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项目中公私部门关系结构研究
李宜强1，Laurant Meriaud2
（1.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3；2.L'Université Clermont Auvergne，Auvergne Clermont，France 75000）
摘 要： 文章基于商业网络关系模型，对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概念中的多元化的文化、历史、社会关系在货物和服务交易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公私合作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伙伴结构现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展开关于公私合作中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结构功能的调查，描述了在公私合作项目中公共部门逐渐边缘化、银行等金融机构处于强势地位的现状，得出了在公私合作的组织结构再造系统中，公私合作必然将中小企业逐渐排除在外，将公共部门置于孤立的境况并赋予银行以网络中心地位的基本结论，提出进行组织再造、强化公共部门的学习功能的政策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仅将思考的重点放在嵌入或关系的内容之上，还需要将思考扩展到嵌入的形式之中。实际上，由于关系网络结构的差异，嵌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方式千差万别。所以在得出“成本-效益”的分析结论之前，必须分析公私合作框架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型组织结构。
关键词： 伙伴关系；再造组织；公共组织；商业网络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趋向于采取PPP模式进行生产、供给并管理医院、学校、道路、福利机构等的公共基础设施。2014年9月，财政部发布了我国第一份有关PPP的官方文件：《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此后，中央与地方有关PPP项目的文件密集出台，各地PPP项目的推进也以破竹之势发展：截至2017年6月，我国共批准PPP项目10893个，预计投资14.39万亿元，示范项目签约率达到45%。在我国，PPP仍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治理工具，PPP的实践与研究也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要促进PPP在我国的健康持续发展，固然取决于多方面的努力，但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了解、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PPP项目的研究与实践成果。PPP作为公共项目的融资工具，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主要将英国作为PPP项目的研究和借鉴对象，而忽略了其邻居法国。实际上，法国拥有欧洲最大的PPP市场：2011年法国PPP相关领域的投资累计达60亿欧元。具有标志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项目包括法国国防部在巴黎的帕拉德大门(Porte Balade)项目。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国的PPP研究，以丰富现有的理论成果。
1.新经济社会学与PPP
PP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一种合作经营关系，它建立在双方各自经验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最好地满足事先清晰界定的公共需求。在理论上，PPP在全球的普及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关于私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部门提供同类公共产品的“成本-效益”对比的思考。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要将私人部门管理的原则、指数化的管理办法等在公共部门中推广运用。作为这股思潮的主要成果之一，PPP推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合作关系中，私人部门将会运用更佳的管理手段、更低的管理成本促使公共部门从合作中获益。PPP继承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衣钵，认为私人部门的高效率建立在其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之上，在理论上并未有太多的创新。
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路径不同，新经济社会学为我们理解正在进行中的公共管理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通过重新定义市场的概念，采取“货物和服务的协调合作”的方式开辟了新的研究路线，该理论特别重视“嵌入”的概念。“嵌入”概念强调多元化的文化、历史、社会关系在货物和服务交易行为中的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因此认为经济活动就如同嵌入到历史进程、文化价值、特别是与社会中的每个人相关的关系网络当中。然而，这类的关系嵌入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多样化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促使我们不仅仅将思考的重点放在嵌入或关系的内容之上，还需要将我们的思考扩展到嵌入的形式之中。实际上，由于关系网络结构的差异，嵌入对经济活动的的影响方式千差万别。所以在得出“成本-效益”的分析结论之前，必须分析PPP框架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型组织结构。文章将采取此崭新的视角分析PPP模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结构。此外，文章的研究重点还在于PPP的合同关系框架下由企业家所承担与执行工作的描述上，如在硬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和建设。由于PPP框架下存在多个相关利益者，企业家不能简单地与其某个对象谈判合同，而必须将经济谈判嵌入与政治制度相互耦合的系统内进行，这个系统同时具有经济交易项目的特点和政治或公共项目的特征。
2.伙伴关系合同介绍(le Contrat de partenariat，以下简称CDP)
