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体系和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意义论文,体系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1-0129-07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角度，其中最主要的是通史角度和断代史角度。就目前情况认识，经过新闻史学界前辈学者以及当代新闻史学界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无论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通史性研究，还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断代史研究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假如说还略有遗憾的话，笔者认为是民国新闻史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还没有出版民国新闻史的专门著作，而这一现象与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社会客观需要明显不相适应。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及迫切性
民国新闻史研究和先秦、两汉、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等朝代的新闻史研究一样，都应当属于断代新闻史研究的范畴。
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立宪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3日解放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当年10月1日建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历史的终结和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尽管以蒋介石为政治代表的国民党在溃败到台湾以后仍然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但作为全国性政权的“中华民国”事实上已不再存在。1971年7月15日，联合国以压倒多数通过著名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早已被中国人民赶下国内政治舞台的所谓“中华民国”，又被世界各国驱逐出了国际政治舞台。“中华民国”无论是在国内舞台还是国际舞台上都成了过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新闻史学界对断代新闻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绩，其中既有按照“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来命名这些新闻史著作的“大”断代新闻史专著，如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和倪延年的《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倪延年和吴强合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以及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等，也有以某一具体朝代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赵振祥的《唐前新闻传播史论》、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朱传誉的《宋朝新闻史》、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等。这些著作无论是从古代、近代和现代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封建朝代的角度，都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清晰脉络和发展轨迹。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无论是从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角度，还是从先秦、秦汉、唐朝、宋朝、明朝以及清朝（前中期）的角度认识，学术界对中国断代新闻事业史研究的脚步，走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的门槛前就停滞了。这一现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如今已经60多年了，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欠缺或不足。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即隔代修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新闻史学者理应编修一套甚至数套（不同角度或特点的）《中华民国新闻史》。这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早在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会议上就提出重写清史、编写中华民国史，但当时无人响应。在1972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再次号召编写中华民国史。会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以著名历史学家李新、孙思白教授为首，开始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史》。中国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消息在报纸上一经披露，立即引起海内外尤其是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响。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为此召开“民国史座谈会”，指出大陆编写民国史“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震撼与关切”，说“这件事又如台风过境一样”。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则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对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宗旨和活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表示也打算编写《中华民国史》。但是这一动议迅速引起一些台湾学者的反对，认为中国的编史传统是“后朝修前朝之史”，“岂有国未亡而修断代史之理”。台湾方面乃决定编著《中华民国建国史》①。
在民国历史研究方面，大陆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②。而大陆新闻史学界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学术杂志上甚至没有一篇有分量的研究民国新闻史的学术论文发表，更没有编撰出版一套全面、客观、科学地记述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断代新闻史学专著，更没有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研究的迹象。台湾地区新闻史学界不修《中华民国新闻史》是因为他们按照史学界的惯例，自认为“中华民国”的新闻史还没有结束，所以不修“当朝新闻史”。但我们一直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推翻了以蒋介石为最高政治代表的中国国民党所主导的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的，那为什么在中华民国被推翻了60多年的今天，我们新闻史学界还没有编著出一套《中华民国新闻史》来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闻史研究的欠缺和新闻史研究者的一个遗憾，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总之，我们认为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全中国新闻史学界应该重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积极开展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大力支持民国新闻史研究。这是因为开展民国新闻史研究，不光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性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促进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交流，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中国新闻史学界不应再延搁的迫切任务，也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二、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体系
民国新闻史研究是一个尚未被开垦的学术富矿，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如果对民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和主要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民国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可以有如下几个组成部分：
