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尼西亚（1997-1998年）经济危机的社会学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尼西亚论文,经济危机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必须首先讲一下我报告印尼情况的经验基础。我不是研究印尼问题的，但是我目前所在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亚太研究院，是西方世界研究亚太地区的三大中心之一，它对印尼的研究集中了最多的人力，因为印尼的状况对澳大利亚的利害关系非同小可。（注：这便是为什么1999年联合国向东帝汶派遣维持和平部队时，澳大利亚承当了主要的角色。2000年2月在印尼首都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危机国际观察中心”，主任一职，由国际权威学者Harold Grouch博士担任；他是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擅长东南亚地区军队与政治关系的比较研究。）有个笑话，说自从1997年下半年印尼发生危机，澳大利亚国防部24小时都盯着，怕的是印尼情况失控之后，难民潮涌入。那样澳大利亚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得当兵，保卫边境，否则挡不住。大家知道，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两亿多人口，澳大利亚的全部军队也只有七万人（注：根据上述“观察中心”提供的数字。所以，如果印尼难民蜂涌而至，澳大利亚是穷于应付的。）。我虽然不是研究印尼的，但是处身于那个环境中，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参加关于印尼的各种讨论，包括学术性的和一般的。我下面报告的，主要是基于我的同事们研究印尼的一些经验观察。我先概述他们对印尼状况的描绘，然后从发展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的角度，对印尼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继而由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印尼当今一切重大的事件，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一次重大政治冲突，即被称为"9·30"事件的那场军事政变。1965年，印尼共产党在该党主席艾地的领导下，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不执政的共产党，而且他们的党员进入当时的政府当了部长。（注：当时印尼共产党的党员达到三百万人，仅次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在苏加诺(Sukarno)总统的领导下，印尼政府当时同中国的关系极其密切。1965年9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军事政变，奠定了苏哈托(T·T·J·Suha-rto)政权的基本架构。政变当中有七位将军被暗杀，到现在，暗杀的内幕仍然是印尼政治里的一团谜雾。在1965年"9·30"政变之后，印尼全国发生了极为罕见的大屠杀，持续了将近三年时间。事后，印尼的外交部长和警察部署承认，有大约一百万平民被无辜屠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印尼的华人。西方公正的学者们把这次屠杀称为20世纪最没有被追究的Holocaust（这个英文词原是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种族大清洗）。
这样，苏哈托就推翻了苏加诺的文官政府，自己当了总统，宣布了五项基本统治准则，这五个准则包括：相信神；相信宗教；保护印尼土著人的利益；尊重军队；要高度防范外来势力对印尼国家安全的威胁。我曾经问过印尼的几位学者，这个外来威胁指的是谁，他们说就是指中国。中国被印尼统治阶层称为印尼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到今天仍然不变。（注：这种敌情观念直到1999年Abdurrahman Wahid（瓦希德）当选为总统后才正式改变。实质上，在苏哈托当政的中后期二十多年里，“中国威胁”只不过是个说辞，以用来镇压反对他的势力，维持他的统治。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苏哈托政权找不出任何实在的证据来支持“中国威胁”论。）印尼军政府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在国内不断地迫害华人，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民族基础。这表现在，从统计资料来看，全世界华人华侨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分布，最多的居住在印度尼西亚。根据一项系统研究，到九十年代初期，在印尼仍居住着将近750万的华人，这个数字是全世界华侨的20%。占第二位的是泰国（有600万华人），第三位是马来西亚（有550万华人），第四位的是新加坡（有250万华人），第五位的是缅甸（有160万华人）。因为印度尼西亚本国的人口庞大，这750万华人在他们国家里仍然显得很渺小，只占每一万人口中380个，远远低于在许多国家里华人的比例。比如在马来西亚，十个人中有三个华人。但这微小的人口比例在印尼却掌握着非常庞大的经济资源。根据九十年代初期的统计，3.8%的华人却控制了印尼73%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这已经是经过苏哈托军政府压制了几十年之后的比例，如果不受政治势力压制，华人控制的经济力量会更加可观。（注：参见The Economist（《经济学家》）1992年7月18日第21-24页："The Overseas Chinese:A driving force"（《海外华人是驱动力》），和该刊1996年3月9日第12页的表格。）印尼华人向西方移民的倾向非常严重；这次印尼发生暴乱期间，到澳大利亚领事馆和移民部门申请投资移民的人数猛增了四倍多，印尼华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苏哈托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依赖力量是他和军队的关系。因为他在政变之前是印尼战略后备力量(Kostrad)的总司令（然后又是总参谋长），这是印尼军队中最精华的部队（现在有17000人），主要驻扎于首都大雅加达地区和一些最重要的战略要塞。印尼军队在全国的分布非常不平均，因为印尼是由一万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不可能在每个岛屿上都按比例来驻扎军队。这次印尼危机期间，军队最关键的部分集中在雅加达周围。澳大利亚的战略分析家认为，只要在这周围的地区，苏哈托能控制住局势，其它小的岛屿上即使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事件，都不至于动摇他的政权的根本基础。苏哈托和军队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家族关系的色彩，他笼络军队的办法非常具有东方特色，同西方军队中正规的等级制有很大的不同。他竭力把同将军们的关系搞得如同父子关系，对将军们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儿女们的出国留学和成家立业、赡养父母长辈等等，都弄得很清楚，照顾备至，舍得花钱。而且，苏哈托不仅采取怀柔政策，他惩罚手下的将军们的手段也是非常酷烈的。在任何时候，只要他发现有任何人对他的个人忠诚有所动摇，这些人就会受到毫不留情的清洗甚至被暗杀。