2004年，法国政府首创了新型PPP，即CDP。CDP被认为是在公共采购领域具有革命性标志的PPP模式。作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混合体，CDP主要用于在较长的期限内（一般为30年）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营、维护和融资。CDP的创建者着重突出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方面的优势，即降低成本。但是该论点的提出者无法完全阐释或证实这个观点。实际上，成本的评估是一种有关其社会位置的现象。它依赖于一个资源共享和相互耦合的规范框架，文章着重阐述金融机构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一项法律改革和提升经济效率的制度创新，CDP深刻改变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通过自然生成的伙伴结构剖析CDP。同时，文章将通过描述CDP下的相互耦合的系统，分析这种关系格局及其影响和结果，特别是分析嵌入社会关系并与CDP关系密切的商务活动方式。本研究重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但实际上却与提倡CDP所要求的公私之间的合作新模式同等重要。在提出CDP相关问题之后，文章展开描述法国PPP框架内商务和磋商网络的调查。之后，研究将在关系模式的结构基础上，提出CDP并非如先前认为的合同关系的创新，而是政府制度的创新。它促成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资源整合和组织重构，并进一步突出了金融部门的地位。
其次，我们展开调查问卷题目“目前，您与谁有业务往来”。与讨论不同，文章要求被调查者在其工作范围内、在其业务伙伴中进行选择；在项目公司(SPV)作为PPP项目的外壳并存在多重外包，掩盖了相关立体式关系的情况下，该调查题目有利于重现CDP衍生出的相关合同以及外包合同的瀑布式立体情景，从而能够揭示整体CDP的细微环节。
二、研究方法
文章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适应法国PPP项目的复杂性。首先，通过19次初步的半直接访谈，进行定性研究。这些访谈的对象包括所有参加过PPP项目的职业代表。如参与合同起草的经济顾问与律师；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政府与工业行业代表；参与项目融资的银行代表；积极倡导PPP项目的压力集团代表等。定性研究的结论作为预备性的数据将为定量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此外，文章还搜集有关PPP的研讨会资料、基于实际调研的相关资料、因特网相关资料、PPP工具书资料，并进行综合整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因特网的搜索引擎可以准确地定位参与讨论的关键个人。
商业网络中包含882对关系，其中39%存在着互动关系，互动性密度达10%。讨论网络密度与商业网络密度的差异肯定了人际关系的嵌套在现实中的存在，即在人际关系中引入合同的签订。CDP是由社会阶层支撑并促其进一步的发散，如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项目落地。PPP项目合同磋商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工序的多样性，在讨论网络的强密度与商业网络的弱密度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可见，讨论的互动性比商业更强。这是由于商业活动不同于社会活动，它还存在着经济等级关系。该解释存在着某些限制，即商业关系的受访者的回复更为谨慎和敏感，倾向于回避与合同关系相关的提问。通过分析这两类关系的复杂性（如图1所示），我们观察到在1995个商业关系与讨论关系中，792个关系既是商业关系也是讨论关系。商业关系是讨论关系的子关系，它嵌入于更宽泛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中。只有30份关系不存在多样化并只包含商业关系；1113份关系只存在着讨论关系。这意味着CDP的推广是在其他非商业关系的社会关系中支撑形成的，即首先要宣传PPP、推广PPP、说服对方并签订合同。
接着，展开定量研究。研究者将法国PPP领域的关键人物实名列入一份名单之中。该名单包括约100多名相关领域的专家，并且来自于定性研究半直接访谈中同样的组织机构。通过本阶段的访谈与调研，验证、调整这份名单的专家职业界限，并且增加有可能遗忘的相关专家。最后，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与88名愿意接受访谈的专家进行交流。回收的专家问卷将为研究提供PPP的商务和讨论网络的关系数据。
三、CDP的本质和特征
1.PPP在英法的诞生、发展
私人管理与公共事务之间的交集历史悠久。PPP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有学者提出将成熟的英国模式作为PPP的一个分支，形成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并称之为企业主动融资(PFI)。与此相对应，法国此阶段的PPP主要以公共服务委托的形式出现。但PPP最早源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第一任时期，并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经济与社会面貌。按照撒切尔的说法，企业主动融资(PFI)被认为是可以助推经济而不掏空国库的唯一可替代的手段。经过20多年的实践经验之后，英国通过成本与质量之间的权衡，对企业主动融资(PFI)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反思并形成了报告。该报告通过专业的文献综述回顾了英国20多年来PPP的发展历程以及公共管理的改革发展趋势，并主要强调PPP谈判成本过高、合同的产生成本过高、长期合同的相关不确定性、工程质量未能达到期望水平等问题。报告还指出了PPP最显著的弊端是私人贷款利率高于公共贷款利率从而导致再次融资问题的出现。21世纪初，恰逢英国对PPP模式进行总结反思的时期，法国政府却反其道行之，全面推进该项工具。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PPP在法国的地位与高铁建设同等重要，被认为是重振经济的关键手段，得到政府和各界的高度重视。
其中，若交互项CFAt-1×CDY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假设1通过检验，即与未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相比，进行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
法国是较早采用PPP模式的国家之一。早在1438年，法国就有贵族获得了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对经莱茵河中转的货物收取一定的费用。如1792年Perrier兄弟获得了巴黎配水的特许经营合同。在16到17世纪，法国的桥梁以及运河都较为广泛地采用了特许经营的运作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18世纪特许经营制度在法国被正式确定下来，并在19世纪逐步发展为“租赁”制。所谓“租赁”制则是指在政府主管部门的严格监管前提下，由民营机构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通过使用者付费的形式获得相应的回报。特许经营和租赁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的实施对象不仅包含了公共服务还包括公共物品，而后者则只针对公共服务。
