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结伴还是结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4～22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2008年，全球爆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标志着国际体系进入重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中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该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同时，美国高调宣称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亚太，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并决定将其战略重心“东移”。作为传统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俄罗斯并未置身事外。近两年来，俄罗斯政治精英力推“转向亚洲”战略，将俄定位为欧洲—太平洋国家，以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①显然，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竞技场。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其实力有所削弱，而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实力却不降反升。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普遍的预测，今后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迅速调整其战略加以应对，企图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亚太地区，美国利用本地区部分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恐惧，不断鼓动和宣扬“中国威胁”论，高调“重返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从而促成了这些国家“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局面。②在军事上，美国通过与亚太国家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不断强化美日、美韩和美澳军事联盟，积极拉拢印度，还试图把双边军事联盟发展为三边军事联盟。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极力挑唆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矛盾，鼓动一些与中国存在岛礁或领海争议的国家向中国发起挑衅，故意使矛盾激化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虽然美国上述行为并非意欲全面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其挤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战略空间，巩固并强化其亚太霸主地位的意图暴露无遗。“从最近几年的状况和当前的发展趋势看，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努力扭转，中美关系有滑向旧时大国对抗冲突的危险。”③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俄罗斯确定为首次国事出访国家。“西方一些分析人士担心此举表明中俄将结成联盟，这将强烈地刺激到美国。”④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刘古昌更是强调习主席首站出访俄罗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表明“中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战略关系”。⑤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于应对当前复杂严峻形势的需要，国内学界就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展开了讨论，有学者主张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与俄罗斯结盟以抗衡美国。按照陈键的说法，这一论调是“自尼克松和周恩来握手后四十年来首现之呼声”，⑥值得我们关注。于是，结盟⑦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学界的极大兴趣。⑧本文即主要论述中俄结盟的可能性问题。⑨
一、关于结盟的界定
结盟(alliance)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比较古老、持久，同时也是比较有争议的理论。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称“结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术语”，⑩而朱利安·弗里德曼(Julian Fridman)称之为“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纵观国际关系史，国家之间的结盟与反结盟贯穿其中且已成为一种常态。如何有效地解释乃至预测国家间的结盟现象及其模式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迄今为止，学界对结盟的定义、类型、功能、形成、内聚力和解体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是在1987年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出版了《联盟的起源》、1997年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出版了《联盟政治》这两部有关联盟理论的代表作之后，有关联盟的研究再次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较以前有较大的跃升。目前，结盟理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以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权力均衡论”(balance of power)。这种观点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体系下，安全是同质化理性国家的最高目标，国际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国家对外结盟行为的核心因素。“国家之所以结盟，是为了维持均势，因为均势能够对实力强大的国家形成制约。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盟友，那么在各方力量中国家会选择实力较弱的一方结盟，因为较强的一方会对它们形成更大的威胁，所以与弱方结盟会使它们更有安全感。”(11)换句话说，沃尔兹认为追求各方的权力平衡是结盟的主要动因。
第二种是以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为代表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 of threat)。他对结盟的界定较宽泛，认为“结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12)“国家结盟是为了制衡威胁，而不仅仅是制衡权力，因此国家更多地会从认识威胁而非权力平衡的角度来维护自身的安全。权力本身只是一个中性事物，只有发现权力背后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安全威胁时，才能激发国家结盟的积极性。”(13)
第三种是以兰德尔·施维勒(Randall Schweller)为代表的“利益平衡论”(balance of interest)。他提出，前两种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国家结盟的主要目的是被动地维护自身安全，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只是现状的维护者，而是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国家结盟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对自身和结盟利益追求之间的平衡”。(14)
虽然上述观点对于结盟的解释存在一些分歧，但他们都认为结盟的基础是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包括维持现状或改变现状的战略利益。“在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看来，这种共同的战略利益就是保障联盟成员国的安全，而在利益均衡理论看来，除了安全之外可能还有权力。”(15)
