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发展中开放度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显著的两大特征是：GNP连续18 年保持接近10%的增长速度，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奇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威廉逊系数从1978年的0.2487上升到1994年的0.3524。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令世人瞩目，而与此相伴的地区不平衡发展问题同样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以至国外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差距扩大，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现象，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而且，国土面积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究竟是否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曾有过一致的认识。本文只是选择了开放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讨论。
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开放度：现状评价
地区经济差距的形成早已有之，但地区差距的扩大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造成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历史、区位等客观的因素，也有政策、观念等主观的因素。但是，笔者认为，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主要源于开放程度的差异。本文选取了市场化程度、贸易、投资、金融、经济结构五种因素，试图说明东、中、西部之间的巨大差异。
1、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距。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 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角度进行的。国外有关理论认为，决定市场化程度的主要指标有：（1）生产的社会分工；（2）流通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 （3）表明对市场参加者根据产权和契约所商定的交易条件予以社会承认的市场交换制度。具体地讲，可依据以下标准衡量市场化程度：一是市场参加主体职业专业化及内部、外部组织化的进展；二是作为交易对象的产品、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规范化、特异化；三是产业结构中产业间联系的高层次化；四是同市场有关的运输、通讯、仓库和交易场所等物质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五是以遵守契约和产权为重点的市场交易规则的形成及其精密化（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衡量市场化程度的几条标准：一是看资源配置靠什么手段，二是看市场结构是否完整，三是看由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的程度（注：杜润生：《学会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观察农村经济改革》，《调研世界》，1993年第2期。）。 上述见解对于准确衡量市场化程度确实很精辟，但限于资料不能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而且，市场化程度作为衡量地区对外开放度的一个综合指标还将体现在其它几项指标中。从总体上讲，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首先，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地处太平洋西岸，毗邻港、澳、台、日本和东盟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隔海而居，沿岸各大城市与亚太和世界其它地区均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历史上，这些地区的民众曾有过经商和创办实业的传统，有着浓厚的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所以，东部地区经济市场化有着其它地区难以相比的商业文化基础（注：林凌：《东西部差距扩大的成因及改革对策》，《经济体制改革》，1996年第2期。）。其次， 东部沿海地区计划经济包袱相对轻一点。由于三线工业和能源重工基地多建在内地，债务、亏损问题和企业冗员使得内地压力明显高于沿海各省区。三是中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地区，从沿江、沿边开放到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政策逻辑，决定了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必然高于中、西部地区。
2、贸易的区域差距。改革开放后，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虽然改变了只集中于沿海几个口岸城市的格局，但各地区的对外贸易却很不平衡。从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来看，1995年，东、中、西部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分别为2521.18亿美元，183.92亿美元，103.38亿美元， 分别占全国各地方进出口总额的89.77%、6.55%和3.68%； 出口贸易总值分别为1317.03亿美元、105.68亿美元和64.99亿美元，分别占全国各地方出口总额的88.53%、7.10%和4.37%；进口贸易总值分别为1204.15亿美元、78.24亿美元和38.39亿美元， 分别占全国各地方进口总额的91.17%、5.92%和2.91%。
3、资本的区域差异。（1）利用外资的区域差异。1993年，全国各省市利用外资超过10亿美元的有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全部为东部地区，利用外资总额为326.51亿美元，占各省市总量的82.20%，其中广东省为106.70亿美元， 占各省市总量的26.86%；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不足1亿美元的有山西、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宁夏，中部地区有2个，西部地区4个，利用外资为3.64亿美元，占各省市总量的0.92%，其中青海和宁夏各只有224万美元和525万美元。人口居全国第三位，幅员面积广阔的西部大省四川，从1979—1995年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6268家，合同利用外资额74.17亿美元， 并在1996年达到了100亿美元，在西部地区遥居首位，但与广东、 福建、上海等发达地区相比较仍相距甚远。（2 ）地区筹资能力和地方项目的区域差异。由于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服务方式的优势，东部地区的筹资能力和地方项目投资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1993年国有投资中，自筹资金所占比重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0.82%、41.52%和38.79 %，东部地区地方投资项目所占比重为71.13%，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60.69%和57.27%。从投资的结构看，1983—1994年， 在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所占比重东部为43.60%，较大幅度地高于中、西部的35.34%和27.88%。投资构成差异的背后，正是体制的差异， 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
4、金融的区域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按照部门和区域设置金融机构的格局对区域之间的影响并不是太大。然而，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有专业银行垄断经营的局面被逐渐打破，非国有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兴起，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金融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以下事实足以表明金融的区域差异：（1 ）现有的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1995年其资产总和已接近5000亿元，存贷款均占到东部地区银行存贷款的15%以上。1996年，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被挤出了按利润额排序的前十位，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则榜上有名。（2）城乡信用社存贷款的地区分布。1994 年，农村信用社存款总量中东部为3708亿元，占全国的65.3%，中、西部分别为1311亿元和663亿元，分别占全国的235和11.7%；在贷款总量中，东部为2807亿元，占全国的67.3%，中、西部为894亿元和468亿元，分别占21.4%和11.3%。城市信用社存款总量中，东、 中、 西部分别为1504亿元、488亿元和252亿元，各占67%、21.8%和11.2；贷款总量中，东、中、西部分别占全国的65.7%、22.5%和11.8%。（3 ）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的地区分布。1994年，东部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及投资总额为1117亿元，占全国的81%，中、西部分别为147 亿元和102亿元，占11%和8%。（4）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区分布。