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中的角色
赵 岚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 在冷战后被称为“第三浪”的国际理论大辩论中，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异军突起，巴瑞·布赞和奥利·维夫领军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是建构主义安全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安全化的逻辑框架阐述了艾滋病问题实现安全化的模式，使艾滋病议题从一个健康卫生问题演变为影响国家生存和国际秩序的安全问题。以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为例，以国际组织为研究主体，分析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过程中国际组织扮演的角色，最终说明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共议题安全化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安全化理论；艾滋病；国际组织
1981年6月5 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登载了5位艾滋病病人的病例报告。自此之后，艾滋病以其惊人的传播速度在全球疯狂肆虐。“30年间，其夺去的生命已经超过了近代历史中任何武装斗争夺去的生命。”［1］2017年，全世界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口数目约有36 900 000（艾滋病携带者人数统计可以查看以下网址：http：／／aidsinfo.unaids.org／.）。艾滋病问题对非洲以及亚洲某些国家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已经使艾滋病问题从全球传染性疾病问题上升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安全问题。艾滋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跨国性和传染性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全球层面上彻底解决艾滋病问题。在此情况下，国际组织成为应对艾滋病传播所带来的社会安全议题的重要行为体。以国际组织为探究对象，研究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过程中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进而探究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 安全概念的扩展与艾滋病议题安全化
冷战结束后，安全问题逐渐突破了“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壁垒，全球性传染病、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等问题开始进入国际安全议程，非传统安全研究异军突起。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最早提出人类安全框架，试图弥补在国际安全领域的不平衡问题，同时发展一种围绕大众需求和福祉的“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表述，区别于压倒性地关注保护主权国家的安全观。“人类安全”观希望挑战，在21世纪仍将安全狭隘地等同于国家间不存在冲突的做法［2］。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异军突起，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领军的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和亚历山大·温特领导的美国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走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舞台。在欧洲建构主义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是重要的力量。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化理论，成为西方安全研究领域最引入注目的流派［3］。
1.1 “安全”再定义
安全化概念最早由“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奥利·维夫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一文中提出。1995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aver）和杰普·德·王尔德（Jaap de Wilde）共同编著了《安全新论》（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书。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哥本哈根学派还是发展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安全化／去安全化的分析框架。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议题是在政治议题排序中处于优先序列的议题。安全化理论的创始人奥利·维夫指出，“一旦被定义为安全事务，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比其他问题都更为重要，因而获得绝对优先讨论的地位。”［4］那么在“安全化”使议题成为安全议题的过程中，“安全”就成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实践。安全行为体的安全主张是否可以得以实现，不仅仅由安全施动者决定，还受制于“言语—行为”的受众是否接受这种安全化逻辑。安全化理论接受了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语言行为理论，赞同“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动”［5］的概念。具体到安全研究而言，安全化理论学者认为，安全的表达就是安全化行动的一种表现，对安全议题的描述不仅是陈述事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构建客观事实。
1.2 安全路径的构建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安全议题都可以经过非政治化—政治化—安全化的过程，构建成为安全问题。在一个公共议题被安全化的步骤中，非政治化过程是指国家并未涉及该议题，也没有以任何其他方法针对该议题制造一种公共争论和决定；政治化过程意为使这类问题成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政府需要为此配置资源，或者建立一种特有的公共治理体制加以应对。安全化步骤指这类议题成为国家或地区必须面对的“存在性威胁”，需要采取超越政治程序正常限度的非常规措施加以应对，并且能够证明这些措施是正当的。
