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从官方职能到学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而不作论文,职能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官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述而不作”溯源
“述而不作”，源于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又：“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篇》）表现出孔子对创新持极其谨慎的态度，观其一生，孔子确实也只在“述”的范围内承袭、整理、阐扬古典文化精华。“作”与“述”，有明显的区别。《礼记·乐记篇》说：“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作，亦称著，意为独创，自立新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述，为沿循，《说文》：“述，循也。从辵，术声。”《礼记·中庸》：“父作之，子述之。”《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往事，思来者。”有时兼指二者，合而言之，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业。”对二者的区别，清人焦循谈得较透彻：“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雕菰集》卷六）
从思想渊源分析，“述而不作”的思想与中华学术的官方“出身”有关，是上古时期学术与官职不分的产物，拖着一条官师一体的尾巴。换言之，“述而不作”的说法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在传统的价值分类观念中，著述属于“立言”的范畴。《左传》尝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所谓“三不朽”是也。能以个人“立言”为“不朽”，明显是一种社会进步。因为产生《左传》的春秋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官学散落民间，诸子异端争鸣，于是，“立言”才争得与“立德”、“立功”同等的地位。而此前的商、周时期，学在宫廷，官师一体，治教合途，无私家著述之风，自然也无个人“立言”的可能，也绝对产生不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这样的思想，所以春秋战国之前的典籍均无个人署名。恰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所云：“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也。”《周礼》一书，详细记载了周代诸多官职的功能及所辖范围，许多都与后代所谓“学术”有关。如周代大司徒一职，其官职所辖，就涉及后来以解释名物术语为主的小学。《周礼·地官·司徒》云：“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隰之名物。”《尔雅》中“释地”“释山”“释水”“释木”等，盖源于此。又如“占梦”这一官职，就是后世所谓阴阳家的源头：“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而“职方氏”又与后世的地理学关系密切：“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至于采集、编纂诗歌也是一种官方责任与职能：“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这种特征，在史学领域表现得尤为充分。
二、“述而不作”与“六经皆史”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开宗明义第一篇即明言：“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史，其初就是一种官职，其基本职能就是“不著书”，而只注重“述”，叙述或记述，洵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关于左、右史的分工，在《礼记》中恰好相反，为：“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玉藻篇》）左史、右史之外，还有内史、外史之说，其职能在于掌管文籍。《周礼·春官》记：“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制。……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史官立于柱下，相传老子曾为周代史官，后因以柱下为老子的代称。王国维则从文字学意义上解释说：“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即为掌书之官，引申为大官庶官之称。故吏、事二字，皆从史取义。而史、吏、事三字，古可互通。”查《说文》，释“史”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释“吏”字云：“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许慎《说文解字》）史，吏，一记言，一治人，二者联系密切。而史的原初职能，就是忠实记述所发生的事实，“君举必书”，宣公二年，晋臣赵盾杀害了灵公，太史董狐不畏强权，书曰：“赵盾弑其君。”并示于朝。所以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元年）
不隐，就是客观忠实记述，这几乎成为一种史家公认的原则，其另一种说法是“实录”。所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官与史，联系甚密。王国维曾辨析曰：“古之官名，多由史出。殷周间，王室报政之官，经传作卿士，而《毛公鼎》、《小子师敦》、《番生敦》作卿事，《殷墟卜辞》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诸侯之执政，通称御事，而《殷墟卜辞》则称御史，是御事亦名史也。又古之六卿，《书·甘誓》谓之六事；司徒、司马、司空，《诗·小雅》谓之三事，《左氏》成二年传，《逸周·大匡》篇谓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称事若吏，即称史者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史，与官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文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
“史”与“官”又有不解之缘，而史的基本职能又是尽量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忠实记述，所谓“书法不隐”“实录”“以诏王治”，“以逆官政”，那么，中华学术从发源之初，就必然带有鲜明的“述而不作”的精神胎记及浓厚的官方职能色彩。
三、“述而不作”的官方职能色彩
官职与学术，一而二，二而一，本为一物之两用，在中华文化中，二者关联十分密切。在这种文化系统中，官师一体，政教合途，为官只要恪于职守，做好份内之事，无须创新，自成一家，当然没有私家著述存活的土壤与个人思想自由呼吸的氧气。所以著述也无需署名，属于集体创作，给后人留下许多谜语。其间的逻辑关系如章学诚所辨析的：“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校雠通义·原道》）以文字为私人著述，始于周王室衰微，治教分途，“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文史通义·原道》）。如畴人，本为天文历算之职，“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史记·历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仲尼闻知，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颖达疏：“失官，官不修其职也。传言圣人无常师。”又孔子所云“礼失而求诸野”，也是如此。
