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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3)05-0028-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十八大报告共在145处使用“人民”这个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时发表了讲话，在这篇不长的讲话中，“人民”这个词出现了17次。这充分显示了党对人民主体地位认识的高度自觉，是党对新时期靠谁执政、执政为谁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刻回答。对于“人民主体”这个范畴，学界有着长期的深入研究，尤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解读。其实，人民主体思想不仅包含了重视群众历史作用的价值取向，也彰显了对人之价值与意义的充分肯定，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以及现实的多维内涵。
一、近代民族复兴使命：人民主体思想的历史总结
中国近代社会多灾多难，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中国由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批批爱国志士开始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民族主义思潮是最耀眼的一环，诚如唐文权先生所言：“民族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强光点，也是摄取并折射那个时代雷电风云的一面聚光镜。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思潮因其漫长的流程和广阔的流域，它几乎就是一部浓缩别裁了的中国近代史或思想政治史。”[1]同时，中国近代也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内风驰电掣般地越过了欧洲思想生发成熟的数百年行程。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五四时期的“重估一切价值”与“再造文明”，到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革命论，无不是围绕着破除封建阻碍、争取民族独立的主题展开的。可以说，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主旋律。
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在中国爱国的有识之士和一切进步人士当中，先后兴起了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第一，经世思潮。经世思潮是近代中国人思想发生重大变迁的最早表现，揭开了要救国就要学习西方的时代主题。但是，“经世致用”思潮的实质在于依托今文经学，通过学习与研究谋求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良方。这种学术风气往往急于将某种学问兑换成现成的经济、政治措施以及口实之悦，常常事与愿违，“致用”而不能“经世”，或不能真正地“经世”。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境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当人民群众“万马齐喑”之时，即使几个封建士大夫声嘶力竭地呼号也只能是“独自哀”，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洋务思潮与维新思潮。在这两种思潮的推动下，产生了学习物质文明以自强的思想。但这种自强仅限于军事和经济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仍固守封建专制统治，虽然后来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兴起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思潮，最终还是未能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其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把自强的希望寄托于学习西方的幻想之中。梁启超曾写过“新民说”，康有为也曾构想过“大同社会”，但梁氏所谓的“新”也只能是“头脑之新”，康氏所谓“大同”无异于黄粱美梦，因为人民群众在他们眼中只是“无知的群氓”。第三，革命思潮。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要求革命的呼声日益压过改良的主张，在全国形成了革命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辛亥革命，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其根本弊病在于未能解决“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被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找到了人民群众这座靠山，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作为革命工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总的来看，这段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谁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人民同敌人坚决抗争，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最终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力量，同仇敌忾，才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如毛泽东所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2]因此，近代民族复兴史可以说是一部展示人民群众雄伟力量的人民史，近代民族复兴之路是人民群众主体力量不断彰显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虽然马克思并未直接提出“人民主体”这个概念，但其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精髓却无处不闪耀着“人民主体”的思想光芒。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人学理论是人民主体思想生发的理论根基。
人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条逻辑严密、主题鲜明、贯穿始终的主线，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可谓一部人的探索史。青年马克思就已经萌发了对人之自由解放、人类福祉、自我完善的理想追求，他在中学时期自由命题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3]的宏愿。大学时期，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通过阐述原子偏斜运动，隐晦表达了对人之自由精神的渴望。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人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观点，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1]因此，他主张回到现实的、感性的人，并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置换被黑格尔颠倒的人与国家的关系，同时批判了把人的本质等同于人的自然属性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社会性。
真正确立马克思对人之本质科学解释的里程碑式文献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讨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类存在、类生活、类本质的观点，得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结论。他说：“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求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人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5-1]这里的“类特性”即是指“类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是指“劳动”。这种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不同于动物与对象直接同一的生物性(物种性)活动，可以按照人的任何一个需要的尺度活动，这也是人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现实状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基本单位展开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商品流通领域、生产领域一种普遍的、极为反常的异化劳动现象，即“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成为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2]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2]工人创造性的劳动并未给他们带来财富、幸福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而是赤贫、痛苦和发展权利的丧失。
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也使马克思恩格斯就“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产生了分歧，而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功绩成为他们之间的根本分野。随着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深入，青年黑格尔派的恶意攻击日益猛烈，迫使马克思不得不与之彻底清算。1844年底，其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便是这清算的产物。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批判了“英雄史观”。当时鲍威尔等人叫嚣群众“是精神的真正的敌人”，“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恩格斯毫不避讳地予以回击：“‘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6-1]马克思极为赞同恩格斯的论断，他说：“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2]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7]随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以及《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群众史观也日臻完善，最终确立了人民群众是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的根本性观点。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客观物质世界对人的本质进行社会历史性考察，从而避免坠入抽象类本质以及英雄史观的窠臼，从而人不再是直观的或生物性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社会人。在此种理解的基础上，人的厘定包括了人的本质、人的发展、人的价值、人的解放等一系列丰富内涵，这种认识也必然衍生出“人民主体”的生成逻辑，这个“人民主体”是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历史主体。可见，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蕴含着关心人的生存境遇、大众生活世界等一系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民主体”之精髓，发展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意识，延续着“人民主体”在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的历史逻辑。
