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与宋诗的“以文为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以文论文,宋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03(2002)03-0013-05
一
“作诗如作文”是胡适新诗理论的核心，其基本涵义是指作诗要如作文、说话那么自 由和自然。这种自由自然的诗学主张其实是胡适为中国白话新诗这一新的诗歌品种设定 的其与文言诗词之间最为重要的艺术陌生化差别。但近一世纪过去，我们还常常听到类 似胡适留美同学任叔永那样的疑问：中国的诗学积蕴浩瀚丰厚，胡适“何为舍大道弗由 ”，偏偏要“旁逸斜出”，要为新的诗歌品种设定“作诗如作文”的标准?要写这种在 艺术体式上与传统诗词有着极大区别的自由的白话诗?
这其中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简单，是因为“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 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从近体诗的整饬，到词的长短不一 ，再到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就充分显示了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这一客观走向。[1] 因此，在已经有所解放的散曲之后再试作新诗，只能是比散曲更自由而不可能是相反。
然而，一种新的诗歌理论的形成和被接受，原因又是极其复杂的，它与尝试者的诗美 趣味以及一代先驱者的审美意愿紧密相连。在这方面，胡适接受宋诗“以文为诗”理念 的影响应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胡适自己对此早已是供认不讳。
上世纪20年代初，新体诗在国内似乎已成时尚，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创作上粗制滥 造、一览无余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不仅给原本攻击白话和白话新诗的人提供了话 柄，就是作新诗的人中也有人对胡适“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的理论产生了疑 虑。穆木天就认为：“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 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2](P263)为着证明“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证明‘文学革命’主张的合理性”，同时更是为了证明其“作诗如作文”、“作诗如 说话”理论的合理性，胡适写出了学术专著《白话文学史》(原为讲义，曾题为《国语 文学史》出版-笔者注)。在这部著作中，胡适借古人的种种事实，有针对性地对其理论 的来源进行了反复的论述：
老杜作律诗的特别长处在于力求自然，在于用说话的自然神气来做律诗，在于从不自 然之中求自然。最好的例子是：《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九日》……这都是有意打破那 严格的声律，而用那说话的口气。后来北宋诗人多走这条路，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遂 成一大宗派。其实所谓“宋诗”，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3](P211)
韩愈是个有名的文家，他用作文的章法来作诗，故意思往往能流畅通达，一扫六朝初 唐诗人扭扭捏捏的丑态。这种“作诗如作文”的方法，最高的地界往往可作到“作诗如 说话”的地位，便开了宋朝诗人“作诗如说话”的风气。后人所谓“宋诗”，其实没有 什么玄妙，只是“作诗如说话”而已。[3](P245)
有了这样的研究成果，胡适后来便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自己理论的支撑作了顺理 成章的论述：
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词，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 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做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哪儿。宋朝的大诗人的 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 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
