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命题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2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①。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当代世界，由于各民族国家间的经济、技术联系的空前加强及其一体化趋势，政治、文化等也都被织成或将被织成一张有机联系的网。全球化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必然引发一系列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新问题。
作为“冷战”之后世界体系的新特点，全球化的进程，首先就是强势经济与强势文化的输出及其世界性进程。全球化背后隐藏的最根本的还是资本的利益问题。在经济与技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文学艺术也被纳入文化工业和文化产业的链条中，作品成为产品，经济指标和消费欲望上升为文学艺术价值的首要尺度，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正在被高科技的技术支撑和商业化的利益目标而边缘化。
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化工业批量生产出来的艺术制成品，正在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国倾销。“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他在对世界的商品有所促进，‘叫卖’或‘叫座’的时候，它才实现为艺术”②。这种艺术的实用化品格无疑是现代商业艺术的一种典型指征。它以商业利润为最高目标，以现代科技和市场手段为强大支撑，追逐感官的快感与身体刺激的直接性。随着它的倾销扩张，其品味与趣味也必然会传播扩散。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阻挡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且应该通过积极融入这一新的历史机遇而使民族经济、技术乃至文化的发展都跃上一个新台阶。但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也应该对强势文化扩张、各不同价值体系文化互相渗透所可能带来的复杂影响保持足够的警醒，对文化的“西化”、“单极化”、“同一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以物质经济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价值范型的扩张所可能导致的对人情、人性的巨大冲击有着理性的前瞻与积极的应对。
中国古典美学是以人生论哲学为基础的，注重从现实人生中去寻求美的存在与人生的意义。孔子强调乐生的精神，庄子强调游心的境界，他们最终都落实在此岸的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并把道德境界的感性体认和精神境界的自由超越，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和美的实现。这种富有审美韵味的人生精神渗透到艺术中，就集中体现为注重通过意境的营造来克服外物与心灵、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的矛盾，使心灵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精神境界中自由驰骋与翱翔。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现代美学大师又进一步吸纳了西方哲学、美学、诗学的成果，特别是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柏格森的生命美学精神、尼采的审美主义原则以及欧洲浪漫主义诗学、西方心理学美学等成果，进一步突出了对美的情感本质、生命本质及其艺术审美价值的体认，突出了艺术的情趣（趣味）在艺术审美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发展充实了意境的理论。可以说，这一脉络及其发展，构筑并逐渐明晰了中国美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一种重要的民族传统，那就是注重美的人生（生命）意义、注重艺术的诗意与韵味，是将美、人生、艺术相统一的人生美学观与诗性艺术观。这一美学与艺术的精神旨趣在当时国运危难的现实境遇中不免高蹈，但在当下全球化语境所促生的文化新格局与艺术新势态中，却呈现出某种独特而深长的韵味。
二
把人生和艺术相联系，以艺术作为人格培育的重要手段是中国传统文化“诗”教、“乐”教的悠久传统。而把艺术境界作为理想人生的重要尺度，崇尚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界，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富有代表性的人生理想。但是，作为一个自觉的命题，这种对艺术、美和人、人生之关系的理想态度，这种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想旨趣，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并没有上升为明确的理论话语。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命运的巨大危机、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的迫切要求、西方文化汹涌而至的历史洪流前，经过田汉、宗白华、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郭沫若等一批初具现代美学意识的中国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人生艺术化”作为一个理论命题终于逐渐明晰并得以确立。