（一）以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和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中华民国”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具有和已经逝去的其他历史朝代明显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需要，这些“明显的不同”就构成了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和氛围，从而产生出可以区别于其他历史朝代的新闻事业及其发展历程，亦即民国的新闻事业史。把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变化的历程忠实地记录、再现出来，就是民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主体成果——多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
从目前情况认识，这套多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主要可以有如下几卷组成：
第一卷《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新闻业的孕育和临时政府时期卷》，主要研究、再现和记载在中国近代发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在1893年创刊于澳门的《镜海丛报》上发表“针砭时事，鼓吹反清革命思想的文章”③开始，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上下反对恢复帝制的一片唾骂声中呜呼去世为止的近20年时间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并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历程，以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到袁世凯病逝前的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各类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第二卷《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北京“统一”政府时期卷》，主要研究、再现和记录自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到1927年4月18日（以蒋介石为政治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南京另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止的10多年时间里，中国各类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
第三卷《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南京政府前期卷》，主要研究、再现和记录自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政治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起，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10年中，中国各类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
第四卷《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南京政府中期卷》，主要研究、再现和记录自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1945年9月前的8年间，中国各类新闻事业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
第五卷《中华民国新闻史：民国南京政府末期卷》，主要研究自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4年时间里，中国各类新闻事业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二）以民国时期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民国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民国新闻事业史是一个学术富矿，具有很大的拓展和延伸空间，除了进行综合的或分类的研究外，还可以就某些特定的对象进行专题性的细化深化研究。这种细化深化的研究在上述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就目前情况认识，这套《中华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丛书》可以包含如下几卷：
第一卷《中华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红色新闻事业史》，研究自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
第二卷《中华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伪“满洲国”新闻发展史》，研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到1945年8月伪“满洲国”灭亡这14年间，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我国东北的新闻事业状况。
第三卷《中华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主要研究民国时期代表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利益的外国新闻从业者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程。
第四卷《中华民国新闻史专题研究：汉奸政权新闻史》，主要研究和展示自1931年日本武装入侵我国东三省前后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阶段中，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创办、为日本侵略者服务、背叛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新闻媒体及其新闻活动，从滋生到畸形发展到灰飞烟灭的变化历程。
（三）以民国时期各类型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民国时期不同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
新闻媒体是新闻传播过程得以完成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也是构成特定社会环境下新闻事业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们既承载着历史发展脚步的印记，又体现了作为人文科学范畴的新闻活动和技术科学成果结合发展完善的历史进程，同时又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物的设备与人的活动、人的努力与环境的制约等多种矛盾的互相作用过程，因而是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情况认识，这套多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媒介发展史研究丛书》主要可以由如下几卷组成：
第一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报刊发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这数十年间的各个阶段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新闻报刊，以及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中国人在海外（诸如南洋各国，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创办的旨在为中国国内政治服务的新闻报刊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第二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电影发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民国时期各个阶段中，国民党政府系统、共产党根据地政权系统摄制的，以及外国人在中国摄制的新闻电影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第三卷《中华民国时期无线电广播发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1949年10月前的近30年时间中，中国新闻业界无线电广播（包括外国人开办的，国民党各级政权控制和领导的，共产党红色根据地政权领导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和规律。
第四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通讯社发展史》，主要研究和展示民国时期在中国的新闻通讯社的创办、发展、变化的历程和规律。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民国时期各类型新闻媒介发展历程和规律的研究，形成与多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互补的更加深入的媒介研究系列专著。
（四）以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人物既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是后来新闻界人物学习的标杆和研究的对象。尽管处于同一个历史阶段，但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一个人就是一面镜子，一个人就是一份标本，一个人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笔者认为，目前至少应该也完全具有条件编撰如下民国时期重要新闻界人物的研究著作：
第一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界人物研究：胡适研究》，研究胡适自20世纪初参加新文化阵营从事《每周评论》等报刊新闻活动开始，到民国南京政府结束前的30多年中的新闻观点、新闻实践、新闻效果及新闻影响等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原因和历史过程等。
