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中国的和平外交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交论文,美俄论文,路线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布热津斯基教授于199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的新著，中译本改名为《大失控与大混乱》。在这本书中，他以20世纪前夕人们完全未曾预料到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所谓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灾难为论据，对目前处于“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表示忧虑，认为21世纪的人类命运仍然福祸难测。按照布热津斯基教授的意见，人类唯一的出路是：必须千方百计地维护并且延长美国“独一无二的”“独占鳌头的时期”，使它“行使有效的世界权威”。〔1〕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意见去做，是否就能把握住未来，从而永远享受和平的甜果？其实，连布热津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没有把握的。〔2〕我们对当前的世界应有清醒的认识，既不盲目乐观，又不悲观绝望，审慎地对待21世纪的国际关系，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争取持久的和平与安定。
一、中美俄三角关系
这里得从历史谈起。美国和俄罗斯是老对手了。
1835年，法国的政论家托克维尔写过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书中有一段预言，当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他说：“当今世界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象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象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3〕
托克维尔这部著作的中译本长达72万多字，其中提到俄罗斯仅此一处，因此很容易被忽略。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和苏联并立称霸世界，托克维尔才被第二次“发现”，并掀起了一股研究托克维尔的新热潮。
当时踌躇满志的苏联，对他尤为欣赏。例如，苏联学者卡连斯基盛赞他是世界“未来学的奠基人”〔4〕。从表面上看，世界历史确实是按托克维尔的预言如此这般“发展”的。
19世纪20—30年代正是美国和俄国以不可抗拒的势头悄然兴起的关键时刻。可以说，从那以后欧洲列强之间的纵横捭阖，都离不开美俄两国的因素。进入20世纪，美俄（苏联）更以不同的形式，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二战以后，它们正式以霸主的身份进行较量，在70年代达到顶峰。托克维尔的预言实现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中国因素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决定因素）的出现，苏联开始走下坡路，直至90年代初竟“出人意料”地解体了，沦为二等“强国”。
俄罗斯真的沦落了吗？21世纪它会怎样？托克维尔的“预言”永远结束了吗？
众所周知，要想成为强权霸主，就必须搞武力扩张，或者搞以武力为后盾的扩张。扩张方式同样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领土版图扩张，另一种是依靠武力在境外搞势力范围扩张。两种方式虽有不同，但都离不开武力和强权。我们不妨暂且把这两种扩张方式称作“硬”扩张和“软”扩张。同美国相比，俄国失败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面。版图扩张是“硬扩张”，可以立竿见影地增强一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相对说来，境外势力范围扩张可称作“软扩张”。但是，“硬扩张”在增强一国实力的同时，也把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矛盾，由境外转入国内，使本国背上沉重的、甩不掉的包袱。在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包袱”就可能直接转化为国家生存危机。“软扩张”虽然不如“硬扩张”那么立竿见影，但弹性较大，更适合“实用主义”战略的拓展与收缩。
20世纪美国和俄国扩张方式的不同，可能是地缘不同，当然也不可忽略历史传统的因素。
整个19世纪，美国主要致力于武力扩张领土，有一小部分领土是“购买”的。但1900年它兼并部分萨摩亚群岛以后，版图基本固定下来，重点转向境外势力范围的扩张。俄罗斯则不同。直到苏联解体，如果从1462年莫斯科大公国的43万平方公里领土算起，到二战结束占有领土2240万平方公里，它的版图跃升了52倍。如果从16世纪下半叶伊凡四世“统一全俄罗斯”550万平方公里领土算起，领土则扩大了4.1倍。18世纪下半叶是沙俄扩张领土最“辉煌”的时期。1858—1864年它先后从中国划进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904—1905年日俄战争使其扩张势头暂时受到遏制。从1939年起，苏联再次恢复领土扩张进程，并在1945年成为战胜国以后使其领土扩张合法化。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向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向东（千岛群岛、萨哈林岛等）、向北（芬兰的一部分）又获得大片领土。由于没有兼并博斯普鲁斯、达达尼尔海峡等地区，斯大林对苏联向南方的扩张是很不满意的。战后，斯大林曾对莫洛托夫说：“‘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地图上高加索以南的地方。”〔5〕但是斯大林总体上还是满意的，用莫洛托夫的话说就是：“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粗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6〕
我们看到，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扩张方式，决定了美国和俄国现在的不同境遇。美国“固守本土，灵活地执行境外扩张”的政策，还给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当国内发展受挫或出现危机时，它能够快速地收缩国外阵线，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从1932年实行罗斯福新政开始直到今天，它都是这样做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起而仿效。它们的确找到了不少调整国内矛盾的实用主义方法。俄罗斯执行僵硬的版图扩张政策则使它没有回旋余地，只好败下阵来。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它永远一败涂地，即使到21世纪都不会复苏强盛。虽然，现在它正处于国力严重衰退，政治、经济都陷于深刻危机之中，但是，这也许正是它社会转型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显得“突然”，根据上述判断及史料分析，其实有过一个从反思到实施的过程。80年代下半叶，苏联舆论界已开始就民族关系是否平等问题发出抱怨，俄罗斯与其他民族共和国互相指责。1990年俄罗斯联邦率先发表主权宣言，并撇开苏联中央，直接与各共和国签订条约。此后，各民族共和国立即起而仿效。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实际上承认三国独立。1991年8月至10月，除俄罗斯和哈萨克之外，其他共和国均宣布独立。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正式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主体将停止存在”。〔7〕这样，俄罗斯的版图规模，大体上退回到了18世纪彼得大帝至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这里不是指具体的边界线），约1700万平方公里，仍然是世界上第一版图大国，