苏哈托不仅靠军队掌握政权，而且扶持了一个同西方多党制在外观上类似的政治架构，这个架构称为“全国人民选举团大会”(The peop-le's Consultative Assembly)，有一千名成员。这个大会中首先是他自己的执政党，叫“郭尔卡”(Golkar)。印尼选举程序不是按一人一票，而是按专业集团的分配比率来分配选票。这些专业集团中最重要的是军队、军官团。在印尼选举团大会里，军队长期以来控制着将近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只要控制了军队的选票，就可以操纵选举团。同时，苏哈托还培育了三个"Licenced Small parties"，即三个允许合法存在的小政党。在这次印尼危机发展的关键时刻，这三个小党中的一个成了真正有力量的反对党，这就是前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梅嘉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领导的一个小党，对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苏哈托控制了军队，操纵了选举团，同时，在很多年之前，他就制定了一部“量体裁衣”的宪法。宪法在制定时考虑到了苏哈托个人的一切需要，包括他的强点和弱点。这部宪法对他最合身，换个人就不合身了。这是他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外貌。比如，在这次印尼危机前期，人们就怀疑，如果苏哈托坚持不下去而下台的话，谁能够当他的后继者？宪法上规定是副总统。苏哈托选哈比比(B·J·Habibie)作副总统，就充分体现出他统治的技巧和他对未来的担忧。哈比比出身贫寒，苏哈托把他从儿童抚养成人，又送他到德国去留学。哈比比拿到了工学博士，在欧洲航空业界做了几年高级工程师以后，苏哈托召他回来主持本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苏哈托不仅是他的养父，也是他的救星。苏哈托选了这样一个人来当副总统，根据“量体裁衣”的宪法，在总统因为任何事故而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只有副总统才可以接班，而且接班的任期要到总统本人的任满之时。也就是说，按照宪法（如果它不遭到修政的话），到2003年，哈比比才能举行另一次选举。这就是苏哈托安排的政治架构。
下面我报告一下，印尼在苏哈托统治下，在这次危机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表现。这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被视为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经历的最大危机。在此之前有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但是没有哪一场危机象这场危机一样，几乎是无边界地横扫了那么多重要的国家和地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极其巨大的。这些伤害可以从三个含义上讲，第一个是人员的伤亡。在印尼几天的暴乱中，有很多人被杀死，有多少人，现在还不清楚，因为印尼只要有一点动乱，就有人要掉脑袋。至于有多少人丢掉脑袋，永远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挑战。印尼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人被杀死后丢到哪里是不大容易找出来的。而且他们那里又那么热，还有鳄鱼，一会儿尸体就没有了。所以，反对派说这次被屠杀的人，已经到了两千，但是军方说只有500人。我们知道，根据现代史上多次大动乱的经验，军队和反对派所提供的死人数字，往往是两个极端，取个中间值是个比较客观的近似估算。对这次印尼动乱取个中间值，也有一千以上的人丧命。（注：根据“印度尼西亚危机国际观察中心”主任Harold Crouch博士提供的估计数字，约1200人被杀死和烧死于1998年5月的暴乱。）这么多人在和平时期被杀害，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件。
另一个伤害对印尼是更为深刻的，根据亚洲发展银行和欧美多个经济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到1998年春天为止，印尼的经济整体和综合经济国力，规模缩小了多少呢？在一年半前即危机爆发之前，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兑换率计算是2260亿美元，到了1998年2月份，这个数字降到510亿美元，缩小了4.5倍。短短一年多，外国没有开进来一辆坦克，没有扔进来一枚炮弹，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被搞成这个地步，这个危机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印尼货币“盾”(rupiah)对美元的汇率在最厉害的时候贬值超过百分之八十，这是非常震憾性的事情。（注：如果不是根据货币兑换率，而是根据实质经济规模来衡量，印尼GDP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左右。该国股市总价值同时期下降了几乎一倍。详见Fortune（《财富》）杂志1998年9月7日第36页图表The Economist 1999年1月23日第72页图表和The Economist 1998年8月22日第56页图表。关于这类比较的更系统的讨论，参见Charles Wolf,"Three Systems Surroundedby Crisis,"In The Chinese Economy:A New Scenario,A Conference Report,edited by Murray Weidenbaum and Harvey Sicher man.Philadelphia: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1999年版（《危机包围的三个经济系统》，载《中国经济：一种新的状态》会议论文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出版）。）
在这次危机中，令人深思的是印尼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与国际上对印尼的希望，以及与东南亚其它遭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其他政府的调整措施，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要讲反应敏捷的新加坡和比较敏捷的香港这类例子，就拿在发展水平上同印尼比较相近的泰国和马来西亚来看，就非常具有启示意义。马来西亚在受到金融危机袭击时，马哈蒂尔首相把所有责任归于国际金融狙击手的兴风作浪，对他们进行猛烈的道德谴责，指责他们的货币投机对社会大众公共利益毫无一点益处。从他的话语里可以听到古典基督教时期对市场经济和货币的谴责，也能听到莎士比亚时代对高利贷者的谴责。但谴责归谴责，马来西亚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却并不是那么迟缓和愚笨的。马哈蒂尔把宏观调控的权力交给他的副手领导的一个专家班子去作，所以采取了迅速的调整手段。比如，金融风暴在1997年7月初打击到泰国，很快蔓延到马来西亚。到该年9月4日，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猛烈的反应措施，宣布暂停高达100亿美元的长期投资计划，经济紧缩开始。在同年12月5日，马来西亚政府又把紧缩从基本建设推广到了其它消费领域里面，其目的就是抑制对外国货币的更多的需求。马哈蒂尔当局的紧缩措施还包括：大大削减政府的财政预算达18%，无限期推迟全世界最长的管道建设计划，冻结马来西亚对海外的扩张性投资，冻结新的公司上市，把政府各部委的高级官员和雇员的工资砍掉10%，等等。简言之，马哈蒂尔发出的道德谴责并没有影响在关键时刻他让专家班子们去推行宏观调控措施。这些措施甚至博得了包括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之类十分挑剔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赞同。（注：参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time to get radical"（《拯救亚洲：是该变得激进的时刻了》），Fortune1998年9月7日"No Free Lunch"（《没有免费的午餐》专栏），和他的另一篇很风行的短文："An Open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Mahathir"（《致马哈蒂尔首相的一封公开信》），New York Times Magazine（《纽约时报杂志》），1998年9月1日。）