安全化过程涉及4类要素主体：威胁来源、安全施动者、指涉对象以及听众。威胁来源是指在安全化过程中被认定的“存在性威胁”，尽管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威胁来源并不一定是客观上紧迫的威胁，但是安全化行为体需要一个威胁体来塑造公共认同，这个威胁体就是威胁来源。安全施动者即安全化过程的行为主体。安全施动者通过将某类问题描述或夸大为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威胁来源，来构建受众对于威胁来源的共同认知。指涉对象是指在安全化过程中安全施动者宣称的会因为威胁来源而受到损害的客体。听众是否接受安全施动者构建的安全逻辑决定了安全化是否能够成功。
1.3 艾滋病议题带来的安全威胁
艾滋病带来了多层次的威胁，不仅仅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带来了众多威胁因子，而且也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层面的破坏，甚至还存在侵蚀国际秩序的风险。
首先，艾滋病对于国内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威胁。治疗艾滋病的高额成本对于大多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而言，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在艾滋病感染成本低和医疗门槛高的情况下，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没有能力获得适当的治疗，因而可能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子。与此同时，艾滋病削弱了国家的生产力。世界银行预测，同没有艾滋病的情况相比，若艾滋病感染率为8%，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0.4%［1］。治愈艾滋病的高额成本以及艾滋病带来的死亡，会对家庭生存状态以及家庭经济来源造成严重损害。此外，艾滋病在军队内的传播削弱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例如，在艾滋病病情最为严重的非洲地区，一些国家中央政府中的精英阶层的部分成员携带艾滋病毒，造成的政治人才缺失正逐渐腐蚀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虽然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上已经实现向“三二一”的转型，但我国总体布局上实施的是地区化发展战略。各区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换速度差距大，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之间资源、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割裂。
其次，艾滋病会侵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成为各个国家都必须应对的问题。艾滋病毒携带者在不同国家的迁徙，使得艾滋病的控制与防治难上加难。军队在艾滋病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尴尬的角色。部队作战具有流动性，部队在艾滋病高发区域内行动，比其他部门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其感染概率为普通大众的2～3倍甚至是2～5倍［6］。这其中也包括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方面，联合国维和部队常常在艾滋病流行地区驻扎，这样就使得联合国维和部队不得不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另一方面，维和部队也可能成为艾滋病传播的载体，在流动执行维和任务中将艾滋病毒传播到其他地区。艾滋病在维和部队中的扩散一方面使得维和部队的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和部队的形象。在执行地区冲突维和任务时，一些冲突方因担心维和部队中潜在的艾滋病问题，可能拒绝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巩俐是那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全力以赴去争取的人，虽然是女儿身，但她一身骨气，只要认定的事情，就算撞的头破血流，也会坚持到底。相比接连失败的艺考之路，巩俐的出道之路则比较顺利，第一部戏就遇到了当时国内比较热的导演张艺谋。
1.4 艾滋病议题安全化的必要性
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逻辑框架阐述了艾滋病议题实现安全化的模式，使艾滋病议题从一个健康卫生问题演变为可能影响国家生存和国际秩序的安全问题。通过分析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路径，可以看到在安全议题的实践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步削弱。虽然，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主体，然而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在对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艾滋病对生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伤害是各行为体不容置疑的威胁来源，而受众对于艾滋病的威胁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安全化行为体在安全化过程中对于指涉对象的威胁的建构形成的。
2 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进程
学术界和政策界几乎是同时捕捉到了艾滋病肆虐将造成的全球性安全危机。在学术界，艾滋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尤其是有关艾滋病与人类安全、传统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9］。从现实角度而言，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开始的标志是联合国在1995年决定成立艾滋病规划署。此后，艾滋病问题在以国际组织为主的多方的推动下，逐步成为一个全球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艾滋病的安全化过程是一个多元行为体共同塑造安全认知的过程。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启动行为体、催化行为体以及实施行为体共同构成了安全化行为体。“这些安全化行为体的不同范围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安全化的过程十分复杂”［1］。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选择四因素三水平，即L9(34)正交表，进行正交试验，主要元素的正交因素水平表列于表3，正交试验结果列于表4.
