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领导理论的变迁看领导科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领导理论传统描述的质疑 在领导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们大都习惯把较早期的领导理论的发展划分为从特质理论到行为理论再到权变理论三个阶段，但由于只考虑到领导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而未充分挖掘领导活动的内涵，使得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理论显得混乱与无所归属，让人感觉它们很突兀并缺乏与先前理论的逻辑关联。而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容忍此类问题长期存在的，于是我们就干脆把它们统称为新领导理论，然而这种避繁就简的无力的划归让我们对领导科学本身的科学性甚至是存在的合理性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产生怀疑。 这就要求我们对已形成的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在对它们前后之间的关系的一贯性理解中，去发现领导科学发展的一般逻辑，进而让我们能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对领导、领导者、被领导者、权力等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以及用领导科学的理论成果去指导我们各式各样的领导实践活动。 二、领导理论变迁的现实逻辑 在对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所形成的领导理论进行描述、分析和运用的过程中，我们如果能立足于某一理论，并能用一种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的话，便会发现领导理论的发展还是很流畅的，它与领导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甚至能先知先觉地暗示我们(如果我们能心领神会的话)领导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一)领导理论发展的实践逻辑 领导理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对领导实践活动本身的一种既经验又理性的总结。从对领导特质的关注，到对领导行为风格的总结，再到对领导情景的重视等，反映的是领导活动实践者进而是领导理论研究者随着领导实践活动逐渐地开展，对领导活动真谛的一种否定之否定式的逐步发现。当现实的领导活动中出现了新的问题，表现出新的特征时，领导理论的内容也随着发生转向。 领导者因其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在领导活动中的特殊作用，相对于追随者而言更容易成为众目关注的对象，领导特质理论就在对扮演领导者角色的个体的由外而内的审视与剖析中生成。在领导活动中，随着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的丰富以及自上而下的领导理论的有效指导，领导者的素养和水平也愈来愈高。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被领导者的特点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文化水平越来越高，在领导实践活动中，被动和顺从逐渐减少，思想上有了更多的想法，行为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的追求，工作价值观、工作态度以及职业选择的标准和职业生涯的规划等都越来越得到强化和趋于个体化。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在领导实践活动中，在关注领导者之外，对被领导者也应有更多的关照和思考。这些反映在领导理论中就突出表现为对领导者影响力来源的再分析、对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互动力量和互动关系的另眼相看以及对追随者在领导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比如新领导理论中的自我领导理论，就强调通过对被领导者控制的弱化，使被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达到一种不绝对依赖和受制于领导者的自我领导。 领导理论的变迁也与领导环境的变化相伴相随。随着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个体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全球经济社会日趋一体化，领导活动所存在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在领导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组织的结构与特征的变迁上。比如说基于对外部环境灵活适应的需要，组织管理层次的逐渐减少以及管理幅度逐渐增加，以及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来的组织运行中的网络化与虚拟化等。这就要求领导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也做出相应的调整，比如权力更为分散与领导方式和方法更为灵活等，除了自我领导理论外，仆人式领导理论、柔性领导理论、团队领导理论、虚拟领导理论等，都是对这些变化做出的理论上的回应。 随着领导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我们除了自觉地从提高领导实践活动效率的角度对领导活动中处于表层的现象和问题有越来越全面的认识和安排之外，领导实践活动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越来越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或被我们所意识，比如领导活动及领导者存在的合理性在哪里，领导者在决策、用人等环节上是出于一种怎样的价值安排，推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互动的力量是什么以及从哪里来等，都属于领导哲学领域所探讨的一些话题。