回过头我们来看看印尼政府在干什么。当印尼被金融风暴袭击时，政府摇摆不定，它一会儿宣布要砍断印尼盾同美元挂钩的汇率，这个挂钩汇率在既定条件下是使投机者非常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但过了一会儿，印尼政府又宣布实行了浮动汇率就会造成印尼盾的进一步滑落，会进一步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因此要重建固定汇率，把印尼盾同美元在新的交换比率上重新挂钩。这样摇摇又摆摆，在危机时刻，给市场送去一个个动荡不定的信号，进一步推动和助长了国际炒作。因为这是有可能大赚钱的时刻。印尼政府送出货币比值大起大落的信号，国际炒家们更在那儿盯着，大进大出印尼的钱就更富有戏剧性，造成整个印尼国家的货币信用几乎降到了零，导致印尼的中央银行都不能开出信用证。
印尼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同意停止发展大的工业计划（这些可以称为“印尼式的大跃进计划”）。苏哈托当年把哈比比揽回来，目的就是在印尼上航空工业等等。大家知道，全世界航空工业只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印尼这样一个低度发展中的国家，平均教育水平那么低，它也要硬着头皮上航空工业，好象上航空工业同上方便面工业差不多。再一个大项目是苏哈托的一个儿子邦邦的国产汽车计划。其实根本就不是国产车，除了印尼制的外壳之外，里面的重要部件，都是日本三菱公司的。但是他一定要上这样的大项目，为什么？理由是"National Prestige"（“事关民族的荣誉”），花大钱也要脸上光彩一下。国际上很多经济顾问机构都说，这些项目都是长期计划，依靠短期国际借贷支持这样的长期发展计划，是非常不可靠和不得当的。这类“超规模”的项目，都是要消耗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元的大计划。苏哈托一方面承诺，要停下来这些大项目。但他是讲归讲，做归做。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的人走了之后，他想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为什么？因为这些项目都是他的儿子、女婿或义子们在主持，停不了，没人能使他们停下来。
所以，以上两种危机处理方式，是印尼政府自掘坟墓的作法。印尼政府之所以不能采取比较理性的对付危机的办法，一个重要原因是招标公共工程、基建项目的这些人是政府首脑的儿子、女婿或义子。苏哈托信伊斯兰教，反对计划生育，所以他有很多子女。这个庞大的家族攫取的印尼国民财富据最低估计是350亿美元，这是印尼盾贬值80%以后的估计。（注：关于苏哈托家族变国家资产为私家财富的手段和因此而招致的民怨，参见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1998年1月25日第C01页："Suharto and Sons"（《苏哈托及其儿子们》）；Business Week（《商业周刊》）1997年6月16日封面专文："Suharto Capitalism"（《苏哈托式的资本主义》）；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亚洲华尔街日报》）2000年2月11-12日头版报道："Jakarta Names Suharto Suspect as ProbeGrows"（《随着调查深入，雅加达正式指名苏哈托为贪污腐败嫌疑犯》）。苏哈托本人任总统期间，是几十个神秘的基金会的主席，这些基金会的活动和帐目从不对外公开。同时，他的政府专门把最有利可图的垄断经营权批给他的子女和亲属。据印尼《罗盘报》报告，在他的小儿子主管“丁香贸易局”的五年期间，就搜刮了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曾经有一名贫穷农民因为无法忍受该贸易局的剥削而被迫砍断自己的一只手（Yahoo！新闻－国际〈中央社〉新加坡2000年3月1日专电）。）所以，在苏哈托统治的后期，印尼任何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发点都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他的家族利益。用英语中一个专门讽刺他家族的短语说，说是"The first family comes first"（“第一家庭第一照顾”或“首先考虑第一家庭”）。现在人们就看哈比比上台之后，是否延续苏哈托32年统治下的政治、金融、法律等方面的道路。人们现在主要的怀疑是，哈比比自己就是苏哈托用那个方式栽培大的，哈比比本人就是18家巨大国营公司的总裁，这18个公司又互相持股，盘根错节，对国家的支柱产业有巨大影响。哈比比能不能比较理性地采取改革措施，是个太大的未知数。（注：事后证明，哈比比没有能够摆脱苏哈托路线的阴影。在哈比比的包庇下，法庭放弃对苏哈托家族的调查起诉（基于注⑨的报道），这进一步激起了民间的反抗。）
上面我简略地引述了我在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听取专家们对印尼这次危机的观察，下面我想就这些观察来谈谈我自己从发展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初步思考，它涉及到这些学术分枝里经常论战的一些问题。
印尼独立之前，是荷兰的殖民地。独立之后，印尼的领导层想把国家从农业经济推向工业经济，从落后国家推向先进国家。这就是devel-opmentalism，可以译作“发展至上主义”或“发展挂帅路线”。发展研究(Developmental Studies)中一个经久不败的话题，是经济发展同规范之间的关系。规范的反面是非规范，英文是irregularities。以前，我们国内学术界对非规范注重的更多是在第二个层次上，我把它称为“行为不规范”(behavioral irregularities)。不规范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层次，在我们国内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我姑且把它称为“制度的不规范”(institutional irregularities)。制度的不规范同行为的不规范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在分析的意义上应该把它们拆开。制度的不规范，是指在制定正式的成文的法律、规章和制度的时候自相矛盾，系统性的不一致，在严重的情况下明显地互相冲突。举个例子，某个国家的中央或联邦政府制定某个方面的法律，在各个州或省、市也有相关方面的法律，而对这些地方法规细究下去，就发现，它们同中央的或联邦的法律不一致。或者，一个中央或联邦政府的法规是这样写的，而政府的某个部颁布的那些行政命令，同中央政府正式制定的那些法规之间不一致，甚至严重冲突。