除此之外，学界还有其他关于结盟的解释。比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认为“联盟是一种正式协定，依据协定，成员国承诺共同使用军事力量反对具体国家，其中一个或多个签字国在具体情况下承诺单方面或与盟友协商后将使用武力”。(16)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特伦斯·霍普曼(Terrence Hopman)和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则认为，“联盟是指国家出于安全上的需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建立的正式的组织形式。”(17)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学界对结盟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其概念难以准确地加以界定和衡量，但我们可以发现，结盟通常具有以下特征：它是主权国家为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而建立的，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为保障，以安全合作为主要目的，具有持续稳定性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联盟并不是随意形成的，不能增强伙伴安全的联盟很难形成和维持。本文拟采用以上对结盟的宽泛定义。
二、国内外学界对中俄结盟的不同认识及不足
在金融危机和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就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展开了讨论，部分学者主张放弃不结盟政策，与其他友好国家结盟以抗衡美国。而在这些友好国家中，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俄罗斯无疑是中国的最佳盟友。中俄结盟问题由此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我们可以将国内学者对于中俄结盟的看法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学者明确主张中国应该马上与俄罗斯结盟。如有学者提出，共同的安全利益是结盟的基础，它决定着盟友的可靠性：安全利益大则可靠性强，小则可靠性差。当前“美国不接纳中俄为盟友的国际环境，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以及中国的战略合作诚意，三者能使其很容易看到俄罗斯履行盟友责任利大于弊”。(18)因此，俄罗斯与中国结盟将是最佳的战略选择。还有学者认为，面对美欧对中俄的战略压力，“中俄有必要建立稳定且高水平的准联盟战略关系”，(19)进而深化战略盟友关系，(20)而不能仅仅限于目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甚至有学者提出，目前美国正在欧亚大陆进行分割包围、征服世界的战略，综合实力强大的中俄是其最后的战略目标。“作为同命相连的利益攸关方，作为对世界和平肩负重要使命的两个大国，中俄有必要联手阻止美国屠戮弱国的行为和建立帝国的战略野心”，(21)即中俄需构建欧亚大联盟。
第二类学者明确反对中国与俄罗斯结成盟友。有学者提出，“中俄完全不需要结盟，在非同盟状态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有利于双方的利益”。(22)其主要依据在于：目前中俄两国已在多层次多领域展开合作；两国都不存在遭到大规模军事入侵的风险；双方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不结盟有利于中俄保持相互平等与尊重的伙伴关系；同盟国在战争情况下未必能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也有学者认为，中俄结盟完全违背双方合作的宗旨，因为中俄关系的发展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逻辑。“反西方”从来都不是中俄合作的起点和核心。中俄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两个相邻大国做“好邻居”这一“简单”的需要，其他的外部因素只是“辅助动力”。“幻想中俄在反制美国等西方集团的遏制、挤压方面‘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不仅完全不现实，而且任何走向联合‘反美’的企图对于两国都是危险的”。(23)还有学者认为，中俄不可能结盟还在于“两国战略利益不一致，战略需求的时间、所关注的地区不尽相同，地缘定位也不一样”。(24)
第三类学者对中俄结盟既不强烈主张，也不大力反对，认为目前谈论中俄结盟条件尚不成熟，也无必要。如有学者指出，中俄应该不断深化目前的合作关系，但要做到既不结盟，也不疏远，而在与美国相对良性的互动中向前发展。(25)也有学者表现出明显相互矛盾的观点，认为“中国既要坚持‘不结盟’政策，又要为将来一旦需要结盟时创造条件，同时应注意不要伤害希望与我结盟的国家和人士发展对华关系的热情”。(26)还有学者认为，中俄联盟的可能性不大。换句话说，他们对中俄结盟既未明确反对，也未明确赞成。
与国内学界一样，国外学界也对中俄结盟问题进行了讨论，(27)主要分为以下两大类观点。
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的看法。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俄一直都保持着联盟关系，两国事实上早已结成反西方联盟，这已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西方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认知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们认为，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与西方国家作对，多次联合反对或否定西方国家的提案。此外，西方一直认为“上合组织是中俄联手组成的‘东方北约’，是一个反西方联盟”。(28)另一部分学者对中俄结盟持怀疑态度，认为中俄两国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和限制性因素，两国结盟的可能性较小，甚至是天方夜谭。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安德鲁·卡钦斯(Andrew Kuchins)认为，“俄罗斯并不渴望与中国结盟，只是在与西方关系恶化时才转向中国，以期借助中国来平衡西方国家的力量”。(29)英国的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波波罗(Bobo Lo)则在其有关中俄关系的专著《便利轴心》(Axis of Convenience)一书中指出，中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复杂伙伴关系。他还认为，中俄发展友好关系对西方不是威胁，反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稳定。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非要取代与西方的合作，而是为了弥补它们各自与西方合作的不足。他预测中俄关系的中长期发展前景不是走向军事政治联盟，而是面临战略紧张状态。(30)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施瓦布(George Schwab)也认为，中俄之间只是出于短期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而不是长期的战略性结盟。(31)
第二类是俄罗斯学者的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中俄双方都不愿意结成联盟，中俄再次结盟的可能性较小。如，俄外交政策与国防委员会荣誉主席卡拉加诺夫(С.Караганов)认为，中俄两国领导人都不想结成反西方联盟，并担心会因此遭到西方的遏制。(32)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卢金(А.Лукин)也认为，“俄罗斯当局与中国政府立场一样，不愿意中俄结成军事联盟。如果俄罗斯想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强国，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应该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但最终目标不是走向军事联盟”。(33)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Д.Тренин)同样提出，中国视20世纪50年代与苏联的结盟是一个例外，目前中国并未表现出与俄罗斯正式结盟的意愿，梦想中俄结成新的盟友将是不现实的。他还指出，即使俄罗斯政府愿意与中国一道对抗美国霸权，大多数的俄民众也不会同意，因为在这个联盟体系中，中国将起到主导作用，俄罗斯将沦为中国的“小伙伴”，这是俄无法接受的。(34)持类似观点的曾任俄总统负责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的沃罗比耶夫(В.Я.Воробьев)大使认为，与中国建立反西方的欧亚军事政治联盟的想法完全是空想，这不仅对上合组织的前途，而且对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俄中关系中的立场都是极其有害的。(35)俄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Е.Бажанов)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不会结成军事联盟，俄应该同时与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都保持正常的关系，奉行多方位的平衡政策。俄著名的东方学家塔夫诺夫斯基(Ю.Тавровский)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中国将是一个孤独的大国，这种孤独是命中注定的。(37)当然，也有少部分军事战略家认为，中俄需要结成应对美国反导系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以建立自己的安全体系，(38)但这种联盟只能是战术上的，因为中俄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冲突，在安全领域也相互警惕。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成联盟关系的可能性更小。(39)