托克维尔的“预言”是否已经失效了呢？不见得。他只是对美俄两国的社会发展“动力”和它们对世界将要产生的影响作了预测，而“省略”了两国不易改变的潜在实力：庞大的版图，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口的数量和素质。例如，俄罗斯科技、文化的崛起要大大迟于西欧，但它在19世纪很短的时期里就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表现卓越。可以说，美俄两国在21世纪并立称雄的“潜在”因素并没有消失。
叶利钦称今天的俄罗斯为“经济转型国家”〔8〕，很值得重视。所谓“经济转型”绝不会是狭隘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内，它可能带动社会政治直至整个社会机制的转型。俄罗斯的衰退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过去，俄罗斯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曾经历过许多次挫折和“衰退”，但它顽强地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16—19世纪上半叶，在武力统一俄罗斯的基础上，征服邻近的斯拉夫和非斯拉夫国家，向各出海口突进；第二，19世纪上半叶—20世纪初，担任“欧洲宪兵”角色，同时进行跃进式扩张；第三，20世纪中叶—80年代，曾是世纪两霸之一。俄罗斯许多学者乃至政界人士把他们的今天，概括为“重复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
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克服目前的衰退之后，将“转型”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俄罗斯当前的国内形势说明，它在复兴的过程中，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恢复领土版图扩张的传统；二是固守现有的领土，转向境外势力范围争夺；三是在新的国际条件下，从社会观念到社会机制实现彻底“转型”，成为稳定世界和平的力量之一。究竟结局如何，现在很难断言。只有到21世纪，才能见得分晓。但是，不论俄罗斯未来持哪种选择，都同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中俄双方都不会忘记，两国有着世界上最长的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人们不会忘记，俄罗斯尽管困难重重，但在核武器及高科技常规武器装备方面，仍然是能够同美国抗衡的唯一国家，仍然拥有“数次毁灭”人类的手段。
为什么要谈中美俄“三角”呢？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说得好：“不论美国人是否理解，不论欧洲人是否知晓，也不论日本人和其他亚太国家是否喜欢，我都相信无论是今天还是21世纪初，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仍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强国。”〔9〕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把中国同美俄两国并列，在世界现代史中是个新问题，说明国际社会的性质正在起变化。这是其一。其二，当代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从发展目标和实现途径看，是同前苏联模式划清了界限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三，中国正在崛起，它以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和与美国相等版图的规模向前发展的势头，已经不可逆转——这也是不以别国“侧目相待”还是“刮目相待”所能改变的事实。
每个国家都会提问：中国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从“陌生”到被“认同”，可能是很长的过程。不论大国、小国或地区，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认同”现在的和21世纪的中国，对于中国本身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其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直到二战胜利前夕，美国和苏联都不曾把中国放在眼里。背着中国签订直接损害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典型的一例。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受到美苏的“注意”。朝鲜战争、抗美援越，使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中苏对立，使前苏联的国际战略严重受挫。尽管有这一切，中国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天平上仍不过是一只砝码，是牌局中可使一方得分的“牌”。
现在中国正在变成参加牌局的独立的一家。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面对“一超多强”，首先是面对一盛一衰的两大霸主，处理好同它们的关系。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目标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的发展必然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但不是以传统的“强权”和“霸主”方式去施加影响。世人仍然难以相信，中国宣布的“永不称霸”、“永不当头”，是否当真。纵观几千年的人类史，“称霸”、“当头”，必然是一切王朝、强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中国岂能例外？！
人们暂时不能理解的是：中国要做的正是这个开启历史先河的“例外”。
二、中国要牢牢地把握自己的命运
1968年2月，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沃·罗斯托曾说，中美关系“是双方的游戏，但现在中国没有兴趣玩”。〔10〕罗斯托错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一贯要求中国处理好对一切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并不过分的条件，那就是，平等相待。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锲而不舍地追求的最高目标。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中山，临终前曾把这一切写在他那著名的《国事遗嘱》里：“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1〕“中国之自由平等”，国人不仅铭记在心，而且深知其首要含义。借用美国一位有识之士的话来解释，就是：“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自由’从来就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而不是个人的权利。”〔12〕没有人否认，个人权利或人权是个好东西，但是，国无独立和发展，何谈人权？！可以肯定，从长远看，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权，不论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将大大超过美国的人权发展水平。
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只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诞生，才开始付诸实施。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当代史，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它在巩固国家独立方面做得如何？二是，它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做得如何？1978年，是划分这部当代史的极其重要的、尚未被世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完全认识的分水岭。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1978年以前，中国可以说是处于“探索、实践”阶段，1978年以后则是走向成熟阶段。
