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双阈值”效应的就业不平等研究_农业户口论文

职业获得的不平等研究——基于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门槛论文,效应论文,户籍制度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4-0189-10

      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赵人伟和李实，1997；林光彬，2004；李春玲和李实，2008)。然而，经济学界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收入方面，对个人的职业获得却少有涉及。与经济收入相比，职业地位的差异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持久的影响力(李春玲，2005)，对社会不平等机制有着不一样的阐释。一方面，经济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职业获得不平等造成的；另一方面，职业的等级分化是社会整体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职业获得不平等往往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加剧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所谓职业获得是指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利用各种资源，来竞争某种职业机会的过程。职业获得的不平等，则是指在拥有同等知识技能与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劳动者因所属社会阶层的不同，不能平等地获得职业；换言之，职业获得由于受到先赋性特征或环境因素的作用，个人的知识技能并不能完全主导职业目标的实现。

      关于职业获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方关于社会地位获得的开创性探索，尤以两种经典理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第一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和贝克尔(G.S.Becker)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地位获得的主要途径，因而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由人力资本的差异所决定。另一种理论则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M.Blau)和邓肯(O.D.Duncan)提出的社会地位获得模型(Blau and Duncan，1967)，他们运用路径分析方法来考察“先赋性因素”(Ascriptive Factors)和“后致性因素”(Achievmental Factors)对个人社会地位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还是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均忽略了现实中的非竞争因素对劳动者职业获得机制的扭曲。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社会网络因素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成为近年来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它认为劳动者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取额外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Lin，1982；边燕杰，1999)。社会网络属于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它是个体的社会属性，通过某种目的性行动可以被转化为经济收益或地位提升(Bourdieu，1986)。具体而言，社会网络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亲戚、朋友、同事等构成的关系网络(章元和陆铭，2009)，经济学已有的研究通常使用家庭所拥有的亲友数量来衡量(Knight and Yueh，2008)。许多研究发现，社会网络的使用对于劳动者职业地位获得有着正向影响(Lin，1999；边燕杰，1999；桂勇等，2002；Gerber and Mayorova，2010)。

      早期的研究大多是以城市居民的样本为对象展开的，随着近些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张和李(Zhang and Li，2003)基于一份1995年中国北部与东北部生活水平调查数据研究，指出在缺乏正式渠道的情况下，社会网络促进了非农就业信息的传递，此时农民工依靠拥有这种获取信息的关系而不是个体特征实现非农就业，并且社会网络对男性的作用显著于女性。与此相似，章元等(2008)从使用社会网络后的效果出发，基于一个覆盖中国10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探讨了社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均不具有显著效应；而家庭层面的社会网络则通过使农民工流动到距离发达地区更近的劳动力市场，进而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找到更多高工资的岗位。在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着眼于研究社会网络在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上的作用。章元和陆铭(2009)利用中国社科院组织的“2002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只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工资水平。

      除了社会网络因素，农民工职业获得问题实际上隐含着户籍制度的潜在影响，这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另一重要制度壁垒。蔡昉等(2001)指出，户籍制度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陆铭(2011)则以“玻璃幕墙”一词，形象地刻画了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的扭曲。近几年的一些实证研究，也反复印证了户籍分割所引致的职业获得不平等。陆益龙(2008)使用了“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集，通过logit回归模型证实了户籍制度与职业阶层地位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万向东(2008)通过珠三角地区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发现，农民工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中；乔明睿等(2009)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数据集，发现劳动力市场上较好的工作几乎都被非农户口劳动者所占据，即便是较差的工作，拥有非农户口也能够为劳动者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

      总体上讲，以往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获得研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在社会网络的度量方面，大部分研究者仅停留在人数规模“量”的层面(章元和陆铭，2009)，对“质”的讨论仍非常有限。显然，对于劳动者的职业获得，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别，他们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人脉关系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但这种“质”层面的影响仍未能得到很好的刻画；并且，现有研究多将亲属与朋友的信息糅合，无法识别出不同人缘关系的作用差异。

      第二，在考察社会网络的作用时，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关注社会网络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或者是非农就业方面的影响(Zhang and Li，2003；章元等，2008；章元和陆铭，2009)，而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社会网络对不同职业的获得的影响可能是高度异质性的；与此同时，这些研究多着眼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事实上，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对于社会网络的利用同样存在着异质性。因此，如何在职业分类的一般框架下，厘清社会网络对于不同等级职业的获得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定量分离出社会网络对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的作用差异，对于理解当前中国职业获得的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已有的文献虽然涉及到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但大多只从单一方面进行分析。事实上，社会网络与户籍制度的作用往往是交叉并存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不仅体现为劳动者身份特征的不同，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社会网络的显著差异，并进一步深刻地影响着劳动者的职业获得。因此，本文将综合考察两者的共同作用，以期对职业获得不平等现象有更为全面的刻画。

      鉴于此，本文基于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分析了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机制对于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社会网络如何作用于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机制？(2)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社会资本回报和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3)这些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