通过比较上述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均有其合理之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按照前文对结盟的界定，结盟的首要目的是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赞成与俄结盟的中国学者，其出发点在于，中俄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美国，因此双方具有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他们尽管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他们对威胁大小的界定仅基于目前中国所处的巨大困境，并未考虑到俄罗斯当前的现实情况。根据俄战略家的分析，“当前是俄罗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即建国一千年来首次没有任何的外部势力可以威胁到俄罗斯的领土完整与绝对主权，这主要基于美国实力减弱，欧盟深陷泥潭，中国需要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不断缩减军事开支和人员的北约同样也无法威胁到俄罗斯”，(40)因此俄不存在结盟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以来，先是俄战略家提出与欧盟建立“欧洲联盟”，(41)其后普京又提出建立“欧亚联盟”，(42)而与中国结盟并未进入他们的讨论视野。此外，赞成中俄结盟的学者还缺乏对中俄新型关系性质的准确把握。
其次，反对与俄结盟的学者强调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认为外部因素仅起到辅助作用。事实上，回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虽然其发展速度较快，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显然外部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再次，一部分美国学者仍然秉承冷战思维，把中俄关系简单地说成是共同反对西方的盟友关系，这种看法既缺乏现实根据，也不符合中俄所表达的发展两国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承诺，其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俄美关系。这一观点虽有合理之处，但这并非决定中俄关系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而且同样忽视了中俄关系发展的内在性质。
最后，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主要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保持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俄罗斯肯定有利。换句话说，这主要是为其成为世界强国服务的。此外，俄罗斯学者并未就中俄新型关系本身进行探讨。
三、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性质与特征
苏联解体二十余年来，中俄关系发展迅速，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经历了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了务实合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两国最高领导人更是高度评价中俄关系，认为“两国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43)新型中俄关系体现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关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名词。它是相对于冷战时期的联盟关系而言，指两国或两个国家集团之间以谋求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共同利益为目标，不针对第三国的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新型国家关系。只要不是敌我关系，均可称为“伙伴关系”。因此，它实际上是国家间一种较普通的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家间关系的一种新的称谓，是对过去联盟关系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各国为表明自己与不同国家所建立“伙伴关系”的远近、深浅、亲疏的不同，在“伙伴关系”前面冠以不同的限定词。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指两国在平等信任的基础上，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及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利益，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及建立国际新秩序而进行密切合作的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其合作领域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双边关系，还包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合作；不仅涉及政治、经济领域，还涉及外交和国际安全领域。这种关系不是暂时性和权宜性的，而是着眼于未来，并且不具有排他性。因此，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其合作的全方位性、战略性、非排他性以及信任程度较高、对国际问题认知较接近、对话层次高、协调机制较完善等特点而有别于中国与其他大国所建立的“伙伴关系”，它有着自身的客观规律和内外发展之逻辑。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实现了逐步升级和定位。第一阶段，从1991年12月到1994年9月，两国顺利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第二阶段，从1994年9月到1996年4月，两国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第三阶段，从1996年4月到2001年7月，两国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四阶段，从2001年7月到2010年9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两国于2001年7月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对冷战后中俄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第五阶段，从2010年9月至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10年9月，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发表了《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两国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年6月，两国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十周年。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合作共赢、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双边合作领域，中俄两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政治上，两国建立了以国家元首定期会晤为核心、涵盖各个领域的不同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会晤等，以及民间交往机制，包括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即中俄21世纪委员会等，这些机制的建立为两国的交往合作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经济上，两国间的经济合作虽有波折，甚至有时徘徊不前，但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下，经济合作关系的总趋势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中俄已经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军事上，中俄两军建立了直接联系，军方领导人的交往逐年增多，各领域、各层次的军事机构往来频繁，中俄军事演习增多，这些都增进了两军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在领土问题上，两国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长期的谈判，彻底解决了两国间的边界领土问题。文化上，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步恢复，日趋深入。双方通过在对方国家互办“国家年”、“语言年”和“旅游年”等一系列大型活动，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在地区层面，两国加强在周边地区的协调与合作。在中亚地区，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积极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寻找共同点。在东北亚地区，双方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开展紧密合作，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局势的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方面，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集中表达了两国对一系列国际重大问题一致或相似的看法。2005年，两国再次发表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此外，中俄还就科索沃战争、美国建立全球反导系统、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核和朝核等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
