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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贸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目前，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外贸经营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但在“千军万马”忙外贸的“繁荣”景象背后，专业外贸组织却在相对萎缩，其在外贸市场中的相对份额越来越低。问题就出现了：中国的外贸经营有没有必要实行专业化分工？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在加快放开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权的同时，再进一步放宽对专业外贸经营组织的准入管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分工的作用，促成一大批新型专业外贸组织的诞生，我国外贸及整体经济将会出现比现在高得多的经济效率。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增长在制度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本文从外贸领域分工的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问题引入，关注的是一个最优经济组织形成的问题，结论具有一般性意义。
一、为什么专业外贸组织能有效促进外贸交易效率的提高
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分工（Division of Labour）不断深化，而分工的深化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这种良性累积效应形成的所谓报酬递增现象（Increasing Returns），就是经济增长史上最动人的故事情节。亚当·斯密（Adam Smith）指出，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的水平，而分工则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协调。 杨格（Allyn Young）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不仅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反过来它也会极大地促进市场的发展。马克思也对分工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指出了分工对提高生产效率的巨大作用。可见，分工和专业化（Specialization）在经济增长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注：目前有一种思想潮流，力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将分工和专业化这一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重新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思想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市场和分工相互促进带来经济不断增长的循环过程中，交易效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注：交易效率只是一种分析工具，要具体地度量很困难，但其函数可表述为K＝f（s,N），其中s表示交通、通讯、市场基本条件、法律环境等状况，N则表示人口密度，f为增函数。从现实生活中经济组织的不断创新，我们可直观地感受到交易效率提高的经济效果。 ）这可以从分工带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上升的两难冲突（Trade-off）中得到证实。随着交易效率的上升，交易费用系数会下降。因此，交易效率大小，就成为如何进行这一两难折衷的关键。我们假定交易效率K[,0]为一个临界点，当实际交易效率K小于K[,0]时， 市场结构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当K大于K[,0]时，分工会出现。当劳动的交易效率高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时，劳动市场便会替代中间产品市场，企业组织也就随之而生，经济效率和分工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注：科斯认为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非市场管理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是计划对市场的一种替代，但张五常对此进行了修正，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产物，这一思想比科斯的思想更为深刻。）我们再假定K1是使专业商人组织出现变得有利可图的交易效率。那么，当实际交易效率K小于K1时， 企业会自给自足地到市场上从事贸易活动。这种贸易的交易费用（系数用1－K表示）非常之大。当交易效率大于K1时，大量的专业商人组织就会出现。（注：局部分工的市场结构可能没有专业商人的参与，但市场一般均衡不可能没有专业商人组织的介入，这一点已被杨小凯用数学模型加以证明。）也正因为专业商人组织的出现，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进而为企业大幅度提高产出水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我们再来看看专业商人组织是如何使交易效率出现质的飞跃，以及贸易活动又是如何从企业转移到专业商人那里的。由于商人组织专业从事贸易活动，就给信息的搜集处理和知识的累积（Knowledge Accumulation）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效率也就远远高于企业自己非专业化的贸易活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自然也更为节省。在高效的专业商人组织出现后，原先自己从事销售的企业发现，与其自己销售产品还不如依靠专业商人更节省成本，贸易活动就这样逐渐转移给了专业商人。最后，绝大部分的商品都会卷入专业贸易商的分工网络。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组织会不断发生非连续性的跃变，内生出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注：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框架对这一过程无法作出解释。在这里，最优决策要么是0，要么是1，而不是介于0到1之间的一个中间变量。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先根据文定理（Wen Theorem）列出每一个可行的专业化决策， 然后解出每一个角点均衡（Corner Equilibrium），最优角点的均衡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因此， 市场的自发调节不仅可以解决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更能解决组织结构的问题。（注：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最核心问题就是分工与专业化，认为市场的功能首先在于协调分工，内生出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结构，其次才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问题。但马歇尔之后，这一核心思想逐渐在主流经济学中淡出，经济学的重点转向了单一的资源配置。一批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如Allyn Young, Houthakker等人，试图将人们的视野再次引入这一领域。杨小凯等人则致力于将古典的经济学的灵魂在现代经济学中复活。）
