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戒史学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戒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鉴戒史学[①a]是指从孔子修《春秋》到戊戌变法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古代希腊和罗马史学亦属此类。它是把历史上的事和人作为镜子对后人进行劝诫，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目的的史学。目前的中国史学是从鉴戒史学发展而来的，它的某些传统保留至今，既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又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变革。因此，有必要对鉴戒史学做一番认真的反思，使中国史学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一
鉴戒史学是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需要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政权更替、民族战争层出不穷，“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②a]面对着激烈变化的世界，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避免在社会运动的激流中失败和覆没。
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人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已冲破神意崇拜而萌发了。它虽然不否认神意的存在，却不再用神意解释历史，而强调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春秋时期的隋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③a]鲁国的穆叔引《泰誓》的话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④a]古希腊的修昔底德认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⑤a]既然历史的创造者是人而不是神，社会的治乱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是人的活动造成的，那么，只要人们能够正确地处理现实问题，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怎样才能找到处理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法呢？人们从事物的变化中看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形成一种运动节奏的重复。司马迁说：“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①b]古希腊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埃及王阿玛西斯断绝了和萨摩斯僭主波律克拉铁斯的联盟。其理由是：波律克拉铁斯的军事征讨无往而不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成功的极点就是失败；为了使自己在波律克拉铁斯遇到巨大不幸的时候，不致必须为他感到痛心，阿玛西斯与他绝交了。[②b]基于这种观察中的认识，人们认为社会历史虽然是变化着的，但是其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如果知道了以往各种事件的前因后果，就能在处理现实中类似问题时，效法历史上的成功做法以获得成功；就能在危险到来之前加以防范，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于是，历史鉴戒思想在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和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的基础上形成了。
在这种历史鉴戒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西古代史学可称为鉴戒史学。中国的鉴戒史学一直把存史、教化、资政做为治史目的。它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③b]“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④b]西方鉴戒史学的治史目的也是如此。它认为：“研究历史的特有效果就是能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看清各种类型的例证，从中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楷模，以及应予避免的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⑤b]
基于这种治史目的，鉴戒史学在治史方法上非常注意广搜博采史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⑥b]因为史料越丰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镜子”的映照面就越广，史学的鉴戒作用就越大。其二，鉴戒史学极为重视直书和史料批判，以求历史记载的真实。如果史书不能反映历史的真相，历史就成了“哈哈镜”，就无法真正地“申以劝诫，树之风声”。[⑦b]所以波里比阿说：“假如能找到一位作家确实是按照事实真相进行记述的话，那么，过去的历史是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未来的”。[⑧b]其三，鉴戒史学强调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分析，注重“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⑨b]以便人们不仅可以“知治知乱”，而且可以“力行求治之资”，实现史学的鉴戒作用。关于这一点，波里比阿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以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因为只有以类似的历史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⑩b]总而言之，鉴戒史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浓厚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色彩。它注重史料的搜集、考订、校勘，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注重经验性地描绘、叙述和就事论事的因果分析，以求得人们可以根据历史上的类似情况来正确处理现实中的问题。
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鉴戒史学建立的基本理论前提有两个：第一个是古代人本主义史观，第二个是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提供历史借鉴的治史目的，决定了其治史方法具有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局限性。下面仅就其理论前提和治史方法，对鉴戒史学进行反思。
古代人本主义史观是鉴戒史学建立的一个理论基础。它把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都归结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这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认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认为一切历史活动都是神灵的安排，那么史学提供的借鉴对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意义，史学就没有鉴戒作用。因此，鉴戒史学声称：“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惟命而言，则其理悖矣”。[①c]
不仅如此，古代人本主义史观还否定神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人类历史有其必然趋势和规律，并且承认这种必然趋势和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修昔底德说：“我的著作……如果对那些想清楚地了解过去，从而对将重复发生的情况和事件也会按照人类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进行明晰了解的人似乎有点益处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②c]王夫之则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必然趋势即“势”，“势”表现为一定的规律即“理”，这二者的统一就是“天”。他说：“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③c]而“理不可违，与天之杀相当，与天之生相背，自然其不可移矣，天何心哉？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④c]假使古代人本主义史观不承认历史规律对个人的制约作用，那么人就无需借鉴历史经验，鉴戒史学就不能成立。