宋诗的特点当然不止“近于作文”、“近于说话”。除了近于作文、近于说话的“以 文为诗”外，它还具有“以议论为诗”和“以才学为诗”等特点，且三者是相辅相成， 互为因果，缺一不可的。吴小如、葛兆光等学者分析道，由于唐时近体诗发展到精湛极 致的格律谨严和诗歌艺术本身必然的“起而拨正之”规律，加之“安史之乱”后诗人从 注重个人内心世界转向对社会的更多的关注和宋时理学的兴盛，于是出现了滥觞于杜甫 韩愈而大成于宋时的打破格律，追求平淡自然，以日常语言入诗并重在讲道理发议论， 哲理性强且多直达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歌。而为着避免诗的过分明白 和直达，才情横溢的宋诗人在“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做到了“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 出处”，尽显其“以才学为诗”之特色[4]。一般来说，无论后人对宋诗是褒或贬，但 对于严羽所概括的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和“以才学为诗”的三大特点 都视之为权威的结论。胡适其实很清楚宋诗的种种特点。从他青年时期所作的旧诗看， 说理、议论、以口语入诗等显然就与意象密集的唐诗走的不是一条路。他与严羽所不同 的只在于，严羽对于宋诗是从反面来总结，对宋诗持全面贬抑的态度，主张回到盛唐， 主张复古；胡适则是从正面评价宋诗，并不一味肯定或否定，而只是从宋诗中“挑选自 己所需要的师从对象”[5](P230)。他后来这样论述道：
(南宋)有个严羽，著了一部《沧浪诗话》，极力攻击宋人的诗，主张回到盛唐，回到 汉、魏、盛唐。他用禅门的话头来说诗：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 宝以下人物……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 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 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 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 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
严羽论宋诗的流弊，确然不错。但他因此便主张极端的复古论，要人立志不作开元、 天宝以下人物，这就错了。[6](P90)
胡适认可严羽关于宋诗三个特点的归纳，尤其赞同他关于宋诗盛行“用典和韵”等流 弊的说法，却对严羽“极力攻击宋人的诗，主张回到盛唐，回到汉、魏、盛唐”的做法 不以为然。他认为，宋诗虽然存在“用典和韵”等不足，但有不少独特之处，“宋诗的 特别长处”就在于“自出己意以为诗”[6](P91)和“用说话的口气来做诗”。
而且，在胡适看来，不仅是近千年前对宋诗做出权威性结论的严羽“不识庐山真面目 ”，就连近代“宗宋”的诗人也不晓宋诗的真正好处。他曾感慨地说：
最近几十年来，大家爱谈宋诗，爱学宋诗。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明明白白的说出宋诗 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依我看，宋诗的特别性质全在他的白话化。换句话说，宋人的 诗的好处是用说话的口气来做诗；全在做诗如说话。[6](P74)
其实，并非“宗宋”的诗人不晓得“宋诗的好处究竟在什么地方”，只是“学古”目 的的差别和生活感受的不同，加上“宋诗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使它能为诗见决然不同的 对立面提供经验和启示”[5](P214)，使他们对宋诗的认识与胡适有所区别而已。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宋诗在清时兴盛，与清代诗人身处末世的生活感受和传统的崇古 精神都有关系，同时也不能排除诗人具有通过学古而超古的意图。尤其是清末学宋的诗 人，其“僻涩瘦硬”诗风的形成，就与其“穷愁”“苦恼”的心理有关，是身处末世的 生活感受使这一部分诗人与盛唐“纵横饱和、瑰伟豪荡的大气象无缘”。此外，在他们 的内心深处，多少沸腾着宋代诗人反拨唐音的大胆革新的精神。如刘纳先生所指出的“ 陈衍强调‘变化’，沈曾植斥‘呆’扬‘活’，正是希翼以‘活’与‘变’对古人建立 起来的诗歌网络多少有所冲破”[5](P213)。但说到底，也只是希翼通过“宗宋”来“ 苦苦扩延着”已近末路穷途的古典诗歌传统，毕竟中国诗歌发展到清代，即使是繁华一 时也已是回光返照，诗人无论是“宗唐”还是“宗宋”，都也仅仅是“宗古”而不是别 开生面。因此，如果说，胡适从宋诗中所看到的好处是“做诗近于作文”、“近于说话 ”，并积极借鉴其已有的经验以另创新体诗，那么，近代“宗宋”的诗人也并不拒绝或 否认这一遗产。只是宋诗人留下的多方面的诗歌经验，加上“宗宋”者持守古典传统的 立场，使他们在理论认识上无法迸发出象胡适那样的“明明白白”的对于“做诗近于作 文”、“近于说话”的重视和自觉。