同国内贸易组织相比，专业外贸组织的情况有着很大的特殊性，但尽管如此，其作为贸易组织的一种，同生产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脱离上述一般解释。同时，在专业外贸经营领域内部，也有一个如何深化分工的问题。随着外贸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外贸经营行业内部的分工会越来越细密。于是，有的外贸组织专门作这几类商品，有的组织则专业作另几类商品；有的分工这些地区，有的则专门负责那些地区。这种专业化分工一旦形成， 又会使外贸经营行业内部也出现分工经济（Economies of Di-vision of Labour），外贸交易效率更进一步提高， 带来整个经济的增长。
在国际贸易的分工和专业化问题上，跨国公司也概莫能外。跨国公司本身就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组织，非常善于利用世界范围内发达的分工体系提高生产效率。通常它们很多只是专门负责研究开发、市场销售以及少数核心技术部件的生产，利用多年来创立的品牌声誉获取利润，很少自己投资生产多种零部件，虽然跨国公司多是自营国际贸易，但专业化水平却非常之高，仍属于一种专业经济。况且，其专业化程度再高，也还是依靠各地的经销商网络进行销售。
可见，如果通过市场自发地演进，专业商人无疑是最能提高交易效率的组织，它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会集中绝大部分市场交易活动。因此，从经济组织交易效率的高低排序，依次是专业商人→生产企业→个体业主，这也正是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生产企业越来越离不开商业组织的重要原因。
二、为什么说我国外贸交易效率提高还有较大的制度空间
但是，如何分工是在非市场的行政力量干预下形成的，比如中国传统专业外贸格局，情况又当如何呢？传统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经济组织形式，而在于依靠什么力量进行调节。当后发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时，它必然要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分工体系。中国在建国后依靠行政力量形成的一大批分工有序、门类齐全的经济组织，就是这种模仿的结果，传统专业外贸组织就是这样诞生的。假定传统外贸经营组织的交易效率为K2，而企业自营进出口的交易效率为K （注：这个K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没有引入专业商人组织时的交易效率， 分工水平取决于其同临界交易效率K[,0]的比较。）， 我们来考察一下专业外贸组织和生产性企业之间专业化分工出现的条件及不同效果。
先看第一种情况。改革开放前，由于国有企业体制僵化、对外封闭，不可能有专业外贸知识的积累，同等体制条件下专业外贸组织的交易效率肯定高于生产性企业。因此，尽管企业将外贸委托给传统专业外贸组织是政府强制性垄断的结果，但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企业也多半会作出同样的选择，专业外贸经营组织同生产性企业之间就这样形成了有序的分工。也就是说，虽然企业没有外贸进出口权，但专业外贸垄断经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机会成本，同企业自营进出口相比，反而是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当然，如果有生产性企业以及专业外贸组织行业内部的竞争，效率相对会更高）。这样，“传统专业外贸经营组织——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均衡。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在体制上作出改进，这种均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并最终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形成新的均衡。
再看第二种情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国有企业的行为也日益市场化。结果是，企业自身的交易效率迅速提高，而传统专业外贸组织的交易效率却在垄断的保护伞下原地踏步。很快，前者的交易效率（K）就超过了后者（K2 ）。于是，企业为了追逐自给自足状态下出现的那部分潜在收益，就会极力摆脱传统专业外贸组织，使外贸活动从分工状态回到自给自足状态（要求自营进出口）。在外贸经营实行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企业就会以游说、行贿等方式对政府部门展开攻势，以期获得自营进出口的特许权。这样，一批谈判能力强的大企业就率先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外贸分工出现萎缩，但整体经营效率却得到提高。这也正是目前中国外贸经营领域正在发生的故事。
但是，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专业外贸组织同生产性企业之间新的均衡还远没有形成。我们知道，这种分工萎缩反而提高经济效率的情况，只有在专业外贸的交易效率（K2）小于企业（K ）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如果将K2提高到K2'＞K的水平，则外贸经营的分工格局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并进一步加深。不同的是，以前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现在则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均衡，各个行业的分工水平也将随之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而分工水平的提高，无疑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名词。随着中国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日益发挥，经济效率就这样不断地得到帕累托改进。
三、提高外贸交易效率的政策含义
