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战略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外交论文,实力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此前那种以政府间外交为主导的传统外交模式已经不再能完全满足各种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应运而生。公共外交折射出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用来提升国家形象、增进国家利益的一件利器。
近年来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既是硬实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软实力逐步累积的过程。我们亦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但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体系仍不完备，亟待加强，这对于正孜孜以求伟大复兴的中国尤为重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的关系入手，以软实力提升战略为视角，探索如何构建中国公共外交体系，以图更有力地实现、维护与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一、内在关联：软实力理念与公共外交实践
1.1软实力理念
自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Joseph S.Nye)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以来，软实力一词就频频见诸国际国内各种刊头报端，日渐引发诸多国家的学术界乃至政界的高度关注。尽管各方在关于软实力的基本界定、主要内涵及其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尚存有不小的争议或不同的见解，但这一概念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并运用，已然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软实力俨然是“全球化时代游荡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一个幽灵”。①
“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家经济、科技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是“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趋向于目标的能力”。换言之，软实力指的是那种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力量，这既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也包括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广泛同化力与规制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的构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culture)的吸引力；第二，意识形态(ideology)和思想观念(ideas)的感召力；第三，制定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norms)和建立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能力；第四，恰当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②吸引力、感召力、参与力和协调力这几股力量结合在一起，就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塑出他国公众对该国特征及属性的总体感知与投射——国家形象，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软实力理念既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延伸，亦是冷战时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家间力量对比出现深刻变化的一种产物。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强权即公理，硬实力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扮演着主要角色。③伴随着冷战的谢幕，国际政治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两股时代潮流交互作用、相辅相成，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激烈。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的份量在对外关系与国际竞争中越发凸显出来，其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引发的关注亦随之呈水涨船高之势。尽管软实力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硬实力，却能使该国的硬实力更易为别国所接受，减少国家使用硬实力时付出的代价，增强别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国内学者指出：“任何国家的综合实力都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构成的，两种实力的关系不是和而是积。因此，当一国软实力全部丧失时，无论一国的硬实力有多大，其综合实力都等于零……国家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崛起都离不开软实力的支撑。当一国软实力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挽救不了这个国家衰败的命运。”④此外，软实力不仅可以与硬实力互相补充、相互加强(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来证明硬实力使用的合理性)，而且还可以单独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如在冷战后期极力诱导敌对阵营国家的内部变革)。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具有相当强的工具理性，它既为各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国力分析工具。
1.2公共外交实践
软实力主要展现的是一国对他国的吸引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上塑造展示自身魅力的重要内容。而将这种软实力理念外化成具体实践付诸行动最为有效的一大路径，即为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勃兴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推动。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得益于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失去了此前对信息的垄断；一般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在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等等。
作为一种实践层面上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的雏形可以说古已有之，如某个诸侯国对其他诸侯国的民众施以小恩小惠欲图博得利于其自身的人心向背。然而，作为一种理论层面上的学理阐释，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尽管世界上不少国家很早就从事了公共外交相关实践，但一般认为，公共外交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术语，是在1965年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古里恩(Edmund A.Gullion)教授在该院成立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时首次提出。“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引导公众的态度来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information)和思想(idea)的跨国界流动。”⑤可以看出古里恩对公共外交的最初界定还相当宽泛，但他特别强调了公共外交中“资讯”与“理念”这两个层面交流的重要性。而事实上，自公共外交这一概念出现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对公共外交的认知一直处于一个逐步演变、不断深化的过程。有鉴于此，美国学者伯纳德·罗西科(Bernard Roshco)一语道破：“公共外交就像是盲人们所试图去描述的那头大象，而他们怎样去描述这个庞然大物仅仅是赖其所触摸到的那一部分。”⑥