话说至此，我们已经看出，胡适之所以要“旁逸斜出”地走“作诗如作文”的道路， 既不是他的一时兴起，更不是他“漫不经心的信口开河”，而是来自他对文学演变规律 的把握和宋诗对他的深刻的影响。当他在西方文学的比照下，对“百年文学久枯馁”的 状况产生了不满，苦苦思索着中国诗歌的新的出路时，是宋诗“以文为诗”的理念和历 代文学演变的事实给了他灵感。既然在公认为诗歌高峰的唐诗之后，宋诗能以其“以文 为诗”的特色成为“新的一轮诗歌语言陌生化运动”[4]，那么，打破格律、用说话语 调、用白话写作的新体诗有无可能开辟出一个新的诗歌时代?我们有理由推断，“作诗 如作文”这一诗界革命方案就是胡适这样猜想出来的。
二
当然，宋诗“以文为诗”的理念能够进入胡适的视野，胡适能够萌发诗界革命之念头 ，还与20世纪前后世界诗歌主潮的启迪有关。
近百多年来，随着个性解放，争取自由、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在世界范围内，一个 摆脱传统韵律，实现诗的现代化的狂潮也逐渐兴起。到20世纪前后，已席卷了整个西方 诗坛。这一狂潮的始作俑者，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要求艺术和生活的自由的德国 的“狂飙运动”，而后是19世纪初英国反古典主义定律的浪漫主义诗歌，到了现代，则 是20世纪初的法国象征主义诗和欧美意象派诗。这些文艺思潮和流派，尤其是三大诗歌 流派，它们的艺术追求及成就各各不同，甚至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叛逆或超越，但有一点 努力却极为相似：在诗歌艺术上，都共同主张诗歌韵律的绝对自由，抛弃传统的英国无 韵五节格或法国亚历山大格等格律形式。这种努力及其获得的经验，尤其是其积极变革 的精神，通过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无疑给年轻的胡适以极大的启示。
胡适的留学日记里就留下了他赞同欧美意象派理论的记录。在胡适与意象派关系的问 题上，有人认为胡适受其主张启发，[7](P272)也有人认为“他并没有受到所谓‘意象 派’的影响。”后者的理由是：“胡适的诗学主张其实同‘意象派’很少共同之处甚而 大有差异。”[8]
如果单就诗美风格而言，胡适的追求确实与意象派的意象凸现、简洁凝练的风格大异 其趣，正如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诗歌和朦胧晦涩的象征主义诗歌与胡适明白晓畅的诗美 追求毫无共处一样。但我认为在西诗影响问题上，引起胡适注意的并不是意象派的独特 的诗美风格，而是这一诗派所表现出来的打破传统格律，争取自由和自然的大胆革新的 思想。因为连否认胡适受到意象派影响的童炜钢先生也不得不承认，胡适是将意象派引 以为同道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意象派所宣称的六大原则中的这样一些话：
创造新韵律，并将其作为新的表达方式，不照搬旧韵律，因为那只是旧模式的反映。 我们不坚执“自由体”为诗歌写作的唯一方法，我们之所以力倡它，是因为它代表了自 由的原则。我们相信诗人的个性在自由体诗中比在传统格律诗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
允许绝对自由地选择诗的主题。[9](P445)
而胡适在完整地抄下意象派的六条原则后，曾明白表示：“此派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 似之处。”
那么，胡适是受意象派影响还是恰巧与意象派心有灵犀?我认为应该是先受影响，获得 启发，而后在思考探索过程中才进一步感到见解“相似”。毕竟至1915年提出“作诗如 作文”主张和1917年抄下意象派诗人的六条原则时，胡适已在美国学习、生活了好几年 。而这几年，正是欧美意象派在美国诗坛兴盛的时期。喜好诗文，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 一样以吟诗作赋为能事，同时又具有极其强烈的求知欲和使命感，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胡适，是绝不可能对新生事物的欧美意象派毫无兴趣、从不过问的。且不说自打到美 国读书的那一天起，胡适就开始选修西方文学课程，大量地阅读伯郎宁、弥尔顿、华兹 渥斯、拜伦等的诗作和莎士比亚、萧伯纳、易卜生等的戏剧。此外，他还常常阅读英美 的报纸。而在20世纪初的美国，报纸早已成为文学的媒体之一，胡适当时正是从《纽约 时报》抄下意象派诗人的六条原则的。而且，梅光迪在1916年因不同意胡适的“作诗如 作文”等文学革命主张时，曾列举了他所认为的象意象主义、自由诗这样的所谓新潮流 ，劝告胡适“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9](P357)。如果在此前胡适不 了解意象派，未接受意象派的影响，梅氏何必要出此言呢?只能说，梅光迪的劝告，恰 好印证了西方诗歌主潮包括意象诗派曾经给予胡适相当的影响的这一事实。
