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八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语文教育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持续几年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已经“冷场”了，但热闹过后似应有个沉淀，本文算一个不像样的答卷吧。
一、偏了语言学，应重视文学
多少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文学，文学在语文教育中一直背着骂名。“把语文课上成了文学课”是流行于语文教育界的贬义语，语言（言语）学才似乎是语文教育的正统；“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一直“广泛深入人心”。50年代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似乎是“语言学”派胜利了，80年代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盛极一时，至今仍然热火朝天——这有对的和有效的一面，实际也是“语言学”派占据上风。看看我们的教材，基本是以语言学的路数和体系编写；听听我们的课，基本是以语言学的“招数”分析文学作品；翻翻我们的试卷，基本是以大学语言学系的标准和方法来编拟试题。有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语言学界和语言学家对语文教育的干预远远超过文学界和文学家的干预。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是语言学理论一统天下，或者更直接地说，现代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基本理论，是奠定在语言学理论的根基上的，而这个理论又是19世纪的静态的语言学理论！
其实，文学之于语文教育的作用，功莫大焉。可以说，一切语言（言语）教学，离了“文学化”的教学方法，简直寸步难行。高超的语文教育的艺术，完全是借助于文学的；基本的语文教育艺术，同样是离不开文学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最能体现语言价值和语言真谛的，是文学；最能负载语言价值与语言真谛的，还是文学。一句“苍黄的天底下，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的？让孩子用“种”造句，孩子说“孙中山种了中华民国，毛泽东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语言学的，还是文学的？
二、偏了白话，应重视文言
鲁迅、郭沫若一代人曾大反文言，叶圣陶先生似乎也不大赞成学文言，毛泽东也反对。或者干脆说，自五四后，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学文言一直受到整个社会主潮的阻扼。少学或不学文言，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因此，尤其建国后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或极少，或干脆没有。
为什么反对学文言呢？大概意思有三：一，文言中有许多封建思想糟粕，它在“封资修”的名单中排头号，与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想相抵牾；二，文言是僵死的东西，禁锢学生的思想与精神；三，文言在现代生活中已经不用。
其实，这是十分肤浅的。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这无需多说；文言与白话，是母子关系，根叶关系，这也无需多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自建国以来，大陆的整体的语言表达水平，有日益下降的趋势，传媒及文化人的语言表达失去典雅与古风，变得“浅白化”“粗俗化”，这实际就是整个社会轻视文言、文言教育的血脉被切断的恶果！
三、偏了例子，应重视数量
自五四后，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的总体思路就是四个字——“举一反三”。
仔细考察这种“举一反三”的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实际就是一种完全科学化、理科化的路子，学习数学、物理学、化学的路子。学数理化等理科课程，不就是“举一反三”吗？教材或教师讲深讲透一个例题，后面就附着相当数量的习题；学生学会一个例题，就会做数量相当多类似的习题。这种总体思路，有一定成效，但成效不大，几十年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一直在少慢差费中徘徊，与此有关。