三、中国传统社会人本精神：人民主体思想的文化底蕴
如上所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人民主体思想一个重要的理论动因，同时，其背后也蕴藏着重视人的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显然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民主体是一个人文底蕴丰厚的文化范畴，人民主体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内在文化动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它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崇尚人本精神。人本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这份对人之生命的关照之情可追溯到上古神话传说。古代先民为捍卫生命尊严与自然进行殊死抗争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诸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夸父追日”、“神农尝百草”等等，这些朦胧的神话诗意笼罩下的是珍视生命、注重生命创造力之生生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到了殷周之际，统治者渲染天命神学，先民也威慑于难以解释的自然神力，国事家事天下事事占卜，人被称为附庸。随着周王朝的覆灭，人们对天命鬼神观念产生了怀疑，深感天命靡常，对“天”之神秘感、恐惧感开始消隐，逐渐将目光投向人自身。儒家延续了关注入本身的文化命脉，发展出尊重人、爱护人、实现人、保持人等理念基础上的一系列重要价值观念：第一，肯定人的尊贵地位。在儒家看来，人生于天地之间有着独自为人的特质，如荀子所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8-1]也就是说，人不是因为肉体生命的存在而为万物灵长，而是由于懂礼仪、知廉耻而得其贵。当然，这种尊贵也不是“唯我独尊”，而是在物我共同证成的道德法则下人的自觉性的凸显。第二，珍视人的生命价值。珍视生命、反对杀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在森严的礼法制度下，也从未否定生命价值的可贵。例如，《礼记·曲礼》载：“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伤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孝子行居丧之礼，要节制悲哀，不致毁伤身体，危及生命；齐人淳于髡问孟子：“嫂溺水，则援之以手乎？”[9]孟子肯定地答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10-1]第三，拓展人的生命境界。儒家认为，人之崇高生命境界并非天生具有，同普通生物一样，人也有着自己的生理需求，如荀子所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8-2]但假如人把握不住欲望的度量分界，就必然会产生争乱，展现出生物性的一面，从而沦落到低下的生命境界。因此，儒家特别强调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净化掉自身的生物性成分，达到孟子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流”[10-2]的境界。
由于中国古代政教不分，政治理念往往倾向于社会教化，所以人本精神常常就是民本精神。中国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就明确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1]的根本理念。后来，周人总结商纣丧国之训，得出“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统治者若要稳固统治，其必须成为一个“仁者”，即能够“博施于民”，只有仁者才能“爱人”、“安人”、“利人”。后世孟子发展出“仁政”的王道政治理念，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3]倡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使民以时”等一系列民本思想。可以说，这种民本思想成为后世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首要政治理念，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甚至能否以民为本、勤政爱民成为判断一个官员廉洁与否的重要标志。例如，中国历史上察举孝廉活动即是对那些以民为本人才的肯定。那些为民分忧、为民纾难的廉政故事也成为千百年来流传的美德佳话，成为个体德性培养、政治素养提升的重要传统道德典范。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人本思想或民本思想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它无法找到一条真正实现人本(或民本)的切实可行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沦为寄托于统治者道德的政治乌托邦式幻想或道德说教式的理想道德图景，因为其无法逾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不是在过分赞誉封建人本思想，而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剥离传统民本思想的虚幻性，就会发现这种历史传统是当下我们党提倡人民主体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四、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实践活动：人民主体思想的现实源泉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面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治排斥和外交孤立之困境，对内则是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亟需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经济社会建设任务异常艰巨。面对内忧外患的困难格局，中国人民急需寻找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之路，以稳定政治局势、巩固胜利果实。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参与到崭新家园的建设中，用辛勤汗水、勤劳智慧以及奉献精神铸就了一段光辉岁月，涌现出诸如“大庆精神”、“北大荒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一系列极具时代烙印的精神品质。这种集体至上、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驱动力，使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奠定、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受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以及后来“大锅饭”式平均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极大地受挫，这使得社会主义建设曾一度陷入困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政策性调整的考验。
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在正确决策的引导下，我们党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公正地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健全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空前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潜能。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民的共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突破，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日臻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期间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整个社会的“物化”现象日趋明显。不少企业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偷税、漏税；各种社会关系场也逐步成了金钱追逐的战场；乡村的民风也不像30年前那样淳朴，人们之间更多表现为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但总体而言，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建设伟绩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认可的。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整体力量不断彰显。首先，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专业素养不断提升。新知识、新观念、新能力的获得，使得人民群众拥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之中，并成为创造主体、创新主体和实践主体。其次，人民群众的创业精神与时俱进。秉承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西柏坡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庆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优秀革命传统，当前涌现出一批批新时期精神，如“载人航天精神”以及各种地方特色精神等等。这些都成为当前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凝聚力量、共谋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实践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八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而“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位居“八个必须”之首。其实，人民主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思想，实现人民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当下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历史、契合现实、展望未来的一次高度历史自觉。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所以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13]我们坚信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推进，必将续写人民主体内涵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