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越的山川到景楚：南朝地方治理制度与山水诗创作_谢灵运论文

从吴越山水到荆楚风物——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与山水诗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物论文,南朝论文,山水论文,荆楚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山水诗的描写地域主要集中于吴越，后来，荆楚风物越来越多地呈现于诗歌当中，因此，南朝的山水诗中存在着吴越山水诗和荆楚山水诗两大类型。所谓吴越山水诗，是以吴越山水为主要描写对象，作者主要是活动在浙东的文人，诗中往往寄托了对老庄玄理的哲学感悟；所谓荆楚山水诗，是以荆楚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作者主要是在荆楚作官或途经荆楚的文人，通常传达了诗人旅居异地的生命体验。本文旨在探讨南朝山水诗由吴越向荆楚变化的形态特征及文学价值。那么，南朝山水诗在题材上为何会发生上述转移?这首先要从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作家的任官迁徙开始讨论。

       我们暂以刘宋的行政区划为基准，来看一下南朝的版图。我们可以将南朝的整个疆域划分成两大块：东部和西部。东部包括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南豫州、南徐州、扬州；西部包括雍州、梁州、秦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广州、益州、宁州。两大区域分属长江下游和长江上游，界点大致是今之武汉。东部以扬州为重，以文治为主，西部则以荆雍为中心，是军事重镇，两者地位同等重要。“荆、扬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来，扬州为根本，委荆州以阃外”①。

       据此，可以对南朝作家群体的地理分布情况加以考察。这便涉及籍贯问题。“所谓籍贯，通常皆指原籍而言。然亦有谓侨寓世居者。……以侨寓世居为本籍。”②而自晋末至梁陈，北人南渡，其侨居地与原籍相去甚远，史书也多记原籍，如果我们按此索骥，无异于刻舟求剑。显然，必须先确认南朝文人的新籍贯，即其侨居地。南渡士人的籍贯与侨居地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对应关系。陈寅恪把晋末南渡江左的路线大致划分为两条：“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在避难的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③。我们根据南朝文学家原籍(籍贯可考者)，再利用晋南北朝之正史、以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便可将南朝文人侨居的地区大致划分出来，结果整理如表一。

      

       很显然，东部地区云集了占整个南朝91％的文学家，其中扬州则占去了87％(南徐州地区以刘氏和萧氏为主，后来成为皇族，定居建康，故一起纳入扬州)。扬州可谓是南朝文化之重心，而京畿建康附近又可谓是重中之重。这一地区又称之为“浙东”。刘涉芬对浙东地域的范围作过清晰的描述：

       六朝浙东地区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在东汉时，浙东有十九个城市，大部分属于会稽郡的辖域，(其中歙县及黟县属丹阳郡，孙吴以后，以其地为新都郡。东晋改称新安郡，为浙东五郡之一。)到孙吴时析为四郡三十二城，至东晋又增置一郡，成为五郡三十五县。自此时到梁朝，此地都称为“浙东五郡”。整个六朝时期，扬州是一个文治区域，不设军府。(见《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东晋以后，凡是扬州有紧急事故，每临时开府设督，以浙江以南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五郡为一个行政单位，以会稽太守兼督五郡，称为“浙江五郡”，或叫“会稽五郡”。④

       浙东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世家大族聚居的地区。浙东士人凭借其特有优势就可在本区域范围内获得优越的仕进权利。《宋书·百官志下》云：“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秀才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⑤并且高门士族单以门资即可以进入中央担任郎官等清官职务，勿需奔走他方。再者，扬州是京畿所在地，其官员的选任并无籍贯限制，而且自两晋以来就有距州之远近而有贵贱之分，因此，扬州较他州地位高出很多，更吸引士族子弟仕任。纵有远任者，亦是少数。沈怀文、沈亮、王僧虔、范晔等人因军事任务也到过荆雍等地，但还不成气候。对于文人来说大多不愿出行江外。建元元年(479)，丘巨源除武昌太守，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⑥综观刘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三人：谢灵运、颜延之，分别是活动在浙东和京畿的代表；惟有鲍照，最具“活力”，活动范围最广，跨越东西部，但他不同于谢、颜二人，属于寒士。