公共外交主张通过“资讯”与“理念”的互动，努力建构本国在外国公众心目中乐于接受的本国所希望传递的信息。从公共外交与软实力二者的内在关联来看，公共外交本质上所折射出的主要理论特质正是软实力；不单如此，随着软实力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拓展，公共外交还常被视为彰显软实力能动作用的一条行之有效且持久高效的路径。通过公共外交运作过程中的沟通和交流，能够向外国公众传播信息、宣传外交政策，交流思想、传播国家观念，引导舆论、塑造国际形象，可以全方位展示并更有效提升实施国的软实力，有利于创造、维持和增进实施国的国际影响力，进而左右其他国家的政府意志与政策行为，最终实现其自身的外交战略意图和国家战略利益。公共外交所体现的这种软实力理论特质，使得其在追求、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较之于传统外交更具有独特的优势。借助于公共外交这一有力武器，实施国不仅可以向外国公众充分展示其强大国家实力中“硬”的一面，而且可以使他国的精英阶层、普通公众于潜移默化中理解与认同其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软”的一面。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屈指可数，这种“硬实力”是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物质基础。然美国还通过其他途径大力鼓吹、宣扬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文化精神，从而谋求更大范围的国家认同。
二、外在反差：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与亟待加强的公共外交能力
2.1无与伦比的软实力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极为悠久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中国蕴藏有无比丰富的能够催生软实力的潜在资源。尽管当前中国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而言还显得较为薄弱且不够直观，但只要充分发掘、合理利用，这些富足的软实力资源就能够在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方面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并发挥出强劲的效用。
首先，悠久的历史文化所具有的吸引力。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不曾中断而绵延至今，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可谓是空前的。不仅如此，古代中国还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影响到广大的周边地区，进而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辐射亚洲过半数国家的“中华文明圈”。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倡导的“兼爱”、“非攻”、“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主张，迥异于西方国家那种宣扬实力至上、以暴易暴的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崇尚大道，追求和谐”，在这些方面，“中华文明远比其他文明突出、鲜明”。⑦故此，这些充满睿智哲学思想的理念连同中国的功夫、书法、绘画、京剧、中医药以及传统服饰等都对外界构成了广义上“中国文化”的拼图，并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十分强大的吸引力。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中国在扩大文化影响力方面有着某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几千年来，中国的耀眼光芒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前来寻求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⑧这诸多方面极为丰厚的文化积淀，为中国塑造国家形象、开展对外交往、扩大对外影响及提升外交形象创设了十分有利的发展空间。
其次，独特的“中国模式”内含的感召力。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GDP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这一经济发展奇迹使得“中国模式”为世界所瞩目，也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机遇。2004年5月7日，英国的《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学者乔舒亚·拉莫(Joshua Ramo)的一篇文章——“中国已发现了自己的经济共识”，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快速发展，中国模式(即“北京共识”)越来越吸引发展中国家，并使得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逐渐失去了吸引力。⑨中国选择的是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它既没有像“依附理论”那样完全脱离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那样主张采取全盘西化的激进方式，而是最大限度地结合本国的基本国情，明智地采用了稳健推进的渐进式路径逐步铺开。“中国模式”被广泛认为是为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它绝不只是适合中国这一发展中的大国，也为那些正积极谋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就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中国依靠独特的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鉴，这一表述更是让“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转型模版市场上的热销品”。⑩
再次，“诚信且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展示的公信力。从软实力的能动效用来看，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被其他国家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它就能赢得高度的公信力，进而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外交，历来信奉和平、平等与互利等原则，“从丝绸之路、出使西域到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中国从不输出武力或武力思想，并依靠自己的文化感召力同化了一个又一个邻邦”。(1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勇于承担与我国国家能力相匹配的大国责任和国际责任，力求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自身外汇储备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中国不仅极力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还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提供了高额的经济援助。中国在危机最为深重之际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这无疑提高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际公民的声誉。同样，在2008年爆发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抗击金融海啸的坚定信心与中流砥柱作用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领导人“借助诸多不同层次的国际国内场合，中国要向世界阐明坚定信心的坚不可摧，中国要向世界阐述应对危机的应对自若，中国还要向世界展现传统情谊的情比金坚，中国更要向世界展示承担责任的责无旁贷”。(12)在刚刚过去的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灾难中，中国派出的国际救援队对日本灾区提供了及时高效、真诚无私的人道主义救援。此次搜救行动不仅赢得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也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的国际形象。(13)中国正以国际社会中的一名参与者、合作者、建设者的多重身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外交政策的公信力更趋走高，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
2.2亟待加强的公共外交能力
