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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1）10—0167—07
一、引言
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内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出口加以消除，这也是我国“失衡式”经济增长模式长期得以为继的主要原因。然而，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过程，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和购买力急剧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外加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这些因素将导致我国未来面临出口需求锐减问题。因此，通过扩大内需，既是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现实选择，也是未来我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政府应按照凯恩斯主义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居民消费，但却没有从理论层面系统分析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也没有对财政政策扩大居民消费的实际效果进行全面评价。而自Giavazzi & Pagano（1990）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效应之后，国外越来越多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都进一步证实，财政政策有时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即存在“扩张性的财政紧缩”和“紧缩性的财政扩张”现象，这也使得政府宏观调控将面临一个全新领域和巨大挑战。
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提升全面慢于同期经济增长，农村居民消费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09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仅为8.35％和12.10％①。因此，有效释放农村居民消费的巨大潜力，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农村居民消费作为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对象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研究结果对解释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将更具有说服力，并能够为后危机时代政府财政政策抉择提供依据，有效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确保财政政策的稳健性。
二、文献综述
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指财政政策不仅具有凯恩斯效应，而且在有些时期或区域内具有非凯恩斯效应。最早讨论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经典文献是Ciavazzi & Pagano（1990），他们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两次最大的财政调整，即丹麦1983～1986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的财政紧缩调整。在这两个时期，结构赤字分别下降了9.5％和7.2％，但私人消费却分别上升了17.7％和14.5％，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产生了非线性效应。随后，Giavazzi & Pagano（1995）以19个OECD国家为例研究发现，如果财政紧缩和扩张的幅度大而持久，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就会产生非凯恩斯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仅来自于政府消费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来自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变化。他们指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是通过或部分通过影响私人部门对未来劳动和资本收入的预期来实现的，而不仅仅是通过实际利率和资产价值变化实现；Alesina & Ardagna（1998）以OECD国家1960～1994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确实存在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政策调整的结构是影响非凯恩斯效应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政府工资和福利性支出的消减；Gobbin & Van Aarle（2001）研究了14个欧盟国家1990～1998年财政调整与私人消费之间的关系后发现，财政调整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证据主要限于政府消费方面，而税收和转移支付方面没有发现非凯恩斯效应存在的证据；Jonsso（2007）利用19个OECD国家1960～200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CMM估计实证检验，也发现转移支付对私人消费在紧缩时期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类似的文献还有Cour等（1996）、Perotti（1999）、Turrini（2007）。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但主要限于对经济增长或价格的非凯恩斯效应研究，而有关居民消费的非凯恩斯效应研究很少。仅王立勇、高伟（2009）选用1978～2004年的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政府支出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检验。他们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其中，政府消费和税收在1978～1980年和1984～1997年对私人消费产生非凯恩斯影响，但税收的非凯恩斯影响并不显著。尽管他们的研究在国内具有开创性，但是，本文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针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二是使用1978～2004年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观测值太少，容易引起实证估计结果偏差；三是没有分别研究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具体影响，这在一定程度隐匿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结构信息，同时还可能引起实证估计结果的变异。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消费对于财政政策的响应是不同的。例如，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和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两税之后，农村居民承担的税负相对很少，其对税负水平上升的响应显然没有城镇居民强烈。此时，政府如果将增加的税收收入向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反而可能刺激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运用预期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从理论层面阐释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的原因；二是采用中国除西藏和重庆之外29个省份1978～2009年数据样本，从省级政府中观层面考察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三是以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并以GMM估计动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
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的理论分析
1、预期效应