2.1 启动行为体：国家
在一系列多边行为体的努力中，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承担起了预防艾滋病的相关责任。这种组织责任主要体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为艾滋病议题安全化的长期努力中。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全球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相关国家制定计划、收集信息以及提供一系列的财政支持。这项计划受到联合国大会的关注，其重点在于使更多人认识到艾滋病的全球危害、并提前进行预防和检查。这一计划为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开辟了道路，国际体系层面关注艾滋病的进程由此开启。
RJ版教科书的例题模块相对单一，以“例”“例1”“例2”来划分，例题一般按照从易到难，从基础到应用的顺序排列．
命题1.1[9] 设(X;≤,→,,1)是一个伪BCI-代数，则X满足下列性质：对任意x,y,z ∈ X,
2.2 催化行为体：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率先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启动艾滋病议题安全化进程。而面临艾滋病这样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只有国际组织才有能力使全球各层次行为体认识到艾滋病的安全危害，而不仅仅将艾滋病当作公共卫生议题。国际组织在艾滋病安全化的催化和实施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发挥了主要作用，是安全化过程的最主要行为体。
1.国内增加值系数效应。日本国内各产业增加值系数效应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的两个阶段，该影响因素发挥了非常显著的积极效应，导致两阶段增加值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19.54%；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日本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导致企业产量减少、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进而造成主要行业的增加值率下降，其影响程度达到8.31%。
如图5所示,目前Delta机器人控制系统时间为t,同时系统可以周期性更新时间,机器人完成抓取目标E的抓取任务,下一个抓取目标D到达可抓取区域的时间为td,此时t和td的数值大小存在两种情况:
虽然，1995年成立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职责并不是对艾滋病进行安全化操作，但该组织却一直致力于宣传艾滋病是一种“安全威胁”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已经在联合国内部不断发酵，但是在当时并未获得普遍共识。大国对联合国的支持则推动了更多国家关注艾滋病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国际组织不断强调艾滋病的安全威胁，使艾滋病问题由公共卫生议题进入安全领域。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执行主任在2005年的演讲中承认，艾滋病是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殊危机。传统的应对人道主义的方法已经不足够应对艾滋病所带来的危机。只有以特殊的反应来应对才能成功……［13］。
2001年，联合国提出建立“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美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承诺如果基金成立，将率先提供2亿美元的捐款［14］。而美国的积极态度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基金的建成，并鼓舞了其他国家参与对抗艾滋病威胁的进程。除多边框架下的捐赠外，美国还单方面地启动了一系列计划，支持美国境外抗击艾滋病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对非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提供资金支持，成立“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在应对艾滋病问题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15］。
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明确了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湖泊主管机关的主体地位，并规定了包括高邮湖、邵伯湖在内的13个重点湖泊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2006年，江苏省政府批复了省管湖泊保护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省管湖泊的保护范围、湖泊功能区划，明确了省管湖泊管理与保护的总体要求与实施计划，省管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通过对高邮湖湖区水文、水质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探索湖泊管理与保护体制，为实现湖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作为艾滋病安全化的催化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组织往往在矛盾中合作。尽管大国在推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积极采取行动捍卫核心安全利益。但是安全语言本身蕴含“威胁-防御”逻辑，一旦安全议题不再威胁本国的核心利益，相关国家就有可能在国际合作中采取消极态度，这将不利于该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解决。因而，在全球范围内的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的行动往往更为持久［16］。