所以尽管该部官员们手里拿着的都是一些“本本”，这些“本本”都是政府某部的正式规则，但是，用这些“本本”去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它们不是指导你，而是使你困惑和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从，其覆盖面决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而是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某一行为领域或某一产业和行业，因为是中央颁布的法规同中央某部官员的行政指令不一致，或中央的法规同地方的法规不一致，这种状况我把它称为制度上的不规范。这一点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的国家尤其明显，不管这个国家名义上是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比如，菲律宾有个规则，晚上九点钟以后，在很多区域车子不准带人。这个规则是以前政府军与游击队打内战的年代里制定的，很多年后还不废除。弄得晚上九点之后，就没法搞运输了，警察随时会把你挡下来。你要想通行过去的话，或者是要得到他的顶头上司的同意，或者是买通路警。（注：此事例是由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在非正式讨论中举出的；他曾经在菲律宾做过多年的实地研究，考察该国的土地政策和乡村政治。）另举一个例子，我们可能更为熟悉：我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或私营企业有一套正式的法规（包括税收方面的）；到了县、镇、街道基层，又有附加的多如牛毛的规定和“管理办法”、“试行措施”等等。每一层的规章，都与上面各层的不相配合。其结果，当然是乱象众生、腐败横行。这样，从制度的不规范，一下子就蔓延出广泛的行为不规范。因为制度不规范，非常容易创造一个方便的环境，使行为的不规范变得无所节制，甚至演变成常态，即常态型的胡乱作为。对这种大面积的失序状态，你是无法处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制度的不规范才能导致行为的不规范，或者，只有不规则的制度才能导致不规则的行为；往往，即使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出现不规则，在行为上也有可能出现不规则。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一部好经，给和尚念歪了”，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乃是行为层面的不规范，用法律的语言讲，可以称之为执法方面(enforcement)的不规范，不是立法(legislation)方面的。制度上的不规范主要讲的则是立法方面的不规范。
在一个法治比较严整的环境里，制度层面上的局部不规范，可以通过即定程序(du process)得到较快的调节。举个例子，在“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先有许多states（原义为“国”，以后被改译成“州”），后有联邦，很多州之间的法不一致。发现这个问题后，美国做出一套有效的反应，就是：地方法和联邦法有冲突的时候，以联邦法为准。虽然在历史上地方法先于联邦法，但是在权威上，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在地方有立法而联邦没有立法的领域，按地方法行事。相应地，当地方法与联邦法之间的衔接处出现含糊点，遇到具体问题而无法界定时，就要立新的法。如果对这种含糊之点上的地方法和联邦法的相对权威性发生疑问和争执，就要诉诸宪法。在一个比较严整的法治系统里面，要有一套程序和中介来解决立法和执法，或者制度层面同行为层面上出现的不规范。
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更遑论转型中的国家），在两个层面上都有持续不断的不规范。这些非规范，在这次印尼的危机以及在整个东南亚1997-1998年的危机中，都能看到它们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些不规范，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最后都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家能力或国家效能(State Capacities)。在讨论国家效能时，我们要回顾一下1982年出版的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名著，由Chalmers John-son（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政治系教授）所写的，研究日本的通商产业省与日本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注：《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d policy,1925-1975》（《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在总结政治经济学这方面关于国家效能的思路和探讨时，Johnson引伸出两个概念：一个是“发展国”(the developmental state)，就是以经济发展挂帅的国家政权。另一个是“规范国”(the regulatory state)，就是以制定和执行规范为主要职责的国家政权。日本的国家政权更靠近“发展国”的模式，而美国的国家政权则更靠近“规范国”的模式。Johnson认为，对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国家政权应该是“发展国”取向，以经济发展挂帅，因为该国欠缺经济实力最基本的要素，又穷又落后又没专业技术知识。在做这种讨论时，Johnson是把日本这种发展国模式同苏联工业化模式划得很清楚的。因为在苏联模式中，国家政权不但以发展为目标，而且自己在经营发展，有太多的国有国营企业。日本的“发展国”模式中，发展的具体任务是由私有企业和市场来运作的，政府的行政机构大力介入发展过程，扶持民间企业，但并不插手于企业的日常运作。而在美国，以制定规则为己任的国家政权考虑更多的不是发展速度，而是公平竞争。象体育比赛一样，他不管个人的成绩优劣，谁胜谁负，他管的是比赛本身是否合乎规则。
制度层面和行为层面的不规范，到了什么时候就变得特别容易诱发系统性的(systemic)危机呢？就是当一个后起国家已经从比较简单的经济、比较封闭的经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成长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外向型的、同国际经济交往密切的、全球化已经有了明显长进的时候。进到这个阶段，国家的效能就应该有相应的重点调整，就要越来越强调制定和执行规则的国家任务(state functionings)。换句话说，日本式的发展挂帅的国家定位要越来越走向美国式的规范为主的国家定位。
