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与中国发展道路探索_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时代主题与中国发展道路探索_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当今时代课题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课题论文,当今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09)04-0005-08

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的性质,是国际问题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无论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还是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对时代性质的分析和判断。只有正确地认识当今时代的性质,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前景。从一定意义上讲,正确认识时代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

一、关于时代与时代特征

1.马克思主义时代观

关于时代,人们可以根据某一具体特征和表象表述一个时代,如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启蒙时代、文明时代、信息时代等等,它反映了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点,对于科学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也有的把一个时期或阶段称为时代,如和平时代、战争时代,这是人们一种习惯性的用法,并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给时代赋予科学的含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马克思所谓的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更替的大时代。划分时代的依据是什么?是该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样,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大致经历了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形态、几个大的时代。现今正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时代。

根据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和判断当今世界所处的时代,以及当今时代的性质,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指明方向。列宁所处的历史环境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很大的不同,这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他对时代作了新的表述。列宁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各种经济、政治特征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认为“帝国主义时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危机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后来,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简明地将当今时代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以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反映了时代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体现了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基于上述理论,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把当今时代表述为“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这一提法,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为世界大多数共产党所认同,并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对当今时代性质的这种规定还是否正确,理论界也有过研究和讨论。国外有的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这个提法。我认为,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这一概念来界定当今时代的性质,仍然是比较正确、比较稳妥的。因为,这一概念正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的现实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无论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怎样的曲折,都改变不了当今时代的性质,改变不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总趋势。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述这一概念是不是可以表述得更为全面一些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上下卷)中,将当今时代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经过反复较量,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简明的表述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

其基本内涵:其一,当今世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尽管世界还存在封建主义、种族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矛盾,但都不能构成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也不能决定当今世界的性质。同任何事物的矛盾一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思想体系也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统一的,也就是既共存,又竞争。这一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其二,在现阶段,总的态势还是“资”强“社”弱,资本主义在现时代居主导地位,用列宁的话来说,资产阶级还居于中心地位。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三,在这个漫长的较量过程中,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而逐渐地削弱,社会主义因素和力量则不断地增长、壮大,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更合乎人性的社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类历史的总趋势。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过去把这个时间看得太短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这么多年来,有些人又过于悲观,散布一种共产主义渺茫论,同样是错误的。社会主义何时能够代替资本主义,不能靠主观臆断,只能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做出判断,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历史是波浪式地前进,不仅有渐进的平稳的发展,而且也会有突发式的飞跃。过去的人们绝不会想到20世纪发生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以及曾经一度出现了一个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今天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在21世纪初竟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全球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决不能作“历史的算命先生”。

2.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我国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经过若干个阶段才能建成社会主义。邓小平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面临的任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正确论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其表述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当今世界实际的,它指导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一心一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这个大的时代里,我们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是什么呢?首先,从宏观上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它是人类永无止境的研究课题。各种社会制度都在试图解决这两大问题,但历史与现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解决不了这两大矛盾,而且还在加剧着这两大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够解决这两大问题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仍然在探索之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科学价值和重大意义就在于表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有解决这两大问题的坚定决心,表明在探索过程中,开始找到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正确思路。

其次,从实践角度来讲,要真正解决这两大问题,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实现科学发展。制度创新有两层含义:一是制度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创新和变革,它改变了以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二是具体制度即体制的创新。在现有制度范围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体制,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三十年来我国的改革不是改变根本制度,而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大课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前不久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把它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为我国的五大文明建设,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正确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使人类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二、社会主义应在批判性地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发展自己

当前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其自身的矛盾,而且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对于社会主义来讲,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好机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发展极限,认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增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1.要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当前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实质

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近三十年来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必然结果。引起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什么,众说纷纭,用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格林斯潘的话来说,是政府管理不力,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结果。他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在过去五年的市场乐观情绪下,这场危机迟早都会发生。即使不被次级债定价不当的问题引爆,也会因为其他市场领域的问题而被点燃。”2009年2月4日澳大利亚《月刊》杂志刊登该国总理陆克文的文章,更明确地指明“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说“这一后果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该文写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70年代,由于英国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经济界的正统。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我认为,他们的这些说法接近了问题的真相。比我国有的经济学家将之说成是“自由市场经济以外因素造成的”要深刻得多。

当前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正确性。这次经济危机,实质上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形势下的暴露,是资本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虚拟资本脱离实体资本,反过来又影响实体资本的表现,是金融资本和金融衍生品不断膨胀,形成泡沫及其破裂的结果。这些问题,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所写的《资本论》中都加以阐明了,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人们又在重读《资本论》。这就是目前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兴起《资本论》热的原因。西方政要可以从马克思《资本论》找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但他们决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为解决经济危机而提出的革命结论,即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用一种更高、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当前,我们应当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从各个方面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多学科的研究,用新的事实和结论丰富马克思主义。

目前,世人关注的焦点是,这次金融危机是否已经触底?对这个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进行跟踪研究。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造成数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美元的黑洞,而且还在孕育着新的经济危机。所以,危机还没有过去,已经有人在预测下一次危机的到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撰文预言:“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冬眠,并且它会转变为一场政府的债务危机”。因为,现在各国政府都在设法救市,甚至是举债救市,同时,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赤字,央行的利率差不多已经被调至零。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体是很难持续的。文章说:“现在的坏消息是,政府债务的累积速度极易在几年内引发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也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率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摆脱的。一次经济危机不可能根本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不断地削弱资本主义力量,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着条件。