其实，大量的研究、实践以及常识告诉我们，语言（言语）的学习规律，恰恰是“举三反一”。语言学习不太类似于“科学化”的数理化学习，可以“举一”（如例题）“反三（做习题）”，“举少”而“胜多”。语言学习常常是“举三”而“反一”，“举多”而“胜少”，“举十”才“反三”。人类语言的学习，是在“巨大数量”的语言（言语）的“例子”的反复撞击、反复刺激下，才点点滴滴“说出”；待成年累月数量再无限量地加大后，才“奔涌而出”。因此，数量的巨大，例子的极大丰富，才是形成语言（言语）能力的最首要的前提条件？婴儿学口语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孩子呱呱坠地时，一言不会，1周岁左右说出最简单的“妈、爸、水”语词，2周岁左右就能自如运用语言，说出奇妙的句子。为什么口语学得这么快？效率如此之高。因为他接触了“天文级数量”语言（言语）的“例子”！以平均每天听大人100句话计算，每句话10个字，每天就是1000字，一年365天就是365000字，两年就是730000字！那就是说，孩子学会口语，等于两年“读”（用耳）了五六部长篇小说！我们学书面语，中学六年语文教材才多少字！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语言学习的规律决不是“举一反三”，而是“举三反一”，现代语文教育总体思路必须彻底改变！
四、偏了析理，应重视吟诵
自五四后，西方“科学的东西”引入到中国，引入到语文教育之中。这些“科学的东西”有：西方的语法学、写作学、文艺理论学、阅读学乃至文章学、词汇学等，还有诸如所谓“新三论”“旧三论”的东西等等。这是好事，对语文教育的规范和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而，本世纪以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区别于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奇观，就是出现了“讲深讲透”“析细析微”的现象，西方化的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等知识，大量地进入到中小学语文课本之中。不仅仅是西方语法学、写作学、阅读学等“知识”的进入，而且是整个西方化的、所谓科学的教材“编写体例”的进入，西方化的教材“讲授方式”的进入。甚至在小学里，一篇《登鹳雀楼》也能洋洋洒洒分析内容20分钟（张志公语）。
“吟诵的时候……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这是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叶圣陶语）背诵，对语汇材料的积累、对整体文句的感性的积累，所起的作用比抽象的“理”解，所起的作用更大。背诵，是化别人的语言为自己的血肉。那文句、那意境，索绕心头，如发于己心，如出于己口。愈积累愈丰富，愈丰富愈自然贯通，逐渐就积淀成一种语感了。
“现在国文教学，在内容与理法的讨究方面比以前注意得多了；可是，学生吟诵的功夫太少，多数学生只是看看而已。这是偏向了一面，丢开了一面。”叶老先生这段话，是针对40年代的情况说的，40年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熟悉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现状的人知道，这种重分析、重理解、轻吟悟、轻背诵的状况，愈演愈烈，至今仍无大的改观。请注意，我并不反对“理法”的分析，不主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我是说吟悟这种中国传统的颇为有效的语文教育方法，与来自西方的所谓理法的分析相比，在成效上绝不比它差，甚至有时远超过它。
为什么把我们民族自家的、这么好的语文教育的“看家本领”给丢掉了呢？我想，说透了，这实际是自五四以来的一种泛化的崇仰西方科学的民族自卑心态所致。五四后，似乎各行各业、各门学科，一切都讲科学，都讲理性分析，讲分解和所谓的“解构”，似乎语文教育不讲这些、不引进这些，就是落伍的、低效率的。未来中国语文教育，应该拣起这个丢弃的“宝贝”了！
五、偏了散文，应重视诗
翻翻我们的教材，散文（广义的）占了90%，诗退居到了10%。对现代诗选得少，对古典的诗选得也少。语文考试也有个流行的不成文的禁令，那就是作文不能写成诗。
这是否也跟当代中国社会大的政治文化心态直接关联？这个大的政治文化心态就是——实用。实用，从大处说，是国家的政治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小处说是人际交往。而散文是广泛应用的文体，而诗在现代生活中几乎“无可用”。
