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民主论文,和平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08(2006)05-0014-04
一、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反对照搬西方民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政治制度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议会制和分权制，由于其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的，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比较完善，它在形式上给人一种十分民主、自由的表象。而社会主义由于首先是在落后国家实现的，虽然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其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在民主制度上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在我国开放的过程中，西方社会就开始有意识地向我国输入西方的民主思想，丑化、歪曲和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国内也有一些人呼应国外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攻击，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称为“乌托邦”，并从国外资产阶级思想中寻找各种理论上的支持，对自己错误的观点进行论证。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我国开放中对于中外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的。197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时就毫不隐讳地说：“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国际政治的许多主张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甚至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些共同的语言。”[1] (P5)这种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明确中外意识形态的不同，防止和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方面，邓小平的立场是一贯的。面对1979年的那股否定社会主义的“自由化”的思潮，197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说：“至于‘自由化’，我们从来不提‘自由化’。我们从来都提民主集中制，现在这样提，以后也是这样提。”[1] (P120)自由化分子在1986年的学潮中打出了要“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对党和国家的制度大肆抨击。过后，邓小平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为了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2] (P195)
1989年，平息政治动乱以后，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邓小平在外宾面前不仅抨击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同时还强调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丢。中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不会照抄、照搬外国的民主制度，“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针对一个时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2] (P240)1989年12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说：“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2] (P351)这样，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决地维护中国意识形态的安全，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忘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和斗争，在和平的交往中警惕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是邓小平的一贯立场。
在警惕并抵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国的渗透，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的同时，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及其优越性，并在各种场合解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强调要对人民和青少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是超时空的、抽象的。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针对那些自由化分子借口“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口号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现象，邓小平在有针对性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他还着重指出，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他强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邓小平讲这些话的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按照他的“新思维”，实行多党制民主，从宪法中取消了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条文等等，终于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严重分裂以至国家解体，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这个事实从反面向人们证明了邓小平上述论断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富于预见性。
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3] (P175)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而这些利益从本质上来说是统一的。针对自由化分子的猖狂进攻，邓小平强调：“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 (P379)但是，邓小平也不讳言我国的民主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弊端，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对此，邓小平主张通过改革来完善，但不能用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邓小平在开放伊始就批评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以及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 (P335)这样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就能更好的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使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多起来。
二、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努力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传统和政治优势，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抵御和平演变的生命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他不仅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同时，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关注着思想政治工作的状况，对于在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
首先，旗帜鲜明地反对群众的自发性。无产阶级政党要时时刻刻正确地引导、领导人民群众为摆脱旧的思想和旧势力的影响而努力斗争。列宁就说：“对个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4] (P325)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要反对群众的自发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国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后，一些人产生共产主义“渺茫”论和“三信”(信仰、信念、信心)危机，迷恋西方民主制度。一些人借口崇拜自发性，来散布各种腐朽思想，从事各种非法的活动，思想领域出现了混乱的状况。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鼓吹群众的自发性其实就是要求党放弃领导权，放弃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灌输”的权力。邓小平说：“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3] (P120)但是，包括党内的一些人由于僵化地理解了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对那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不敢批评，造成了党在思想战线上软弱涣散的局面。邓小平多次就此强调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批评的武器不能丢，他严厉地批评那些“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2] (P42)多次向中央一些领导人提出要改变党在思想战线上领导的这种软弱涣散的状况，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其次，邓小平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党只有让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凝聚人心，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自由化思潮就是在社会散布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跟党争群众，特别是争夺青年人。邓小平在主张对自由化分子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制裁的同时，提出：“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同时，“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3] (P175)在1986年学潮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提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他在会见外宾时谈到：“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2] (P205)1989年的政治风波又一次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去占领。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非加强不可了。邓小平在1989年3月第一次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在动乱发生以后，邓小平进一步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2] (P287-326)这表明了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反思。直到1992年他还谆谆教导：“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教育好。”[2] (P380)通过做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了解我国的近代史和党的历史，明白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
三、强调维护国权，坚决反对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我国内政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局势缓和的情况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人权为借口，在全球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并借此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人权成为其推行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而人权问题成为其向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内容。美国通过对外援助等手段，在我国培植亲美的势力。可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每次的泛滥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的影子，都是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大合唱。邓小平对此一开始就有警觉，他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对那种借口人权来干涉我国内政的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内揭露并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理人，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见解、新观点。
首先，邓小平主张要严格区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和无产阶级的人权观，反对抽象地谈论人权。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人权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尊严与价值，人所应当享有或实际享有的权利。由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 (P56)所以，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人的价值”、“人权”等，由于人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所以要谈论人权就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的人权观是不同的。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把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引入到我国，大谈抽象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并用来批评我国的社会制度。诚然，“人权”、“人道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特权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它在一定时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以后，“人权”、“人道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蒙蔽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权更是成为西方社会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工具，人权观念的历史进步性荡然无存。
邓小平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对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国外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2] (P40-41)邓小平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把人权放在一定的社会和阶级关系中来考察，在现实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中来把握人权的实质。而资产阶级学者正是抹煞人权的阶级性，鼓吹其抽象性，给资产阶级人权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那里“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6] (P439)现实表明，资产阶级鼓吹的人权已经离开了其在启蒙时期的进步的大道，而沦为为其自身服务的工具，其所鼓吹的人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而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继承了资产阶级在人权方面的积极成果，打破了人权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阶级局限性，把人类的人权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所以，邓小平在1985年就明确地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2] (P125)社会主义人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全国人民的人权，是最广大人民的人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最为真实的人权。邓小平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来认识和研究人权问题，划分了资产阶级人权观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根本区别，为人们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提供了一条正确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针对外国的“人权高于主权论”，邓小平提出要结合国权来谈人权，国权高于人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扭转自己在国际霸权中的不利地位，而实现其霸权主义的图谋，不断提出各种所谓的人权“新理论”，如“主权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人权无国界”，“人权不属于内政”，等等。中美建交后，美国不断以人权为借口跟中国制造摩擦，损害中美关系，特别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明目张胆地支持动乱分子，为他们造势。在政治风波以后更是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企图趁机压制中国接受西方价值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针对外国这些谬论和帝国主义行径，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权高于主权的思想。他严厉的批评道：“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3] (P173-174)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更是利用“人权”为借口，来干涉我国的内政，并通过各种渠道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支持他们在中国内部的分裂和颠覆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特别是在1989年，中国政府用国家的强制力量平息了企图推翻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西方不仅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推波助澜，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来编造各种虚假的信息，煽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在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果后，就以“人权”为借口，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大肆的攻击，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邓小平在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做坚决斗争的同时，根据中国的人权观，提出了国权高于人权的观点。他在1989年10月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时候，毫不客气的批评了美国在政治风波中的恶劣表现和霸权行径。他严正地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2] (P331)在11月会见外国客人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西方国家的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径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他说：“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2] (P345)12月，邓小平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又一次谈到，“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2] (P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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