       但是到了齐梁时期，特别是梁代，文人的活动区域明显扩大，很多人都突破了浙东的局限，走向西部地区。比如谢朓曾随随王萧子隆赴荆州镇；宗夬曾在荆州刺史幕下；何逊曾随萧秀随府迁转；徐摛曾任晋安王萧纲諮议参军，随府迁转江州、南徐州、雍州等地；江革、萧琛、徐悱，曾在雍州刺史幕下；周兴嗣，西南至桂阳郡(郴州)；王规做过荆州刺史萧纲长史；何昌、刘显、陆云公、刘之遴、颜协、庾曼倩等都曾任职荆州；刘孝仪西至益州；萧渊藻，历益州、雍州、兖州等地；刘孝绰，天监六年(507)出为安成王萧秀记室，随府至江州，十三年，赴郢州，普通七年(526)，授諮议，随萧绎出镇荆州；庾肩吾，跟随萧纲历徙南兖州、丹阳、荆州、江州、南徐州、雍州等地；王励，走过广州、荆州江陵；张正见，荆州江陵，曾任江州彭泽令；苏侃则长期征战在外；萧子晖，随府迁转各地；吴均也有两次从军边塞的经历，等等。更有湘东王萧绎镇西咨议参军徐君蒨，肆意游行，荆楚山川，足迹皆遍，朋从友好，莫得见之⑦。而在萧绎府中的文士府吏竟有六十二人之多⑧。

       可见，在扬州这一文化重心之外，西部荆雍等地已经成为又一个文人聚集的中心。文人群体自东向西的流动造成文学重心的潜转暗换，东西文化失衡的格局被打破。

       为什么南朝文人地理分布的版图会出现这种变化?笔者以为这与当时的地方行政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南朝地方行政制度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地方长官任用之籍贯限制。除京畿州郡县之属吏可例外用非本境人士之外，州郡县之属吏，必用本境人士；自两晋以来，州之置府者，又有府吏，府吏之用，无一定籍贯限制，以非本籍人较多，郡之置府者，亦本籍他籍兼用⑨。二是“拟周之分陕”制。万绳楠对此解释说：

       陕本指弘农郡的陕县。《公羊传》：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邵公主之，谓之“分陕”。江左称荆州为“陕西”或“西陕”，与扬州同为江左重镇。……盛弘之《荆州记》云：“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太平御览》卷一六七引)说的正是这个情况。⑩

       东晋时尚未用宗室出镇荆州，至宋武帝则以荆州为重镇，“遗诏诸子次第居之”(11)。鉴于荆州的重要地位，宋元嘉中，又割荆州五郡属，为雍州(《宋书·地理志》)。元嘉三年(426)彭城王义康出镇荆州，是宗室出镇荆州的开始；元嘉二十一年(444)，刘骏迁雍州刺史，是东晋以来皇子出镇襄阳的开始。以皇族宗室出镇荆雍二州，齐、梁沿之(陈时荆州被后梁占据)。“拟周之分陕”在制度上规定了西部重镇刺史的特定人选为皇族宗室，而任者不仅被任为刺史，还由于军事的需要加带都督、将军等名号，即不是单车刺史，故还可以设置军府。

       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这些特点为文士打开了通往广阔天地的门户，他们可以不受阻碍地聚集到这些府主的周围，从而引发了南朝文人群体自东向西的地理迁移。这是在南北文学交流之外又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文学现象。

       文人群体自东部向西部流动之所以会在梁代出现高潮，与梁代制定的新官品制度，即“十八班制”有关。这一制度将荆州、江州、雍州、郢州、南兖州地位更加明确，仅次于扬州及南徐州，位居第三等。若是皇弟、皇子为刺史，则属佐的级别比嗣王庶姓为刺史者还要高一级(12)；而此时的军府权力也更加膨胀，不但府佐的选任不限本籍，而且有机会插手地方行政事务，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再加上府僚随府迁转的次数越多，获得高位的几率也越大(13)，因此在这股文人流动的热潮中，不乏盘踞在浙东的高门世族，而那些庶族寒士更乐意放弃东部，转向较容易发展的西部。

       梅新林曾将文人的流向形态归纳为三种类型：向心型、离心型和交互型。向心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求学、应举、仕进、授业四个关键环节；离心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隐逸和贬谪两个关键环节中；交互型的文人群体流向，重点体现在游历与迁居两个关键环节中(14)。照此，南朝文人群体的流动似乎可以归入交互型，但其关键环节不是游历和迁居，应属于官职迁调，即官职迁调是南朝文人流动的关键环节。官职迁调的根本动因是南朝的地方行政制度。