可我们曾是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有着几千年的“诗教”传统，“诗书传家”——不但可用之于家，还可用之于国。孔子甚至说，不学诗（诗经）无以言。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诗歌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诗，是中华文化精华中之精华，是中华文化宝库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古代文人，写诗抒怀，以诗酬答，以诗相赠，是平凡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事。可现代当代的文人（广义的），还有多少能写诗！即使能写诗，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得好诗，实际情况确是“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说，中国诗教的薪火已经快没有传人了，快要熄灭了！追根溯源，可否说是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一个悲哀呢？
其实，从少年儿童自身的特点讲，诗最接近于他们的性情，最接近他们天真烂漫的心灵。干脆说，孩子天然就是诗人。三五岁的孩子脱口说出“天空中有美丽的动静”这样的话，这不是诗么？这是“天然去雕饰”。中国今天的孩子，诗的天分还没得到任何发展，就在语文课上被老师们按着头去学“实用”性、“交际”性的所谓散文，这无异于摧残、扭曲。退一步讲，即使为了“实用”“交际”，通过具有神奇想像的诗来学语言交际，成效其实更大！
诗诉诸于人的“内在精神”，散文诉诸于人的“外在交际”。我们不能只顾实用性的交际，而荒芜了孩子的“精神”。
六、偏了峻厉，应重视雍容
现代中国语文教育太重了，它太庄重，太沉重，太峻严！一直以一副峻急严厉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主要指四个方面，教材的内容、课文的阐释、教学的方式、教育出的孩子。
教材的内容：社论、领袖的报告、领袖的故事、直接阐释时政观点和政策的文章，太多地充斥于我们以往的教材之中。相反，谐趣的、幽默的、亲和于人的文章，你能从小学到高中的24册语文教材中找出几篇？对比一下英国人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中国的语文课本，同是语言教材，哪个更有趣、更有人情味？
课文的阐释：对现行教材中所有课文的解读和阐释也太庄重。我们现行教材中，许多篇目中都有幽默诙谐成分，但是我们却大大忽略了、视而不见。如《拿来主义》《文学与出汗》（已删）、《菜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甚至“山药蛋派”的赵树理的作品，均有不少谐趣在。可《拿来主义》只成了“批判卖国主义和怎样继承文化遗产”、《茶馆》只成了“送走旧时代”、《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成了《红楼梦》的“阶级斗争的纲”。原本是幽默小说的《警察与赞美诗》、幽默占绝大成分的《变色龙》《高祖还乡》，对其诙谐幽默成分，我们也都从轻淡然处理，以“兴无灭资”“息封灭资”思想正襟危坐地来阐释。
教学方式：我们中国的语文教师还承担着一个所谓的“因文解道”、既“授业”又“传道”的特殊任务，因此我们的语文教师，每备一堂课，都要自觉地“绷紧一根弦”，想方设法从哪个环节上加以“传道”；一走上课堂，都自觉不自觉要庄重起来、严整起来，换一副面孔。如此，面对庄严的教材、庄严的“道旨”、庄严的文字，再加上中国教师自古古板庄严有余、师道尊严意识根深蒂固的传统，师生们怎敢潇洒，怎敢诙谐！语文课怎敢“散开怀抱”，怎敢让心灵飞翔！
教育出的孩子：我们“庄严”的语文教育体制下教育出的孩子，写出的文章、说出的话，跟小大人一般，沉稳老成，老气横秋，千文一面，很少有人会在文章中“幽他一默”，来点诙谐，加点调侃，妙趣横生的文章更是罕见。当今优秀作文书刊铺天盖地，但是真正纵情挥洒、谐趣为胜的作文有几篇？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十几年的课堂上，学的是教师用“庄严”的方式讲授的“庄严”之文，并且把写文章看成是正襟危坐的、十分庄重的事情，写文章关乎国运、关乎民生，绝对玩笑不得。因而孩子们摊开作文本面对方格稿纸时，便不自觉地“峻严”起来了。再想想，几十年来，中国的文人也太沉重了，中国文人、作家能够写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文章的，也不多了；即使写出来（如魏明伦、王小波、王蒙、李敖等），也大多被主流意识所排斥，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看做是逆流！
我们的孩子写“庄严”“神圣”乃至慷慨激昂匡时济世之文，多是行家里手，如流水般立笔成文，但几无“怀抱真言”，或编好人好事、或假造高亢之辞，均是由课本学来的“伪神圣”之论和社论文风，为“庄严”而藏起自我的谐趣，为“神圣”而隐藏自我的平凡。这是一股矫饰文风，它扭曲孩子灵魂、戕害孩子精神！