在新的国际形势大背景下，中俄两国外交战略诉求日益趋同，主要集中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国家经济层面。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发展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对于保障两国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促进两国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与深化，维持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拉动地区经济合作，保持国际战略力量的平衡，争取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俄通过总结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羁绊，确立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共同致力于发展两国之间的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关系。双方充分认识到，中俄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和两个最大邻国，要造福于两国人民，发展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两国战略合作是必然选择。一直以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正是遵循着这一内在的根本逻辑而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在观察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内因，又要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既要重视内因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决定作用，又不能忽视外因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影响。依此逻辑，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显然不能忽视外部因素。这里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指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具体来说就是美国国际地位的凸显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毫无疑问，中俄关系的发展受到了美国因素的极大影响。一方面，俄罗斯积极发展同中国关系是其调整独立初期向西方“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有着重要的外部战略考虑。其中，联合中国抗衡美国是其主要意图之一。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战略规划中，联合俄罗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单极世界企图和对华遏制政策，也是中国发展与俄罗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题中之意。尽管两国都公开声明中俄战略协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两国崛起都面临着外部势力的挤压，无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抑或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西方国家都将中俄崛起视为对西方世界的重大挑战，不断打压、遏制中俄两国。因此，在国际舞台上联合起来反对西方的霸权主义及其对两国的遏制和挤压是客观需要，中俄两国只有抱团取暖，才能降低各自崛起的成本，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
通过回顾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美国因素在中俄关系中是确实存在的，其在中俄两国关系互动中清晰可见。从1996年至今，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已走过16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将其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考察(见表1)。
通过回顾和分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美国因素是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它不可避免地对中俄战略协作产生直接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为了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美国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中俄两国的政策。在大多数时间里，中俄在美国全球战略定位中总是在“现实的合作者—战略竞争对手—潜在的敌手”之间摇摆，这使得中俄战略协作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而出现脱节。美国通过这种遏制与联合的政策，对中俄进行诱压以离间两国关系，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俄战略合作的范围和力度。显而易见，美国因素是促使两国在战略上联合起来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由于美国的世界超强地位以及中俄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各领域对美国的需求，导致美国因素对中俄两国关系的影响将继续存在并发挥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冷战后中俄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两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及其发展逻辑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两种因素决定了中俄关系是所有大国关系中较为典型的双边关系，它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兄弟国家”关系，又区别于当今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盟友”关系，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新型关系，概言之，就是“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相似的目标、对世界形势非常接近的认识以及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一致渴求，而并非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双方都愿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唯一基础，在保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前提下，决心成为平等互信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求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44)