春秋战国，百川沸腾，山岭崒崩，所谓“轼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大一统的军政局面既被打破，官方一统的学术局面自然也随着宫廷的分裂、官员的失散流落民间，形成百家争鸣、私家著述的风气。但不论其间某种学术的嬗变过程如何复杂曲折，而要溯其源流，不得不上溯到上古时期的许多官职。这也是为什么《汉书·艺文志》涉及某种学术时，往往与上古之官联系。《艺文志》的“六艺略”所涉及学派九种，无一不与官职有关。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又：“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福祸古今之道。”又：“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礼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又：“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就连古典文献目录学，也都出身于官方，所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要，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各陈作者所由。韩、毛二诗，亦皆相类。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隋书·经籍志》）这种文化渊源关系和知识结构，使中华学术从根子上就具有一系列先天性的“官”学的保守型特征，如崇古、服从、务实、因袭、延循、摹仿等。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坐稳了第一把交椅之后，其势愈演愈烈。因为“官”的天职是服从，本能是忠于职守，是做好份内工作，而不能也没有必要越俎代庖，自立新说，成一家之言。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对这一文化传统和心理定式的精练总结，虽然其中不无自谦的成分。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以整理、承传、保存、讲授古代典籍和文化思想为己任，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反对自立新说。孔子本人就很好地贯彻了“述而不作”的著述原则，终其一生，他都在整理、删定、传播、讲习《诗》、《书》、《易》、《春秋》等古代文献，其思想的结晶《论语》，也不是他有意“作”之，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子本人治学态度严谨，不尚空言，故对创新持极其谨慎的态度，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没有古代文献的记述，对问题不敢轻易下结论，亦不能自立新说。
四、述而不作的历史影响
一种理论范畴一旦形成，并被普遍接受，就会形成一种心理惯性，并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从直观常识上看，“述而不作”的著述观念含有“真理”颗粒，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这种治学态度，有严谨、务实、不尚空言、基本功扎实的优点，也有守旧、保守、不思进取的缺陷，形成思想僵化，缺乏创造力的思维惯性。尤其考虑到“述而不作”的首倡者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统治中华意识形态近两千年，这种影响就更不可低估。
自《隋志》以来，中华官方典籍，向以四部分类，所谓经、史、子、集是也。这种分类法，除去文献学便于实际操作的依据外，从其先后排序中也可看出“述”与“作”的地位。试分别析之：
经，即经典，排在第一位。经者，天经地义，永恒不变之意，是官方意志的集中体现，所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仔细分析六经，基本都是官方意志的传达及典章制度的记述，即对所谓“先王之教”的总结与表达，属于集体整理和记录，缺乏个人独创，即“作”的痕迹，恰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先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汉书·儒林传序》）以《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载录了经书凡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除了涉及小学的一百零八部之外，其他的五百一十九部基本是对《诗》、《书》、《易》、《礼》、《春秋》的繁琐注解、阐释、义疏、答问等，重复、复述、摹仿的居多，个人创建稀少。而“五经”，恰恰被后世视为文章之源泉，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笺铭，生于《春秋》者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再看史，即史书，关于其功能及地位，前面提到“六经皆史”，已有分析，作为以“述”为主的一代实录，史本身就有浓郁的官方色彩，是统治者意志的组成部分，有个人创建者如司马迁，明明有“成一家之言”的动机，也要自称“述”，而非“作”，但史中无疑已经有“作”的成分，如《史记》。
子，基本是古代学者表达个人思想言论的书籍，其中最容易出现迥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新思路、新见解，如《老子》《庄子》，但却要排行第三，地位远在“以述为本”的经、史之后。
集，尤其是诗文集，则是完全抒发作者性情的著作，个性最为鲜明，主观色彩最为浓烈，所谓：“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远，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其中“作”的成分最多，可只能排名第四。
于是，在经、史、子、集的传统排名次序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由“述”优于“作”的历史逻辑：“述”的成分越多，越受尊重，排名越靠前；换言之，“作”的成分随着排名的靠后而递增。这无疑是“述而不作”文化心理及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此外，中华学术史上曾出现六个高峰，即先秦百家争鸣、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仔细分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虽曾异端蜂起，但最终以儒家独尊的局面结束；魏晋玄学只停留在空谈义理上，并留下“清谈误国”的恶名，从未形成实践性品格；隋唐佛学一度成为士人精神世界的支撑，亦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优势；宋明理学，是对儒家心性义理作形而上的思辨，至于明代已经留下空疏无实之名；真正代表了“旧学”文化品格，并塑造了国人性格的是两汉经学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而兹二者都与“述而不作”的思想直接有关，占三分之一。两汉经学是对传统儒学的解释，带有浓厚的复古守旧色彩，思想方法上僵化、繁琐。汉儒墨守成说，尊经重师，所谓“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勿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皮锡瑞《经学历史》）。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评价的：“后世纪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翻阅汉儒著作，多有以两三万言、甚至十万言说几字之经文，这种治学方法与复古守旧倾向互为表里，使重复、摹仿、诠释他人成说成为一种学术本能。如给《文选》作注、并开创“文选学”的唐人李善，似乎就缺乏点儿创造力，史载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词，故人号‘书簏’”（见《新唐书·李邕传》）。
一方面是知识积累丰厚，“淹贯古今”；另一方面是缺乏创新能力，“不能属词”，只能充当“书簏”，整理、总结、编述前人的成果，这是“述而不作”文化思想培养出的典型人物。清代是封建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文化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有清一代，学者把智慧、精力完全集中消耗在解释经典、整理古籍之中，使中华学术以缺乏创新精神的“述而不作”结尾，其中利弊，颇令人深思。学术界公认，有四部古书的注解质量之高不仅为原作增色，甚至有的超过原作，它们是：《三国志》裴松之注，《水经》郦道元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其中《水经注》的注文超过原著20倍，引用书籍多至437种，且文采富瞻，其价值远远超过地理学范畴，以至于世人只知郦氏之《水经注》而不知《水经》，实际上《水经》也正是借助《水经注》才得到流传下来。旧学所说的“学问”二字，也主要是指“述”的部分，即对已知材料的积累和掌握。可见“述而不作”思想影响之大，涵盖之广。
“述而不作”思想对民族性格及思维方式的塑造，虽不无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宏观而论，它尊崇古代，迷信经典，相信经验，重视已知，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忽视探索未知的欲望和兴趣，缺乏原创性及创新能力。即使想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以复古为革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者是也。不仅在古代科举考试以“八股文”取士的选拔人才系统中，不仅在讲究死记硬背四书五经的旧式私塾教育中，“述”占据了绝大部分，就是在今天以“高考”为核心的中小学教育中，“述”的部分，即需要背诵、记忆、重复、摹仿的内容，也远远多于“作”。其中，实在有一种“述而不作”的民族文化心理惯性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