1949年至1978年，中国在巩固国家独立地位方面，路线基本正确。这个正确，体现在处理中美俄三角关系上，主要是维护了独立和主权，也体现在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首先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史无前例地放弃了对日本的巨额战争索赔（日本少数人士至今对此并无回应之情，实在令人异常遗憾。还有些学者只是纠缠于某些历史细节，而忘记了新中国这一决策的空前的历史意义）。总之，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大前提下处理同一切国家，特别是同美俄的关系，效果很好，国际影响仍在持续扩大。
世人尚未充分认识的是，中国的外交路线由于1978年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巨大转变，已经达到了内政外交的和谐和统一，从而使中国的全面发展得到了质的升华和飞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是，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从而带动了整个对内对外政策路线的转变。关于这次全会，邓小平的概括最完整，他说：“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开放。”全会结束了此前的“迷茫”路线，即“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3〕此后，中国紧紧抓住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性难题，开始了在实践上永远诀别苏联模式的伟大进程，而这对中国外交路线的影响，同样是异常深远的。
人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划时代的本质含义。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这个意义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从长远看，也有益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永远建立在各国贫富两极分化的旧秩序上。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外交，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为了保证国内一个阶段的经济建设而执行的短期对外政策。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的延伸。邓小平对此有过完整的阐述，〔14〕并且已经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社会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和光明的前景，不可能依靠武力征服或者暴力输出革命。否则，就必定要重蹈苏联的覆辙。社会主义也要扩大自己的影响，但只能靠迅速发展本国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实行真正的和平路线，从而发挥榜样的作用，以此说服并吸引别国人民。舍此别无他路。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实行了二十年。二十年时间不算长，对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饱受贫弱之苦的中国人民来说，在国内路线方面，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此，中国人是有信心的，乐观的。在对外路线方面，情况仍很复杂。世人对中国开创的新路线，并不十分了解，特别是有些人故意混淆是非，制造种种谬论，更使不少人无所适从。中国人十分重视美国总统克林顿从第二任起重新思考对华政策问题。而像布热津斯基教授这样认真研究问题的有识之士，仍属少数，尽管大家的立场和目标并不一致。但可以相信，终有一天，双方的见解会逐步接近。像哈里斯先生发表的严厉驳斥“中国威胁论”谬论的真知灼见，更使中国学者有“一闻如故”的朋友之感。〔15〕
中国应审慎地对待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一句话：守本为主，扩大和平开放。
守本为主，中心是继续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我们从江泽民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再次得到了证实。二十年虽短，但不论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领导层，都从这条道路中尝到了空前巨大的“甜头”，谁都不会改变它。服务于这条道路的中国的和平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也是坚定不移的。剩下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因为遭到来自外部的巨大不测变故，迫使它暂时作出其他反应？
还是那句老话：世界牌局需要各方牌主参加。中国不能保证所有牌主都遵守游戏规则。中国必须坚定地“打自己的牌”。
其实，传统观念的大国地位或多极格局中强大的一极，说到底，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类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或者叫作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性过渡时期。在过渡期里，各种力量和利益集团都会登台表演。在当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比较起来，中国还是一支“贫弱”的力量。怎样保证它由“贫弱”走向“强盛”？
不管别人如何，中国必须在守本为主，扩大和平开放中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为此，我们必须——
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个立国之本。“弱国无外交”。在当今世界，国家之强弱，首先不是单纯由掌握多大军事力量决定的。决定的因素是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和居民的人均生活水平。苏联的解体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离开这一点，一切都无从谈起。从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看，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然会不断地遇到并且要随时准备努力克服来自国内外的一切障碍。
毫不动摇地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的原则。维护来之不易的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维护基本路线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为此，除正常的外交交涉手段之外，无庸讳言，随着中国的发展，建设并完善一支能够确保国家安全及领土主权完整、防止不测事件的起码的现代化防御力量，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中国决不会走上前苏联争霸军备竞赛的老路。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一切国家，都应记取这个历史教训——不论它们现在如何强盛。人类历史上一切霸主都免不了盛极而衰的命运。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正在这样做。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国外而言，这是误解。完整的理解是：一方面，“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另一方面，“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国家开放”。〔16〕谁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中国这种空前规模的开放，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利互惠基础上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国发展的要求，也是完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要求，它对各国都能带来利益。当然，这种对外开放，同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南辕北辙，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各项根本原则，不论哪一项动摇了，都会使我们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还应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本质，决定了它的原则坚定性同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它的策略灵活性不同于以往大国的外交“手段”，说穿了，那些手段多是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社会主义中国的策略灵活性是其立国原则的必然延伸。它不搞欺骗，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继续坚持和平外交路线