       在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作用下，原本集中在东部吴越的文人越来越多地来到西部荆楚，他们开始关注并描写荆楚山水景观，导致南朝山水诗题材出现由吴越山水向荆楚风物的转变。

       我们将南朝诗歌中的山水景物地理分布情况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见表二。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一、自鲍照开始，荆楚风貌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山水诗中。二、在数量上，宋齐的荆楚山水诗与吴越山水诗相差较大，而梁陈则大体相当。也就是说，宋齐山水诗的景物风貌基本以吴越为主导，而梁陈时两者几乎平分秋色。三、就作家身份而言，显示出创作主体由高门士族向寒士庶族的变化。吴越山水诗的主要作者是大小谢，主要生活在宋齐时期，此二人均高门士族，荆楚山水诗的主要作者从宋齐之鲍照、江淹，到梁陈的庾肩吾、何逊、阴铿等，或寒士或庶族。总之，南朝山水诗存在由吴越山水向荆楚风物转变的发展轨迹，同时，作家的身份也从高门士族向寒士庶族转变。以上种种变化，恰与其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进程相一致。那么，同吴越山水诗相比，荆楚山水诗有哪些特点呢?

       从描写景物来看，吴越山水诗与荆楚山水诗各有特点。相对于吴越山水诗的精巧细致，荆楚山水诗更加雄浑壮阔，这一点在诗歌题目上就体现得很清楚。吴越山水诗之“山”，如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15)、《登石门最高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中的石壁山、石门山、南山、北山都是始宁庄园附近的小山。再如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郡东山望溟海》、《登上戍石鼓山》、《石室山》、《行田登海口盘屿山》，刘孝威《登覆舟山望湖北》，庾肩吾《游甑山》，沈约《游金华山》、《早发定山》，何逊《下方山》中的绿嶂山、岭门山、东山、石鼓山、石室山、盘屿山、覆舟山、甑山、金华山、定山、方山等，如果不做考证的话，我们也难以知道其确切情况。而吴越山水诗的“水”，如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楥》、《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发归濑三瀑布望两溪》，徐爰《华林北涧》，王籍《入若耶溪》中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溪流瀑布，也有刘骏《济曲阿后湖》、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谢惠连《泛南湖至石帆》中的曲阿后湖、巫湖、南湖，像谢灵运《郡东山望溟海》、《游赤石进帆海》与钟宪《登群峰标望海》等这样写大海的诗却并不多。与吴越山水诗涉及的具体细小景物不同，荆楚山水诗描写对象较为宏观庞大，涉及到许多名山大川大湖和大峡谷。如江淹《望荆山》，鲍照《登庐山诗二首》、《从登香炉峰》，吴均《至湘洲望南岳》，这里的荆山、庐山(及其香炉峰)、南岳(衡山)是天下名山；谢灵运《入彭蠡湖口》、阴铿《渡青草湖》、萧纲《玩汉水》，这里的鄱阳湖、洞庭湖、汉水是大江大湖，是天下名水；刘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呈玄晖》，萧纲《经琵琶峡》，这里的琵琶峡是著名的峡谷。

       因此，在诗歌意象上，两类作品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吴越山水诗中选择的意象往往细腻温暖，而荆楚山水诗的意象则显得粗犷荒寒。比如“山”意象群，吴越山水诗中多有“层峰”、“群峰”、“重嶂”、“万岭”、“远峰”、“空山”、“疏峰”等，如“岩峭岭稠叠”(谢灵运《过始宁墅》)，“远峰隐半规”(谢灵运《游南亭》)等等，而这些对山峰的描绘，或层层叠叠，如置眼前般细致，或空远朦胧，不失温润秀美。而荆楚山水诗的“山”意象群则有“积峡”、“巃嵸”、“长崖”、“崭绝”、“巑岏”、“崱屴”、“巉岩”、“百岭”、“千崖”、“断岸”、“绝壁”、“硣碜”、“岞崿”等，如“高岑隔半天，长崖断千里”、“崭绝类虎牙，巑岏象熊耳”(鲍照《登庐山诗二首》)，“差池若燕羽，崱屴似龙鳞”、“巉岩如刻削，可望不可亲”(刘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呈玄晖》)。很明显，这与吴越山水诗极不相同，描绘形象具体，显出山的高大雄伟、奇崛险峻、荒寒冷清。

