近代化”命题的提出及其系统研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研究对象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评论、文学翻译等文学近代化诸多领域，目前尚在次第开展之中而呈方兴未艾之势。有关中国诗歌近代化问题的研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仅对于研究近代诗歌本身有着突出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从古典诗歌到现代新诗的流变过程也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之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近代化过程，既促成了古典诗歌自身的演进与蜕变，也孕育和生成了现代新诗的前身，实质上意味着旧诗的解体和新诗的创立，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转换。这一近代化过程起始于19世纪末年的“新学诗”试验，终于20世纪初期的“白话诗”运动，时跨新旧世纪，绵延二十余年，共经历了“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四个发展阶段（注：龚喜平.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论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J].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上承古典诗歌的悠久传统，下开现代新诗的崭新流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诗史价值。
“新学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近代化进程的起始，并构成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也对此后的新派诗、歌体诗（注：龚喜平.近代“歌体诗”初探[J].西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白话诗诸阶段的诗体探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在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具有突出意义。
收稿日期：200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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