2004年的法律条款对CDP的精确定义，体现了法国官方、CDP相关利益者对构建一个典型意义PPP的期望。然而，PPP面临着大量的现实问题：PPP的目标在实践中很难清楚地定义；其市场很难快速地飞跃；经济不景气减缓了PPP的发展速度；关于PPP具有较低成本的观点有待进一步验证；持续30年的还款年限给公共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CDP作为PPP的一种类型，自然不能独善其身。因此，CDP存在的合法性准确地体现在其经济价值评估方面，即项目的投融资计算、项目的成本以及收益。从这个意义看，CDP实际上是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学习管理经验和知识的工具，也是推动形成公私部门新型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
从世界范围看，由于各国的相关规则与规定的差异，PPP呈现出种类繁多、类型不同的特点，因此难以对PPP所涉及的各类合同进行清晰与准确的界定。由于政府采购市场存在着差异，支付方式也千差万别。PPP与公共服务委托之间存在的唯一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公共服务委托是由使用者承担付费责任；而PPP则以合同为纽带，强调公私部门之间长期的合作。PPP模式通常是由公共部门通过分期向服务商支付酬金来实现。
2.CDP是超级PPP的表现形式
CDP建立在项目的全局性特征这一原则基础上。此类型的PPP包括设计、建设、维护、管理以及项目的投融资等。这种投融资的混合模式将私人领域与金融业摆到了合作关系中的最前列。CDP更是将银行摆到了谈判桌中最显著的位置。
2004年CDP作为PPP的新形式而出现。作为一项革新，CDP被认为是将公共资金的长期投资转移到私人部门的重要政策工具，因此被赋予了较深的政治意义。但实际上，CDP在法律上已具有一定的根基并且在实践操作中大量存在。法国在PPP领域已经积累了多年经验，CDP作为众多不同类型PPP中的一种，与其他合同在本质上不存在较大差别。在CDP之前，其他类型的PPP在法国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BEA、BEH或l’AOT-LOA3。CDP与以上类型合同的界限十分模糊。此外，公共服务委托与其他PPP形式的差异在各国间也存在着较大不同。我们参加了各类型的PPP研讨会，此类研讨会的宗旨在于向业界推广CDP的实践经验。即便如此，在众多研讨会中，观察到众多与会嘉宾仍然不忘介绍公共服务委托和AOTLOA。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各利益相关者对不同形式的PPP的认识是十分模糊和混乱的。CDP定义上的模糊，促使人们思考其特有的标志性意义。作为新生事物，CDP或许代表着一种超级PPP，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展现其应用价值。从官方的角度看，CDP被认为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新型合作关系和新的政策工具。因此，CDP不仅仅被赋予了经济上的实用主义，更具有法律与制度上的象征意义。
法国政府2004年6月7日的法令以及2008年7月28日的2008-735号法律奠定了CDP的立法框架。2009年之后，CDP又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推广。CDP的付费方式主要是按年限的分期支付并与产品或服务的绩效相挂钩。在采用CDP之前，必须要经过预先评估比较政府采购所有合同的特点，而且必须满足两条重要的标准：紧急性特征和项目复杂性特征。2008年的法律条款规定“CDP只有在经济上最能节省成本的情况下采用”之后，则成了衡量是否采用CDP的第三条标准。
2012年，法国共签订了140份CDP。其中，中央政府30份，地方政府110份。虽然官方一直在全法大力推动CDP，但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状况不景气，时至今日尚有部分CDP处于启动阶段，而其他部分CDP则处于可行性研究状态。为加速CDP的落地生根，法国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基金用以支持项目并为投资者提供担保。
自法国开创了特许经营的先河并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后，这种方式便被广泛用于法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中，法国政府通过授予民营资本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允许其参与市政经营服务，包括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地铁、供水、供暖等方面。在20世纪的后半叶，这些采用特许经营方式运作的市政公用事业项目大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也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因此，特许经营模式的运用也逐渐扩展到高速公路等其他领域。特许经营模式在法国的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内在蕴含的竞争机制能够促使民营机构提高生产效率和改进公共服务质量，进而达到更高市场占有率的目的。以法国的公路为例，实施特许经营模式的公路里程达到7048公里，在建的达到835公里，政府财政投资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被授予特许经营的民营机构的投资是财政投资1倍以上，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公路事业的发展。法国“伙伴关系合同”是基于对英国PFI模式的借鉴，但又不完全等同于PFI。法国将“伙伴关系合同”定义为“一个为期10年到35年以上，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签订的，以DBFOM（设计-建设-融资-运营-维护）方式实现对公共资产管理的合同”。从2004年开始，法国正式引入了政府付费的“伙伴关系PPP模式”，将其作为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重要方式，这是对政府传统采购方式的创新。随着“伙伴关系PPP模式”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合同数量不断增加。从合同的规模上来看，截至2015年2月，法国已经签订了548项PPP协议，数量在欧洲位列第一，合同金额高达120亿欧元，超过了PPP模式具有更悠久发展历史的英国。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占据了PPP项目合同总数的大部分比例，近年来，中央政府投资比例也逐步增加。地方政府的PPP项目重点投资领域是公共设施、教育设施、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领域，中央的PPP项目的投资重点主要在能源、垃圾废水处理等设施上，一般来说投资金额较大，平均的合同金额达到2.75亿欧元。