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例艾滋病被发现之后，艾滋病一直被当作一个卫生健康问题来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艾滋病的影响就已经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艾滋病对国际稳定将造成不良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各个国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艾滋病是一个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将艾滋病看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将一种疾病称作国家安全威胁［9］，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2000年，美国中情局发布了《全球传染疾病及其对美国的深远影响》，在这一报告中，美国中情局从国民安全和全球利益两个方面分析了艾滋病带来的安全威胁［10］。这一报告影响了美国对于艾滋病的政策，国际社会也因此认识到了艾滋病毒的传播将对全球秩序及安全带来的严重危害。此后，众多国家开始积极应对艾滋病问题带来的挑战。泰国及时成立了国家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并且把防治艾滋病的重点转移到居民区和乡村。中国成立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专家委员会以及艾滋病防治协会等组织。德国同样十分重视艾滋病问题，政府充分利用自身的科学技术，加大对艾滋病的研究力度［11］。深受艾滋病影响的俄罗斯也认识到了艾滋病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性，普京在2006年国家委员会会议中强调了艾滋病影响的紧迫性，“认为整个俄罗斯社会必须参与其中”［12］。此外，还有众多国家采取了有力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在大国和国际组织平台的作用下，艾滋病问题逐渐进入安全议题领域，为国际多边行为体共同防治艾滋病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得更多国家将艾滋病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议题。
2.3 实施行为体：国际组织
实施行为体是指在有效的安全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行为体。实施行为体是一些中央政府以外的行为体，是制订和实施控制艾滋病传播政策的必备条件［1］。应对艾滋病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合作的联动机制。以国际组织为平台，推动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能动作用，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艾滋病威胁。
作为国际社会中影响力最大的国际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主要责任。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过程中，联合国不仅建立了包括艾滋病规划署等应对艾滋病问题的组织机构，而且多次将艾滋病议题纳入联合国大会的讨论议题，联合国旗下的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将艾滋病议题纳入年度主要议程。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专门召开特别会议商讨艾滋病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这一举措标志着艾滋病问题正式进入国际安全议题之中。在艾滋病安全化的过程中联合国是最重要的实施行为体。与此同时，众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也为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做出了重要努力。1985年，国际艾滋病学会组织召开了第一次世界预防艾滋病大会。此后，世界预防艾滋病大会每年组织一次，直至1994年世界预防艾滋病大会改为每两年组织一次。该会议的召开不仅为艾滋病医疗专家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场所，而且在2000年之后，为正确认识艾滋病威胁、消除艾滋病歧视做出了重要努力。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该会议呼吁各国更多关注艾滋病问题。
催化行为体是指那些积极劝导政府将艾滋病问题进行安全化的行为体。艾滋病并不是一个自身能够实现安全化的议题。艾滋病较长的潜伏期以及艾滋病的污名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政治机构与人物不但不愿同艾滋病发生关联，而且也不愿意提出任何能够更积极地响应这个问题的方案［1］。因此，催化行为体在安全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艾滋病安全化过程中承担的催化行为体的作用，使得各个国家逐步认识到了艾滋病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也使得艾滋病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国际社会共同承认的安全问题。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美国推动了艾滋病由国家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安全威胁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离不开有关国际组织在艾滋病安全议题中的努力。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就是把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翻转，借助基于互联网的微课教学资源重新建立起来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3]。在翻转课堂的具体实施时，主要要处理好课前、课内、课后三个教学阶段之间的衔接与整合，以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由于计算机公共类课程课时的局限性，在具体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时，要求教师把传统课堂学习内容延展至课外，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可分为基于网络或移动终端的“自主学习”和知识内化的“课堂学习”两部分。
3 安全化过程中国际组织的角色
艾滋病肆虐是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的结果之一。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迁徙限制的逐步减少以及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艾滋病的传播门槛大大降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为艾滋病治疗增加了难度，艾滋病病情最严重的非洲鲜少有国家有能力为治疗艾滋病提供良好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与此同时，艾滋病带来的严重后果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承担。在少数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正在慢慢消灭最具生产力的成人、损毁国家结构、加剧贫穷、浪费教育资源、降低工作效率、削弱代际的形成、改变家庭的组成［7］。艾滋病肆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往困难重重，大量青年劳动力和婴儿携带艾滋病毒，迫使这些贫困国家正在无可奈何地面对艾滋病孤儿一代［8］。军队和维和部队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严重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社会法律法规的执行，对国际秩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3.1 承担组织责任
