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发展与中国外交新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发展论文,大国论文,新理念论文,中国外交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13-11-18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4)01-0034-39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后，在理解新一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方面，“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核心。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明确表示要同发达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后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实现路径以及目标对象等等，中国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美国学术界也开始有了一些引人关注的阐述。①2013年6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几个比较明确的限定：“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②
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具有多重含义。首先，大国因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其国际抱负一向不同于中等国家和小国，因而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一般都指大国政治，有关的理论总结都以大国关系为基础。其次，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发达的战略文化的国家，除了具有大国的强大特性之外，还不可避免受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反映在国际战略中就是强调历史经验的延续性，比如对统一、和平、道德的深层次认识。特别是，东亚历史上的国际体系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再次，中国目前尽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其国内经济社会特征具有典型的发展中特色，人均GDP大大低于具有同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因此，讨论新型大国关系，势必要从多个维度去解读什么是“新型”，什么是“大国”，什么是“关系”。如果中国只是建立新型大国，那么更多偏向于国内目标，比如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定位。一旦加入“关系”，就意味着是在一个国际社会中去把握中国的战略目标，重要的是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以及历史走向。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新型”、“大国”、“关系”三者都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要从动态角度去把握三者联系在一起对于中国未来的战略性发展有何重大作用。
如果比较中国近些年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的一些新概念，那么相对而言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大体上，“新型大国关系”在学术界受到重视的程度，接近于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后的研究，但还低于对“和平崛起”的讨论。比如，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几乎占据了国际社会国际关系话语的显著位置，政策性很强的《外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论文，③学术性强一些的如《国际安全》杂志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对“中国崛起”展开频繁的讨论。④大多数这类讨论的主题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大问题：第一，中国大规模、超常规的经济增长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全球力量格局，特别是在军事力量方面；第二，作为一个非西方的、社会主义的大国，在实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对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将产生何种影响?
上述西方人的讨论都是从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霸权国的收益出发的，如果我们转换角度，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看，中国从一个革命型国家发展为现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对国家间关系的看法并非始终是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发展阶段、身份定位和战略目标的差异影响到对相关战略性概念的解读。从概念的范围来看，新型关系的建设与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要服从于中国和平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如何准确把握现阶段中国发展的特性、挑战和目标，将极大地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进程。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转折点，中国领导人变得更加自信，将以往外交布局中围绕大国的“新型关系”转变为“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推动建立新型关系方面的提法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存在了，当时中国领导人以俄罗斯为对象，提出过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原则，随后中国同一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2000年1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江泽民提出“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⑤2001年7月，江泽民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三次提到“新型国家关系”，并在“三不”的基础上，增加了“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等性质。⑥2010年5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不过其内涵与现在的表述略有不同，当时指的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郑重向美方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3个月后胡锦涛主席又再次围绕这一主题发表演讲。⑦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各国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⑧
进一步回顾历史，在中国国力比较弱小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也曾提出新型关系构建。20世纪50年代，随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一些不结盟国家建立了新型关系。当时佐证这一新观念的动力来自于单元层面，即国家的性质改变了，相应地国家间关系性质也改变了。比如，1960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新型的国际关系与新型的国际法》的文章，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的。”⑨显然，这种乐观和直觉性的推理很快被现实所打破，中苏关系在整个60年代陷入对抗局面，中国与印度也发生了边界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元层面的制度特征不决定国家间关系的性质，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能决定国家间关系是“旧”还是“新”，这或许也是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放弃以意识形态画线的一个缘由。由于单元层次的制度特征与国家间关系的新旧与否没有因果关系，因此以是否是西方民主国家、是否拥有西方价值观，来判断中国能否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新型关系，其立足点就错了。前外长杨洁篪在论述中美关系新阶段时指出，“中美作为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的两个大国”，应该可以走出一条“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⑩显然，中国政府注意到国家的制度差异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但并不认为它是根本性的。在上述三个因素中，按照美国学者的研究，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比较弱小，毛泽东个人的意志作用也不大，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与其他国家没有不同，即国家利益——主权、平等和自主性。(11)
因此，尽管我们对什么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还无法给出完整的解读，但至少可以明确一点，意识形态的相同或者差异不决定大国关系，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不能建成新型关系的质疑。同样，即便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不同于美国的设想，也不一定会根本性地影响到两国新型关系的建设。新型关系的建设取决于在一个长期、复杂的互动进程中两国利益的协调。