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逻辑，但我们应看到，就事论事式的思路虽然可以让我们对问题有一个更好的聚焦，但这种站在领导实践活动之中谈论领导的思路也会让我们走上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误途。因此，我们在对领导理论的变迁进行考察时还要有更广阔的思路和更开放的眼光。 (二)领导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 领导理论的产生与发展，除了与领导实践活动本身的特点绑定之外，还与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相关联。比如最早出现的领导特质理论，对拥有什么样特征的人可以成为领导者的聚焦是与当时管理和领导活动所存在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联的。生产活动复杂性的提高客观上要求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分离，但从劳动者中分离出来的管理者或领导者往往是技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企业家的亲戚，或是企业的会计师，他们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管理或领导技巧的训练，在领导和管理活动中，往往是率性而为。因此，领导活动的绩效完全取决于扮演领导角色的个体是什么样的人。由此，对领导者的体貌特征、智力水平、心理和行为特征等方面的总结便构成了此阶段领导理论所讨论的核心内容。但对领导活动有效性的讨论也因此表现出盲人摸象式的局限：对领导特质的描述只能列举但无法穷尽，由于未考虑领导者以外的因素而使得对领导特质的归纳显得很不完全和缺乏普适性。当不能从领导者自身静态的可描摹的个性特征上找到实现领导有效性的确切路径后，我们便把目光转向扮演领导角色的个体的动态性表现上，即在其成功或失败地扮演领导角色的过程中都做了些什么，于是领导行为理论应运而生。 这就暗示我们在对已有的领导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时，应结合该理论形成时的特定背景来认识它产生的必然性、内容的先进性以及对当时领导实践活动的有益的指导性。对新产生的领导理论，也应从时代发展的特征中去揣摩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不同于以往理论的新特征，否则在我们眼中所有的领导理论都会被看成是落后的、愚昧的、片面的，新形成的理论也都是突兀的、破碎的。当然，当我们有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之后，我们知道这样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三)领导理论发展的哲学逻辑 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东方哲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交叠与融合，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二者的消解都是我们在讨论和思考一些哲学命题时惯用的逻辑。在领导理论的变迁中同样也融注着这些基本的哲学命题。对什么样的领导是好的领导和有效的领导，特质理论首先进行了经验性的、进而又是科学主义的回答，行为理论做出的是一种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分析，而之后的新领导理论则有了更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的思考。 领导特质理论最初的提出，来自对那些公认的成功领导人士或是伟人的个性品质或心理特质的经验性的总结，进而发现领导者不同于追随者的特点是什么。当科学主义的思维无孔不入地发展之时，对领导活动有效性的探讨也开始脱掉经验主义的旧鞋，穿上科学主义的外衣，用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的、貌似客观的、高级的数理统计与分析的方法，从大堆的词语和数据中去找寻领导者所独有的特质结构，试图以科学主义的方法必然带来科学的研究结论的逻辑，来回应人们对特质理论的质疑。这种回应由于科学主义本身的局限性而遭到人们对特质理论的贬损，从而也决定了特质理论在领导理论发展中的一时之“荣”和一时之“勇”。 领导特质理论之后的领导行为理论则表现出人文主义的端倪。梅奥主持的霍桑试验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人群关系理论可以说是吹响了管理和领导领域人文主义的号角。它提醒我们除了关注生产制度、生产设备、薪酬之外，还要关注管理和领导活动中人(特别是被管理者和被领导者)的心理性和社会性需求。因此，就有了我们按照领导是员工导向还是生产导向，领导是更关心人还是更关心组织的评判标准对领导者不同的领导风格进行归类与区分。 而一些新领导理论则让我们摆脱了仅通过对领导者个体的剖析或对领导者对待追随者的行为方式的审视中发现提高领导效能的可能路径的思维模式，它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维模式告诉我们：单纯的领导者自身人格完美以及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行为方式的改善都不足以产生领导活动的高效率，领导活动的高效率来自他处。如魅力型领导理论向我们展示了基于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共同建构而生成的领导活动的高效率。看似属于特质理论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其实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形成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魅力是来自领导者自身的，但这种魅力要想转化为提高领导效能的有效力量，就需要以追随者对此魅力的认可为前提，并以现实的行为来印证魅力在追随者身上产生的与领导效能提升相关的影响。愿景式领导理论中建构的则是领导者和追随者对组织未来发展的共同构想和向往。 哲学从表面上看和我们的领导活动实践相距甚远，但我们应看到，在领导活动中，哲学的思维是到处存在的，如领导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领导活动的意义是什么，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动与关联的动力又在哪里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在具体的领导实践活动中，我们把领导者和追随者安放在哪里，以及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领导活动的目标，依靠什么来实现领导活动的高效率等。