自艾滋病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被认识到是一个需要依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安全议题后，国际组织主动承担起了对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责任。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将艾滋病问题纳入国际组织的议题中，推动更多国家认识到艾滋病问题带来的安全威胁。在此过程中，多边行为体所做出的议程设置努力，也为艾滋病国际防治规范的构建提供了基础。
参照文献［11］，采用毛细管放大测量法制备足容积测定仪，精确度0.01 mL。C57/BL6J小鼠10只，将抗ST多抗血清以生理盐水1∶10稀释，于小鼠右侧足跖皮下注射血清30 μL进行致敏。24 h后，于激发前测定小鼠右侧足跖容积（V），然后经小鼠尾静脉注射含ST 50 μg的生理盐水，再分别于1，12，24和72 h测定足容积，观察小鼠足容积随时间的变化。以对侧足为对照拍照。
尽管国际社会中非国家行为体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中具有动员各界人士的权力，并且控制着国内应对艾滋病的绝大部分资源。所以，在安全化过程中，各国政府是当之无愧的“启动行为体”。
在此后十几年的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以全球性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承担了主要的组织责任。2003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特别关注了艾滋病，并向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发布新承诺公告。200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一系列新的优先处理事项被批准，其中就包括重点关注在非洲和其他受到严重影响地区对艾滋病的处理。2006年，在联合国大会的召集下，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共同通过了《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艾滋病问题被多个国家共同确认进入国家安全议程。在国际组织的努力下，艾滋病问题逐渐成为一个被优先考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安全化的本质在于使非政治议题在众多议题中获得被优先考虑的地位，以使此议题的解决能够突破传统政治程序的限制而使用各种资源。国际组织相对于国家行为体而言，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跨越边境和主权的界限设置议题，并邀请不同主权国家参与。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问题成为单一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国际组织面对此类问题的优势得以突显。以艾滋病的全球传播为例，国际组织将此全球性议题纳入议题选择并主动承担起组织责任，成功发挥了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优势。
3.2 建构国际规范
艾滋病30多年间的迅速传播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全球范围内，没有一个单一的行为体有能力独自承担起防治艾滋病传播的责任。因此，建立一个与之相关的国际规范成为需要。在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国际组织承担起了构建相关国际规范的职责。国际组织构建相关国际规范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建立一系列以防治艾滋病为主要任务的机制和规范；二是以国际组织为合作平台，以相关规范为约束和准则，多边行为体在国际组织中合作进行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正式将艾滋病纳入美国国家安全威胁范畴，国际层面对艾滋病问题带来的安全威胁更加重视，建立艾滋病安全化国际规范的速度加快。2000年1月，联合国召开了“非洲局势：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会议。同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艾滋病的第1308号决议。通过这项决议，联合国确认了艾滋病所造成的安全威胁，并且决定成立“审查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所有方面”的紧急项目。安理会这一举措将艾滋病问题正式纳入国际安全议题，也在体系层次上正式迈出了构建相应安全规范的第一步，标志着在全球层次上艾滋病不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议题，而是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国际安全议题。在2001年的联合国特别大会上艾滋病被设立为全球性危机。这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艾滋病的全球影响，并发布了一系列共同抵御艾滋病全球传播的文件［17］。这些文件构成了全球范围内共同抵御艾滋病安全议题最初的规范。
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共同建构艾滋病安全规范的过程中，国际组织所领导的应对艾滋病的国际合作，使得艾滋病问题在全球体系层次内得到有效治理。全球体系层次相关规范的建立体现在国际组织为预防、治疗艾滋病而设立的一系列基金上。2001年4月26日，在有关艾滋病的非洲峰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创建一个基金，以帮助受艾滋病严重影响的国家。2个月后，在联合国大会上，各国代表同意设立这一基金。2002年1月，防治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国际基金（简称全球基金）正式成立，秘书处设在日内瓦，3个月后由36个国家提供的第一批资金到位。尽管建立之初就面临着运营效率受质疑、募资困难等多种问题，但就目前而言，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基金仍是承担防治艾滋病任务的主要国际组织。该组织为全球超过1 100万艾滋病患者提供过帮助，全球近50%的艾滋病患者接受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和资金支持［18］。
构建国际规范需要多边行为体的组织、大国的参与以及公众的认可。国际组织扮演其中最重要的角色，通过自身影响力和组织能力使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更好地认识艾滋病的安全威胁，并且在国际组织共同协商下建立相关的工作规范。在艾滋病议题相关国际规范构建的过程中，国际组织起到了发起规范、维持规范、协调矛盾的重要作用。