按照领导人的说法，“互利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后阐述“习奥会”精神的文章中指出，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会谈时提到“互利共赢”是指“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12)在中国的对外关系语境中，“零和思维”一般指的是冷战时代的思维，十五大报告曾有“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的表述。(13)此后，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均没有出现“冷战思维”的表述。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促进共同发展”，十六大政治报告三次提到“共同发展”，并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都强调“共同发展”，那么互利共赢的主要内涵可以理解为“共同发展”。
寻找“共同发展”这一理念的起源，可以上溯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判断。不过，中国要在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能真正意识到经济崛起的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巨大动能。1991年时，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的GDP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14)但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六。从1989年至2001年的13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3％。(15)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问题，在制度上日益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发动了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减轻了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在十六大上，中国提出了未来二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并设定2020年经济总量要比2000年翻两番。不过，十六大报告还是提到了“世界大战”，尽管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但也反映出中国战略界的谨慎乐观态度。由此，报告强调“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看不到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位一体的表述。(16)
十六大以后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到党的十七大时，中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更加自信。十七大报告起首一段即指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这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上升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十六大到十七大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10％以上。在延续2002年报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外交宗旨的基础上，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将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从主权和安全拓展为“主权、安全、发展”。由于这5年的大发展主要得益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十七大报告没有大篇幅地提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一惯常的表述，只是在多边事务这一板块中，指出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前后比较，新秩序建设的内容缩小了、舞台缩小了，但方向更加明确了。
十七大报告还提出“将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这实际上就是目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对于“共同发展”这一表述，更早一些是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做了关于“和谐世界”的著名演讲，其中指出“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此外，该演讲显著地将发展与安全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事关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17)在判断安全威胁的来源上，中国的看法与发达国家很不一样，对于发达国家，其威胁主要来自于敌人或者外部势力的崛起，比如美国在“9·11”事件后认为其最大的敌人是恐怖主义。中国将外部世界的某个行为体看作敌人和最大威胁是在建国初期，即在主权和安全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无论是战略环境还是中国本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日益认识到发展本身构成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问题，并且是放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把握发展问题。与2002年的政治报告相比，2007年的报告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最早是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系统阐述的，此后上升到国际战略组成部分。如果说2002年的政治报告还侧重于传统的国家利益，即主权和安全，那么2007年时中国已经显著增加了国家利益的发展内容，将发展置于与主权、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2007年以前，发展是主权和安全的保障、手段，到了2007年发展成为目标，而不仅仅是手段，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由于将发展提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中国能够将国内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战略中的合作点。2011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依然是摆在亚洲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18)在国内政策话语中使用的发展与稳定关系被运用到讨论地区问题。2012年6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胡锦涛提出该组织的一个重大作用是“维护了成员国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19)通过强调“各成员国均面临艰巨的发展任务”，中国促使中亚国家转变其国家战略观念和关注，有力保障西部边疆和平稳定。
中国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将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强调全球开放的观念，显然要比1978年以来的国内开放视野更加开阔。在2010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一项重要观念，“倡导开放贸易，推动协调发展。”至少从字面意义理解，中国以前只是改变国内的经济制度，融入国际社会，逻辑上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国际经济体系是开放的，但经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发现发达国家在面对巨大的萧条时也容易陷入保护主义，因此中国政府强调“贸易越是自由，世界就越是发展；经济越是开放，发展就越是迅速。”(20)从学术立场看，上述判断的理念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中国政府已经相当熟悉西方的这一套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用美国提倡的自由主义理念反击美国在相对衰落态势下的不负责任的行为。(21)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中，中国明确提出“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是首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写入涉及世界开放性的问题。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人士马上可以想到，“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一个共有的特征是开放的国际经济，在理论上形成了霸权稳定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强调“共同发展”，中国势必日益具有霸权稳定论所突出的责任含义，即一个大国要承担起维护开放性国际经济的重任。和以往相比，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突出地强调“开放性世界经济”这一理念，2013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出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22)一个月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度强调“发挥亚太引领作用，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开放式发展”。(23)