欧洲研究经济史的一位学者说，（注：详见Bruce Koppel,"Is Asia Emerging of Submerging?"（《亚洲是在升起还是在淹没？”），Nordic Newsletter of Asian Studes（《北欧亚洲研究通信》），1997年12月，第4期，第5-10页。）亚洲目前遇到的危机，反映了一个深刻的发展阶段的问题。亚洲的发展模式里，政府的文官系统，与私人企业密切牵挂，互相交缠在一起。以经济发展挂帅的这种体制，已经度过了最适合它发挥正面效力的时代了。亚洲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发展道路上属于第二代的挑战(the second generation challenge)，和第一代的挑战已经不一样了。第一代挑战对于亚洲表现为：这里是西方文明之外的一个世界；这里很多国家都做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里缺乏资金、缺乏技术、缺乏企业管理的人才、缺乏制造业的基础等等。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对解决属于第一代挑战的问题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现在亚洲遇到的第二代挑战的最大特点是全球化，舞台再也不是传统的“国民经济”(the national economy)，而是the trans-national ec-onomy（可以译为“跨国界经济”）。象以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等基本指标都隐含着一个国家边界以内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第二代挑战全球化所展示的多层面的特征才刚刚被我们目击和体会到，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感到它给我们的应接不暇的新东西，多半是我们目前还不怎么适应的东西。（注：参见Alfred Eckes,"Turmoil in Asia:A systemic crisis of globalization"（“亚洲的大混乱是全球化引发的系统危机”），会议专题报告，1998年6月14-17日于台北市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并参见News Week（《新闻周刊》）1998年10月12日的专刊："The Global economy.Global shock"（《全球经济——全球震荡》）和该杂志1999年2月1日专刊："The world economy: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世界经济：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在全球化的现今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样东西穿越国境的大进大出，资金的大进大出和信息的大进大出。资金的大进大出在亚洲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太生动了。你这个国家的货币的汇率同美元挂钩，意味着大笔资金投进你的国家，我冒的风险很小。情形一不对劲，我可以立刻把你的本币换成美元汇出去，因为这种汇率无波动的自由兑换是你们国家中央银行的正式法定承诺。国际炒家冒较小的风险，把大笔资金弄到你的国家来炒作。当他发现情况不对头的时候，弹指之间就把大笔资金换成美元送出国界。这种资金的大进大出，就使得原来“国民经济”格局下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效能变得非常脆弱。举个例子，1997年首发金融危机的泰国就是这样。在危机爆发之前，截止1996年的年底，欧洲的银行向东亚贷出3180亿美元，美国的银行贷出2600亿美元，日本的银行贷出460亿美元。（注：参见David Mc.ally,"Globalization on Trial: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in East Asia"（“全球化受审判：东亚的危机和阶级斗争”），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1998年9月号，第50卷，第4期，第1-14页；The Economist 1997年10月25日专文："Capital goes global"（《资本走向全球》），第99-100页。）泰国吸收了其中的700亿，印尼吸收了其中的56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钱滚滚流向这个地方，就是寻求比在欧洲和美国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而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实质经济的增长里，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美国和欧洲的，在制造业中找不到，那只能从房地产、股市和货币买卖中去寻求暴利。暴利（即暴涨）的反面就是暴跌。泡沫经济和“繁荣”就是这样给刺激出来的。等到东南亚国家几个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没法给他们那么高的回报率，没法给欧洲、日本、美国的财团还债，宣布破产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那些外国大财团就发现情况不妙，赶快撤出，于是就造成了泰国的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崩溃。印尼的泡沫经济情况比泰国的还严重，所以危机立刻就传染到印尼去了。资金的大进大出又是以信息的大进大出为软件的，信息包括了信息技术、真实信息和引起恐惧的半真半假的信息直至谣言。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有了资金和信息的大进大出，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提供了超越国界的经济行为的基础之时，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效能就变得非常有限，甚至非常脆弱。
七十年代，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型叫“世界体系”(the world-sys-tem theory)，是由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Immanuel Wa-llerstein（通译为沃勒斯坦）提出的。（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 System,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th Century（《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4年版；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根据这个理论，现代世界体系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中心，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边缘。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持续的和全面的不等价交换，使财富由边缘国流向中心国，中心控制着边缘。这个理论模式在推出时受到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很大的影响，当时有很多人觉得它太激进，难以接受。等到这次东亚危机发生的时候，西方有些本来不相信这个理论的学者，开始重新反思这个理论体系有哪些合理的成分。当然我们不能照搬，因为这个理论当时强调的是对有形资产的剥夺，第三世界提供原料，第一世界提供成品，双方不等价交换。到了当今时代，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表现为金融资本的活动，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间流动的不再限于有形的原料和产品了，而越来越是金融资产。这是市场体系中最活跃的东西，是财富的最一般的形式，也是最难控制的形式，是最富有可投机性的商品。在经济学中，我们经常用一个分析概念“规模经济”(theeconomy of scale)，意思即在其他条件相等的前提下，一种生产的规模的大小会对收益（或回报）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模仿这个分析概念，我们也可以说“投机的规模经济”，即：投机活动本身的规模具有独立的意义。换句话说，只要国际投机活动的规模足够大，它就会产生效果，即便它所打击的实质经济本身没有内生的(endogenous)大毛病。当然，如果该国经济本身就有严重的病症，投机活动的效果就会更醒目了。