       再如“水”意象群，吴越山水诗有“轻泉”、“飞泉”、“石下潭”、“溪”、“涧”等意象，如“企石挹飞泉”(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近涧涓密石”(谢灵运《过白岸亭》)等。还有“清涟”、“潺谖”、“澹潋”、“微波”、“清浅”、“涟漪”、“繁波”等，如“绿筱媚清涟”(谢灵运《过始宁墅》)，“涟漪繁波漾”(谢惠连《泛南湖至石帆》)等等。虽然浙江很多地方把较大的河流也叫溪，它比某些称之为江或河的水流要大得多，但这仍然给人一种蜿蜒纤细的错觉。而如“清涟”等意象更显示出水的清澈、柔媚，给人以清俊、秀美之感。荆楚山水诗的“水”意象群则出现了“江”、“汉水”、“湘(水)”、“川”、“泽”、“浪”、“楚浪”、“波澜”、“重波”、“暮潮”等等，如“川平落日迥，落照满川涨”(刘孝绰《太子洑落日望水》)，“陵池激楚浪”(刘

《上湘度琵琶矶》)，“霾曀骇波澜”(刘孝绰《栎口守风》)等，与吴越山水诗“水”意象群的娇小妩媚不同，荆楚山水诗的“水”意象呈现出浩荡、淼漫、奔腾之美，给人以粗犷、豪放之感。

       两类作品在“植物”意象群上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吴越山水诗中的植物意象十分丰富，如“竹”意象，常常用“筱”、“幽篁”、“初篁”、“团栾”表现；还有“柳”、“桃”、“山桃”、“梅”、“藤”、“残红”、“兰”、“芙蓉”，还有“野蕨”、“芰”、“茭”、“蒲”、“稗”、“萍”、“菰”、“荪”、“绿蘋”、“蓱”、“藻”、“水松”、“青莎”(莎草)、“苔”、“麦”、“桑”、“桑榆”，还有“芷”、“蕙”、“杜蘅”等芳草植物，比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就大量地出现过这些意象，此处不一一列举。这些植物大多是日常生活常见的，看起来自然亲切、可爱美好，极富生活气息。荆楚山水诗的植物意象则显得比较高大、笼统、单一，如“耸树”、“杂树”、“重林”、“拱木”、“死树”、“岩树”、“寒藤”等，如“耸树隐天经”(鲍照《登庐山诗二首》)，“杂树共冬荣”(江淹《渡西塞望江上诸山》)，“悲风挠重林”(江淹《望荆山》)，“百年积死树，千尺挂寒藤”(何逊《渡连圻诗二首》)等等，使人感觉好像来到了原始森林。

       再如“风”意象，吴越山水诗中常见“凉风”、“轻风”、“蕙风”、“香风”等，如“轻风暖长岳”(江淹《陆东海谯山集》)，“惠风生兰薄”(萧子云《东郊望春酬王建安隽晚游》)，“香风鸣紫莺”(刘峻《始居山营室》)。而荆楚山水诗中常出现“回风”、“振风”、“悲风”等，如“回风折长草，轻冰断细流”(朱超《夜泊巴陵》)，“振风摇地局”(鲍照《发长松遇雪》)，“悲风挠重林”(江淹《望荆山》)。前者轻盈、柔和、温暖，令人迷醉，而后者强劲、悲凉、寒冷，使人心伤。此外，在吴越山水诗中极为少见的“冰”、“雪”、“霜”等意象，在荆楚山水诗中也经常出现。如“埋冰或百年”(鲍照《登庐山诗二首》)，“封雪满空枝”(鲍照《发长松遇雪》)，“冬夏共霜雪”(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等，这些意象使人感觉更加寒冷。

       可见，从吴越山水向荆楚风物转变的过程中，山水诗意象更加丰富。从山、水、植物、风等自然意象的比较中，明显看出，吴越山水诗的意象更具体、细腻、温暖、多样，清新明丽，富有生活气息，但重叠的山峦、密布的溪流以及藻缋满眼的花草又显得繁芜、拥挤；荆楚山水诗的意象更具有宏大、粗犷、荒寒、单一的特点，更具雄浑深沉的原始气象，其雄伟的名山、广垠的江湖、单一的树木却使其显得简约、疏朗。荆楚山水诗对山水的描述本身已经在空间的高度与广度上增强了诗歌的张力，极大延伸了读者的视觉空间，将人们从视野较窄，空间相对局促的吴越山水诗中释放出来，使人耳目一新。