“开放式发展”不仅要面向发达世界开放，也要着力促进对发展中世界的开放。改革开放的前期，中国主要通过向发达国家开放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技术、资金和管理能力。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内经济结构改善、产业升级对发展中世界的资源能源需求急剧上升，保护海外权益的压力也逐年增大。在获取能源资源方面，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竞争压力和舆论压力。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已经明确要在经济领域大力进行援助，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不仅是替发展中国家出头，也是本国利益扩大的新判断。而到了2012年，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外交布局中，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和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无疑是一种政治权利，中国已经从一般性提供援助的经济支持扩大到提供政治支持。在2012年7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会议上，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促进非洲和平稳定，为非洲发展创造安全环境”，具体包括为非盟开展维和行动、常备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4)
正当中国在2007年底中共十七大确立新的国际战略框架时，遭遇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但中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国内大战略在应对危机中表现出色，发展所具有的国际战略含义也日渐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大国概念，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状态，与西方社会讲“大国”(great power)有所不同。在西方的语境中，大国概念的使用在18世纪中叶已经频繁，当时指的是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1815年“大国”概念才首次正式应用于国际条约的文本。(25)因此，如果不理解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所具有的特殊性，只是从西方意义上的大国去看待中国，那么很可能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国对崛起国势力持续增长引发的恐惧将导致大国冲突。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能否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是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大国的试金石。中国在最近几年积极落实有关国际责任的呼吁，表现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上就是提供类似于美国当年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扩大内需来提升作为其他国家出口市场的地位，在周边安全环境构建上引入“六方会谈”这样的多边机制，在诸如维护湄公河流域航道安全这样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担负不对称的负担等等。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中国会成长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传统大国，即自由开放的经济秩序只是维护美国霸权的副产品，还是中国吸收了美国在历史阶段中所做的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做法，即通过提升别国的实力地位增强本国的战略影响力?
就宏观面而言，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所引发的对全球市场稳定和开放的关注，与美国基本是一致的，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反复向美国强调，两国具有共同的利益。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在华盛顿倡议“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并强调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是“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广泛的共同利益、负有如此重大的共同责任”。(26)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强调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体现了对和谐关系建设的期待，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是和谐的，各国看重的是绝对获益。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能从相互交往中获益，达到一个共赢的状态。
体现这一思路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更加凸显。中国政府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大危机时，准确研判世界经济形势，进一步壮大了中国的实力。早在2008年底，中国政府即指出危机将改变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全球治理机制和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方式。(27)在出台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与投资拉动相结合的一揽子计划之后，中国在低迷的全球经济中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获得了国际声望，突出的表现是得到传统管理西方经济运行的8国集团的重视，并于2009年首度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2010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胡锦涛表示国际社会要“充分考虑各国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理解并尊重各国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政策的自主权”，显然在面对长期占据经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时，中国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更加坚定、更加自信，把发展扩大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全球位置上，而不仅仅是国内层面。在2011年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暴露出若干体制机制、政策理念、发展方式的弊端。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8)讨论世界经济发展何去何从，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中国有能力提供若干不同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方式。通过强调“共同发展”，中国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在国际事务中主人翁的感觉明显增强，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推动平衡发展方面，提出了诸多建议。需要重视的是，此一轮提出的建议并非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如同20世纪70年代在海洋法公约诞生过程中过分重视政治收益那样，而是针对功能性问题领域提出了具体的、阶段性的目标和路径。显然，如果没有在国际市场中的历练，如果没有中国实际的经济力量的深度融入，中国难以提出明确的、细致的目标。
如果过分看重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进程，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预测，以安全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的话，中国最好的战略是追随美国，等待美国自然衰落，而不是突出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与美国的不同，由此引发守成国对相对陌生的大国实力增长进程的担忧。显然，中国并不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必然导致“国强必霸”，也不必然走向与霸权国美国的全面冲突。在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如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之后，必然要与美国争夺东亚的主导权，因此中美冲突不可避免。(29)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比，古典现实主义更加强调国家的能动性，崛起国将务实地衡量通过霸权获取安全收益与谋求霸权所要承担的风险，因此中美之间的关系远不是那么悲观的。(30)
鉴于中国实力地位的复杂性，以及宏观总量的快速发展，在评估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实力地位时，中国领导人总是反复强调中国人均水平比较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对于理解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按照人均水平计量，“中国目前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所制定的政策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其所在的区域，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中国发展水平接近于美国之前，双方“可以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31)在2007、2012年通过的党的政治报告中，中国突出强调人均收入增长目标。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国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即“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用中国国内的政策话语说，中国未来十年的目标仍然是“小康社会”，一个目标向内的大国，而不是目标完全向外的、单边主义色彩强烈的霸权国。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涉及与当前霸权国美国的关系，也极大地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对大国崛起保持极大的警惕，其关注点在于中国崛起是否会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并因而降低传统大国的收益。不过，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悲观看法不同，古典现实主义者认可国家的能动性，认为国内政治调整将影响崛起国的对外政策。因此，国际社会极为关注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论述。
