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民党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自民党在建党5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其兴衰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党内各派阀间的聚散离合。派阀，是执政的自民党施行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由此形成所谓的“派阀政治”。在日本政党体制转型及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近年来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既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同时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时代变化”。
一 自民党重掌政权与派阀政治的“复活”
在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时期，自民党内派阀的存续主要源于该党的总裁选举制度和众议院中选区制度。由于自民党所属国会议员一直构成决选总裁的“选举人”主体，并且总裁候选人提名需要获得一定数额的国会议员推荐，这在客观上要求竞选总裁的“实力者”必须组建自己的派阀势力。由于众议院绝大多数选区选举3—5名议员，自民党为在大选中获得过半数席位而必须在每个选区提名复数候选人，迫使同一选区内的自民党候选人纷纷寻求“党本部以外”的支持，即通过派阀来谋求额外的选举援助。与此同时，执政的自民党施行派阀政治，对于派阀成员个人而言，它具有“作为政治家的被认可、资金分配、陈情处理和职位分配”的功能。① 对于自民党而言，派阀政治的利弊得失很难一言蔽之，它虽然不时扰乱党的统一人事安排并引发“金权政治”丑闻不断，但是，“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似政权交替’的作用”，“通过派阀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抗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似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国民的意见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② 因此，自民党派阀政治的施行有其内在合理性，对于自民党维系执政党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8月，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政权正式成立，自民党下野。 执政党地位的丧失，导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也暂时趋于瓦解。至1994年，自民党正式取消派阀，使之转为“政策集团”。
然而，自1996年初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以来，自民党再次恢复了作为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即由自民党总裁担任首相。在此背景下，1998年11月29日，山崎拓率领旧渡边派部分议员另行成立山崎派，自任会长；12月11日，自民党三冢派会长三冢博将会长职务让与森喜朗，三冢派更名为森派；12月22日，自民党宫泽派会长宫泽喜一将会长职务让与加藤纮一，宫泽派更名为加藤派。这标志着冷战后自民党内各派阀重新“复活”，并实现了世代交替。与先前的五大派阀体制相比，“复活”后的自民党各派阀发生了些许变化，具体情况可参见表1。③
表1 1999年初自民党的派阀状况
小渊派93人
（小渊惠三首相）
加藤派70人 宫泽派 河野集团17人
（加藤纮一前干事长）←（宫泽喜一藏相）→（河野洋平前总裁）
森派62人三冢派龟井集团23人
（森喜朗干事长）←（三冢博前藏相）→（龟井静香前建设相）
山崎派30人 旧渡边派40人
（山崎拓前政调会长）←（村上正邦前参议院干事长）
旧河本派17人
（谷川和惠前法相）
无派阀17人
注：（1）括号内为派阀领袖；（2）1999年3月，从三冢派中分离出来的龟井集团又与山崎派独立后的旧渡边派部分议员合并为江藤／龟井派。
自民党内各派阀“复活”的原因，主要在于1998年7 月总裁选举的“刺激”以及对1999年总裁选举的预期。1998年7月， 桥本首相承担参议院选举失败的责任而引咎辞职，同月24日自民党由党属两院议员总会选举总裁，结果，小渊派领袖、桥本内阁的外相小渊惠三以225票的绝对优势战胜梶山静六（102票）和小泉纯一郎（84票）。毫无疑问，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基本方式仍是以国会议员为主体。④ 于是，自民党内任何想通过成功竞选总裁而担任首相的“实力者”，必须大力培植自己的派阀势力。各派阀都是支持本派领袖参加总裁竞选的“战斗集团”，这一点与过去没有任何变化。事实上，1999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也正是在小渊惠三、加藤纮一与山崎拓三位派阀领袖之间进行的。