       而在诗歌意象的运用上，也发生了由单纯用典向与实际风物结合的变化。如谢灵运“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此“洞庭”仅仅是说江湖空翻波浪，非实指洞庭之波。再有江淹“楚水徒有兰，忧至竟如何”(《秋夕纳凉奉和刑狱舅》)，“此心冀可缓，清芷在沅湘”(《灯夜和殷长史》)，其中“兰”、“清芷”、“楚水”、“沅湘”也是用典，并非写实。可是当诗人真正来到荆楚之后，这些经典意象就会出现与实际风物结合的变化。如阴铿的名作《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整首诗写诗人在春和日丽时渡湖所看到的瑰丽壮阔景象。青草湖，在今湖南岳阳市南，是洞庭湖南部水域的一部分，“沅水”、“湘流”是两条注入洞庭湖的河流，此处“洞庭”、“沅”、“湘”已是实写，而“杜若”也是此地实有。当我们看到这些字眼时，头脑中出现的不仅是典故所具有的美好涵义，还有实际风物的美丽。再如江淹《感春冰遥和谢中书诗二首》，作于泰豫元年(472)春，江淹随建平王景素在荆州。诗中写道：“暮意歌上眷，怅哉望佳人。揽洲之宿莽，命为瑶桂因。”前两句暗写对建平王的失望，而后句表达了自己虽遭谗，但天性仍不会改变的高洁品格。这里的“佳人”、“宿莽”，虽出自《离骚》，但因此诗作于荆州，所以我们对它的感受似乎又多了一层，似乎江淹就是屈原，两者因时空产生的距离被消解了。因此，当意象已将典故与实际风物相结合时，就构成了虚实结合的“复合意象”(16)，这给人带来的美感又是多重的、丰富的，而文人在荆楚的活动为这种“复合意象”的生成提供了契机，这应该是山水诗发展中的一个进步。

       从诗歌的情感基调来看，吴越山水诗多愉悦恬淡，山水与诗人的情感之间冲突较少。谢灵运的山水诗绝大多数是吴越山水诗，可以说是此类诗的代表。如《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云：“清晖能娱人，游子儋忘归。……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诗人怀着愉悦的心情畅游山水，以至忘了回去，而于此中体悟出的玄理又让诗人感到十分地惬意。《过始宁墅》云：“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此行虽是路过故乡，但没有感伤，笔调明丽，情感恬淡，对未来充满期待。谢灵运诗往往“写山水而苞名理”(17)，因此缘景而生情、悟理的写作目的，又将诗人自我的情感体验消释在体悟庄、老名理之中，以至于让人感受到谢诗是在纯粹地写景。再如沈约《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洞彻随清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纷吾隔嚣滓，宁假濯衣巾。愿以潺湲水，沾君缨上尘。”此诗作于隆昌元年(494)沈约出为东阳太守的旅途中，时运不济的诗人却在至清的新安江水之中得以超脱，洋溢出一种远离尘嚣的轻松愉快之情。而当丘迟面对“诡怪石异象，崭绝峰殊状。森森荒树齐，析析寒沙涨。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旦发渔浦潭》。按，诗有“赤亭风已飏”，赤亭在今浙江杭州附近，渔浦潭当离此不远)的景色时，抒发的情感仍是“信是永幽栖，岂徒暂清旷。坐啸昔有委，卧治今可尚”。