我想，以上这些，是否跟百年来中国人“民族救亡复兴”的巨大思想压力和精神压力有关，跟当政者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大旗下，禁锢个人精神自由和情感自由、禁绝个人志趣的伸展有关？百年来现代中国语文教育中，确实一直存在一个“精神气度”问题。百年来，中华“民族救亡”形势的严峻和“民族复兴”重任的沉重，蕴成一股无形的强大精神氛围，再加上人为的专制特色的文化空气，如巨石般压在现代中国语文教育身上，使得它的“精神气度”一直那么峻厉、狭仄、沉郁，缺乏一种雍容、宽宏、自由的风范。
我们呼唤，语文教育中多一点平凡，多一点谐趣、多一点自由，多一点真我，多一点雍容与宽宏自由的精神氛围，少一点伪神，少一点伪圣，少一点伪崇高，从语文书本到教师的面孔，都不再那么峻厉、冰冷！急功近利时，莫弃人的真精神和大精神如敝屣！
七、偏了写实，应重视写虚
所谓写实，指说明、描写、叙述；写虚，指抒情、议论、想像（刘锡庆语）。写实是指向交际实用的，写虚是指向精神创造的。
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只重视学生写实的能力，而轻视写虚能力的培养。其实，在一定年龄阶段，写虚的能力要重于写实的能力。写虚，实际是一个人创造能力、想像才华、抒发独到见解能力的集中展现。写实体现的只是摹仿、记录、复述能力。写实是按部就班，丁是丁、卯是卯，不敢越雷池一步。写虚，则是充分舒张自我的意志和自我胆魄，用神奇、大胆的想像，构筑一个奇特瑰丽的精神世界。一个只会写实的人，是较为平庸的，而一个写虚能力超众的人，才是一个杰出的人。
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包括大的语文教育环境，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就阻止他们写虚能力的发展。按照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态，写虚，似乎与怪诞、呓语、胡说八道、胡思乱想、胡编乱造划等号；而写实，才是实事求是、规规矩矩、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因而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写虚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就被大人们扼杀了。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写实写不好、无话可说的情况下，就只能瞎编一通。这样的结果是，写实、写虚都没有发展好。
八、偏了统一，应重视多元
我们中国语文教育中有太多的统一。
教学大纲统一，全国一纲统天下；教材统一，全国教材统编。
选文眼光统一，通观以往多套中小学语文课本，选入课本作为教材的，几乎全部或是“阶级斗争”、或是“民族斗争”、或是“政党斗争”一路的。从篇篇选文中几乎都能读出“斗争”二字来。
文章的阐释也是全国统一，不允许哪个教师和学生，对课文作出独立的自由见解。我们有大体统一的《孔乙己》观——批判科举制度，大体统一的《雷雨》观——揭露资本家的残酷、反动、虚伪，大体统一的《项链》观——批判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如此等等。从选文到衡文，使得我们语文教材的“精神空间”极为窘仄、偏狭，缺乏应有的雍容大度、自由的“精神气度”。
教法统一，某教师的教学法成功了，于是就全省甚至全国大面积地争相模仿、效法、推广，不顾教师个人的个性。
考试模式和试题统一，试题路子如出一辙。尤其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语文教育试题的理科化倾向愈来愈严重。
甚至学生写出来的文章，也大体一样，大体一样的开头，大体一样的故事，大体一样的主题，大体一样的用词。缺乏孩子们在这个年龄阶段本应该有的率性、幻想、奇思、天真、浪漫，孩子们过早地成熟、老成，过早地包裹起了真实自由的“自我”和“个性”。这也是由我们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法、从形式到内容都过于严整一律、“精神气度”逼仄和窘迫所导致。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语文教育理论全国舆论一律，不允许别人质疑批评，不允许别人提出独到见解，违者被指为“淆乱乾坤”，甚至上纲上线，这种情况在语文教育界内部相当严重。
今天本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时代，是一个充分施展个性的时代，是个允许大胆创新和探索的时代，是一个自由、民主、多元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这些“统一”还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