四、CDP的扩散机理
1.CDP的相关利益者
文章主要研究两点内容：第一，CDP以及类似合同的扩散机理；第二，法国PPP市场的构建，包括制度建设。法国PPP市场十分庞大且参与其中的组织背景差异较大。调研对象包括工业家、建筑商、投资者、项目运营维护商以及其他参与CDP制度建设的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是指从事制度性工作，在组织的创建、组织的长期化、组织的革新中发挥突出、主导作用的个人。因此，他拥有组织中大多数人拥护的合法地位并且能让组织成员自觉的服从、遵守他所要实施的条款和规定。制度企业家的工作包括：伴随组织的诞生、组织的运营、组织的变革。因此，调研的重点包括公共部门里对PPP的落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推广组织和培训组织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律师、金融分析师等，他们在PPP项目中从事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工作。也有部分在合同的建立、团队的培训、保证项目过程公正以及项目担保的其他领域专家。以上所有领域的专家都参与了CDP的革新工作，并且将CDP引入了工业、银行和管理领域。因此，以上专家及其工作的互动均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对象和重点内容。
PPP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从中可窥见每位具有不同背景、参与PPP项目合作的制度企业家的思路和模式。特别是来自于公私部门、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公私部门的制度企业家。比如，商务律师与投融资专家就处于越来越明显的竞争关系之中。后者依据债务数额提供专业投融资方案以建立有效的PPP合同。由于具有金融优势，PPP项目投资者的相关利益变得更为明显，而之前的优势地位却一直被工业家所占据。
来自法律、技术和金融领域的不同专家，根据各自的专业认知对PPP理解展开争论。同时，虽然PPP项目是具有时效性的，而且公共市场也不断推陈出新，但是从长期来看PPP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建立在不同时段的PPP项目由于其内部经济与社会进程的差异性因素还存在互动和互相排斥。
2.实施CDP的不同阶段
由表1可见，项目第一阶段的重点在于PPP合法性的建立。以PPP委员会为代表的公共部门在这一阶段表现得十分活跃。PPP委员会隶属于法国财政部，主要任务是指导全法公共机构的PPP项目。在这一阶段，公共部门通过项目识别、项目预测、项目的合理性分析（依靠PPP而不是公共市场）创造对PPP的需求。在此期间，PPP委员会通过行政裁决为项目的合同签订提供认证。PPP委员会的认证是CDP实现合法性的前提。合法性建立在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即：紧急性、复杂性和经济效率性。采用的认证方式主要是项目的事前评估。在此阶段，利益集团与培训专家通过与公共部门负责人的会晤，积极向他们介绍CDP的优势与作用。因此，第一阶段的合法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介绍、对话、培训以及各类专家对公共部门的协助等。
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的15项RCT[9-20]均详细描述了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盲法的实施，方法均正确。7 项 RCT[9，11，17，18，20]对具体的随机分组实施了分配隐藏；各项研究数据结果和试验预期一致；选择性发表偏倚风险均较低；均对退出失访的患者进行了ITT分析；纳入研究其他偏倚情况均不清楚。根据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质量评价均为 “B”。见图2。
表1 某PPP项目的不同阶段性
项目随后进入定义更为精确的阶段，围绕着合同的事务将逐一展开。私人部门的项目参与度逐渐提高，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咨询专家，在谈判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时项目进入合同移交阶段，一般不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而以竞争性谈判进行。竞争性谈判由于时间较长，要求私人潜在中标者更多的投入，多次与公共部门协商谈判，出台最终项目文件等。在此阶段，所有的项目企业家集聚、交流、谈判并最终达到签署合同的目的。竞争性谈判的最终胜出者将会与公共部门进行深入协商，未能中标者将会获得一定的补偿以弥补期间的投入。谈判专家（律师、技术专家、投融资专家）在此阶段是实际谈判桌上的发言人，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技术支持发挥决定性作用。
接下来便是中标人的项目计划阶段。在此阶段，中标人将独自承担项目的失败风险，公共部门有权因此终止项目。中标人必须与银行协商，以重新评估在竞争性谈判中确定的项目的融资计划和项目的风险分担计划。在该阶段，中标人将形成最终的融资计划；在征得银行的意见后，完善、并最后形成在竞争性谈判阶段的风险分担计划。
上述模型的对角线展示了内部群体之间的关联，证明了不同群体之间既合作亦竞争的复杂关系。然而，没有证据证明公共管理组织之间存在着商业合作关系。这种现象看上去是具有逻辑性的，但也恰好说明每一个项目是独立、与其他公共组织无直接关联。在竞争者中相互合作最为紧密的行业当属于银行业(18.9)以及咨询业(15.5)。这两种职业通常具有良好的行业组织，使得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不必过于残酷。这与工业领域与律师行业存在根本的不同：工业领域已经形成了三大集团；律师事务所较为分散，其业绩主要由律师个人的名声所决定。而银行业与咨询业可以利用行业内部的联系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
研究者采访公共部门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具体如下：
“银行家的立场并不坚定并且易变，对于项目的良好运转也没有什么实际投入。实际上，他们有自己看问题的方式并且顽固不化。他们的立场十分僵化并且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十分保守，让人十分吃惊。我个人认为，许多PPP团队与他们的银行参与方存在大量的矛盾。”