第二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界人物研究：戈公振研究》，主要研究我国著名的爱国新闻人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戈公振在民国时期的报刊新闻活动、新闻史学研究活动以及在当时及后来的影响等。
第三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界人物研究：胡道静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第一批新闻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道静从事报刊新闻活动和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过程，以及他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影响和贡献等。
第四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界人物研究：英敛之研究》，主要研究民国前期我国北方重要新闻报纸《大公报》的主要经办人英敛之从投身于报刊新闻活动到淡出报刊新闻活动的过程及内在原因等内容。
第五卷《中华民国时期新闻界人物研究：史量才研究》，主要研究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报业托拉斯理想的实践者史量才在实现报业集团化发展理想中的思考和探索过程，以及遭受挫折直至失败的历程和对后人的启示等。
（五）以民国时期的重点新闻媒体为研究对象，展示若干重点新闻媒体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变化历程和规律
这里的新闻媒体研究是特指对某一类新闻媒体中的重要具体个体的产生、发展、变化历程的研究，从而展示或再现特定新闻媒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发展路径和特点，进而揭示和反映民国时期的主要新闻媒体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我们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编撰《中央日报史》（主要研究《中央日报》从1927年3月22日在武汉创办到1949年3月迁台北出版前这22年间，由创办、发展、变化、壮大到衰微的历史过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史》（主要研究和展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自1924年4月1日正式发稿至1949年9月底前这25年中的创办、发展、壮大到衰退，以及退迁台湾的历史过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史》（主要研究该台自1928年8月1日举行开幕典礼并开始正式播音起，到因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而于1949年退迁到台湾的历史过程）、《红色中华社暨新华通讯社史》（主要研究红色中华社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第一次播送新闻开始，到1937年1月改名新华通讯社为止的发展历程，以及新华通讯社自1937年1月成立到1949年9月底的发展历程）、《中共中央机关报发展史》（主要研究《红色中华报》自1931年12月11日创刊，到1937年1月29日改名为《新中华报》，后又于1941年5月16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直到1947年3月27日停刊的历史过程）等等。
通过对上述民国时期重要新闻媒体的个案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民国时期的其他重要新闻媒体积累经验。
（六）以民国时期产生的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恢复民国新闻事业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解读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民国时期的新闻事业发展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而民国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民国新闻史。为了充分展示民国时期新闻事业发展变化的历史足迹，也为了让更多的研究者利用收集到的民国新闻文献史料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可以编选以下史料：《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民国政府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自1912年元旦到1949年9月底由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民国北京“统一”政府、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产生的新闻事业发展史料）、《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红色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新闻事业产生的新闻事业史料）、《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民间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民国时期民间新闻事业史料，包括民间报业发展史料、民间无线电广播发展史料、民间新闻通讯社发展史料以及民间新闻纪录电影发展史料等）、《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海外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海外围绕国内政党政治或民族解放斗争而形成的新闻事业史料）、《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汉奸伪政府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民国时期各阶段汉奸政权产生的新闻史料）、《中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选编：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史料卷》（主要收录民国时期外国人在中国从事新闻活动所形成的新闻史料）。
上述各卷史料大致应该包括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政府管理新闻事业的法令法规或重要公文、新闻团体史料以及重要新闻事件的有关史料等等。按照时间的次序，把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媒体活动（创办、停办、改办以及正常的新闻采访、编辑、发布和流传等），新闻业界和学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新闻活动，新闻学界和业界团体及它们的学术或业务活动，与新闻事业以及新闻事业因素相关的政府机构及其对新闻事业（新闻媒体、新闻人员、新闻产品、新闻受众以及新闻设施）的规范管理活动（包括法令法规、规章制度及管理行为及其影响）等整合到一个序列中，成为一条清晰有序的新闻事业发展轨迹。到这个时候，对民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才可以说是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外，我们认为还可以从多个方面（或角度）对民国时期新闻史作全景式的研究，或剖面的研究，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是一片尚未被开垦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处女地，值得大家关注和投入精力，以还中国新闻史研究一个完璧。
三、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实施
民国新闻史研究是所有断代新闻史研究中工程最为宏大的一个，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系统工程中关系到当代中国前的各朝历代新闻史研究链条，是否能前后衔接成为完整系列断代新闻史的重大工程，是一个需要全中国范围内（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众多新闻史学界同仁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才能顺利、高质量完成的巨大工程。依笔者之见，这一项目单靠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圆满完成的，必须发扬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整合、集中全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新闻史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充分利用主要收藏在南京、北京、广州、重庆、上海、台北等地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文献史料资源，举全国新闻史学界之力，共同完成这一中华文化建设史上的重大任务。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应该做到：
（一）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统一，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辩证的思维和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治阶级施行的仍然是具有明显的封建专制色彩的统治，而且自1912年立国以后就一直处于内外战争和动荡之中，所以民国的新闻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长期、长足和全面的发展。但是，中国社会文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华民族追求民主文明自由的民意民心和势不可挡的世界民主文明潮流等多方面的推动力量，又使民国的新闻事业有了远远超出此前有清一代的迅速发展。民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清朝末期引进新闻电报技术和新闻电影技术的基础上，20世纪20年代又引进了无线电广播技术，并且在民国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得到了迅速推广。同时，政党报业、民间报业和新闻法制也有了很大发展，构成了一部既区别于此前的清朝，又区别于此后的新中国的断代新闻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研究价值。