1919年，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及了“生活艺术化”的概念。稍后，1920—1921年间，宗白华在《青年烦闷的解救法》、《新人生观问题的我见》、《艺术的生活》等文中多次提及了“艺术式的人生”、“艺术的生活”、“艺术人生观”等概念。但他们都没有作相应的系统深入的论述与建构。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询。1921年，他发表了《“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一文。1922—1923年，又发表了《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生活》等一批论文与演讲稿，集中提出并阐释了“趣味主义”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以此为基础明确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口号，并从劳动、为学、教育、艺术等实践层面具体论析了如何实现“生活的艺术化”。梁启超指出，所谓“趣味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就是在生活实践中要超越个体小我的成败之执和得失之计，“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梁启超认为，这种“趣味生活”是高于“意义生活”的“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是真正“有味的生活”，也就是“劳动的艺术化”和“生活的艺术化”。③ 梁启超对“生活的艺术化”的阐释及其所界定的“趣味主义”的哲学基础，第一次较为深入地从理论上建构了“生活的艺术化”的人生理想与美学理想，阐发了激扬生命、精神至上、不执小我、追求趣味的审美人生精神及其以情感与趣味为根基的艺术美学理想。梁启超“生活的艺术化”理论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确立了基本的理论精神和致思方向。
30年代，朱光潜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早期朱光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926—1928年，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表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美学倾向。他不仅直接提到了《饮冰室文集》，还10多次运用了“趣味”、“兴味”等梁式术语。1932年，朱光潜写作发表了《谈美》，提出“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无论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做的学问事业当做一件艺术品看待”。朱光潜将《谈美》最后一章命名为“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由此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形式。朱光潜提出：“艺术是情趣的活动”；“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唯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所谓人生的艺术化也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④ 经过朱光潜的《谈美》，“人生艺术化”的提法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其以人的建设为内核，以艺术、情感、生命、精神为基本要素，融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为一体的美学精神与理论品格也进一步得以明晰成型。
30—40年代，“人生艺术化”理论达到了高峰。这一时期，许多在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作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此命题，从而推进了对这一命题内涵的丰富和精神的提升。丰子恺是“人生艺术化”的重要倡导者与积极践履者之一。他写作了《关于儿童教育》、《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艺术的效果》等大量文章，提出 “生活’是大艺术品”，“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把创作艺术、鉴赏艺术的态度应用在人生中，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艺术的情味来”⑤。他以“童心”为艺术的本质，提出以“绝缘”的方法来恢复人的“童心”，“扫荡我利私欲之羁绊”⑥。当一个人“体得了艺术的精神，而表现此精神于一切思想行为之中。这时候，不需要艺术品，因为整个人生已变成艺术品了”⑦。丰子恺强调：“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⑧ 这一阶段，宗白华对人生、艺术、美、生命关系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那里去》等大量论文中对“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作了深刻的诗意阐释，提出艺术启示着宇宙人生的最深真境和最高灵境。“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⑨，而那些“最生动的艺术形式……乃最能表达人类不可言，不可状之心灵姿态与生命的律动”，人借艺术“返于‘失去了的和谐，埋没了的节奏’，重新获得生命的中心，乃得真自由，真生命”⑩。宗白华从中国艺术切入，深入探讨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艺术境界与哲学情韵。他指出：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的旋律、生命的秘密，我们与自己制造的器皿、同自己创造的生活情思往还，以音乐的心境去体味生活，美化现实，生活里流动的是音乐的和谐节奏与韵律。但是，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使西洋民族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铁蹄对准了科学落后的民族。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轻视了科学工艺征服自然的权力”，“在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使我们不能解救贫弱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受人侵略”、“受人欺侮”的现实处境下，在“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丑恶”的“西洋精神”的“宣示”下，我们的“灵魂里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正在丧失自己的“国魂”。