       荆楚山水诗多感伤孤寂，山水与诗人的情感冲突较为强烈。鲍照创作了大量荆楚山水诗，可以说是此类诗作的代表作家。如《阳岐守风》写道：“洲迥风正悲，江寒雾未歇。飞云日东西，别鹤方楚越。尘衣孰挥浣，蓬思乱光发。”这恶劣的风雾天气，更让人联想到诗人遭遇不公的现世环境，正因为这样，诗人才像“飞云”、“别鹤”一样漂无定所，首如飞蓬，这种漂泊的孤寂，无助之感愤然而出。《登翻车岘》更是以翻车岘的倾险，以及诗人登临的艰难，再现了仕途的淹蹇和心灵的孤独。再如谢朓《和王长史卧病》：“青皋向远色，春润视生波。岩垂变好鸟，松上改陈萝。日与岁眇邈，归恨积蹉跎。愿缉吴山杜，宁袂楚池荷。”诗歌作于在荆楚任职时，面对春色美景，诗人只想着早些回到东部的家乡，不愿久留荆楚。同样的情思还表现在他的《春思》和《望三湖》中。又如江淹《望荆山》：“奉义至江汉，始知楚塞长。南关绕桐柏，西岳出鲁阳。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悲风挠重林，云霞肃川涨。岁晏君如何?零泪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闻苦寒奏，再使艳歌伤。”诗作呈现了一幅荒郊旷野，寂寞无人的凄凉画面，而宴饮的欢乐场面更是倍增诗人羁旅愁苦之情。又如阴铿《五洲夜发》：“夜江雾里阔，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识水，惊凫但听声。劳者时歌榜，愁人数问更。”江天远树、冥冥水色、一轮孤月、一叶扁舟，只能让只身在外的诗人更添几分感伤惆怅。面对美景，诗人不再追求对名理的体悟，而是要将自我个体的种种情感体验通过山水景物得到畅快的抒发，无论是遭遇不公的愤懑，还是盼望东归的急切，还是羁旅的愁苦。因此，荆楚山水诗中使心灵获得超脱的飘逸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难以摆脱的悲伤与忧愁。这种情感基调与前文论及的各自意象特征也是相协调一致的。

       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得从创作主体及其所处的生存环境中去考虑。前文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就山水诗的题材而言，表现出由吴越山水向荆楚风物的转变；而从作家身份来看，从大小谢到鲍、江、何、阴，则显示出创作主体由高门士族向寒士庶族的变化。也就是说，高门士族是吴越山水诗的创作主体，而寒士庶族是荆楚山水诗的创作主体。高门士族生活环境优越，地位崇高，仕途顺达，其出行的目的主要是游览，他们主动与大自然接触，山水对于诗人来说主要的作用是泄导人情，体悟玄理，情感较为愉悦，加之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超然的美学追求，因此与山水的冲突较少。而以鲍照为代表的寒士庶族，其地位低微，仕途艰难，对生活和命运的感触显然要比那些优游的高门士族更加丰富而深刻，他们东奔西走主要是为生存谋求出路，从而与“必经之路”的山水发生关系，山水对于诗人来说是倾诉的对象，因此其情感投射于山水之中时也显得更加激烈。

       总之，吴越山水诗与荆楚山水诗在诗歌意象、感情色彩上的差异，使两类作品呈现出迥异的风格：前者繁芜拥挤、清新秀美、明丽飘逸，后者简约疏朗、雄浑深阔、荒寒沉重。南朝山水诗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从晋宋到齐梁，山水诗由“错彩镂金”转向“清新明丽”，由“冗长繁芜”转向“简约疏旷”，由“愉悦舒朗”到“清新恬淡”之外又“往往带上一丝轻愁、几许惆怅”(18)，无论在文学意象、情感基调，还是艺术风格上，都完成了她美丽的蜕变，为唐朝山水诗的高度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些新变化终究要得益于这个充盈着希望与感伤的西部之旅。文士们在西部之行中创作的大量荆楚山水诗，不但扩展了南朝山水诗的题材范围，而且为其增添了雄浑深阔，气象壮美的美学风格，而诗人借助荆楚山水对情感的尽情抒发则使山水诗进一步摆脱体道悟玄的藩篱，走向富有生命体验的情景交融的新境界，从而为奠定南朝山水诗的历史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文人自东向西迁移之后，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对荆楚风物的发现与重视?