      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构建；第三部分是变量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模型构建

      作为个人社会身份的主要象征，职业在本质上反映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等级。换言之，根据不同的职业类别，劳动者被划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群体。因此，在进行职业选择决策时，劳动者更加偏好于能够体现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职业之间存在一个相对的高低等级排位，等级越高的职业越能受到劳动者青睐。因此，在研究劳动者职业获得影响因素时，应当将职业的这种等级特征同时纳入到模型中进行分析。

      那么，如何在职业获得模型中考虑职业等级的因素呢？由于职业等级是包含排序信息的离散变量，一种可行的方法是构建有序回归模型(Ordered Regression Model，简称OR模型)。OR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当某个不可观测的潜变量

落入一定的阈值区间时，劳动者就能获得某种职业类别。根据影响职业获得的因素，本文假定潜变量

是劳动者占有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关系资源、家庭背景以及个体能力等。尽管劳动者占有的资源是不可观测的，但是通常可以假定它是一系列可观测的个体特征的线性函数。对于劳动者i，可以设定：

      

      其中，

是一个关于劳动者个体特征k维的列向量，包括教育水平、社会网络、户籍身份、党员身份和性别等变量。

      在一个包含m种职业类别的OR模型中，定义：

      

      此时，估计式中参数β与μ的对数似然函数是：

      

      其中，N表示劳动者个数，m表示职业种类个数。利用斜率参数β和阈值参数μ的最大似然估计量，能够很方便地测算出解释变量

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劳动者职业获得概率的影响。具体而言，如果某一个体特征所对应的斜率参数β显著异于零，则说明在给定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该个体特征对劳动者的职业获得机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如果阈值参数μ显著异于零，表明职业之间的等级差异是明显的，进入不同等级职业的门槛水平存在显著差别。对于城乡分样本的阈值参数μ，还可以进一步用于分析户籍分割所导致的职业获得城乡差异；如果分样本的阈值估计结果显著不同，则表明户籍制度是影响职业获得机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将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CGSS2006)提供的数据集进行实证分析。该项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CGSS2006的调查问卷分为农村卷和城市卷，尽管两部分略有差异，但都涵盖了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婚姻、家庭与社会经济活动以及态度/意识/认同与行为评价等几个模块。除了教育水平、工作经历、户籍身份等个体特征之外，该数据集还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个人职业生涯变迁的信息。

      在本文的分析中，最重要的变量是职业变量，这里使用被访者的目前职业表示①。参照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本文采用10类EGP职业编码(Erikson et al.，1979)对职业类别进行界定，并根据费德曼和豪瑟(Featherman and Hauser，1978)提出的6大类EGP职业编码合并各项细分职业。表1给出了10类EGP职业编码与6类EGP职业编码的对应关系。这种EGP编码的数值，常被研究者作为设定职业等级高低的依据，职业编码的数值越大，该职业的等级越高(李路路，2006)。

      

      本文综合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关系资源以及户籍身份特征对于职业地位获得不平等问题进行研究。由于职业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在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中，人力资本的积累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理论上，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健康状况)等质量因素之和，常用的度量指标有教育水平、在职培训经历等。本文使用个人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测度。对于集中体现社会关系资源的个人社会网络，一般来说，通常使用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和求职网等指标来度量。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拜年网来作为衡量劳动者社会网络的指标，并通过“量”和“质”两方面确保拜年网对劳动者社会网络度量的合理性。“量”使用的是与劳动者家庭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两项人数指标；“质”则使用两个涉及拜年交往对象的虚拟变量来度量，分别是：是否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人、是否有在国有单位工作的人。一般而言，相比起其他人群，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群占据着更多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能够与这些人互相拜年交往的劳动者，在社会网络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明显。对于劳动者的户籍身份特征，则是根据被访者目前的户籍性质，简单地划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②。在职业地位获得的模型中，除了这三方面的因素，本文还加入了年龄及其平方项、性别(男性=1，女性=0)和政治面貌(党员=1，非党员=0)作为控制变量。

      经过数据整理，最终得到了4748个观测值；表2给出了样本数据的基本统计描述。这里选取的职业变量是被访者2006年的EGP职业类别，分别取表1中定义的6类离散值。由表2可知，样本中被访者的平均教育水平约为10年，即在初中文化程度之上。户口变量的均值为0.833，主要是因为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在数据处理时剔除了农村卷的样本。另外，观察社会网络的变量可以发现，劳动者互相拜年交往的对象以亲属为主，并以国有单位人群居多；拜年网显示的社会网络差别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的人群上，仅有18.3%的劳动者占有这方面的社会网络资源。

      