当处在发展的第一代挑战的环境之下时，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基本上依赖于该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只要把国家大的局势控制住，经济波动的后果只可能是在本国范围内引发分配不均匀和不公平。平民破产，寡头赚大钱，但不致于导致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在片刻之间倾覆。待到全球化之时，财富不仅仅是在某一国家的内部流动，造成国民间的财富重新分配，而是会一泻如注，财富飞速流出国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国际大财团，指责西方世界：你们明明知道印尼是非常腐败的，明明知道苏哈托家族控制了国家那么多的公产，为什么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一直对印尼的经济增长“唱好”？一直慷慨地、甚至是睁眼瞎似地朝这个国家贷款？没有你们这些巨大的贷款，这些地方的泡沫怎么能“发”起来？但西方财团对这种批评多半不吭声。以我从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去看，在以前全球化趋势不太明显的背景之下，西方财团把钱投在某个国家，多半导致的是财产在这个国家内不平等的分配。等到全球化的时代，财富的重新分配和阶级的划分，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了，当以投机的方式掠夺你的时候，是超越国界的；但是国际投机留下来的惨重的后果，却是以国界为限的。国际炒作中的大号收获者们来自世界各地，而受害者们却留在最贫困的地方。这是东南亚这次危机给我们的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所以我说，这次危机，亚洲的政府和企业要负很大的责任，但不是所有的责任都可以推给他们。他们受害的程度超过了“公平”的界线。（注：X.L.Ding,"The Rise of a New Conserv-atism in Asia.A speech at the 1998 Williamsburg Conference,"（“一种新的保守主义在亚洲兴起。1998年威廉斯堡年会上的报告”），The Asia-Pacific Magazine（《亚太杂志》），1998年9月号，第12期，第9-11页。）
我最后试图作一个小结。以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学术界，都有关于国家效能的很多争论。这些争论基本上是沿着三条线索展开的。第一条线索在政治经济学中，它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就是关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争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大政府，政府管理的领域非常广，“承包”很多的事，政府本身的规模很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主流思想推崇的是小政府。美国政治文化把小政府的思维推到了极端，他们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最小的政府，就是一个弱政府，是一个既干不了坏事，当然也不指望它干什么好事的政府。因为美国最初由欧洲等地来的大多数移民都是逃避本国政府而落脚新大陆的，他们认为政府是天然可怕的怪物。政府越是严谨一致，就越是强大，就越可能滥用权力。美国立国之父们对该国的制度设计，就是使得政府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三权分立就是三大块之间互相扯皮，使得政府的拳头不能想往哪儿打就往哪儿打，使得政府内部之间先打得头破血流，才有可能再打向民间去。（注：参见Samuel Huntington,American Politics: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美国政治：对不和谐的承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国家效能争论的第二条线索，在我国较多地表现为关于强政府和弱政府的争论，这在八十年代尤为激烈，其核心或焦点是：（注：参见丁学良：《共产主义后与中国》第三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在转型期间，是需要一个强政府，即新专权制呢，还是需要一个弱政府？”关于国家效能争论的第三条线索，表现为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国人关于专制政府和民主政府的争论，即“德先生”的问题。
经过这次亚洲的金融危机和几乎全面的经济危机，看看印尼和东南亚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对这次危机的反应，我觉得关于国家效能的长期争论应该有个新的着重点上的调整，调整到是“有效政府还是无效政府”这条轴线上。“有效政府”之“有效”的英文是effective，不是effi-cient，后者是经济上“效益高”的意思。“有效政府”意思是指一个政府在制定法律、政策、规章的过程中，能够远离既得利益集团的操纵，能够维持相对的独立性。制定的法律和规章能够成为公民社会运行的日常纪律。所谓“日常纪律”，含义是：政府自己不能朝令夕改，随意犯规；如果有个人或团体不执行，政府能够及时地给予惩罚和纠正。（注：详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翻译版。该报告的英文原书名是：World Developmeut Report 1997:Thes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State"应该译成“国家政权”才更准确。另外请参见美国联邦储委会主席格林斯潘1997年8月在“第21届公共政策经济论坛年会”上的讲话（"Greenspan on role of governments in markets"，路透社1997年8月31日发自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市的报道）；The Economist 1997年9月20日的专刊："The Future of the State.A Survey of the World Economy"（国家政权的未来：对世界经济的概览）。）
一个有效的政府不一定是大政府，因为仅仅根据规模很难定义一个政府是否有效。举个例子，根据规模，香港特区政府是小政府，不是大政府，它管的事不多。但香港特区政府这次在应付金融危机上，却比较有效。专制的政府未必是有效政府，苏哈托的政府就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政府，它要上项目就上项目，内部要分肥就分肥，甚至要杀人就杀人，要军管就军管。但这个政府在应付金融危机的时候并不有效。为什么专制政府不一定是有效政府，这个仿佛是矛盾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在我看来，一个专制政府不能成为有效政府的部分原因，第一条在于它极易沦为专制统治者个人、他（她）的家族或一个寡头利益集团的“私器”。第二条是，最重要的那些信息的流通受阻塞。这里不是指所有的信息流通，而是那些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对于某一特定目标或任务而言最重要的信息。比如说，要对银行业实行有效的监管，那么任何一个银行的资产、债务、组织和机构必须有透明度，在这些关键领域里必须有自由流通的信息。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民主的政府也不一定是有效的政府，虽然民主制度在其他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点”(compar-ative virtues)。在这次亚洲危机中，新加坡和香港的反应比较有效，但这两个政府根据西方主流标准的判别，都不是民主的。简言之，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经济生活中投机的成分日益高涨的世纪之交，我们要突出有效政府或非有效政府这种比较思路，从这么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待关于国家效能的种种争论。有效政府和非有效政府这一对对子的关系，和我们以前争论的好多对子都有密切的交叉关系，但都不能等同于以前的那些对子。这是对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的另外一个角度的判别。今天我仅仅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学习和思考的开始，希望下次对如何达到有效政府的目标，能谈到更具体的层面上。