宗白华痛切地发出了“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的呼唤(11)！他说：“我看见现在社会上一般的平民，几乎纯粹是过一种机械的，物质的，肉的生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理想生活”，一种“在现实生活以外”、“在物质生活以上”的“精神生活”(12)，是一种能够体现“生命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美的人生和自由的生命。宗白华融哲思与情韵为一体的艺术思想和人生阐释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添上了诗意的华章，也达成了“人生艺术化”理论在中国现代语境中的重要高度。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面对国势危颓、民生维艰的现实境遇和传统文化衰颓、大众人格委顿的文化境遇，所提出的解决中国现代人生与审美问题的一种思想路径，“人生艺术化”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精神与诗意传统，同时也吸纳了以康德、柏格森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情感理论、生命意识等，以尼采、西方浪漫主义美学为代表的审美主义精神、诗性精神、创造意趣等。“人生艺术化”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在其内部有着不可忽视的具体性与复杂性，但是它在整体上却逐渐形成并明晰了以艺术美为武器，以激扬情感，不执小我、精神自由、追求情趣（趣味）为核心的主体精神，以及融启蒙与审美为一体的主导理论品格。关注诗意人格精神、关注诗性人生境界是其最为显著的理论指向。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人格理想，经过西方现代哲学与美学的融汇，在“人生艺术化”命题中具体呈现为化理性为情致、以出世来入世的人格情韵与人生旨趣。这种情趣就非个体的情欲与冲动，而是追求真善美的融合与升华。这种出世也非遗世或厌世，而是力求超越小我达成大化。在这种个体与众生与宇宙“进合”而蕴溢“春意”的“艺术化”的人格与人生境界中，主体提升了自我的精神境界，达成了心灵的自由解放，并最终实现了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但在当时严峻的民族与政治危机面前，这种思路与结论明显是超前的，乌托邦的，它所选择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也不能立杆见效。由此，尽管当时有诸多文化人士集合于它的旗下，但其意义和价值却并未能得到深入充分的发掘。
三
今天，在全球化语境所促生的文化新格局与艺术新势态下，“人生艺术化”这个中国现代命题，却呈现出某种独特的针对性与深长的韵味。我以为，其对于我们的启迪与意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对于美的内在品格与精神旨趣的追求、对于生命与人生的诗意建构与诗性超越的追寻。
首先，“人生艺术化”是以美的艺术理想作为自己的审美尺度的。何为美的艺术？梁启超提出了“趣味”和“情感”这两个核心要素。他把对生命力和生命趣味的张扬、对个性和情感的张扬，作为艺术审美的重要标准。在对屈原、杜甫、陶渊明等中国古典诗人的解读中，梁启超发掘了他们身上最可宝贵的情感品质和人格情趣。他提出屈原的美就美在“all or nothing”的崇高的人格神韵，以热烈真切的情感、高洁的理想与污秽的社会展开了决绝的抗争(13)。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诗圣”，梁启超却独具只眼，将其誉为“情圣”，认为杜甫是一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他所“做出来的诗句句都带血带泪”(14)。而在对陶渊明的解读中，梁启超欣赏的则是他的生命真趣。梁启超以为，陶渊明的高洁不在不为官，而在遵从生命本真的召唤，为官而又弃官。这就是“无所为而为”的“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趣味主义精神。对于美的艺术，朱光潜则以“情趣”为中心，认为艺术的精神最重要的就在于“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即要“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使精神摆脱“象蛆钻粪似地求温饱”的“俗”境，而作“高尚纯洁的企求”与“观照”(15)。而在宗白华那里，艺术则被直接界定为“生命的表现”，是生命的艺术境界化(16)。他指出艺术作为人类“最高的精神活动”，“诞生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17)。艺术的灵魂就在于“至动而有韵律”的生命情调，它在流动中和谐、在丰富中和谐、在冲突中和谐，并升华了自己的美、意义和价值。在“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中，作为美学武器和理想尺度的艺术显然不是着眼于其形式性的和外在的要素，而是更关注于其情感、情趣（趣味）和境界等内在的要素和整体性的意味。
19世纪，英国的唯美主义者也曾提出过“生活艺术化”的口号。唯美主义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来强调艺术自身的纯洁性与美学品格，但也恰恰从这里，唯美主义却发展出了与道德原则相抗衡的耽乐哲学，与功利原则相抗衡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威廉·莫里斯认为美的艺术品是自由康健的人类欢欣的源泉，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存在的必要前提。因此日常生活必须艺术化，其主要途径则是装饰艺术的研究与推广，即对生活的日用器物的形式美改造。唯美主义最为重要的代表理论家、作家王尔德坚持自然与生活都是对艺术的一种模仿，主张艺术至上，艺术家的职责在于以美的哲学来导引生活。但在美的本体论问题上，王尔德则主张“形式就是一切”。显然，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更关注的是美的形式要素，与此相应的就是追逐人类的生活形式、外在环境与身体的感性美化。丰子恺指出，莫里斯和王尔德一样，尽管“主张生活是一种艺术”，但他们的“所谓‘艺术化’，偏重了外生活的方面”(18)。因此，同样以艺术作为人生美的理想尺度，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与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呈现出的却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终点与旨趣。