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本质，决定了中国外交路线的和平本质。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尤其是在1979年以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有权自豪地说，中国不仅在当代，而且在21世纪，也必将是国际和平外交的代表。
第一，关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与具体政策的统一性问题。邓小平说过的名言是：“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7〕如上所说，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是直接涉及立国之本的大原则。中国在维护这项原则时，采用灵活的和平的政策也是史无前例的，是前人根本不能想象的。中国长期被侵略和宰割，列强给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制造并遗留了大量难题。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周边国家划分边界；完成与台湾的统一。
“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伟大创举和基本国策。率先成功解决的是香港问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影响。这里，有必要做些较为详细的交代。
“一国两制”的构想早在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已有所萌生，并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迅速形成为国策。在外交实践上，它是从中英两国1982年9月实际着手解决香港问题时正式实施的。当时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英国首相郑重提出：“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1984年2月正式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同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根据我国宪法第31条，对“一国两制”作了详细阐述。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并发表《中英联合声明》。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两项文件，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其繁荣与稳定，提供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依据。《基本法》通过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为保障香港平稳过渡，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的一大盛事，是“一国两制”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在政策开始实施阶段，尤其困难重重。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内地人民刚刚走出“闭关自守”状态，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一时难以跟得上去。香港居民，特别是中上层人士对回归后的前途信心不足。国际环境也并非有利，多数国家不了解“一国两制”是什么意思。英国则极力想保持其宗主国或变相宗主国的地位，《中英联合声明》因此拖了两年半才谈下来。进入90年代，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按常理说，本来应该当好“看守”总督。但是他不。他继承老牌宗主国从殖民地撤退时的传统，故意制造困难，给你留下一堆麻烦。中国除了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之外，不得不在国际上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艰苦斗争。这样，到了香港回归时，局面才大为改观。内地人民欢欣鼓舞，香港居民信心十足，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赞赏中国的“一国两制”，极少数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不得不表示认同。香港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使它发展得更好。历史将是最好的见证。
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同时就为澳门回归作了榜样。估计1999年澳门顺利回归没有什么大的困难。
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更为复杂。但是，中国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完满解决。
统一祖国，是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既定目标，是中国的纯内政问题。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国的介入，使解决台湾问题耽搁下来，并且成为近半个世纪中美两国改善关系最重要、最敏感、最困难、也最危险的焦点。实现中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一致的强烈愿望，是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的首要标志；台湾地位不定，迟早有一天可能被别人拿走；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必须解决统一台湾问题。〔18〕这是中外一切人士必须明确无疑地认识的确凿事实。可以肯定，中国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目标，哪怕是流血牺牲，和平发展暂时受到挫折。新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任何一届政府都承受不起台湾分裂出去的后果。我们不要求外国人认同中国人的思维，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权利要求别国遵守国际法。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的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作过几次调整。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提出了可以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19〕但是，采用什么政策和途径解决台湾问题，尚不明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发生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也出现了新局面。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1979年。邓小平向世界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同时提出，台湾同大陆统一以后，“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20〕这本是说明中国和平政策的飞跃，已经倾向于和平统一台湾并实行“一国两制”。可是，美国和台湾当局却得寸进尺，要求中国公开宣布不使用武力，目的是追求它们的一己私利，暗藏分裂中国的企图。这当然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曾经设想，在80年代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美国从中作梗（美国始终坚持《与台湾关系法》，干涉我国的内政），至今未能实现。中国争取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完全出自中国的立国之本，是符合国人愿望的。