几点说明**
1.关于印尼的权力交替，至今采取的是比较合秩序的转换方式，这再次证明了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社会学的一个观点：一个妥协的安排往往对双方都不“过瘾”，但却是使双方受害较小的安排。印尼的这次权力转换，苏哈托辞职，交权柄于他的门生哈比比，当权派和反对派两边都不高兴，但是，这至少没有造成更加严重的冲突和牺牲。当然这个相对合程序的权力转换，为印尼下一步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复苏，设立了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能否复苏，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复苏，那还取决于宏观政策和国内外经济要素的配合。
2.对于印尼的华人社会特点，在我没有出国之前，对海外华人的认识是非常欠缺和浅簿的。在国外研习和生活多年之后，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很多地方，比如，在过去或当今的印尼、柬埔寨、越南、菲律宾等等，海外华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一旦发生动乱，华人就象猪狗一样地被宰掉，哪怕是当地最有钱的华人，都常常不能保证自己和家庭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国外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出问题：为什么华人在商业上、经济上如此能干，在世界各地都有显著的成功实例，而在政治上无能？这决不是印尼华人社会的特点，走遍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如果把海外华人同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相比较，这个问题就更引人注目了。离开故土的犹太人在他们移居落脚的地方，不但把经济市场玩得团团转，而且把政治市场操纵于手，精通“经济与政治、金钱与权力相辅相成”之道。而海外的华人只会玩经济的游戏，不会玩政治的游戏。（注：参见《中时电子报》2000年2月4日发自新加坡的报道：“印尼华人庆春节，战战兢兢”；Asiaweek（《亚洲周刊》英文刊）1999年7月16日第27页报道："A daring leap of faith:Ethnic Chinese are now getting involved."（“增强信心的大胆一步”）。1999年发生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案是最新的例子。很难想象，一位犹太裔或拉丁美洲裔的资深科学家会遭到这种歧视性的对待，因为这些族裔在美国政界、法律界和传媒界的力量要大很多很多。）为什么？这个问题深挖下去，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3.关于什么是“有效政府”的释义，1997年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总结了比较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注：参见该报告的“绪论”和“第一部分”。）它说：衡量一个国家政权(the state)、一个政府有没有效，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对于处在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传统不一样、历史传统不同、规模大小不一样的国家，标准也会不一样。对于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任务，标准也会不一样。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劳永逸的标准。“有效政府”的定义是针对应付困难的挑战和复杂的任务而言的。就印尼来讲，为什么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在发展经济上作出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维持了平均7.8%的增长率，去掉水分，仍是很可观的成就。但是，为什么一遇到重大危机就无效？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子对此也有很多争论，有两点很值得我们关注，为我们以后考虑政府是否有效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第一点，在过去很长的发展期间，苏哈托比较注意维持一个巧妙的平衡。他把国家宏观经济事务的决策权交在专业技术官僚的手里，这些人大部分是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名校训练出来的，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考虑问题也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比较专业化，合乎经济理性，不太任意胡来。一旦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下来以后，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具体由哪个企业、家族、财团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和好处，苏哈托多半交给自己的亲信去分割、分肥。这种宏观政策和微观操作上的平衡在苏哈托统治的晚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裙带资本主义生长到一定阶段以后，腐败的力量或不规范的力量不可避免就影响到中央银行或其他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机构。到了这种时候，裙带网络等等的负面效果就会决定性地超过它的正面效果，原来的那种平衡就一定会被打破。第二点关系到一个大环境的变化。在相对平稳的时代能处理发展任务的挑战的政府，在遇到新型危机时，原来习以为常的办法就会变得“不灵”。这时衡量一个政府是有效还是无效，主要就是看它的决策层学习的能力。他们能否以较短的时间和较小的代价，吸取较多的经验，并且把它们转变成切实可行的一套政策。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和香港是学得比较快的。相对来说，美国的政府常常不是很有效的政府（这与美国社会的规模大也有关系）。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美国的经济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政府虽然没有采取快速的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它也没有干什么蠢事。它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哲学，对它不熟悉的不去强*