2.世界左翼及其对社会走向的思考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一些新的亮点,特别值得关注的,一是一些共产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如果他们能够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那么,这将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范例。但是,从尼泊尔共产党两次执政,两次下台的事实可以看出,这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是难以实现的。二是正在兴起的拉美的左翼运动。由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国家的破产,使得拉美国家左翼领导人纷纷上台执政,现在,拉美四分之三以上的国家由左派执政。他们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反对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战略。至于拉美左翼运动是什么性质的,同世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国内外学界、政界有不同看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拉美左翼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有着很大意义。正如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所说,这是一块我们见证的正在变红的大陆。

3.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列宁和毛泽东都讲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什么是新纪元?就是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在世界上开始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讲,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开始了社会形态转变的大时代。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现在才70多年,时间还比较短。在资本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多次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才逐渐巩固下来。在20世纪社会主义出现一些挫折乃至失败,这从认识论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可以更加健康地发展起来。

经过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启示和苏东剧变的教训,现有社会主义具有如下的几个共同特征:一,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不同程度地进行改革开放,探索适应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纷纷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引进市场机制,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加强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四,克服了对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加强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交往,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乃至学习资本主义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这是一个共存与竞争的时代,只有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化,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五,正确对待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要参与进去,但必须保持自己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的性质,像有的党所说的,“要融入但不被融化”。这些新的理念,是在苏东剧变后,在“资”强“社”弱的形势下,现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内召开了各种理论讨论会纪念建国60周年,集中探讨了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大多数学者认为,新中国60年,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完整过程。不能把前30年与后30年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不能把毛泽东的探索排除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外。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便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期间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是也有严重失误和挫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经过60年的艰辛探索,我们逐渐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包含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其中每届领导集体都在各自所处的环境中以他们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丰富、发展着这个理论。关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我赞同薄一波同志和胡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的观点。薄老讲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始于毛,成于邓”,其含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从毛泽东就开始了,但在邓小平时期形成并走向成熟,以后各届领导集体都以自己有价值的思想成果丰富和发展着这个理论。这个论断在很长时期为我国理论界众多学者所认同,并用于研究和教学之中。胡绳同志讲到毛泽东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他说:“毛泽东所做的第一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和坚持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这两位前辈对毛泽东功绩的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些见解,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十年以后,即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理论成果和重要经验,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也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元素,理应包含于其中。

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他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自成体系,并且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另一是在建国后,他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中,对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产生的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重要经验。

第一,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成功地解决了相结合的问题,并把它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这不仅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列宁曾经提出这个原则,并把它运用于指导实践,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对这个重要原理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充分阐明,确立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原则。斯大林不仅放弃了这个原则,而且还认为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所以,邓小平十分中肯地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毛泽东的这个功绩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为过。

第二,倡导和坚持不照搬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从五十年代中期,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就不只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走苏联的老路,提出“以苏为鉴”,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错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学习苏联也不能迷信。他强调要学习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论十大关系》表明,我们党鉴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误,开始探索反映客观规律的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在探索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犯某些错误,这从认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我们党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另辟蹊径,采取了一套有别于苏联的新的作法,这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和经验。在经济方面,针对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毛泽东主张“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工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建设,以及处理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政治方面,创造性地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提出并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针对苏联一党制的弊端,总结了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即政治协商制度)这一独特的多党制形式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行之有效的,无疑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在科学文化方面,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方法,分析了当时社会矛盾和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特点,倡导实行学术自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为重要的思想成果。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鉴于当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统一,没有矛盾,主张社会主义“无冲突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重要思想价值和重大实践意义就更加凸现出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理论观点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首次鲜明地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二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四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矛盾的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和“双百”方针,以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第五,毛泽东在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搞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生产力不能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不能迅速增强。但是,实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又存在走向资本主义的危险。所以,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围绕这个问题探索时间最长,争论也最激烈。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这种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的社会形态,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在20世纪特殊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因此,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就面临着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难题,他们不能不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和理论创新。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列宁提出并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倡导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斯大林经过一个曲折过程,在晚年他主持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特种商品生产的概念;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倡导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了过去的经验与失误,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观点,达到了当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新的高度。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要利用商品生产发展经济。他从我国存在两种所有制现实出发,主张为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要发展商品生产。他说,我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国家,“目前我国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他还批评主张尽早地消灭商品生产的人是“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二是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他提倡要向价值规律这所“大学校”学习。三是把商品生产的存在同生产力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看作是一个历史范畴。他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这同苏联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又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丰富,某些范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仍然可能存在。在这点上,毛泽东又超过了前人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很有价值的。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经过几年时间的探讨和争论,才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认识,并写进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中。可见,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探索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弥足珍贵的。

总之,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经验”和“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和重要内容。对毛泽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决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有些错误还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也影响了他的正确思想在实践中进一步贯彻和发挥。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正确地总结和批评,《决议》指出,与他的伟大功绩相比,“错误是第二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这些错误虽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但我们党正是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从错误中引出好的结果,才真正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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