此外，在小渊内阁和森内阁执政时期，派阀依旧是自民党进行职位分配的基本单位。例如，1999年1月14日小渊内阁改组，其中，加藤派占据大藏、运输／北海道开发、总务、环境、金融五个阁僚位置，小渊派占据首相、官房／冲绳、防卫三个阁僚位置，森派占据法务、厚生两个阁僚位置，山崎派占据劳动、建设／国土两个阁僚位置，龟井集团占据农水一个阁僚位置，旧河本派占据外务、邮政两个阁僚位置；2000年7月4日第二届森内阁成立，其中，加藤派占据大藏、运输／北海道、劳动、金融四个阁僚位置，旧小渊派占据厚生、邮政、自治三个阁僚位置，森派占据首相、官房／冲绳、防卫三个阁僚位置，江藤／龟井派占据农水、通产两个阁僚位置，山崎派占据法务一个阁僚位置，河野集团占据外务一个阁僚位置，旧河本派占据文部科学技术一个阁僚位置。由此可见，这些内阁均具有浓厚的“派阀均衡”色彩，与各派阀成员间政治理念的异同无任何关联。例如，根据对新成立的山崎派的调查，在派阀领袖山崎拓所主张的修改宪法和“小政府”两大政策理念方面，分别有72.7％和半数的所属议员持赞同态度，“未必是政策相近的议员结成同一派阀”。⑤
另一方面，根据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政治改革关联四法案”（即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政党助成法、众议院议员选举区划定审议会设置法），自民党派阀所处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又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状况。首先，派阀领袖的集资能力因受到修改后的《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严格限制，已经无法拥有向本派所属多数议员分配资金的财力。例如，在1997年度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加藤纮一、山崎拓和森喜朗占据了个人收入的前三位，其收入分别为4.9995亿、4.7225亿和4.4854亿日元，这与十年前竹下登继承田中派且当选为总裁时的情景不可比拟，1987年竹下登的个人政治资金收入高达18亿日元。⑥ 其次，派阀的选举功能在小选区制下遭到了削弱，派阀很少介入候选人提名，由于自民党在小选区的目标是确保本党唯一的候选人当选，此前中选区制下各派阀之间的激烈斗争消失了，“派阀不再是候选人可以仰仗的选举机器，通过派阀之间讨价还价操纵选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⑦
上述状况表明，派阀领袖在统合本派成员时可运用的资源（如政治资金等）减少了，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派阀自身的统合能力在减弱，派阀领袖的权力来源开始更多地依赖于其“个人资质”。或许正因如此，在1998年末宫泽派向加藤派、三冢派向森派过渡时，分别有河野（洋平）集团和龟井（静香）集团脱落。“加藤之乱”的发生，则进一步验证了自民党派阀自身统合能力的不足，党内的非主流派面临着“细小化”发展趋势的挑战。
二 “加藤之乱”与自民党政权的危机
在自民党各派阀重新“复活”并实现世代交替之后，1999年9月21日，自民党举行了总裁选举，小渊惠三在小渊派、森派、江藤／龟井派等党内主要派阀的支持下，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加藤派领袖加藤纮一和山崎派领袖山崎拓，连任总裁。由于加藤原本是自民党内最有希望继小渊之后担当首相的人选，因此本次总裁选举“是20年来首次出现党内的总裁候选人向现职总裁挑战”，“保守主流派”之间产生抗争，“直接起因是党内各派系的权力之争，但归根结底，还是起源于日本当前面临的重重困难及国家发展战略的转轨”。⑧
2000年4月初小渊首相突然病倒辞职后，由森喜朗（时任干事长）、 野中广务（时任干事长代理）、青木干雄（时任官房长官）、村上正邦（时任参议院自民党议员会长）、龟井静香（时任政调会长）五人组成的自民党领导层在密室中做出决定，森喜朗为总裁继任人选。此时，加藤纮一虽对此种决定方式怀有强烈不满，但在表面上仍有所控制。首相森喜朗上台伊始即多次“失言”，其“神之国”、“国体论”、“（无党派阶层）在家睡觉好了”等言辞遭到社会舆论及在野党的猛烈抨击，致使森内阁的支持率从2000年4月内阁成立时的41％跌至5月底的19％。⑨ 在2000年6月25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席数由选举前的271席降至233席。至2000年10月末，根据每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森内阁的支持率又继续下滑至15％，而不支持率则升至58％。⑩ 由于不断失态的森内阁的支持率一直处于“低空飞行”状态，再加上广大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批判态度日趋严厉，促使加藤总裁选举后，加藤纮一等人开始采取与森内阁相抗衡的政治姿态。