行干涉。当然这并不是说那场深刻的经济转型在美国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对很多公司和家庭来说，打击还是挺严重的。尤其是属于公司中层白领经理人员，失业的、离婚的、破产的、精神崩溃的、乃至自杀的，在在都有。但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强行做什么事，所以民间对它没有感恩载德，也没有深仇大恨。
关于亚洲的这次危机是结构性的还是突发性的，我倾向于认为，是个结构性的危机。如果经过有效的调整，这个地区可望在几年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域，如果该地区的政府拒绝认真的学习，经济低迷和衰退就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状态。
4.关于“亚洲的价值观”在这次危机中受到的挑战，国际上议论纷纷；东西方之间、官方和民间之间各有说辞，经常互相指摘。（注：参见第一篇很持平的评论文章：Linda Y.C.Lim,"Whose'model'failed?Implication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The Washington Quorterly（“究竟是谁的‘模式’失败了？亚洲经济危机的含义”），载《华盛顿季刊》，1998年，第21卷，第3期，第25-36页。）我倒是认为，价值观在亚洲的各个民族—国家(the nation-stqte)中的状况并不一样。亚洲的价值观大多数很重视教育，重视家庭，这些在危机之后不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次泰国危机中经济上受害最小的是华人企业，因为华人经济的家庭背景很强，他们向外举债不过分，也就是说，在自己家族内部和亲友之间能动用的资金之外，不肆无忌惮地乱向银行借债。这个实例说明，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任何一种古老的价值观念，同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间接的，要经过很多中介。不同的环境因素和政策参数都会对这个过程造成涉动，因此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会有很多的可能性。要用一次两次经济危机的后果来宣判一个历经数百年甚至两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好”或“坏”，是一种过于仓促和简单化的思路。
5.印尼的金融危机演变成整体性的社会危机，表明了，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社会里，一旦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会打击刚刚超过生存线的庞大数量的普通民众。一个社会离开生存线多高(thesurvival margin)，决定了这个社会对打击的承受力。印尼离开生存线还不太远，所以一旦物价提高，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六百，许多人就难以生存下去了，于是发生了民众暴乱。
6.印尼的政治转换，为什么以前几十年里总是政变或流血，而这一次相对合乎程序，这是西方政策圈子也很关注的现象，是政治学上值得作比较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个案。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印尼军方的高层军官的教育程度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他们的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多，受过很好的教育，读过很多西方政治学的书籍。只有他才能镇得住军队里的第二号人物，印尼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官（他是苏哈托的女婿），避免全面的武装冲突。
7.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就是全球化的开始。对于这种全球炒作、无国界的金融战争，一个国家的立法不足以对抗，因国际范围里还没有“世界政府”(the global government)和相应的立法。现在就是弱肉强食的斗争。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但资本有持有者是有国界的，资本炒作的受害者更是有国界的。对此，应该有个公平的规则。（注：这种呼声不但来自非主流的发展学作者如Robert Wade，也来自主流经济学家如Joseph Stiglitz。参见前者的"The coming fight over capital flows"（《即将到来的事关资本流动的斗争》），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学刊），1999年，第113期，第41-54页；后者的一篇极生动的短文："What I learn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The insider"（《我从最近的那次世界经济危机学到的东西：知情者的观察》），2000年4月。）
8.关于香港中产阶级在1997年下半年危机发生以后房价跌落时遭受的打击，部分地是港英殖民政府多年来的经济政策造成的。香港的地价过去有时甚至超过东京，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房价跌落，是港英政府几十年的弱肉强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后果。有些观察者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不应该救百富勤或任何特定的私营公司。一旦政府开了救援的先例，就会开了韩国模式的先例。韩国的大财阀，都是政府扶植起来的。他们因而就有了这样的心态：因为我大，所以政府不敢让我破产，所以我就拼命向外借钱。韩国大财团的平均负债率达到了460%至490%，最高的负债率达到了4000%！这种借贷行为方式，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就是靠parternalism（父亲庇护儿子式的关系）的政府（注：根据香港《明报》2000年4月5日第A2页的报道，“百富勤”于1998年1月倒闭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1999年4月委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营运总裁Richard Farrant为调查员，调查其倒闭的原因，查证有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及有没有违法行为。”该调查报告到2000年4月5日尚未全部公布。
关于parternalism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参见Janos Kornai:The Socialist Syste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政策支持起来的。
** 此部分原为围绕作者报告的讨论。现摘选其中对提问者的回答与正文同时刊发。——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