3.3 塑造安全认同
艾滋病安全化能得以成功，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对艾滋病问题的安全认同已成为普遍共识。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不仅各国领导人认识到了艾滋病问题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而且公众也深刻认识到了艾滋病问题带来的切身威胁。因而，人类对艾滋病问题的预防和治疗取得了快速进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组织塑造安全认同的工作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
一方面，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传艾滋病危害的公共行动，以使更多人认识到艾滋病的安全威胁。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日设定为预防艾滋病日，在世界范围内宣传艾滋病的影响，以构建安全认同。在2003年的世界艾滋病预防日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致辞中说道：“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沉默即死亡。”［19］设立世界艾滋病日，引起了更多人对艾滋病安全危害的认同。除设立“预防艾滋病日”之外，联合国秘书长还在多个场合发表全球正在面临艾滋病安全威胁的言论，以使更多人关注艾滋病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2004年，联合国秘书长在报告中称：“艾滋病如今对世界造成的威胁并不亚于让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20］。这极大地加快并加深了人们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更多公众将艾滋病视为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众建立了对艾滋病的安全认知，医疗专家、公益志愿者等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在塑造安全认同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1991年以纽约画家帕特里克和摄影家艾伦为首的15名艺术家成立了“视觉艾滋病”组织，他们发起了红丝带项目，并创制了一个视觉符号——红丝带，以表达对艾滋病感染者及其护理人的关切。红丝带从此成为人们对艾滋病认知的国际符号。带有人道主义关切的红丝带唤起了更多人关注艾滋病，成为艾滋病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创造“红丝带”视觉符号是非政府组织在塑造艾滋病安全认同中做出的最突出贡献。
引导更多人正确认识艾滋病离不开医疗专家们的努力。自1985年起，由国际艾滋病学会每年组织召开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最初的会议主题主要针对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2000年之后，会议的主题逐渐转向在全世界范围内正确认识艾滋病、引导公众关注艾滋病患者。2000年，艾滋病大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南非德班举行，以“打破沉默”为主题，号召更多人关心艾滋病。这次大会是非政府组织塑造艾滋病安全认同的一次重要努力。
4 结束语
在安全概念扩展的背景下，安全议题应该进入紧急性公共议题的政治序列，使得公众和决策机关能够认识到议题的急迫性。除传统国际社会的行为体——民族国家外，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了国际事务当中，这一方面是适应全球化大趋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为加强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模式。国际组织在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为安全化路径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公共问题安全化的诸多案例中，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有效地减缓了艾滋病危害在全球的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是国际组织设定议题、组织合作、有效管理国际安全问题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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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ECURITIZATION OF AIDS
ZHAO Lan
（School of Histor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security studies of constructivism have become popular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ebates，among which the Copenhagen school founded by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The framework of securitization is adopted to explain how AIDSare securitized from health issues to security issues of a nation and eve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order.The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s examined in the process of securitization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non-state actor in the securitization of public issues.
Key W ords： securitization theory；AIDS／HIV；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中图分类号： R512.9；D52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751（2019）02-0073-07
收稿日期： 2018-08-28
作者简介： 赵岚（1993—），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非传统安全。zlan1406＠163.com
（责任编辑 赵枫岳）
标签：安全化理论论文; 艾滋病论文; 国际组织论文;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