新型中俄关系与传统盟友关系的重要区别，在于其具有非常鲜明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方面。这里的核心利益指中俄两国都需要与西方发展关系。一方面，中俄坚定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另一方面，两国都要解决各自的国内问题，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中俄都需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和平与合作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中俄不会轻易地结为盟友，也不会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不影响它们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第二，在独立处理两国国内问题方面。当前，两国解决国内问题的关键都以发展经济为主，都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这是其他非西方国家所无法提供的，中俄各自或联合起来也都无法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两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中俄对彼此的依赖，两国各自的综合实力远远不及美国，而两国要实现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战略目标，没有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更是难以实现。与美国对抗不仅会分散两国的精力，而且会恶化两国的外部环境，对本国的发展显然不利。这也是中俄两国政府都不愿意谈论结盟问题，并一再表示发展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国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在应对外部威胁方面。这里的外部威胁主要指西方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打压和遏制中俄两国，对两国的战略安全利益造成巨大威胁。中俄会根据所面临的外部压力的大小灵活处理外部威胁。由于中俄都是对国际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当前与美国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敌对也同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中俄两国继续保持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指出：“当两个国家大体上具有相同的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盟国；当两个国家具有相反的利益时，它们就是天然的敌人。”(45)迄今为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日益密切，双方的战略协作已经向外交、军事、经贸和文化等领域全面扩展，这足以证明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众多的共同利益。因此，抵抗共同的外部威胁，维护各自的战略安全利益当然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题中之意。
因此，概括灵活性的含义，就是当中俄两国有共同利益时，就一起行动；当无共同利益时，就各自行动，以追求各自的利益，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不以损害其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为代价。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指出，“由于当今世界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我们需要找到创造性的方法来应对挑战，而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组建新的军事政治联盟，更没有必要通过签署一些条约、义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最好的方式就是与那些有共同利益的伙伴国家组建‘灵活联盟(flexible coalitions)’，共同协作解决问题”。(46)这也是在强调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即中俄双方都不希望因为结盟而使彼此产生过多的依赖，束缚自己的手脚。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这种灵活性特征决定着两国新型关系的发展前景，它有助于两国根据国家利益处理不同的对外安全与经济问题，增加外交的回旋余地，进一步平衡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使国际战略力量更趋均衡，并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新型中俄关系的未来走向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就国际权力结构而言，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超过了中俄两国实力的总和，在对中俄两国的关系中美国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而中俄之间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就国家综合实力来说，中俄差距进一步拉大，(47)这对中国本身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在无形之中中国却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了美国重点应对的国家，致使中国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也是目前俄罗斯国内战略家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们认为“国际权力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均势，俄罗斯将是其中重要一极，这主要基于俄罗斯所处的地缘优势和目前的国际现实。俄罗斯将成为中美拉拢的对象，处于俄中、俄美关系的主动地位”。(48)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在最近指出，“俄罗斯是美国‘大西方’构想的组成部分，美国应该帮助俄罗斯效仿法德模式与波兰和解，最终让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大家庭”。(49)其选在此时提出拉拢俄罗斯的战略绝非偶然。
虽然俄罗斯具备了上述优势，但俄外长仍然表示，“俄不会加入任何企图遏制中国的联盟集团或组织，而妄想组建新的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联盟集团也必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50)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其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根据现实情况，对中美两国实行平衡外交，既不与任何一方为敌，也不与任何一方结盟，既不完全倒向一方，也不完全对抗一方，而是充分利用中美矛盾，在与中美周旋中赢得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俄罗斯争取同美国实现关系的进一步缓和，维持周边安全与稳定，同时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避免俄中关系的降温，“俄罗斯也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借‘中国之风’扬帆远航，与中国建立更为积极的、新型的合作关系，充分运用智慧发挥中国潜力以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的崛起”，(51)“实现‘双重一体化’，即将本国东部地区既融入俄国内经济一体化，同时又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52)从而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俄罗斯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战略需要，适当地加重一方的筹码，避免任何一方的过分要求。对于中国来说，俄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有特殊地位。从中国的大国外交来看，中国无疑要重视对俄外交。从中国的周边外交来看，俄作为中国的最大邻国，在中国外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着其他国家无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甚至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美国。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此已有清楚的认识，表示“视俄罗斯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坚持对俄友好的方针不会改变，对优先发展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不会改变，愿与俄共同维护好、发展好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53)由此可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具有持续、不间断的特征，两国关系的发展仍会遵循内外两种发展逻辑，即两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战略选择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力量对比的失衡构成其外部因素。