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标准凯恩斯效应是指居民消费随着财政扩张而增加，随财政紧缩而减少。即居民消费与公共支出正相关，同税收负相关。然而，如果一些特殊条件发生，居民消费和财政扩张之间正相关、与财政紧缩负相关的假定可能发生改变。如果私人部门预期判断政府支出大而持久地增加是永久性的，依据新古典理论，理性消费者会减少即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而对政府支出增加作出响应；反之，政府支出显著和持续地减少，也可能会导致消费者认为，未来将会发生永久性减税。在那时，永久性收入减少和居民消费增加很可能同时发生。同时也会改善居民投资预期。然而，如果支出减少较少且是临时性的，居民消费就不会对政府减支做出积极响应。这说明，在正确的条件下，消费者可以根据其预期估计来自财政调整的好处，从而做出最优反应。这也意味着，非凯恩斯效应可能发生。另外，Feldstein（1982）还认为，财政紧缩能有效降低未来税负变动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即期消费。尤其是对于未来更加强烈甚至破坏性的财政紧缩，它通过排除居民未来纳税的需要或降低这种需要的程度使其可支配总收入折现值增加，居民消费也随之增加。预期效应不仅取决于财政紧缩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还和预期可信度直接相关。
2、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产生于家庭财富的增加。而家庭财富的增加是因为利率下降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拥有的资产市场价值，还增加了家庭储蓄的机会成本。因此，财富效应主要取决于财政紧缩与利率之间的联系，即利率对财政紧缩的反应程度是否敏感。同时，伴随预期效应和财富效应，财政紧缩对消费存在直接负效应，而且与当前可支配收入的减少程度相关。因此，如果就永久性收入而言，当正的预期和财富效应大到足以超过对当前可支配收入的直接负效应时，财政紧缩就会导致居民消费一个总的有效增加。鉴于一个更高的永久性收入和一个较低的当前收入之间负相关，财政紧缩对居民消费的最终影响很明显取决于不能通过借贷方式提前使用未来收入家庭的比例，即所谓的流动性约束家庭所占的比重。例如，政府转移支付② 对居民消费是否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财富效应的强弱，因为转移支付不仅具有支出负效应，而且还有财富正效应。一方面，当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税收必须上升到足以维持增加后的政府总支出水平，而税负水平的上升会将会导致家庭未来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需求同时下降；另一方面，任何转移支付都会直接增加其对象的收入或财富。Alesina & Perotti（1997）和Jonsson（2007）已证明，转移支付对财政紧缩时期的经济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
3、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替代率。理论上，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可以是互补关系，即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正相关，此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两者也可以是替代关系。因为，政府提供一个单位公共商品和服务相当于为居民消费提供一个单位的商品（Baily,1971），此时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负相关，即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而且非凯恩斯效应的强弱与两者的替代率正相关。如果我们假设消费者比较看重政府部门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如教育培训、医疗保健、文化或环境服务等，一旦这些服务因财政紧缩调整而不再由政府提供或政府减少其提供的比重，居民将最有可能增加这些方面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消费是居民消费的资源约束，GDP中被公共部门消化掉的一小部分就是居民消费扩张的基础。当然，其前提是政府消费的规模和比重必须适度。
四、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时期的划分
1、划分方法的选择
非凯恩斯效应研究是建立在划分财政时期基础之上。本文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可行方法对我国财政时期进行划分。本文采用Afonso（2001）提出的财政调整时期定义标准对除重庆与西藏之外29个省份1978～2009年间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潜在时期进行划分③。依据该定义，财政调整时期是指基本结构预算余额/潜在GDP的变化单年超过1倍标准差，或连续两年年均变化至少0.5个标准差的年份。Afonso（2001）财政调整时期定义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临界值的确定具有客观性，而且通过连续年份都保持相同的最低冲击，从而有利于稳定私人部门的预期。
2、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和潜在GDP的估计方法
本文利用趋势分解法对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和潜在GDP进行估计。具体做法是分别利用平滑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④ 和实际GDP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各自的趋势成分就分别是结构性赤字和潜在GDP。本文采用BP滤波对各省份的现实财政赤字和实际GDP序列进行趋势分解，利用Eviews6.0的全样本长度非对称滤波进行计算。
3、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潜在时期的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虑各省份基本结构预算余额/潜在GDP的年度变化在中国三大地区之间所存在的空间差异性特征，我们首先按照全国统一和区分东、中、西三大地区⑤ 两种情况，分别计算基本结构预算余额/潜在GDP年度变化的均值与标准差；其次，分别计算全国统一与区分三大地区两种情形时的财政调整时期划分区间的临界值；最后，根据Afonso（2001）提出的财政调整时期定义即可得到中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潜在时期的具体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五、模型设定
六、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非线性效应的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和说明
本文所有基础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05～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模型中所有变量统一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78年＝100）。其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用各省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农村居民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利用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消除通胀或通缩的影响。
2、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模型（3）中存在因变量的滞后项，本文采用两步CMM-DIFF估计模型（3），估计的工具变量选取如下：从滞后2期开始的所有滞后值。其中，Sargan test的原假设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AR（2）检验的原假设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估计结果可知：
（1）Sargan test检验说明，模型估计时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检验结果是可信的。
（2）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正常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是，财政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凯恩斯效应不显著，因为正常时期财政支出的影响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检验，财政收入的影响系数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未通过检验。本文认为，造成财政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以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两个阶段进行说明。在2000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真正成为农村居民沉重经济负担的是各种税费附加，而非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等各项涉农税收。由于本文财政收入数据是指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并不包括预算外的各项非税收入，因而当时这种“费挤占税”的反常现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效应并未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得以反映；在2000年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特别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两税之后，税收对农村和农民的调节几乎处于真空状况，从而导致了这一阶段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说明，政府在正常时期为了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应该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制定财政政策，但因财政收入与农村居民消费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此时应以增加各项支农、惠农支出为主，尤其是政府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等民生性支出安排方面要向农村居民倾斜，加大向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