在学理研究层面上，尽管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近似于公共外交的思想萌芽，但对公共外交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中筠研究员首次撰文引介了公共外交这一概念；(14)2000年，南开大学的韩召颖博士完成《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公共外交的学术专著。(15)不过它主要还是介绍美国公共外交，而对中国如何开展公共外交鲜少涉足。“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其公共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及重新审视，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从2003年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在继续关注美欧等国公共外交的同时，唐小松等学者也开始对中国应如何开展公共外交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16)但总体上看，宏观概说多于微观分析，对于中国公共外交体系建构的宏观布局与微观操作等多是语焉不详。较之于西方国家对公共外交的研究已达到的较为成熟阶段，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目前尚处于学习、认识与借鉴、引进阶段。
在实践操作层面上，中国的公共外交能力亟待加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领导人即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在外交工作中的作用，1949年底就建立了新闻总署，下设国际新闻局，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批示中指出，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7)此后，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和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及办事机构，同时对外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也都得到快步发展。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逐步与国际通行作法相接轨，取得了较快的进步：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其主要职责是推动中国媒体向世界介绍中国；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宣传”一词在英译中由propaganda改为publicity，一字之“改”，体现了中国公共外交理念的科学化、国际化，表明中国的公共外交实践已越发认同与接近现代公共外交理念；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用以专门协调公共外交工作的公众外交处(后更名为“公共外交处”)；2009年底，外交部又在整合多种资源的基础上将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协调中国的公共外交事务。然而，中国公共外交能力上的“短板”也相当明显，那就是潜力还没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尤其是在软实力资源的开发转化方面。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软实力资源，然而金矿并不直接等于黄金，丰富的软实力资源难以迅速有效地转化为强劲的软实力，更遑论将外国文化资源转化以充实中国的软实力。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特色题材，都已被其他一些国家先行一步制作成为风靡一时的动画大片，反而成为其他国家向我国输出其价值观的媒介，不可不令我们反思。在核心价值培育、媒体传播力、文化影响力、商业能力、品牌实力等许多方面，中国目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这是需要我们正视并审慎思考的。
此外，某些西方国家还利用其强势的宣传工具对中国实施“软打击”，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殖民论”等有意曲解甚至无端指责，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相当程度上被妖魔化了。据统计，世界上至少有2/3的消息来源于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国媒体的声音在国际上还是很弱的。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按题目来说，负面的是一半，中性的是25%，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25%。如果按字数算、按文章长短算，90%以上是负面的。因为负面文章长，正面文章短”。(18)这些经西方媒体“加工塑造”过的扭曲失真形象有时在一些不明就里的外国公众眼中俨然就是中国的实际形象，时常成为被人诟病的靶标。这种情况也要求中国必须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尽快塑造一个自信、务实、开放、负责、公平、正义的大国形象，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三、联动构建：软实力的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公共外交体系
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就提出“建立文化发达国家”的战略构想，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了文化欧洲的构想，美国前总统布什也曾强调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是一种新的可以利用的软力量，普京在任代俄罗斯总统时就着手实施“文化扩张”战略。(19)相形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遭受了严峻挑战，而且在软实力建设与公共外交实践中也面临着不少难题。借鉴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大大加快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专业化进程。
对于正积极谋求和平崛起、力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而言，公共外交的作用不只是体现在国家利益的谋取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争取外国公众对于本国实力增长后的信任和认同，这是后世博时代中国公共外交的重点所在。中国展开公共外交，要“以我为主、立足国情、兼收并蓄，借鉴吸收外国成功经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公共外交模式”(20)。
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同时也是综合国力稳步攀升、国际地位更显突出的敏感期。从国际层面来看，随着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社会，要想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发挥国际影响力，就必须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国，而这就要求务必发挥公共外交的更大效用。而从国内层面看，基于上述对软实力理念与公共外交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及软实力资源与公共外交能力之间的外在反差这两个层面的深入剖析，笔者认为，唯有从软实力的战略视角出发，联动构建起一个较为完善的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才能充分调动中国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软实力资源，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提升壮大中国公共外交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在思想认识层面上，加强主体认知。需要不断强化从官方到民间对于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积极能动作用更加深刻的认知。软实力虽然身段很“软”，但底色依然是“实力”。学者王逸舟指出，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很快，尽管与一些西方大国仍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但弥补的时间是可期的；而软实力目前仍然薄弱，追赶起来可能更加困难、时间要更长”。(21)既然意识到了客观的差距，我们更要全力以赴，奋起直追。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一种有力补充和超越，能够发挥出积极能动效用从而充分展示一国的软实力，有时能锦上添花，有时可曲径通幽。因此，在不过分夸大软实力、公共外交能动效用的同时，我们亦不能仅仅将其视作权宜之计或应景之作，而要将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交新思路，努力在他国培植于我有利的政治生态，既注重培养一般民众的双向互动、沟通交流意识，又侧重引导培育精英阶层的“观念市场”以形成“外溢效应”，从而在实质上改善国家形象，为国家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其次，在机构建制层面上，加快完善步伐。应当进一步完善中国公共外交的管理机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职能机构负责中国公共外交的全面运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公共外交主要由中国政府部门和政府直接领导的新闻媒体机构来开展，如国务院新闻办、中宣部、外交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等，但是明显缺乏各单位之间的协调。在外交部内部也仅仅由新闻司下属的一个公共外交处来负责公共外交工作，力度显然不够”。(22)现行的管理体制牵涉过多互不隶属的部门，协调起来难度较大，且各种极为灵活高效的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今后在国际舞台大剧中的戏份将越来越重，致力于引导外国公众舆论的公共外交的频度和强度必将有增无减。故此，为了更加娴熟地运用和更加科学地管理公共外交事宜，有必要尽快构建起一个发展中国公共外交的大战略，并考虑设立像美国新闻署(USIA)那样高度独立自主的专门机构，统一协调组织全国的公共外交事务，同时要尽量保持一定的政策延续性与机构稳定性。