从近期来看，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趋于稳定，这主要基于中俄都把对方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和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双方都愿意继续巩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战略对话、夯实伙伴基础，巩固中俄关系作为新型大国合作的典范，努力构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共识。虽然两国仍面临不少的外部挑战，但这些挑战尚处于可控范围之内。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发展整体上是有利的，中俄双方都没有结盟的政策和意图。这也符合中俄官方当前的一贯立场，即中俄关系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这种关系是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两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型中俄关系的走向是继续深化和巩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从长期来看，国际体系尚处在转型之中，这无疑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影响中俄关系的外部因素存在不少变数，这就需要中俄两国充分发挥双边关系的灵活性特征，共同应对未来可能的外部挑战和威胁。当外部威胁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安全和共同的战略利益造成严重威胁时，中俄完全可以结成政治—军事联盟加以应对，共同维护有利于两国发展的国际战略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俄不排除再次结为军事政治联盟的可能性。
注释：
①关于俄罗斯“转向亚洲”战略的详细论述，参见王树春、万青松：《试析俄“转向亚洲”战略》，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0期，第11～15页。
②参见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14～17页；王传剑：《理性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50、55页。
③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6期，第11页。
④郭宪纲：《专家谈习近平访俄：中俄非结盟关系，美不必担心》，中国新闻网，2013年3月20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3-20/content_8546311.html。
⑤刘古昌：《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有特殊意义》，人民网，2013年3月22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322/c1002-20884951.html。
⑥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第16页。
⑦由于“结盟”和“联盟”都是学界的习惯用法，因此本文同时使用这两个术语。
⑧国内对结盟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55～79页；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137～154页；刘丰、董柞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31页；周建仁：《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载《当代亚太》2012第3期，第40～63页；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6～38页。2012年12月8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了“联盟理论与中国联盟战略”学术研讨会，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⑨国内学界围绕中俄结盟问题的讨论，参见姜毅：《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5期，第52～53页；俞正梁：《关于中国大战略的思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第95～101页；李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俄地缘安全合作》，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01～105页；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第21～25页；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第84～87页；戴旭：《中俄应构建欧亚大联盟》，载《环球时报》2012年1月30日，第14版；郑羽：《中俄不需要军事结盟的六点理由》，载《环球时报》2012年7月2日，第14版；王海云：《中国要创造结盟条件，中俄结盟势在必行》，载《环球时报》2010年7月8日，第14版；邢广程：《中俄崛起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34～36页；王铁军：《“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5期，第36～44页；黄登学：《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25～31页。
⑩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巫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论，第1页。
(1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chusetts:Addison Wesley,1979,pp.126-127.
(12)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1～12页。
(13)Stephen M.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2,1988,pp.275-316.
(14)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1994,pp.72-107.
(15)周建仁：《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第60页。
(16)Robert E.Osgood,Alliance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 and London: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8,p.17,转引自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第138页。
(17)Ole R.Holsti,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New York:John Wiley,1973,p.4,转引自杨毅：《安全联盟与经济合作研究—基于四种联盟类型的分析》，第138页。
(18)阎学通：《俄罗斯可靠吗?》，第25页。
(19)俞正樑：《关于中国大战略的思考》，第97页。
(20)张文木：《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第87页。
(21)戴旭：《中俄应构建欧亚大联盟》。
(22)郑羽：《中俄不需要军事结盟》。
(23)姜毅：《不靠谱的“中俄结盟”说》，第53页。
(24)李兴：《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与中俄地缘安全合作》，第108页。
(25)黄登学：《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第31页；邢广程：《中俄崛起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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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王树春、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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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Лавров С.В.Выступление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на 48-й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Мюнхен,04.02.2012.http://www.mid.ru/bdomp/ns-dos.nsf/44a7dafc231dc11ac32576d6002f70c1/c32577ca00173dbb4425799a005b12ec! Open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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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习近平晤统俄党代表团：坚持对俄友好方针不会变》，中新社北京2012年1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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