（3）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特殊时期的总效应存在显著差别。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总效应也一致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政府如果在特殊时期提高税负，由于增加的税收只有极少部分由农村居民负担，此时具有理性预期的农村居民不仅会认为税负上升将会增加政府财力，而且认为政府随后会增加涉农支出以及对未来更加具有信心，即此时财政收入通过预期效应和支出的财富效应以及替代效应等作用方式导致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异化，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反而增加；财政支出在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但在扩张与紧缩两个特殊时期的总效应明显不同。其中，财政支出在扩张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影响表现为凯恩斯效应，即扩张时期的财政支出仍然是凯恩斯效应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财政支出在紧缩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无法确定。模型（3）在全国统一情况下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的总效应系数为0.0388（＋），此时为凯恩斯影响，但是，根据模型（3）在区分三大地区时的估计结果，财政支出的总效应系数此时为－0.0398（＋），即意味着总效应为非凯恩斯影响。因此，对于紧缩时期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笔者认为，造成检验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是实证模型中采用了人均财政支出总量指标，而没有对财政支出按照某一标准进行划分，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中隐藏了支出的结构信息，从而使实证模型在不同情况下的估计结果不一致。在紧缩时期，政府应通过优化支出结构的方式来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即通过支出存量调整和增量倾斜的做法加大与农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性支出。
（4）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消费习惯和农村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仅有0.58左右。造成农村居民收入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偏低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转型时期的农村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而农村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又决定了其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政府公共政策在农村地区长期缺位，尤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导致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等民生性消费支出抑制了农村消费增加。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就是困扰经济运行的一大难题，成为许多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之一。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未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抉择以及推动财税理论的发展具有理论贡献和现实启示。
首先，我们可以据此反思和全面评价中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实践，并对未来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进行展望，从而为后危机时代政府宏观调控决策提供全新思路和实际依据。正处于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一方面，外需锐减使得扩大内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长期依赖高投资所积累的国内过剩产能，只能依靠国内居民消费来消除。因此，扩大居民消费，尤其是刺激潜力巨大的农村居民消费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平稳较快增长的必经途径；另一方面，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剧增。面对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与物价上涨等多重问题交织，需要审慎评估究竟是维持抑或调整积极财政政策。按照传统凯恩斯理论，政府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增支或减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同时也会导致国内通胀问题更加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对于主要依赖现金收入的农村居民而言，政府增支或减税政策的激励效果将可能全部或部分被通货膨胀的财富负效应抵消，其消费行为甚至会因悲观预期而发生异化。也就是说，假如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正处在非凯恩斯效应控制区内，政府为了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反而应采用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即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退出。这样不仅能够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还能有效解决国内相对严重的通胀问题。
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政府对于未来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判断未来财政政策是处在正常财政时期抑或特殊时期，进而决定采取紧缩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
最后，政府在不同财政时期应选择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在正常时期，政府应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实行逆周期调节，通过增加各种民生性支出来实现。在扩张和紧缩两个特殊时期，政府如若一味地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将可能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产生紧缩效应，还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国债或赤字规模。
收稿日期：2011－06－13
注释：
① 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② 这里所说的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主要以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补贴为主。
③ 西藏数据不全，而重庆是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其数据仅从1997年开始。
④ 现实财政赤字＝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地方财政决算支出。
⑤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河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安徽、江西、河南、吉林、黑龙江、山西、湖南和湖北；西部包括四川、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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