由此可见，新型CDP对相关参与方的影响不仅复杂，而且存在差异。首先，新型CDP要求PPP项目的每个制度企业家在一定时期内专注于自身的专业领域；其次，每个制度企业家作为分工协作、全球化背景下长期合同的参与者，必须通过分工协作以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从别的制度企业家获取自身无法掌握的资源。可以看到，相互间存在较强依赖性的制度企业家，通过在交错复杂的关系中的战略性与标志性的投资，操纵管理着该系统的运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求渗透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细化雅行教育的目标即是其中的一项。要求各班充分利用班会、班级黑板报、手抄报、多媒体平台等开展宣传，要求学生熟知雅言、雅行、雅思、雅量、雅趣、雅致六个方面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结合《雅行小手册》的相关要求，从文明礼仪、言谈举止、生活自理、仪表着装和卫生习惯等几方面制定个人雅行规范和雅行标准，从而让学生的行为有的放矢。
五、CDP网络描述
研究探索性调查的对象是19位具有代表性的专业人士，采取了半直接访谈记录方式，从中评估整个组成市场的系统因素并厘清促成谈判者互动的过程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通过32次的直接访谈补充了调查问卷条款的完整性。最后，研究者通过参与有关PPP的专业研讨会、搜集PPP的相关资料，整理了PPP的文献资料。
研究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形成了完整、科学的调查问卷，完成了CDP的社会网络以及围绕着CDP的相关机制和实践的全景还原。由于法国PPP项目的完整网络的还原，是建立在对这一领域界限的清晰界定之上。因此，研究通过对PPP项目的组织内部成员的两次甄别和辨认，从而实现了PPP领域界限的清晰界定。最终，研究者获得了上百名法国PPP项目成员的信息，并且均涉及前文所提到的不同角色。直接访谈的形式促使我们补充和纠正了前述谈及的职业信息。从2009年9月到2010年4月，共有88名PPP项目的相关人员接受了我们面对面的访谈。
该调查问卷以PPP项目的不同企业家社会关系为主线（角色、类型、教育、市场进入），关注他们对PPP项目的推广和该领域的结构化网络，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点：
首先，文章探讨问卷题目“您是否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认真探讨过PPP？探讨的对象是谁？”。由于PPP项目涉及到的活动十分复杂，专家也来源于不同领域。因此该题目有助于厘清PPP项目中的多学科、多专业之间的相关性和学科、专业之间的重叠性。
就这两句话，让大家都沉默了，不约而同地向ICU门口望过去，突然意识到打什么打，现在救活权筝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样一种策略中，隐含着一个重要预设，即新样本与旧样本被看成是同类的事物。因为只有这样，才有理由将根据旧样本得到的模型应用于新样本。这个预设在我们处理下棋、人脸识别、金融乃至政治决策之类的情形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遇到的几乎全是重复性经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默认围棋的取胜规则、人脸的特征或群体人性是不会变化的，所以只要样本数量足够大，取样方式和算法设计足够合理，那么就可以针对这些复杂领域的问题建立起有效的模型来，进而处理在时间上属于新情况，但本质上并不会脱出既有样本范围的新对象或新样本。
作为临床心内科常见的一种多发疾病,冠心病心绞痛主要是因为患者心肌急性缺血所造成的,以胸闷、气促和气短等为为临床表现,会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甚至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西医疗法的短期治疗疗效比较理想,但是长期治疗效果却不是非常理想。如果在临床西医治疗期间可以配合中医治疗,那么会大大提升疾病治疗疗效。本次研究结合我院所收治的84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详细地探讨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法的应用疗效,现报告如下。
为了在复杂关系的网络中构建逻辑关联，研究假设每个PPP领域的人士都由他所属和服务的组织分派到了各自的角色。各个组织也为自己的成员提供集体或者个体行动必需的资源和背景知识。依据组织机构分类，文章共统计了六种类型的PPP项目人士类型：工业行业（数量16人）；公共管理类（21人）；利益集团类（8人）；咨讯管理类（15人）；律师（15人）；银行家（13人）。通过以上分类，文章可以探索他们在机构组织中的角色，从而理解PPP项目扩散过程中相互间的嵌套关系。
六、PPP网络的架构
1.人际关系的嵌入
在合同签订之后，法国PPP领域相关嵌入活动表现得十分活跃。文章将相关嵌入活动作为研究目标，其恰当性得到了检验。实际上，讨论网络包含105类关系，相关密度约24.8%。这意味着约四分之一的可能性关系得以实现，数量可观。社会交往凸显了其在PPP领域中的作用。相关人士通过对话机制管理合同复杂性以控制风险。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这种对话的互动关系占105类关系中的58%。这类互动关系呈对称性，而等级性关系并不明显。
在地里劳动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默诵这些诗文以为乐趣。农村的很多活是简单劳动，完全可以既干活脑子里又想问题的。有一次我在锄地的时候，脑子里忽然跳出了《古诗十九首》中第一首的四句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我想这是说从胡地来的马，依恋着北方吹来的风，从南方越地来的鸟，筑巢也要筑在向南的树枝上，就是说无论是胡马还是越鸟，都怀有思乡的情绪。最后的一个“缓”字，我长期不得其解，这时忽然悟到，“缓”就是“松”，就是“宽”的意思，这样也就明白了下面两句是说离别已经很久了，衣带也显得宽松了，为什么宽松，因为想念亲人瘦了。
图1 商业关系与讨论关系互动图
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公私部门的新型合作关系不仅建立在管理实践与私有部门的绩效评估之中，也不仅仅局限于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在管理的借鉴与技术引进方面。研究观察发现，PPP是公私伙伴关系中的互动载体，这种互动不仅仅包括商业合作，还包含着支撑这种互动关系的社会生活与网络。
2.人际关系的嵌入
目前文章通过人际关系的嵌入，进而深化探讨从CDP引申出的公私领域关系，证明了本研究假设是正确的。接下来文章分析商业网络关系结构以理解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签订者对CDP的影响机制。
从表面看，CDP多带有商业活动的色彩。这类商业活动更多地集中于私人部门，并且不同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与此相反，公共部门较少涉及商业领域。CDP被寄希望于简化公私部门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但在实施过程中则更多体现为减少了公私合作关系而增强了私人部门之间的交往频率。此外，从CDP衍生出的相关商业活动，如教育培训，赋予了没有直接参与PPP项目中的相关利益者中心地位。如利益集团就在PPP项目中传播相关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表2是依据组织类型而构建的商业网络关系模型。通过该模型不仅可以分析跨群体类型（如工业领域转向公共法人的8.3关系或方向相反的公共法人转向工业领域的2.7关系），还可以研究群体内部的关系（群体内部关系通过对角线方向阅读）。同时，依据接受者或者发送者的人数，我们已经将每一类关系进行了标准量化，从而为接下来不同类别的对比分析奠定了基础。