在当时，西方诗歌主潮的影响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并非只是胡适一人如此。周策 纵先生就认为，胡适在诗的见解主张上，除了受英国湖畔诗人的看法及美国意象派主张 的启发和中国传统诗词的影响外，还受同时代人主张的影响。[7]
受同时代人影响的实例是不难找到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五四时，胡适的许 多假设和论断，其实并不完全是他个人思考的结果，它所体现的其实是当时先驱者群体 的共同的追求。从胡适1917年以前比较平和客观的文风变为1918年后比较偏激的话语策 略的演变过程，胡适作新诗从个人风格独特的文白夹杂改为决心只用白话不用文言的变 化过程，都分明留下了陈独秀关于强调白话正宗的果决与钱玄同对胡适作新诗“未能脱 尽文言窠臼”的批评等先驱者群体互相支持、相互促进的印记[10]。
最近还有学者引胡适邀周氏兄弟等时贤为《尝试集》“删诗”为例：
通行本的《尝试集》(增订四版)，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心血的凝聚。在“确立经典”这 个意义上，“删诗”所涉及的，远不只是诗人本身，还包括第一代白话诗人的审美眼光 、新诗发展的趋向、白话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等饶有趣味的问题。
白话诗“奠基之作”的最终刊定，得到诸多时贤的囊助，这件事本身就耐人寻味。更 何况“删诗”史料的发现，对于理解第一代白话诗人的趣味，是不可多得的机遇。[11]
这一事例更让我们参破了历史的真相：既然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的最终刊定， 是得到了鲁迅、周作人等“诸多时贤的囊助”，“并非只是胡适个人心血的凝聚”，那 么，第一代白话诗人的审美眼光，第一代白话诗人的趣味与胡适趣味相近，以及同时代 人对胡适诗学主张的认同，当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情。
三
概言之，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的建构，既与中国诗歌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有关， 与西方诗歌主潮影响下整整一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关，但是，更与宋诗“以文为诗”理念 的影响有关。假使不是西诗的比照，胡适不会萌发变革旧诗的念头，但如果没有宋诗“ 以文为诗”理念的影响，胡适也许无法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同时，如若不是顺 应了文学趋新求变的陌生化本能并得到了同时代人的支持、囊助，就算胡适再努力，再 热衷，“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设想也不可能在中国实现。
诚然，胡适的“作诗如作文”与宋诗的“以文为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起码二者的 陌生化前提就有着极大的差别。宋诗的“以文为诗”的陌生化前提是旧体格律，旧体格 律诗在格式、韵律、用典、对仗以及虽不密集但仍然重视的意象创造等方面，使得宋诗 在说理、议论和口语化的同时仍能葆有传统诗词所特有的含蓄、凝练、和谐等诗美特点 。比如说，为着避免诗的过分明白和直达，宋诗人在“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做到了“用 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陌生化目标却是要造出一种在章 法、韵律、意象等方面完全迥异于旧诗的白话新诗。当着诗歌“完全打破词调曲谱的限 制”、“不用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后，要想写出含蓄、凝练、和谐的新诗 ，其难度之大当可想而知。同时，在胡适“作诗如作文”理论的诸多阐释中，为着急于 达到诗体解放的目的，有些论述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之类 ，往往还会起到理论误导的作用，给新诗质量的提高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也正是“作诗 如作文”迭招物议的缘由所在。而且，确切地说，胡适新诗理论的诗学依据其实也并不 仅限于宋诗，他在建构新诗理论时，对传统诗学的借鉴是有所选择而又全面的。这些， 笔者都将在另文论述胡适新诗理论的得失时细说。但无论如何，胡适在尝试新诗的前后 ，其选择的师从对象和再三论证的诗学依据都以宋诗的“以文为诗”为重，便可看出宋 诗的“以文为诗”对于胡适新诗理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