2000年11月2日夜，加藤纮一先是表示即使被邀请入阁也拒绝加入预定于12月改组的森内阁，认为“内阁在相当大程度上受首相的基本理念左右。在森喜朗内阁中不能充分开展工作”(11)。11月5日， 自民党前政调会长山崎拓也表明了支持加藤的立场，准备拒绝加入改组后的森内阁。11月9日夜， 加藤在一次聚会上又进一步流露出“要求森辞职”的意向，宣布“下次内阁改组不让森干，我来做”。(12) 该发言立即在自民党内部引起“震惊”。10日，当森派会长小泉纯一郎向加藤探明发言的“真意”时，加藤再次表示了反森内阁之意。小泉又与野中广务干事长、龟井静香政调会长等人进行了磋商，最后桥本派、森派、江藤／龟井派等主流派阀确定了团结一致支持森内阁的方针。
当时，加藤纮一率领的加藤派拥有45名众议员，与加藤相协调的盟友山崎拓率领的山崎派拥有19名众议员，两派合计为64人，加藤与山崎若能团结两派中的50人，就能与在野党一起控制住众议院半数席位。因此，为了与自民党内非主流派的“倒森内阁”动向相呼应，11月17日，民主党等在野党势力决定于20日向国会提交内阁不信案。对此，加藤纮一与山崎拓均表示届时将投“赞成”票。相反，森内阁的各位阁僚纷纷发言反对不信任案，其中，加藤派资深议员宫泽喜一藏相更是坚决反对本派会长加藤的主张。17日夜，以野中广务干事长为核心的自民党领导层经磋商后决定，对内阁不信任案投赞成票的自民党议员将采取包括开除出党在内的严厉措施，并确定了一旦通过不信任案就将要求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的方针。自民党内的对立由此加剧，该党正面临着自1993年发生局部分裂且沦为在野党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自民党内的桥本、森、江藤／龟井、旧河本、河野等主流五派的干部不断进行磋商，并加强了对党内非主流派的瓦解工作，主要是向那些选举地盘尚不牢固的年轻议员施加压力。
自民党内主流派通过在加藤、山崎两派之间反复做瓦解工作，形势的发展逐渐不利于非主流派势力，不信任案获得通过的前景趋于黯淡。11月20日下午，民主、自由、共产、社民四个在野党按计划向众议院提交了内阁不信任案。但是，加藤与山崎两人为避免最终遭到党的严厉处分，在表决前采取了缺席的方针。21日凌晨，在以加藤、山崎两派议员为核心的部分自民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众议院全体会议以190票赞成、23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内阁不信任案。同日上午，自民党决定对本党的缺席议员不予处分，该党再次避免了分裂。至此，以加藤纮一为首的“倒森内阁”行动，即所谓的“加藤之乱”以失败而告终。
加藤纮一在不信任案表决前突然转变态度的直接原因在于加藤派的分裂。如前所述，加藤纮一是继宫泽喜一之后于1998年末接任“宏池会”（即加藤派）第六任会长的。在“宏池会”的演变进程中，加藤是作为大平正芳的嫡系而成为继承人的，但大平与宫泽之间关系并不融洽，所以宫泽与加藤之间也保持着一定距离。加藤继承派阀后，迁移了“宏池会”事务所并将自己的私人秘书派入事务所，致使支持宫泽的老职员被迫辞职。另外，加藤对森内阁经济对策的批判，也伤了身为森内阁藏相的宫泽的自尊。因此，原本就对加藤的派阀运营方式怀有不满的宫泽喜一，更是无法信任加藤的倒阁行动。于是，宫泽喜一委托前总务会长池田行彦（“宏池会”创立者池田勇人的女婿、经常与加藤反目）私下动员派阀内的资深议员，商讨共同反对加藤的行动方针。起初，加藤判断本派内会有20名议员跟随自己投票赞成不信任案，15名议员缺席，剩余的10人持反对意见，但在宫泽的影响下，表决结果与加藤的判断相差甚远，最后以“5票赞成，30票反对”而告终。(13) 加藤派在不信任案的国会表决过程中，以加藤纮一为首，包括小里贞利（总务会长）、谷垣祯一（前金融再生委员长）、石原伸晃等21人缺席会议，另一方是宫泽喜一、池田行彦（前外相）、森田一（运输相）、古贺诚（国会对策委员长）等24人投了反对票。至此，加藤派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与以往自民党内派阀间的权力争夺相比，“加藤之乱”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
首先，“加藤之乱”是自民党内的“保守本流”派阀（“宏池会”）向现行自民党政权提出挑战，这在以往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众所周知，自民党内名门派阀“宏池会”的鼻祖为吉田茂，他所采取的“轻武装、重经济”的发展路线奠定了日本战后初期复兴与重建的基础。池田勇人于1957年创立“宏池会”，该派继承了“吉田路线”，在自民党内一直作为“护宪、自由主义”势力而存在，并先后有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等四任派阀会长担任首相。出于此种渊源，在“加藤之乱”的整个过程中，加藤纮一本人也多次使用“保守本流”这一词汇，以强调其行动的正统性。因此，“加藤之乱”尽管是以加藤派的分裂而告失败，但本质上“也意味着‘轻武装、重经济’的保守本流路线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及经济增长的总结，其作用或许也结束了”(14)。加藤派的分裂，导致“自民党内要求修改宪法及安保政策的势力不断增强，相反，护宪鸽派集团的存在感却很薄弱。”(15)
