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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李权时、章海山主编的《经济人与道德人》一书。本书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当前道德危机的症结，即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裂变与背离，并以此为切入口，运用理性思想辨工具，剖析了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道德困惑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解决道德危机的途径就在于寻求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使人成为全面的人。同时还提出了培养全面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从而为研究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区分最早始于亚当·斯密。自他之后，如何把经济人与道德人和谐地统一于个体身上，换言之，如何在这个体的一体两面之中寻得一个“中适”，就成了许多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现在，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也涌现了一批关注此焦点的理论工作者。但他们并不局限于感性的体验，而是透过纷繁的道德现象来把握道德发展的时代轨迹。依据这一时代轨迹建立出适应新时期的道德规范体系，这既感应于现实的呼唤，也显示出理论的力量。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现实与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紧紧扣住时代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经济人与道德人》成功地把抽象的道德理论与具体的道德实践辩证地统一、融贯起来，既使人们对当前的实际道德状况有了清醒、正确的了解，又对道德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有了深入的认识。比如在谈到人性与道德的关系时，既从学理上疏解了人类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人性与道德之间的不同关系，又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条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性与道德是趋于和谐的，两者之间具有价值同构性，同构的基础是物质利益，而目标则是精神升华和人的全面发展。再比如，在论及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的多元分立导致价值选择、道德选择的多元化时，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多元化的道德选择在理论上并不能为道德的放任自流和道德相对主义开辟道路。相反，无论是在理论指导还是在现实操作中，我们都必须以符合大众利益的占主导地位的道德选择方向对这种多元化加以调节、引导和限制。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集体主义一元化的道德价值导向，以一带多，把多样性的道德价值取向引导到符合社会根本利益的基本方向上来，这样才能使道德选择达到散而不乱、多而不杂，从而避免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道德无序状态。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吸收了近年来道德研究方面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中的义利观、道德评价的尺度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何对待中外优秀伦理传统、市场经济下的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问题、新时期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模式、新型社会道德的调控机制等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本书不仅内容广泛全面，而且其分析方法也是全面的。比如在谈到市场经济造成人性中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裂变时，作者同时指出，市场经济又为经济人与道德人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提供了必要和有利的物质条件。通过全面而辩证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克服其负面影响，用道德力量来调节、规范经济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坚持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全面性的同时，又不失其系统性。所有的论述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系统的核心就是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一切论述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矛盾展开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尖锐矛盾表现为，极端的道德人只讲义不求利，极端的经济人却只求利不讲义，两者都是单面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既讲利又讲义，以义统利，才能成为全面的人。书中对义利观、单面人和全面人的分析，可说是从个人主体的微观层面上对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矛盾作了分析和阐述，而对道德评价的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论述、对效率与公平的论述，则更多地从社会整体的宏观层面上对上述矛盾进行了剖析。对职业道德与家庭道德的论述，则从应用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道德人与经济人是如何在特定具体的生活领域中被分离，而又趋于和谐统一的。可见，从个体微观、社会宏观及具体生活领域等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对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矛盾所作的分析，就构成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伦理探索。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第三个特点是其观念的现实性和独创性。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指出的，他们“力求解放思想，敢于触及社会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新的概念、范畴”。显而易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思想繁荣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健全的社会应容许有不同的声音。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经济人与道德人》正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它不求观点的圆滑精致、无懈可击，而是立足于变化的现实，力图提出了一些符合现实且具有启发性的见解。《经济人与道德人》以开拓者的气魄，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新概念和新道德原则。比如新时期道德的核心原则是“人道主义的集体主义”，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相和谐的“真实集体”，增进个人和社会的幸福，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在市场经济中具体体现为“互助的功利主义”，即“一种通过行为主体之间互惠合作来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及社会功利的行为规范”。还有，在论及新时期经济伦理原则时，也提出了“合法致富”的新概念，把“合法赚钱”作为调节和约束主体经济行为的主要标准。不可否认，这些新观点或许尚欠完善，还不很成熟，但它们至少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致考察和深入思考的结果，是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经济人与道德人》所具有的学理性、现实性和独创性，使它成为一本可读性较强又具有深刻启迪作用的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