到1995 年底，中国共批准了137家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其中外资银行分行117家，中外合资银行5家，外商独资银行5家，合（独）资财务公司5家， 外资保险公司4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此外，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代表处519个。至1995年3月底，已开业的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达140 亿美元。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设立最初仅限于特区，1990年扩大至上海，1992年，又扩大至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1995年，北京、石家庄、武汉、西安、成都、重庆、杭州、合肥、沈阳、昆明和苏州11个内地城市也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但是，直到目前，除新加坡华侨银行最近在成都设立了西部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外，其余的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全部分布在东部的13个金融开放城市。外资金融机构代表处除10余个设在成都、武汉、重庆和昆明外，其余均在东部。尽管外资金融机构尚不能从事人民币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三资企业”，但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5、经济结构的区域差异。 一个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联系和分工的相对地位是否有利，换言之，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非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的比重都是判断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从三次产业构成看，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第二、三产业较为发达的省区多位于东部地区和高收入、上中收入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下中收入、低收入地区大多数省份的第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优于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1个省（市），其中8个属东部地区、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个省区中，有14个属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对地区经济开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是指产业结构适应市场变化和经济增长而向高级化调整、演进的可能性和条件。根据1993年统计资料分析，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8个，除陕西外其它7个省市均属东部地区，综合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区有22个，其中结构转换能力中等偏下的省区为7个，转换能力差的省区为15个，除山东、 福建、河南、河北、广西等5个省区属东部地区外，其余17 个均属中西部地区。各省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差距明显，北京、上海的综合指数分别高达5.22和4.40，而江西和贵州则分别只有0.52和0.54。从经济结构的所有制构成来看，东南沿海地区除上海外，国家投资较少，国有经济比重较小，而乡镇企业和依托外国资本、港澳台资本形成的“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比重大幅上升。在1994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为30.26%，非国有经济为69.74%。在非国有经济中，集体经济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4.33%，个体经济占12.28%，股份制经济占5.84%，外商和港澳台经济占17.9%，这种30%和70%的比重说明，非国有经济已占主体地位。在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构成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尽管略低于东南沿海地区，但仍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从以上对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贸易、投资、金融和经济结构的考察和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比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还要大。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差距的现实选择是，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效应的同时，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度，在开放中寻求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机制。
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度的几点思路
1、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市场机制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两重效应，一方面是国外经验已经表明的扩大地区差距，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发达地区产品成本的上升，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而出现的投资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即缩小地区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两重效应何时出现。东部地区改革开放早，市场化程度高，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甚至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中西部地区要保住自己的资金、技术、人才，甚至使东部地区的要素倒流回中西部，唯一的选择显然不是搞地区封锁，而是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上海海螺集团与四川省服装工业总公司的合作、杭州娃哈哈在涪陵投资建厂、著名乡镇企业家鲁冠球领导的万象集团提出投资1亿元向中西部进军， 再造几个万象节厂的事实表明，中西部地区只要不断提高本地区的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地区经济差距的停止扩大和缩小都是可能的。
2、在中西部地区培育经济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再现特区效应。 无论是改革开放伊始确立的“四大特区”，还是正在开发中的浦东新区，都反映了政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中西部开放开发同样需要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政策。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富集，劳动力成本低廉，市场潜力巨大，具有某些方面的比较经济优势。中西部地区应确立农业、资源开发、原材料加工等作为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重点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并以此为依托，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央政府要使已经存在的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再扩大而且逐步缩小，必须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政府的投资、贷款、项目安排等政策要从原来的向东部地区倾斜转变为向产业倾斜，其中一些政策还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在中西部选择几个具有资源、交通、通讯、信息优势的地区，确立为“中西部开放开发试验区”，赋予一些特殊政策，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再现特区效应。
3、要重视外资在地区经济平衡发展中的作用。 中西部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有着外资进入的良好机会。中西部地区的不少资源开发领域具有绝对或相对比较优势，是本地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向。改造传统农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都是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利用外资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问题是：第一，要正确认识“利用外资”和被外资“利用”的关系，只要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即使让出部分短期利益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二，要选择正确的利用外资战略，把“筑巢引凤”战略和“借船出海”战略相结合；第三，要在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加强投资促进，要尽可能在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目标与外资企业投资中西部地区的目标之间找到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