       我们知道，审美活动的发生需要客体和主体的共同作用。对审美客体而言，荆楚山水本身风貌独特，值得关注。从自然地理上来看，“荆楚”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及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大致相符(19)。虽然荆楚与吴越同属“江南”，但其在地理地貌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吴越，地处长江下游，处于我国三大地形阶梯最低一级，其地貌特征是海拔较低，平原与低山丘陵交错，湖泊密布，水系发达，故有“江南水乡”之称，其风光以清幽秀丽见长。而荆楚，地处长江中游，处于三大阶梯的交接地带，地形复杂多样，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山脉多在五千米以上，自然景观垂直分异明显，两山夹峙，壁立千仞，地势险要，河网稠密，湖泊众多。湖北省自古以来就有“九省通衢”之称，正是得利于其发达的水系。荆楚湖泊也要比吴越的大许多，如鄱阳湖和洞庭湖，在当时正处于面积不断扩大的时期，其苍茫辽阔难以想象，虽然现在面积小了很多，但仍是我国第一、第二大淡水湖。总之，荆楚风光以名山大湖、雄伟的峡谷风光及原始的生态环境为特色，以壮丽、险峻、奇秀而闻名。浙东本是文人聚集的区域，触目皆是吴越山水，当他们被推到了荆楚面前时，视觉受到新的刺激，这种自然的生理本能必然会实现对它的关注与描摹。

       对于审美的主体而言，也具备审美的需要。思想上，由于深受玄学、佛学崇尚自然的思潮影响，因此对景物观察有着深厚的兴趣。这种审美需要也必然会使其关注到荆楚山水。在生活方式上，与庄园经济、交通进步导致的游览、宦旅的增多有关。东晋南渡的早期，文人的生活地点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后来因为游宦，特别是梁代，开始有较多的文人来到荆楚做官，其中有走向衰落的高门士族，也有身份低微、仕途淹蹇的寒士庶族，他们对生命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刻体验，加之阔别故乡亲人的漂泊不定的羁旅生活，惆怅感伤的复杂情感更需要倾诉，因此，荆楚山水就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从而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山水诗中。

       但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文人并非立刻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荆楚(主要是长江以南一带)在东汉以前一直被视为瘴湿之地，是罪犯逐臣流放之地，屈原、被项羽谪逐的义帝以及贾谊都被流放到当时常称为“江南”的荆楚地区。史家在记载时，主要关注的是此地的物产(20)。谢灵运《答中书》，作于晋义熙八年(412)在荆州刺史刘毅军中任职时，诗中写到“嗟兹飘转，随流如萍”、“凄凄离人，惋乖悼己”，这是对自己流离在外的沮丧、孤独、悲痛之感的述说。可见东汉以前把荆楚视为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这种观念似乎一直影响到晋末宋初。同样面对到荆州赴职，谢朓则表现出“夙慕云泽游，共奉荆台绩”(《冬绪羁怀示萧諮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的期待和向往。梁王台卿《奉和泛江》则抒写了春日里群僚乘船出游的盛况与喻悦之情。从晋末宋初到齐梁，由于荆楚地位的上升，地方行政制度的改变，文人对荆楚的心理态度上发生了从排斥到期待与欣赏的变化。虽然文人被流放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可以用审美的心态重新注目这片神奇的土地，但是仍难以摆脱远离故乡，漂泊游宦，羁旅别情所带来的伤感，所以即使面对荆楚美景，诗人们也有“旅人乏愉乐，薄暮增思深”(鲍照《日落望江赠荀丞》)的慨叹，这种悲伤孤寂始终萦绕在荆楚山水诗之中。

       注释：

       ①《南史》卷三○《何尚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册，第784页。

       ②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种·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386页。

       ③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八篇《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附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④刘淑芬《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见陈国栋、罗彤华主编《经济脉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52页。

       ⑤《宋书》卷四○《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册，第1257页。

       ⑥《南齐书》卷五二《丘巨源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册，第896页。

       ⑦《南史》卷一五《徐羡之传》，第2册，第441页。

       ⑧据唐春生《南朝宗王属吏研究》第四章第三节《萧梁时期宗王府文士》统计，四川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第106页。

       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种·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382—386页。

       ⑩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29—30页。

       (11)《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第6册，第1798页。

       (12)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种·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九章《官佐品班表》。

       (13)军府未必全随长官转移，但按当时通例，州府将佐皆随州将而转移，否则州将引以为耻。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种·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134—135页。

       (14)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第四章《文人流向与文学地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文中所引诗均出自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林文月《山水与古典》，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17)黄节语，见萧涤非录黄节讲稿《读诗三札记》，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18)王青《齐梁山水诗创作的新特点》，见《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7页。

       (19)罗运环主编《中国地域文化大系·荆楚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7页。

       (20)王青《唐前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江南》，《阅江学刊》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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