我们认为，肯定民国时期新闻业的发展成绩，不是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涂脂抹粉，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事实，充分肯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和发展——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
（二）遵循整体构建、分步实施的基本思路，坚持有条件的就上、没有条件等条件成熟再上的原则，保证这一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和学科基础上，保证这一研究成果的高起点和高水平
本文的第二部分从多个角度构建了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体系，这只是一个设想的轮廓，是一个宏大工程的蓝图，是一个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才能完成的宏伟工程，绝不能急于求成，企图一蹴而就。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从组织力量编撰五卷本的《中华民国新闻史》着手，通过这一阶段（或者可以称之为第一期研究工程）的工作收集整理史料，积聚人才和文献资源。估计这一阶段工作5到6年可以完成。然后再根据情况，展开诸如民国新闻媒介发展史、民国新闻界人物专题、民国专题新闻史、民国时期主要新闻媒体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只要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内容体系框架有了比较清晰的眉目，就可以选择时机分步进行各有关专题的研究了。可以组织力量就诸如民国新闻媒介发展史、民国新闻界人物专题、民国专题新闻史、民国时期主要新闻媒体发展史的某一方面集中进行研究，完成某一方面的主要研究任务。也可以根据条件成熟程度，在不同方面同时选择若干选题分头进行研究，其他选题可以待条件成熟后再启动。这就像建造框架式建筑物，框架定了，其他具体工程就可以逐步进行了。
（三）遵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集中全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所有研究民国新闻史的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中研究民国新闻史的专家的智力资源，举全国乃至全民族之力，共襄盛举
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全国从事新闻史研究尤其是对民国新闻史研究有兴趣、有基础的专家学者，形成老中青有机结合的学术团队，共同来完成这一宏大的学术工程。在这一学术团队中，首先应当包含宁树藩、李瞻、方汉奇、甘惜分、丁淦林、赵玉明、卓南生等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可以由他们组成学术顾问委员会，重大问题向他们请教，目的是充分发挥他们在长期的新闻史研究中积累的经验、知识、智力和文献史料资源的作用。其次应当包括一大批四五十岁乃至六十岁左右的专家学者，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学术经验，而且大多年富力强，正处在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所以应当是研究队伍的主体。当然，对于六十周岁以上的专家学者而言，请他们参加这一学术攻关团队的前提是身体健康。再次，应当吸收一些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专家学者，目的是充分发挥年轻人的创造性，并且培养新一代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在这个学术团队中，除了作为主体的大陆新闻史学者外，还应当包括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新闻史研究者。
（四）按照互通有无、资源共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优势，用足用好传世的民国时期新闻文献史料
民国新闻史料收藏非常分散，有的在大陆，有的在台湾，还有的在香港、澳门，也可能有少部分在其他国家（如美国或日本）或地区。即使是收藏在大陆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分布也很散。据了解，民国新闻史料文献主要分布在以下城市：南京（收藏民国中央政府产生的新闻史料，主要收藏地点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北京（收藏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史料，主要文献收藏地点为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首都图书馆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庆（收藏抗战时期的民国新闻史料，主要文献收藏地点除重庆的档案馆、图书馆外，还包括成都、桂林、昆明等地的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及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广州（收藏护法军政府、非常国会等时期的新闻史料，主要文献收藏地点为广东省图书馆、档案馆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上海（收藏民国时期在华外人及民间新闻事业史料，主要文献收藏地点有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延安（收藏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新闻事业史料）、台北（收藏的主要是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1949年9月前的民国新闻史料，主要文献收藏地点是有关档案馆、图书馆）、长春（主要收藏伪“满洲国”的新闻史料）。其他城市和地区也收藏了数量不等的民国新闻史料，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应用。
尽管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收藏非常分散，但只要有关部门和学术团体加强协调，各地各单位乃至有关史料的收藏者能够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高度出发，遵循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的原则，就一定能用足用好现有的文献史料，为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
上述关于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体系、实施办法的论述，只是一个设想。之所以说出这个设想，主要是想引起全国新闻史学界同仁的关注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心重视，进而采取实在的行动，及早启动这一具有多方面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而不仅仅是新闻史研究工程）。倘若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共鸣，进而在这方面有迅速而明显的改观，笔者的目的就达到了。文中倘有不妥或不切实际之处，敬请同行学者专家赐教斧正，也欢迎商榷交流。
注释：
①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导论》（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自1972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以后，大陆学术界对民国史的研究就逐步开始恢复并缓慢发展，首先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编写民国史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次，是在1979年春天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民国史研究项目，1984年在南京召开了首次中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尔后诸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等基础性的档案史料陆续出版。与此同时，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6编15册）于1984年开始分卷出版，由南京大学张宪文等编著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纲》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1993年，南京大学在原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1996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提出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南京大学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于2000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等撰著的总篇幅达220万字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正式出版。关于民国史研究的论文也是成果丰硕。
③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