其次，“加藤之乱”的矛头指向虽为森内阁，但其行动的主要根据却是森喜朗本人缺乏“首相资质”，这在以往也是很少被问及的。在议会内阁制度下，日本国民选出了自民党众议员，但自民党众议员却反将支持率低下的森内阁强加给广大国民。它表明自民党在执政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其派阀政治已将维系自民、公明、保守三党的联合政权框架作为最优先的选择，在“首相资质”层面上缺乏适应民意要求的运营机制。但是，民意基础薄弱的内阁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因此，除了“数”（即派阀人数）的较量以外，自民党正面临着在派阀政治中如何对首相“质”——个人资质进行定位的新课题。
需要说明的是，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案的否决，并不意味着国会内外对首相森喜朗的信任。相反，自民党内谋求变革的氛围更加浓厚了，这为“小泉变革”的登场奠定了基础。
三 “小泉变革”与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衰落
在社会舆论、在野党及自民党内部的强大压力下，进入2001年后，森首相已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不得不宣布提前下台和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在2001年4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公选中，作为候选人之一的小泉纯一郎宣布脱离森派，并批评自民党是“有派阀无政党”，强烈要求打破派阀政治的弊端。此时，自民党内已存有八个派阀，即桥本派（101人）、森派（59人）、江藤／龟井派（55人）、堀内派（44人）、山崎派（23人）、小里集团（15人）、旧河本派（13人）和河野集团（12人），其中有四个派阀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确保总裁选举所需要的推荐人（党章规定为30人），自民党的派阀呈现出明显的“细小化”发展趋势。结果，小泉的政治主张在自民党内特别是基层党员中引发共鸣，他在总裁公选的预选中以58.0％的得票率远远高于其他三位候选人，并最终以298票当选。
小泉当选首相后，其“结构改革”的政策口号获得广大国民的普遍欢迎，其决心在一系列领域采取改革措施，推行所谓的“小泉变革”。为此，小泉首相在组阁过程中完全打破了自民党以往的“派阀均衡”和“年功序列”惯例。例如，在第一届小泉内阁的17名阁僚中，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仅有两人，即国家公安委员长、防灾担当相村井仁（众议员当选五次）和总务相片山虎之助（参议员当选两次），而桥本派在2000年12月森内阁改组时占据的阁僚位置却为五人。在2001年5月2日公布的26名政务官中，从桥本派中起用了六名众议院当选两次的年轻议员，甚至包括曾经反对过本派领袖的新藤义孝（总务省政务官）、山口泰明（外务省政务官）、大村秀章（经济产业省政务官）等人。(16) 如果是按照先前以派阀领袖为窗口来安排人事的做法，新藤等三人是绝对不可能担任政务官的。
对于小泉首相在组阁过程中所采取的“直接人事”的手法，自民党内桥本派等非主流派虽有不满，但鉴于小泉内阁的高支持率而大多采取了容忍或沉默的态度。对于桥本派而言，自2000年6月桥本派团结合作的象征——竹下登去世以后， 该派实际上是以野中广务（众议院）、青木干雄（参议院）两人为核心来运营的。如何维系派阀势力、避免本派分裂，是桥本派干部最优先的课题。况且，自民党内参加2001年7月参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大半为桥本派，显然借助“小泉人气”将有利于维系桥本派势力。因此，在桥本派内部，青木干雄等人开始探索如何同小泉保持合作。
另外，也有人担心：“对于自民党近350名国会议员， 由小泉一人来进行中立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排除派阀因素的影响，作为总裁而言，在人事安排时也往往与亲信磋商，所以那些希望担任职位的议员只能接近总裁亲信，这样，取消派阀政治后容易产生亲信政治。”(17) 事实上，2004年9月第二届小泉内阁改组时，小泉却在“打破派阀”的口号下塞进诸多“私货”，不仅为其本人原先所属的森派增加了两个阁僚名额，而且还以提拔年轻议员为名，将自民党内对其权力构成威胁的实力政治家远远隔离在政权之外。
毫无疑问，派阀“职位分配”功能的削弱，预示着派阀自身的统合能力也必将进一步遭到削弱。因为首相如果不通过派阀干部而直接向议员本人发出入阁邀请，那么派阀干部对本派所属议员的影响力就将减弱。这样，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派阀的“流动化”趋势将会加速发展。例如，在2003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分裂成以野中广务等人为核心的“反小泉”派和以青木干雄等人为核心的“支持小泉派”；在堀内派内部，植竹繁雄等人支持小泉，而林义郎等人则支持高村正彦为候选人；在江藤／龟井派内部，虽然以江藤隆美为首的大部分议员支持本派候选人龟井静香，但也有议员（谷洋一）支持高村派候选人高村正彦。(18)