如果专业外贸组织的交易效率不能提高到K2'，情况会是怎样？ 整个社会必将承担巨大的机会成本（用K2'－K表示），损失很大一部分经济效率。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当前“千军万马”忙出口的繁荣景象远不是故事的全部的原因。前面已经论述，新型专业外贸组织的交易效率（K2'）高于企业自营进出口的水平（K）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常态，而中国目前离这一常态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就说明，中国外贸的增长还有相当大的制度空间，如果加快进行制度创新，外贸增长前景将十分诱人。当然，我们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外贸经营的特殊性，它涉及到外汇制度、信用制度、关税制度、民族产业保护及很多非贸易因素等方面，同国内贸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那么，对目前的体制格局到底如何进行帕累托改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政策含义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逐渐放宽专业外贸经营的准入限制，通过市场竞争促成一大批新型专业外贸组织的诞生。如果分工是市场协调的结果，专业外贸组织的交易效率肯定高于生产性企业自营进出口，高出多少则取决于市场的完善程度，取决于专业外贸组织之间的竞争及其内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但由于我国一直实行外贸垄断，大批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新型专业外贸组织无法诞生，传统的专业外贸组织又因长期的体制沉淀而积重难返。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结果可能是专业外贸组织的全面萎缩，整个社会承担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因此，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市场的力量重新在外贸经营领域完成一次专业化外贸的分工。只要逐渐放宽市场管制并建立起相应的法律环境，一大批富有活力的专业外贸组织很快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从而，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将大幅提高，外贸市场的扩大又会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卷入分工的网络，经济就会持续不断地增长。
第二，加快放开生产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专业外贸组织是市场经济下对外贸易的主角，并不意味着生产性企业拥有自营进出口权不重要。恰恰相反，后者是前者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生产性企业没有自主决定进出口的权力，那就会是一个残缺的市场结构，由此而生成的专业外贸组织必然因为缺乏竞争而低效，并最终趋同于传统专业外贸组织。外贸经营业务向专业外贸组织集中，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不是靠行政力量干预的产物。外贸经营领域的逐步开放，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律的要求。这一步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但步伐还可以更快，并且观念要彻底扭转，政府对外贸经营的管制权是向企业“借”来的，现在应该还给企业了。
第三，加大对传统外贸组织的改革力度。传统专业外贸公司不是靠优惠政策能走出困境的，关键是要建立起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传统专业外贸组织的历史包袱，为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目前对传统专业外贸公司的改革，在政策上似乎还应引起更大的重视。有一种观点认为，“外贸是重要的，但外贸公司不是重要的”。（注：1999年1月22 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在外贸公司的进出口权被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分割”后，某外贸公司总经理显得走投无路，表示“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兴办实业，靠两条腿走路。”如果旧有的专业外贸公司经营状况不能通过改革加以扭转，而新型专业外贸组织又无法诞生，今后恐怕无论生产企业还是专业外贸都会不得已“靠两条腿走路”，整个外贸经营领域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将丧失殆尽，经济效率遭受很大损失。）这种看法似乎不妥。首先，它没有看到外贸分工演进的方向；其次，没有认识到传统专业外贸组织知识积累的价值；最后，没有认识到传统外贸组织是国有企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抛了之是不行的。传统专业外贸公司之所以效率低下，主要是体制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专业外贸组织本性就效率低下。如果通过加大改革，传统外贸组织能焕发出生机，无疑会对中国外贸增长发挥很大作用。
第四，政府要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秩序。政府的职能不在于分配资源，而在于维护一个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行使看起来“无利可图”的公共职能，保护所有者的利益，这样经济才能始终保持高效。政府在促成专业化外贸组织成长时，其实可以更加超脱，因为再高明的“审批大师”也比不上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市场会决定哪些企业生存，哪些企业淘汰。政府只要专心维护好市场秩序，就可以解决经济组织结构问题，而费力地编制各种“指导目录”反倒不一定能收到好的效果。
当然，任何制度改进都涉及到多方面的环节，会遇到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象理论推导那样简单，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尤其如此。但无论如何，中国外贸制度改革的前景还是十分广阔的，外贸增长还有较大的制度空间。推而广之，中国当前在金融制度、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企业登记制度、商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相当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很多改革只要处理得好，几乎可以使人人受益，因而阻力也相对会小得多。只要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民，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目前很多让政府头疼的问题都会应刃而解，甚至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