对灌浆速率（GRmean）而言，整体表现为外缘籽粒的灌浆速率高于中部籽粒和内部籽粒，并有籽粒平均灌浆速率（外缘、中部、内部籽粒的平均值）随着密度的增加而降低，随着深松深度减小呈下降趋势；其中以深松S45处理、密度D1下的灌浆平均灌浆速率最大为0.446，浅旋耕处理RT、密度D3下的最低为0.267。
表2 商业网络关系模型
总体上看，商业网络关系模型再次凸显了银行的中心地位以及伙伴合同复杂性。
首先，可以观察到商业网络关系中最受关注的相关利益者类型是银行。PPP组织通过将金融渗入合同之中使得银行具有主导性作用。这一做法促使银行在公共服务的外包当中取代了传统上的建设者而具有主导地位。围绕着规则谈判，银行成为能够进入互动游戏的重要主体。这可以视为CDP所带来的一项重大变革。
其次，具有变革作用的合同衍生出大量的外包合同。这一特征可以从上述商业网络关系模型中观察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共部门呈现的弱中心性。实践中，招标联合体是十分常见的。这种类型的CDP由多个以嵌入总体合同形式的外包合同构成。但是这种类型的合同并不能促使公私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与之相反，此种类型的合同强化了私人部门商业关系，特别是促进了工业领域与银行领域的交流。从另一方面看，CDP强化了私人部门领域的联系，将银行置于中心地位并弱化了公共部门的内部联系以及公共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
公共部门似乎更为依赖私人领域中的从属主体，从属主体维持着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但却并非项目建设的核心地位，如利益集团以及咨询专家。从表2的对称性方向，可观察到公共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接受方(9.5)与关系发送方(9.5)的匀称关系。公共部门的地位取决于PPP领域中革新的扩散以及培训的相关方的活动。商业网络不仅展示了总体合同与外包合同的“母子”关系，同时也展示了在CDP之外的合同关系的骨架，如培训与咨询。PPP市场也创造了其他市场：革新伴随着培训与教育，从而预定义了某种类型的革新。因此，PPP领域中培训学习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一旦以上阶段得到最终辨认并形成共识，文章对PPP中每个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进一步的辨认和思考。首先，在政府采购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两类参与者将被排除到项目之外：第一类被排除在外的参与者是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无法承担竞争性谈判中长达几个月的高成本而退出政府采购市场；第二类被排除在外的参与者是建筑师。在工商界组成的团队中，建筑师由于没有独立的地位也常常被排除在外。此外，CDP是一个空壳，在壳子内部交错叠加着一连串的外包合同、参与不同合同的团队也纵横交错，呈现出一幅立体、多空间交错的景象。其次，银行在这一交错复杂的图像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能够利用自身的金融优势将自身对PPP项目的定位、发展思路等向相关参与者施加影响，特别是在项目实施前的最终阶段，银行将发挥主导作用。
依据上述构建模型的逻辑，文章构建了如表3所示的讨论关系模型。这个步骤使得我们能够跳出合同关系的框架，进一步分析上述模型探讨的嵌入式关系。从模型可知，银行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表3 讨论关系强弱分配图
首先，研究观察到各个利益相关者呈现出典型的等级结构。利益相关者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为数不多的交流主要以维持等级秩序为主。
CDP革新的出发点是在公私部门之间构建新型关系，这个假设因此遭到了驳斥。因此公共部门与工业领域的磋商交流较少(15.5)，反过来的情况也是如此(15.2)。该实证研究对新公共管理提出的“PPP可有效促进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及有效促进公共部门吸收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以及该理论“引进私人部门的先进技术的出发点”的内容产生质疑。实证研究并不能证明新公共管理所提出的理论。如果在PPP领域的确存在人际嵌入关系，如利益相关者的讨论关系覆盖了商业关系，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比较复杂并且伴随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进入。
王爱国：2014年农村水利工作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开拓奋进，克难攻坚，推动农村水利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
此项实证研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发点提出了质疑。新公共管理理论期望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联，形成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学习与借鉴的关系。但是研究所设计的图表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设想大相径庭。虽然在PPP领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嵌入关系，正如上述PPP在相关事务中还原式的讨论，公私部门之间的关联仍十分复杂，而且还牵涉着大量的其他类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银行在整个讨论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心的角色，这是由于一方面银行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同时很多合作伙伴也将银行作为主要的谈判对象。从表3的数据可见，银行与相关伙伴的讨论系数是最高的。可见，银行的角色是PPP嵌套关系中最为突出的。
此外，公共部门与律师在嵌套关系中讨论较少，公共部门也是嵌套关系中获益最小的角色。同时，公共部门与其他公共部门之间的讨论频率也较少，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公共部门很难从同行业其他公共部门PPP项目经验中获益。每个PPP项目都是闭环的，因此公共部门很难从内部获得其他PPP项目建设的经验。公共部门不会自动组织以积累或者扩散实践经验，并且公共部门似乎更为依靠私人部门。正如下述接受访谈的公共部门负责人在谈及他身边围绕着顾问的真正原因时，是这样解释的：