其次，“人生艺术化”是以对生命与人生的诗意建构与诗性超越作为自己的理想至境的。“人生艺术化”以艺术美作为自己的基本尺度，它以艺术的情趣（趣味）和意境作为美的最高理想，并将艺术的这种情趣（趣味）和意境之美化为对生命与人生的理想，追求情感与人格的涵养，要求主体在高洁情感与自由人格的涵养中，提升生命与心灵的境界，超脱功利的世俗的束缚，超越小我的现实的局限，而使自己在生命与人生实践中，翱翔于自由的诗意的天地。“人生艺术化”所憧憬的这种境界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境界，也是一种现世的诗意与超越。它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出世，不是抛却世事世情。恰恰相反，它的立足点就在于此岸，就在于对人事世情的深切的关注与热爱。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晋人之美美在既浓于深情又心有远致。因此，晋宋的山水画始有了“澄怀观道”的意趣，在具象生动的山水中呈现的就是“最幽深最玄远却又弥纶万物的生命本体”(19)。宗白华把“屈原的缠绵悱恻”与“庄子的超旷空灵”的统一视为艺术意境化成的基本条件，由此而通向“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之三境层的和谐合一(20)。这一美的艺术境界也就是理想的诗意生命境界的具体写照。朱光潜则把这种理想的艺术化人生境界所秉持的主体精神誉为“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的人格实现。在梁启超那里，也就是不执着成败、不计较得失的“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的趣味人格境界。这样的人格精神和人生境界首先是以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为基点的，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它还负有对萎靡人性和委顿生命的批判和启蒙的意义。因此，它与宗教所指向的彼岸理想和出世精神是具有本质的不同的。同时，这种生命与人生的理想又是以对世俗的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为重要指向的，是以对机械理性和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分裂和束缚的否定为重要指向的。宗白华指出，西方近代文明是科学文明，呈现出“一切男性化，物质化，理知化，庸俗化，浅薄化的潮流”(21)，近代人“由于抽象的分析的理性的过分发展”和“人欲冲动的强度扩张”，以致不复有“高尚的”、“深入的情绪生活”，“不复有‘无所为而为’的从容自在”，而“憔悴于过分的聪明与过多的‘目的’重担之下”(22)，盲目的理智使人类成为物质的奴隶、机械的奴隶，使人类的情绪不能上升为活跃、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而堕落为“魔鬼式的人欲”(23)，使人类不能建立起充实、自由、各尽其美的“个性人格”而趋于“雷同化、单纯化”(24)，宗白华把至动而有韵律的生命情调视为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的最后根据，也是宇宙生命的最深真境与最高秩序。因此，“人生的艺术化”不仅是使生命重归于深情、高尚、生动与诗意，也是使生命复归于它的本真与从容。在这个意义上，宗白华说：“我们任何一种生活都可以过，因为我们可以由自己给予它深沉永久的意义”(25)。这是一条由艺术来澄明人生，也是化人生而为艺术的诗性之路。“最高度的把握生命，和最深度的体验生命”融为一体(26)，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也超越了一切个体局限和现实局限，而化入永恒的自由之境。宗白华提出，这种诗性的审美超越之路“恐怕也是真正的中国精神”，是“世界上各型的文化人生”中的一种(27)。
20世纪，与全球化浪潮相伴的就是后现代的文化思潮，有学者把“全球化”直接界定为“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28)。文化产业促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也加速了大众审美文化的蔓延，当初还是遮盖着美的面纱的唯美派“生活艺术化”思潮在西方文化演化的大潮中早已不知所踪。西方后现代理论家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即我们的世界实在是被过分审美化了的问题。韦尔施指出，“‘审美化’基本上是指将非审美的东西变成、或理解为美”(29)，其实质就在于美的泛滥，或者用一个稍为优雅的词，那就是“蔓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在本世纪初被介绍入国内。它不仅引起我们去关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和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也向我们提示了中国当前生活与审美中可能存在的一种新趋势与新现实。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前中国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但是，斑斓的色彩、迷人的外观、炫目的光影开始日渐进入我们的生活，视觉快感、感官欲望开始为更多的人所关注，花园别墅、大型展会、高档商场、明星选秀刺激与大众快感释放却是正在蔓延的事实。文学、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渐模糊，以致一部分理论家惊呼文学的死亡和文学边界的位移。“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西方命题及其所宣告的新的美学趋势，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下，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虑。韦尔施提出了“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概念。所谓“美学人”，是指一种审美化的个体，其“身体、灵魂和心智”都具有“时尚设计”，是“十分敏感，喜好享乐，受过良好教育”，“有着精细入微的鉴别力”的“自恋主义”者。