除总裁选举外，自民党派阀的“流动化”尤其体现在政策制定方面。例如，邮政民营化是小泉内阁推行“结构改革”的核心课题，但在2005年日本国会对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的表决过程中，旧桥本派、龟井派、堀内派等非主流派内部分歧严重，再一次表现出自民党派阀的“斑驳”状况。各派阀关于邮政民营化的具体赞否态度可参照表2。(19)
表2 自民党各派阀议员人数与邮政民营化法案的赞否
众议院 派阀参议院
赞成反对缺席/弃权总计 赞成 反对缺席/弃权总计
32
16 3 1 旧桥本派
285 2 35
49
1 1 51森派
2626
16
12 1 29龟井派 6 12 18
26
3 5 34堀内派 8 3 4 15
24
1 2 27山崎派 4
1 5
1212小里集团
4 4
11 1 12高村派 2 2
4 4 二阶集团
2 2
819 河野集团
1 1
17
3 1 21无派阀 4 2
6
199 37 14250
总计
84228 114
在上述情况下，自民党内无派阀议员的增加也颇为引人注目。早在2004年初，自民党内众参两院的无派阀议员已达到24人，被称为“党内第六势力”。(20) 此后，对于在2005年大选中新当选的83名自民党众议员，小泉首相则号召他们积极参加党主办的“学习会”，而不要加入任何派阀。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泉内阁执政期间，与自民党内大部分派阀（特别是非主流派）“细小化”与“流动化”的趋势相反，小泉原本所属的森派作为主流派却不断得到加强。在2005年大选之后，森派众议员已从解散前的50人增加至53人，再加上参议院的26人，共拥有79名国会议员，一举成为自民党内的最大派阀。相反，旧桥本派和旧龟井派则由于反对邮政民营化改革相关法案的绵贯民辅、龟井静香等派阀干部相继离党，实力遭到削弱。这样，在森派势力对小泉首相大力支持的前提下，2005年大选后的自民党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小泉党”。
因此，自民党派阀的“细小化”与“流动化”既是其派阀政治衰落的具体表现，也是小泉内阁得以长期延续的原因。对于执政的自民党而言，派阀政治的衰落，究竟是意味着派阀势力的重组还是派阀作为自民党动力源泉的时代的结束，实在是令人一时难以判断。
注释：
①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権』、中央公論社、1986年、56頁。
② 王振锁：《自民党派阀初探》，载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③ 「自民·派閥 進む世代交代」、『朝日新聞』1999年1月4日。
④ 根据从1995年7月开始实施的自民党总裁公选制度的规定，总裁候选人必须获得30人以上国会议员的推荐，由党属国会议员和选前缴纳党费两年以上的一般党员进行投票，每位候选人获一万张选票相当于一张议员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议员投票的有效票数过半数，且获得半数以上总票数，才能当选。如在第一轮投票中无人当选，则由国会议员对得票前两位者进行决选。当只有一人提出候选人申请时，不实施投票。由于1998年桥本总裁是在任期途中辞职的，所以小渊是根据“由代替党大会的两院议员总会可实施选任”的党章规定选出的。
⑤ 「同一派閥でき政策理念に差」、『壳売新聞』1998年12月25日。
⑥ 「細る「権力の源泉」」、『読売新聞』1999年1月12日。
⑦ 郑东丽、王庆西：《日本选举制度改革前后派阀功能比较》，《日本学刊》2002年第2期。
⑧ 薛君度、陆忠伟主编：《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35、37页。
⑨ 参见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⑩ 「森内閣支持率15％に低下」、『每日新聞』2000年10月31日。
(11) 「加藤氏「人閣せぢ」」、『朝日新聞』2001年11月3日。
(12) 平井勉「「保守本流」宏池会の懮鬱」、『中央公論』、2001年1月号、119頁。
(13) 国平修身「加藤纮一「11日戰争」全内幕」、『現代』2001年1月号、30頁。
(14) 平井勉「「保守本流」宏池会の懮鬱」、『中央公論』2001年1月号、125頁。
(15) 『朝日新聞』2004年5月1日。
(16) 在2001年4月的总裁选举过程中，桥本派的年轻议员大村秀章、新藤义孝等人曾经拒绝参加拥立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为候选人的誓师集会。
(17) 読売新聞政治部『小泉革命——自民党は生き残るか』、中央公論社、2001年、126頁。
(18) 「首相「初防衛戰」」、『朝日新聞』2003年9月9日。
(19) 「動搖する派閥」、『読売新聞』2005年8月9日。
(20) 『朝日新聞』200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