“如今的趋势是，公共部门需要聘请大量的专业人士以帮助公共部门在PPP项目决策的每一个阶段解决技术问题。特别是当这些PPP项目越具有专业技术特征、更复杂和更新颖时，引进新的、非常规的技术工具来应对挑战显得更为必要。”
商业网络分析同时也表明，除了聘请的私人顾问之外，公共部门也长期依赖于银行取得必要的资源以实现PPP项目的成功落地。在构建公私部门新型合作关系之外，公共部门在每一独立的、不具有连续性PPP项目中孤立无援。其原因在于每一个PPP项目都是重新开始的，公共部门很难从每一个新项目中获得经验并积累技术。在现行的PPP项目运行中，公共部门由于不能持续积累自身经验而陷入尴尬。相反，银行以及利益集团则是PPP项目中经验积累较多、获益较大的群体，原因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磋商与交往。
除了银行之外，顾问以及利益集团在网络中处于次中心的地位。律师并未能如所预料的那样处于网络中的次中心地位，通过表格分析，律师正被PPP项目中的新型组织所替代。这个结论只能通过表格数据分析而获得。但是在谈及金融问题与法律问题方面的冲突时，被访者对律师被边缘化的情况表述得并不明显：
“对于我而言，律师和金融专家都是必须的。律师的重要性体现在合同以及系列外包合同的重要性方面。金融专家是不可或缺的，即便对方并不是完全熟悉PPP领域，”此内容来源于PPP项目的某投资者的谈话。
文献[5]使用有限元法对反应堆压力容器国产化O形密封环进行了大变形弹塑性接触分析。自编程序或借助于ANSYS，采用弹塑性小变形问题的非线性求解方法、接触问题的混合求解算法等方法完成三维瞬态密封分析[6]。
“我并不认为律师和金融专家之间会存在冲突，毕竟‘术业有专攻’。当然，目前的趋势是金融专家的地位的确越来越重要了，”来源于金融专家的谈话。
膜孔是用来贴笛膜的，笛膜是一片薄膜，这种薄膜取自竹子或芦苇的茎中。气流振动笛膜，便能发出清脆、明亮的声音。
2.2.1 政府直接给予补助。政府要综合考虑农村空巢老人群体，给予农耕空巢老人家庭补助。通过农耕来获取收入的空巢老人，多半是因为子女外出打工，所赚取的工资仅能维系自己的生存，难以有额外资金提供给老人，空巢老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获得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劳动强度过大，加之体力不够，日积月累，患病率增加，医药费的支出及其他费用支出使很多空巢老人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因此，要给予农耕空巢老人稳定的资金补助。
实际上，网络数据分析证明了律师在PPP项目中的不断边缘化问题。这种边缘化就如同建筑师以及中小企业，律师在现行PPP市场结构中拥有的发言权在不断缩小。其原因在于，律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业，他们一般不依赖于大型的私人团队，因此也难以获得相关的物资或非物质的支持与资源。
1.2 入选标准 ⑴具有Grave’s甲亢典型的临床症状；⑵体征：甲状腺颈部有血管杂音；⑶实验室检查： 血清 FT3、FT4或 TT3、TT4增高、TSH 减低，甲状腺吸131I率增高或吸碘高峰提前，TG-Ab、TPO-Ab多为阳性；⑷影像学检查：超声、放射性核素扫描等具有典型的甲状腺肿等表现。
“今天，商业项目的关键取决于与银行良好的伙伴关系，较合适的利率，较好的条件。的确，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与金融相关。一旦我们有了建设的概念，我们将会从技术上使得我们的产品或服务价格更低，我们把项目建设时间和前期研究尽量最小化，我们将项目的维护成本尽量的压缩，”来源于厂商负责人对话。
CDP促成了PPP领域中组织结构再造。在组织结构再造系统中，CDP系统将建筑师、中小企业以及律师逐渐排除在外。将公共部门置于孤立的境况并赋予银行以网络中心地位。CDP在PPP领域中组织结构再造，是基于将金融行业（银行）引入项目之中而逐渐形成的。这种新型公私合作模式在银行业当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七、结论
首先，文章探讨了CDP以及PPP的创新特征，认为CDP并非如其所描述的那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PPP与CDP引起的最深刻变化，并非构建了新的实践模式，而是在PPP领域中构建起的新型关系。接着，通过网络分析，文章认为PPP是建立在某种镶嵌关系基础之上的。研究发现，PPP与CDP除了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行再组织之外，CDP强化了私人部门之间的联系而弱化了公共部门之间的沟通并使得公共部门对顾问更具依赖性。通过网络分析，研究还识别了律师在PPP项目中逐渐边缘化的境况，而银行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则处于最为突出的地位。
PPP因此应该被理解为制度性的变革。PPP并未能建立起革命性的实践模式而是重新构建了公共采购市场的新的等级关系。银行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妥协关系基础之上。建立在战略以及关系基础之上，与银行业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制度企业家推动了组织再造，引起了新的融入过程以及新的排斥过程。融入是指银行业在PPP项目中获得了再度紧密合作的机会；排斥是指银行业使得PPP项目中的小角色逐渐边缘化并且使得公共部门无法获得连贯性的经验并实现技术积累。
社会经济学组织结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复杂的嵌入结构之上。更为私人的商务关系的交叠是具有福利性的，但这种交叠复杂性必须在某个程度的点上停止。否则，过多的社会关系将会对社会生产力产生阻碍作用。文章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嵌套关系的形式，更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制度企业家之上。制度企业家通过跨行业、跨组织的集体或团队行动，将他们的商业活动以嵌入和集体磋商、讨论的方式，尝试着承担本属于国家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角色。经济与社会的嵌入又进一步的扩展到了包含不同参与者的制度嵌入。通过分析既具有合同性质也具有社会性质的相互依赖的制度中，不同参与者所处的位置以及相关的效用，文章深度剖析了该嵌入式结构。于是，在一个更大的制度、历史以及标志性的系统之中，重构了嵌入式关系。嵌入式关系的福利也许并不依赖于关系的数量，而是与能进入嵌入式关系的参与者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价值的实现程度存在紧密关系。关系资本的进入以及关系资本的增值是如何依赖于其他社会组织模式的，这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合同的合法化及其落地实施需要其他非合同因素支持。当代经济社会学者正借助网络分析工具不遗余力地开展研究，而网络分析工具是未来经济社会学者容易遗忘、但却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相当一部分的公私合作项目采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将一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推向市场，政府不参与具体的项目。