“一国两制”的意义远不局限于中国内部事物。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政策的集中体现。“从世界历史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正如邓小平反复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这项原则适用于解决许多国际争端。〔21〕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只要它们不谋求霸权，这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和平外交的另一创举。它主要适用于解决领土边界纠纷。世界上这种纠纷太多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其中大多数属于前殖民地宗主国的“遗产”。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本国的经济，因为边界纠纷而动武，实在不值得。怎么办？邓小平首创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最佳途径。〔22〕中国有决心、有耐心按照这一原则解决边界问题。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今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签定的相互信任、相互在边界地区裁军的协定。这项协议堪称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里，建设和平边界的范例，连惯于吹毛求疵的西方舆论也没有反调可唱。
第三，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多数国家人民都面临一个重新选择本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历史进步现象。面对这一事实该怎么办？一种是以霸权主义态度，强加于人。另一种是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后者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最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对待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尽管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严重挫折”，但是，社会主义中国对这些国家采取的是尊重那里人民选择的政策，不论它们是在原有的国界内改变制度，还是和平地分成众多的独立国家。中国的政策赢得了这些国家人民的赞赏。现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有长足的发展。上述中俄哈吉塔五国协定，仅是其中一例而已。
第四，“变对抗为对话”。国际上的矛盾如此之多，既有政治的、军事的，也有经济的、边界的。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率先提出“变对抗为对话”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处理一切历史遗留的和现实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处理中美、中日、中苏关系方面作出的努力，被证明是有效的，尽管这些双边关系的发展曲曲折折，但总的趋势是向好的方向前进。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也是本着这一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第三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介入和操纵。解决对外纠纷问题，只能靠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决不是中国的原则。
第五，中国还必须改善自身的防御力量。首先，必须看到，中国改善自身防御力量，一直具有被迫的、迫不得已的性质。1964年10月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就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例如，1984年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94年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此外，还加入了许多地区性《无核武器议定书》，1996年停止了一切核试验并加入了全面禁止核试验国际公约。这些决策，充分表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因为这是中国在核武器力量完全不能同美俄相比的情况下做出的。其次，表明中国决心搞和平建设的另一重大举措是，1985年中国单方面宣布两年内裁军100万，并且按计划实现了。它不仅有利于缓和中苏关系，而且对亚洲地区乃至缓和世界局势都有深远影响。
面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浊流和直接或间接的“遏制中国论”，中国不得不加以防范。中国这样做的原则，一是绝不威胁别国，二是不改变以和平的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们一定要坚持邓小平理论这个立国之本，奉行和平外交路线的根本原则，并且要成为全民的行为准则，在同外国人交往中，使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形象。
注释：
〔1〕〔2〕兹·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80—481页。
〔4〕〔苏〕卡连斯基：《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载（政治学说：历史和当代》论文集，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第70—71页。
〔5〕〔6〕〔苏〕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23—124、125、126页，第15、123页。
〔7〕叶自成：《叶利钦：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7页。
〔8〕参见《人民日报》1996年4月26日有关文章。
〔9〕施密特：《21世纪初的中国、亚洲和欧洲》，在中国全国政协主办的《展望21世纪论坛》首次会议（1996年9月）发表的讲话，载《世界的反响》论文集，学习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页。
〔10〕转引自〔英〕罗·福特提交的1996年10月北京中美关系研讨会论文：《重新定义：国内局势及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
〔11〕《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9页。
〔12〕〔美〕朱克曼：《现实地对待中国》，载《美国世界与新闻报道》周刊1997年6月9日。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第387页。
〔14〕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15〕参见《国家周报》1997年5月号哈里斯的文章。
〔16〕〔17〕〔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第12页，第170页。
〔19〕《毛泽东外交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383页。
〔20〕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人民日报》1979年2月1日。
〔21〕〔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9—60页，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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