但是，由于小生产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只能看到在社会运动中起作用的是人的要求和愿望以及在其支配下的各种行为，不能把人的要求和愿望归结为物质社会关系。因此，古代人本主义史观不能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当它否定了神意之后，又把决定历史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力量归结为人的心力，认为人的要求和愿望是与历史规律相一致的。王夫之说：“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者也”，“人之所同然者即为天”。[⑤c]这就是说，民心所向就是天，就是历史规律的体现。波里比阿虽然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述，但他所说的“命运”并不是天命，也不是偶然性，含有某种客观趋势的意义，它是和人的意愿与行为一致的。他说：“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即罗马帝国”；[⑥c]“罗马人勇敢地奋起攫取世界霸权和疆土，并以其伟大成功证明其胆略正当，这并不是单纯的偶然性，……这是以克服困难和危险进行严格纪律训练所获得的必然结果”。[⑦c]可见，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并不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它否定的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否定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它认为只要个人的行为顺应民心，顺应合乎民意的道德，就是符合历史规律和趋势，就能成功，反之就会失败。这样，古代人本主义史观在肯定人的历史主体作用的同时，又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是鉴戒史学的理论前提。只有认为人的愿望和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体现为历史规律，即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①d]认为“生人之意”以成“势”，[②d]人们才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去把握历史规律，使历史按照人的意志运动，以达到控制自己的命运之目的。假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为人的意志和行为都是受其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的，那么人们就会怀疑在现实的社会物质条件下运用过去的经验是否都能有效，就会怀疑史学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鉴戒作用。因此，只能在否定天命史观的同时，又否定历史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肯定人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又肯定“生人之意”是与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相一致的，鉴戒史学才能成立。
由于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史学的鉴戒作用也被夸大了。鉴戒史学认为，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就等于把握了历史规律，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胡三省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③d]司马迁也认为借鉴历史经验能避免失败。他认为秦亡的原因在于，秦王没有“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④d]史学的鉴戒作用果真如此之大吗？它真的能使人们在历史真相的启迪下，为自己、为国家选择可以效法的楷模，从而避免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吗？
历史运动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人的自觉活动不能废弃和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秦的灭亡和其他封建王朝的灭亡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至多不过能延缓其寿命，绝不会避免其“倾危之患”。因为，尽管历史规律是通过各种历史事件发挥作用的，但是每个历史事件又包含着其特殊性和偶然性，所以掌握了历史经验并不等于掌握了历史规律。因此，在社会运动中决定人们成功与否的绝不是什么历史经验，而是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行为最终会获得成功，与历史规律相背的行为，不管它是不是借鉴了历史经验后形成的，终究要走向失败。
其次，人的意志和行为是由其所处的“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⑤d]所制约的，这些条件迫使他或选择某些历史经验，或放弃某些历史经验。李世民曾以隋亡为鉴，加强封建统治，在政治上获得了成功。表面看来，这是历史鉴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采取一些有利于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并实行“开明政治”，而历史经验不过为他的这种活动提供了依据。有些人则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的制约，被迫放弃了他所知的历史经验走向失败。唐太宗曾说过：“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⑥d]这一历史经验是其后的封建帝王们所共知的。然而许多末代皇帝都因“刻民以奉君”，导致“君富而国亡”。显然，这些王朝的灭亡不在于帝王们不懂得李世民的遗训，而在于地主阶段的利益决定了他们必然放弃对土地兼并的限制，加重赋税徭役以镇压内乱或抵御外敌，结果都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因此，人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借鉴了历史经验，而在于人的意志和行为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于人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也就是说，人们所处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能否借鉴历史经验和借鉴什么经验，历史规律又决定了人借鉴历史经验之后能否最终获得成功。所以，史学的鉴戒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它会使一些人获得成功，但并不能使任何人都能避免始而有害终将成为灾难的覆辙。
鉴戒史学的另一重要理论基础是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处在小生产条件下的人们是从表象来看历史的，在他们的眼中历史是一个直观经验过程。他们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①e]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看到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总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看到人类社会总是从乱到治，再从治到乱，类似的原因总是导致类似的后果；于是就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同四季的变化一样，是循环往复的，是重复的。例如司马迁认为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其后的王朝应尚忠；因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②e]王夫之则说：“生之与死，成之与败，皆理势之必有，相为圜转而不可测者也”。[③e]波里比阿也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人们现在的处境同历史上的某些情况是相似的。因而对小生产条件下的人们来说，历史事件是值得记住的，探讨每个事件的因果关系是有意义的，这可以成为后世之人处理类似问题的借鉴。由此，史学有了价值，有了鉴戒作用。倘若人们认为历史是变化着的，但是其运动节奏不是简单地重复着的，历史上的某些情况尽管相似却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会对史学的鉴戒作用产生怀疑呢？