政府只是通过制定政策、规划、准入标准，让银行和民营资本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独立经营，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模式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部门均无法从公私合作中获得学习与进步，但目前却以PPP的名义拖延了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这只手以特许经营协议或政府购买服务协议的方式继续伸入到具体项目的运作活动之中，反而加剧了“与民争利”的程度。因此，目前的PPP结构成为拖延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投资建设领域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因素，必须要正视并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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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allon Michel.Economic markets as calculative collective devices[J].Organization Studies，2005，26(8)：1229-1250.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PPP Projects
LI Yi-qiang1，Laurent Meriaud2
（1.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ning Guangxi 53003， China；2.L'Université Clermont Auvergne， Auvergne Clermont， 75000， France）
Abstract: Based on the business network model，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ole of diversified culture， history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trade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concept of “embedding” in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nalyzes the status quo of partner structure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and conducts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tructural function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by means of empirical research.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gradual marginaliz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strong position of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projects，and draws the basic conclusion that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must gradually exclud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place the public sector in an isolated situation and give banks a network-centric status in the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system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carry out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func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In future research， we will not only focus our thinking on the content of embeddedness or relationship， but also need to expand our thinking into the form of embeddedness.In fac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the influence of embeddednes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varies widely.Therefore， before the conclusion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is reache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ne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private sector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Key words: Partnership； Rebuild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Business network
中图分类号： F7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19）01-0003-07
收稿日期： 2018-09-17
作者简介： 李宜强（1978-），男，广西南宁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项目管理；Laurant Meriaud（1973-），男，法国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标签：伙伴关系论文; 再造组织论文; 公共组织论文; 商业网络论文; 广西财经学院论文; L’Université Clermont Auvergne Auvergne Clermont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