因此，当我们用哲学化的思维来深度分析和梳理领导科学的理论成果时，也同样会对这些理论为什么产生，不同理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有更为深刻和系统的梳理和认识。相应地，当我们习惯了以这种哲学化的思维对领导活动中的要素进行审视、对领导活动中的各个环节进行规划时，我们会更明白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会走到哪里去。 (四)领导理论发展的科学逻辑 领导科学的发展，除了一定的历史环境条件的决定，除了哲学冥冥之中的引领，以及学科自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成长之外，其他学科领域如管理学、政治学、心理学、组织学、社会学等科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领导科学开始发展之时正是管理科学兴盛的时代。由于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之间的天然联系，最初的领导科学研究深受管理科学的影响，或者说与管理科学研究是混沌一体的。因此，最初的领导理论和管理理论是高度重合的。随着管理科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逐渐把目光聚焦到管理过程中的领导现象上，更进一步说是领导者身上。因此，着眼于领导者特质的特质理论就成为领导理论研究的初始形态。在领导科学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随着领导科学研究的深入以及管理科学的更多的思想积累，领导学逐渐开始与管理学有了越来越多的区别并逐渐地分离，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问题的领域和思路。 由于领导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天然关联，领导科学与政治学的联系也是千丝万缕的。自20世纪中叶开始兴盛发展的政治学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为主题，强调用经验性的定量分析而不是制度性的定性描述的方法对政治行为进行观察和资料的搜集。而此时的领导科学正在逐步脱离管理科学之后的独立发展道路上迈进，也同样把眼光转向了对领导行为有效性的讨论上，也同样采取了保守主义的路线，站在领导者对权力拥有更多的占有和控制的角度，对领导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只是到了后来，才对之有了更自由主义式地看待，逐渐发现了蕴藏在所谓的被领导者或者追随者身上的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力及领导力。领导理论中的自我领导理论、仆人式领导理论等都与之具有相似的思路。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系统论蓬勃兴起，它在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方法论基础的同时，其观念也渗透到了科学发展的各个领域。与之相对应，由特质理论到行为理论，由权变理论再到伦理型领导理论等新领导理论的演变中，也逐渐减少了对领导者的聚焦，开始包含被领导者、领导活动所处的组织环境和外部环境等系统化视角下的要素和思路。同时，某一领导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表现出这种逐渐开阔的视野和思路。比如伦理型领导理论，最开始时只是关注个体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的伦理行为，到后来逐渐地过渡到对领导活动中伦理行为的全方位关注，其中就包含着浓重的系统论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对领导理论品味和体会的过程中，站在领导科学领域之外来更全面地看待它，在面对层出不穷的领导理论时，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理解力。比如心理学中的积极心理学思潮和领导科学中的积极领导理论之间，行政管理领域的服务型政府和领导科学中的服务型领导理论之间等。 三、从领导理论的变迁看未来领导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学科自身的成长、社会发展的推动和科学思想的引领等共同构成了领导科学发展的合力，助推领导科学在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向前迈进。通过对领导理论变迁路径的分析，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未来领导科学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一)更具时代性 领导理论的发展，始终表现出与社会发展的同步。面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领导科学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来予以回应，并且随着领导科学日益走向成熟，这种对现实和时代回应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灵敏度会越来越高。与之相对应，领导科学对现实的领导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二)更具生态化 从对领导理论变迁的路径分析中可以看到，领导理论的发展遵循由内而外、由静态到动态、由个体到系统的发展方向。伴随着领导科学发展的日臻成熟，它逐渐地把领导活动中的各个要素(领导主体、领导客体、领导环境)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使得领导理论及领导科学的研究更接近领导实践活动的本真与全貌，从而使领导理论获得更大的解释力，使领导科学获得越来越多的真理性认识。 (三)更加深入和细致化 从最开始对领导活动中最显眼的领导者的关注，到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中去找寻提高领导活动效率的有效路径，再到领导与权力的分离及领导者的行为与组织环境的结合，以及对领导活动中的价值和伦理要素的思考与讨论，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们对领导实践活动的认识是逐渐深入和细致化的。这也预示着，诸如领导价值观、领导伦理、领导哲学之类的话题在以后的领导科学研究中将会被越来越多地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