在社会历史运动中，固然存在着相似的事情。这是因为历史运动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其中，每个否定之否定周期的肯定阶段与否定之否定阶段看起来相似，因而历史运动的节奏看起来是重复的，但实际上这二者存在着本质差异，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在古代，社会运动速度缓慢，社会的前进性需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多次反复才能突出地显示出来。这就造成鉴戒史学从新旧事物的相似性出发，把导致类似结果的原因看成永远类似的、一致的。于是，它把过去的事件和今后的事件看成是类似的、等值的，认为对过去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揭示，即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仅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以后任何时代。所以，杜佑说：“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④e]“修昔底德叙述过去的事件是为了从中预测未来的事件，那些事件都是等同的或相似的，是人类命运的不断反复；波里比阿寻找事实的原因，为的是他可以把它们用到类似的情况上去”。[⑤e]可见，形而上学的历史运动节奏重复论是鉴戒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不可否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运动的节奏确实呈现为重复性，事情常出现相似性，但是这不是形而上学的“重复”和“相似”，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重复”和“相似”。因此，利用过去的经验处理现实问题是否有效，还取决于过去与现实的社会环境差异的大小。在小生产条件下，每个否定之否定周期呈现的社会前进性较小，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大，史学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可以起到鉴戒作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运动速度加快，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人们遇到的往往是前人所没遇到过的新问题，甚至与古代极为相似的事情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古罗马无产者的出现造成了一批批无所事事的游民，而近代自由农民的被剥夺却造成了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用古代的经验教训处理现代问题就很可能失败，因而史学的鉴戒作用正在逐步减弱。
鉴戒史学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的不科学性，也造成了其治史方法不能成为科学历史研究的手段。
鉴戒史学是以揭示各种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即以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做为自己的目的的。因果关系的探讨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抓住了因果关系运动，实际上等于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住了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然而，鉴戒史学却没有从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历史的本质，揭示出真正的历史规律。首先，因为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历史规律是与人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历史的进程是由人的行为所决定的。于是，它把历史上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亡盛衰完全归结为人的道德和行为，而不去进一步探究人的道德和行为产生的物质原因。例如，刘知几认为：“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①f]再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繁荣是由于我们祖先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②f]其次，由于鉴戒史学主张历史运动节奏是重复的，因而它在探讨因果关系时不注意对社会环境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是对社会状况作表面性的概述。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的原因的探讨就是如此。他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③f]由于上述原因，鉴戒史学探寻事情变化原因的途径就是寻找另一可被知觉的对象，或是某一历史状况，或是某一历史人物的道德和行为，并对这些事或人做一番直觉式的议论。这就造成鉴戒史学的研究工作始终停留在经验性研究水平之上，其所形成的是对历史运动的直观性认识，它给人们提供的也只能是作为借鉴的一些经验事实。
为了提供作为借鉴的经验事实，鉴戒史学非常注意广搜史料，力求历史记载真实。其主要研究手段是对史料进行考证和辨伪，对历史事件做精确描述。这样其注意力就被局限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上，造成鉴戒史学目光短浅，使其研究工作仅限于个别问题的研究。本来个别问题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从历史的多样性研究中发现历史的统一性。然而鉴戒史学的个别研究是孤立的研究，不能把个别历史现象置于社会运动之中，同其他历史现象联系起来考察，从而阻碍了它的认识的发展进程，不能揭示出真正的历史统一性和历史规律。例如，政治问题是同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着的，要认识政治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就要揭示政治历史现象同其他历史现象的联系。可是，《资治通鉴》则“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④f]编为一书。因此，《资治通鉴》的出现并没有使鉴戒史学发现古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综上所述，鉴戒史学是小生产条件下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其任务是使人们通过把握历史运动规律，来正确地处理现实问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们应该发扬的。但是，由于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的要求与愿望是历史规律的体现，认为借鉴了历史经验就等于把握了历史规律，从而把提供历史借鉴作为治史的目的和为现实服务的手段，这是不科学的。由于它认为历史运动的节奏是重复的，过去的事情同未来的类似事情是等值的，研究过去就是研究现实，就是研究未来；所以鉴戒史学的为现实服务就是用过去教导现在，教导未来，让现实成为过去的奴隶，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因为鉴戒史学的这种为现实服务的办法，只能使史学跟在现实运动的后面，缺乏对未来的科学预见，造成史学与现实的脱节。由于其治史目的的非科学性也造成其治史方法陷入经验性的孤立事件的研究，阻碍了其历史认识上升为科学的理性认识，妨碍了其自身的变革。当然，在古代，史学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可以起到鉴戒作用，这一点也应予承认。
三
当前，在世界新技术革命和国内改革开放大潮的双重挑战面前，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们为使中国史学摆脱被社会冷落的低谷状态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单线模式，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模式；破除了对教条主义和西方科学主义的迷信，正确地认识了人的历史选择和历史规律的关系；引进了先进的历史研究方法，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等。除此之外，还应该彻底打破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迷信，变革治史目的，否则，中国史学的面貌不能获得根本性的改观。
由于鉴戒史学传统的影响，目前出版的许多史学理论教科书及有关论文依然将“以史为镜”视为治史的要旨，视为史学的主要社会功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依然认为，历史学是总结人类自身活动经验教训的学科，是人伦道德教育的一面镜子，是培养爱国主义以及勤劳勇敢、廉洁奉公等高尚情操的教材，是制定政策的借鉴。请看，许多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鉴戒史学的“存史、教化、资政”的水平上。由于人们依旧认为治史的目的是提供历史借鉴，用以资政和进行道德情操教育，所以他们的历史研究就是提供经验事实，新的历史理论的创立，如历史发展的网络模式等，并没有引起我国史学研究的根本改观。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倒是给史学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是，这些“新气象”不过是在新领域内，用新方法进行某一局部历史的事实性研究和描述而已。可见，变革治史目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史学不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仅仅改变史观、改进治史方法、改变研究领域并不能使史学获得发展，还必须让治史目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变革，才能使史学不断进步。