他们“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并以时尚杂志和礼仪课程传授的审美能力“补偿了道德规范的失落”(30)。有意思的是，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也提出过“美术人”的概念。梁启超指出：“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31)。因此，这个“美术人”首先是指“懂美术”的鉴赏家。其次，梁启超提出趣味是生活的本质，是对生活之美的感受领略，而美术就是刺激审美感官、涵养爱美胃口、令人充分享用趣味的利器。因此，“美术人”也泛指具有审美能力、能够领略生活之美及其趣味的人。此外，梁启超还提出“‘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要者”。但依中国“多数人见解”，“总以为美术是一种奢侈品，从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样看待，认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觉得中国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大半由此。”(32) 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把美术或美的需求提到了生活中最基础或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美术人”也就是人本身就该具有的面貌，是人的本然状态，是人性的完善和人格的成就。在梁启超看来，这种以美与趣味为内核的“美术人”不仅能够在自然与劳动中领略其美，还能在与人相处的心灵交流中领略其美，更重要的是他还能超越被“现实的环境捆死”的“肉体的生活”，而在“精神的生活”上“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对于环境宣告独立”，而成就“人的自由天地”(33)。因此，与“美学人”的感性、物欲、实利、自恋相比，“美术人”追求的是艺术的修养与美的品格，是超升于“布帛菽粟”的精神的趣味、理想与自由。因此，这种“美术人”也就是梁启超理想中的艺术化的人、美的人、与宇宙大化合一的人。如果说“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还保持了对现实丑的距离和警惕，隐含了对现实丑的否定与批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学人”对现实则是无距离的欣然享受与欲望沉湎。然而，有意味的是，前者以“生活非艺术”，后者以“生活即审美”，共同完成了对美的情趣与诗意的悖论与解构。而这恰恰与“人生艺术化”的美学旨趣与人生旨趣相背离。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以对艺术化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阐释，表达了对于生命与人生的自由精神与内在诗意的追寻。马克思提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34)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对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反思，对工具理性和机械人性的反思，正在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课题。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对于人性自我情感与理想本质的艺术化塑造，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旨趣的诗性追寻必将会放射出更为绚烂的光华而与我们的心灵相共鸣。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在当下以经济与技术为前提的全球化语境中最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 刘锡诚：《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
② 曹顺庆、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③ 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15) 朱光潜：《谈美》，《朱光潜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⑤⑧ 丰子恺《关于学校中的艺术科》，《丰子恺文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⑥ 丰子恺：《新艺术》，《丰子恺文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⑦ 丰子恺：《艺术的效果》，《丰子恺文集》第4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⑨⑩(11)(12)(16)(17)(19)(20)(21)(22)(23)(24)(25)(26)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3) 参见梁启超：《屈原研究》，《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 参见梁启超：《情圣杜甫》，《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8) 丰子恺：《房间艺术》，《丰子恺文集》第5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7) 参见王元骧：《强化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独立自主的意识——浅议“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的应对策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8)(29)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1—12页。
(30)(31)(32)(33) 梁启超：《美术与生活》，《饮冰室合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3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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