在政策层面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探索“新型国家关系”建设，典型体现是中俄关系，中国从冷战时代的新型关系探索中学习到经验，即国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也不必然妨碍建立一种新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背景下，中国将过去“新型国家关系”的话语转变为“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转变首先起源于对“大国”的不同认识，中国继20世纪70年代成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大国之后，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经济大国地位。随着中国朝着大国的征程日益迈进，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和相关政策讨论中反复出现大国争霸的悲观论调，为避免走历史的老路，中国提出要在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中国政府表示“互利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但进一步考察之后可以发现这种核心所蕴含的外交新理念是“共同发展”。通过融入开放性世界经济，在人均收入还不太高的情况下，中国取得了经济大国地位，这一特性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大国。由于极大地依赖外部环境来获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希望通过“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一步保障这种外部环境。中国希望新型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的关系，是各国共同发展的新关系。
本文曾在2013年10月19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青年学者论坛·2013”宣读，笔者对李永成等与会者的建议表示感谢。
注释：
①比如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J]，《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J]，《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李永成：《战略意图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J]，《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David M.Lampton,“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Asia Policy,No.16 (July 2013),pp.1-18; Robert B.Zoelick,“U.S.,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Jul/Aug 2013,pp.22-30.
②(12)《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外交部网站，2013年6月9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48973.shtml，访问日期2013年9月20日。
③可参考对这一刊物上关于中国问题文章的综述，杨夏鸣：《美国视角下的中美权势转移——基于〈外交〉近二十年相关刊文的研究》[J]，《当代亚太》2013年第3期。
④Michael Beckley,“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3(Winter 2011/12),pp.41-78.
⑤《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1月20日)[M]，《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6页。
⑥江泽民：《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在莫斯科大学向俄罗斯各界知名人士发表的演讲》[J]，《国务院公报》2001年第26期，第4—7页。
⑦杨依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由来》，新华网，2013年6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6/06/c_116064614.htm，访问日期2013年9月20日。
⑧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⑨邵津：《新型的国际关系与新型的国际法》[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0年第1期，第41页。
⑩杨洁篪：《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努力推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J]，《求是》2012年第6期，第43—45页。
(11)Albert Feuerwerker,“Chinese History and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402(July 1972),pp.1-14.
(13)《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M]，《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4)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访问日期，2013年10月28日。
(1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M]，《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16)中国学术界对将三者联系在一起的表述要早一些，比如王逸舟在2002年提出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分层次的，包括“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责任利益”，21世纪的中国外交要在这三方面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参考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J]，《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第18—27页；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第160—170页。
(17)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18)胡锦涛：《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1年4月16日，第1版。
(19)胡锦涛：《维护持久和平 促进共同繁荣——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年6月8日，第2版。
(20)胡锦涛：《再接再厉 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五次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3日，第2版。
(21)焦世新、周建明：《美国是“负责任”的实力下降霸权吗?——兼论中国必须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话语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12期，第145—146页。
(22)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N]，《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6/c64094-22826347.html，访问日期2013年9月20日。
(23)习近平：《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发言》[N]，《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008/c64094-23117724.html，访问日期2013年10月10日。
(24)胡锦涛：《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年7月20日，第2版。
(25)Gordon A.Craig and Alexander L.George,Force and Statecraft: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3
(26)胡锦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宴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年1月21日，第2版。
(27)张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胡锦涛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J]，《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第92—98页。
(28)胡锦涛：《合力推动增长 合作谋求共赢——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年11月4日，第2版。
(29)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ro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2010,381-396.
(30)Jonathan Kirshner.“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8，No.1,2012,pp.53-75.
(31)[美]约瑟夫·奈：《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N]，《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1日，第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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