为现实服务是史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抓住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纽带。鉴戒史学虽然意识到历史规律是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纽带，但是它从事物的相似性出发，认为掌握了历史经验教训就等于掌握了历史规律，从而把提供历史借鉴作为治史目的，这种认识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再者，尽管随着社会变化的加快，史学的鉴戒作用在减弱；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史学仍能发挥鉴戒作用。因此，史学的借鉴作用虽不应予否定，却不宜再把提供历史借鉴做为治史的主要目的，而应把它视为治史的一个次要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性的东西”。[①g]因而联系过去与现在的真正纽带，不是从事物的相似性出发得出的历史借鉴，而是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本身。认识了历史运动的必然性和规律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并能在宏观上指导人们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中国史学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变革治史目的，即从提供历史借鉴为主要目的，变为以提供历史规律为主要目的。这样可以使史学不是跟在现实运动后面指手划脚，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历史研究科学地预测社会发展趋势，成为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向导；从而使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成为现代化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它并没有穷尽真理，更没有终结历史学探讨社会规律的任务；相反，它给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②g]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讨各社会形态、各民族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和一般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具体规律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是因为，过去有些人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唯物史观当做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做套语，“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③g]他们这种治史作风堵塞了史学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虽然他们口头上承认史学的功能是发现历史规律，但在实际上只能为历史唯物论做注释，从来没有真正地把探讨历史规律当作治史的目的。所以，至今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什么？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特殊规律是什么？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演变的特殊规律又是什么？……这一切尚不清楚。中国史学还没有搞清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规律，它怎么能帮助人们认清中国的现实呢？它怎么能在宏观上指导人们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呢？它又怎么能不被社会所冷落呢？对于中国史学来说，探寻中国历史发展具体规律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向这块处女地进军，中国史学就能超群出众。
把探讨历史规律作为中国史学的最高目标，可以使治史方法发生变革，成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手段。在探讨历史规律的过程中，鉴戒史学的广搜博采史料，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辨伪，注重因果分析的优良传统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能使史学研究从事实性研究上升为哲学性研究。其次，探寻历史规律可以充分发挥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作用，使史学在拓宽研究领域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联系性研究，避免鉴戒史学的孤立性研究的倾向。其三，历史规律认识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整体认识，研究历史规律才是真正地研究历史总体。因此，在以探寻历史规律为目的而研究个别历史现象的时候，注意力就不会被局限在一个个具体事情上，会把个别历史现象置于整个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形成对历史全过程的研究。
通过对鉴戒史学的反思和对中国史学现状的分析，应该看到，破除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迷信，变革治史目的是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如果某种史学的理论是现代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的，研究的领域也是现代化的；但是其治史的主要目的却是古代的，是提供历史借鉴，这种史学可以被称作现代化史学吗？这种史学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吗？
注释：
①a 关于“鉴戒史学”的提法，参看姜义华等：《史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②a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③a 《左传》桓公六年。
④a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⑤a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3页。
①b 《史记·平准书》。
②b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12—214页。
③b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光武》十。
④b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
⑤b 李维：《罗马史》序言，转引自绍特威尔：《史学史导论》，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第250页。
⑥b 《汉书·司马迁传》。
⑦b 《史通·直书》。
⑧b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0页。
⑨b 《汉书·司马迁传》。
⑩b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79—80页。
①c 《史通·杂说上》。
②c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41页。
③c 王夫之：《宋论》卷七。
④c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三十。
⑤c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二。
⑥c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85页。
⑦c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78页。
①d 《孟子·万章》。
②d 《柳宗元集》卷一《贞符》。
③d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④d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⑤d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⑥d 《资治通鉴》卷192武德九年十一月。
①e 《史通·模拟》。
②e 《史记·高祖本纪》。
③e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五代上》二十二。
④e 《旧唐书·杜佑传》。
⑤e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5页。
①f 《史通·杂说上》。
②f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4页。
③f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f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①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②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③g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