最后，在实施方式层面上，加大转化力度。必须下大力气加紧发掘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成为软实力，进而通过公共外交来予以展现。历经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已有的与可供发掘的软实力资源都非常可观，必须通过相应制度的构建给予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如此方能“吹尽黄沙始到金”，进而通过公共外交去彰显中国软实力之“不只是吸引”。近年来，中国已在世界上多个国家设立了上百所“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教授外国人学习以难学著称的汉语。迄今已有近700所孔子学院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户，海外参加汉语水平等级考试的人数也是逐年大幅度增长，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4 000多万。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于在海外传播汉语这一较浅的层次，还需要不断谋求更深层次的拓展，并适时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2000年8月底到9月底举办的“中国文化美国行”大型文化巡回活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政府对美展开公关与积极推销的首次大型尝试。“尽管这次尝试在很多技巧、手段上还不够成熟，但是它为中国政府公共外交开启了大门，也为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打开了新思路。”(23)近几年，中国又在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相继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国文化年”活动，这对于全面展示与有效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具有十分显著的功效。
四、结束语
在双向互动的公共外交过程中，还要十分注重传播方式的“国际化”与“对象化”。中国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等无疑是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但在向外界传播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化等弊端。如何以一种外国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帮助他们较好了解甚至更深理解中国，这确实需要我们不断“开动脑筋”、有时甚至需要“更换脑筋”去认真思考，并适时根据新的形势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我们要更多地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精髓、思想实质以及深刻内涵，让世界人民特别是与我们的文化渊源根本不同的西方人了解中华优秀文化的深邃和伟大，促进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尊重与学习，促使各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发觉中华文明对改造世界和构建国际新秩序以及和谐世界的巨大作用，创造一个和谐包容、多元的世界”。(24)总之，在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国情的不同、对象的差别而采取适宜的方式，充分调动公共外交的最大效能，切实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从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注释：
①张晓慧：“‘软实力’论”，《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3期，第25页。
②邓显超：“提升中国软实力路径”，《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1期，第16页。
③罗会钧：“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外交战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1页。
④阎学通：“从和谐世界看中国软实力”，《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6日，第11版。
⑤"What is Public Diplomacy?",http://fletcher.tufts.edu/murrow/public-diplomacy.html.
⑥Richard F.Staar,ed.,Public Diplomacy:USA versus USSR,Hoover Institution Press,Stanford University,1986,p.233.
⑦李峤：“崇道传统与和谐”，《人民日报》，2007年7月12日，第9版。
⑧“中国软实力资源越来越丰富”，《参考消息》，2006年11月1日第16版。
⑨国林霞：“中国软实力现状分析”，《当代世界》，2007年第3期，第38页。
⑩尹学朋、陈兴丽：“论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整合与开发”，《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6期，第80页。
(11)罗会钧：“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外交战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2页。
(12)檀有志：“2009年中国外交的恢宏开局”，《社会观察》，2009年第4期，第67页。
(13)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3/21/c_
121209821.htm.
(14)资中筠：“略论美国战后外交的若干特点”，《美国研究》，1988年第1期，第13-14页。
(15)韩召颖著：《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唐小松：“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及其体系构建”，《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第42-46页；钟龙彪、王俊：“中国公共外交的演进：内容与形式”，《外交评论》，2006年第3期，第64-69页。
(1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18)赵启正：“努力建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4页。
(19)罗会钧：“论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外交战略”，《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91页。
(20)裘援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公共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6期，第1页。
(21)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思考与前瞻”，《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4期，第6页。
(22)苏淑民：“公共外交与提升软权力”，《兰州学刊》， 2008年第2期，第26页。
(23)邱凌：“解析软实力与公共关系的关系”，《现代传播》，2009年第2期，第146页。
(24)张玲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政府职能探析”，《管理观察》，2009年第3期，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