      四、实证结果

      (一)职业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OR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6类EGP职业类别，职业编码的数值越大，该职业的等级越高(李路路，2006)，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全样本估计结果可知，户口和教育水平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这些资源的占有对于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具有促进作用。在社会网络的“量”上，互相拜年交往的朋友越多，越有助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社会网络的“质”则体现在交往对象上，结果显示在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工作的人群，能够增加劳动者对高级别职业获得的概率。通过对刻画劳动者社会网络的4个变量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得到Chi2统计量为22.15，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社会网络与职业获得不相关”的原假设，证实了社会网络对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有着显著影响。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职业获得的户籍身份差异，本文根据户口性质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朋友层面的社会网络和政治面貌的系数在城市样本中是显著为正的，而农村样本却不再显著；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在农村样本中显著为负，说明对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社会网络的影响体现在亲属层面，但其作用仅限于低级别职业的获得。另外，维系与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工作人群的交际网络，能够帮助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而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作用则非常有限。这些城乡差异意味着尽管社会网络和党员身份有利于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但是对于农业户口出身的人而言，拥有这两种资源并不能在职业获得中占据优势。换言之，即便同样拥有相当规模的社会网络或党员身份，由于户籍分割的存在，农业户口劳动者的这种社会与政治资源，并不能在高级别职业的竞争过程中被转化为相对优势。此外，对比教育水平的系数估计结果可知，教育对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更高级别职业的作用略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两者均显著为正，说明了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增加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机会。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加大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教育投资，能够促使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进而缓解城乡之间职业获得机会的不均程度。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高级别职业的阈值参数

(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城市样本的估计结果低于农村样本的估计结果，前者进入该职业的门槛水平相对更低。这意味着，在占有同等资源的条件下，非农户口劳动者比农业户口劳动者更可能成为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从而说明户籍分割是引致职业获得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职业获得概率与教育回报的城乡异质

      基于表3的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测算劳动者获得不同类型职业的概率大小，结果如表4所示。对比城乡样本可知，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职业5与职业6)的概率要大于农业户口劳动者，非农户口劳动者成为一般办事人员或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为48.73%，而农业户口劳动者获得这两类职业的概率为38.87%。进一步地，我们依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样本研究，可以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也不断增加；并且，所有教育层次的人群中，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职业5和职业6)的概率均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而农业户口劳动者进入低级别职业(职业1、职业2和职业3)的可能性均高于非农户口劳动者。由此表明，户籍分割阻碍了农业户口劳动者对于高级别职业的获得，而非农户口劳动者在高级别职业的竞争中仍占据着优势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类职业，非农户口劳动者的教育回报明显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由表4可知，非农户口劳动者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教育回报分别是6.75%和10.94%③，分别约为农业户口劳动者的1.39倍和1.30倍。同时，随着教育层次的上升，这一类职业获得概率的城乡差异也不断扩大。对于小学毕业的劳动者，他们获得职业6概率的城乡差异仅为2.45%，而高中毕业的劳动者，他们获得职业6概率的城乡差异上升为6.87%。这意味着，教育对于非农户口劳动者在最高级别职业的作用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即使教育能够促使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但在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类职业上，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由表4还可以看出，教育对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般办事人员这一类职业。对于高中毕业的农业户口劳动者，他们获得职业5的概率超过了30%，而获得职业6的概率仍相对较低。这些城乡异质表明，即便拥有相同程度的受教育水平，由于户籍身份的差异，农业户口劳动者在高级别职业的获得方面仍处于劣势。户籍制度的阻隔，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未能将人力资本有效转化为职场竞争的优势，由此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职业获得机会不均。

      当前教育回报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造成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目前，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仍然向城市倾斜，农村的教育普遍存在教育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设施落后等问题。因此，即使处于同样的教育层次，非农户口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含金量通常远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更甚的是，这种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难以通过人口流动得到缓解，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农业户口人员绝大多数无法进入城市政府设立的正规教育机构。随着大批农业户口劳动者进城务工，其子女的教育需求催生了大量低投资、低质量农民工子弟学校，由此拉开的教育差距将在日后进一步加剧职业获得的不平等。对比城乡样本的调查数据可知，劳动者曾经就读过区县级或区县级以上的重点高中的人数比例分别为6.9%(城市样本)与2.6%(农村样本)；对于大学毕业的劳动者，城市样本中约40%的劳动者是大学本科毕业生，而农村样本的本科生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多数为大学专科毕业生。另外，从劳动者对外语的熟练程度也可以侧面反映出他们所受教育质量的高低。城市样本中，约二分之一的劳动者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而农村样本的劳动者中，约63%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外语一点也不懂。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会通过教育的渠道进一步分割劳动者，由此形成的城乡差异，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在教育回报方面仍处于劣势地位。

      

      (三)职业获得的地域差异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劳动者职业获得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以及教育质量都比落后地区要高；数据显示，沿海地区④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4年(城市样本)与8.75年(农村样本)，而内陆地区则为9.69年(城市样本)与7.69年(农村样本)。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机会与个人发展途径相对较多，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而促使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带来教育回报的上升。

      表5根据沿海与内陆地区划分样本。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教育水平的参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加大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增加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对比可知，沿海地区全样本的教育回报为0.251，而内陆地区的教育回报则为0.216；并且，无论是城市子样本，还是农村子样本，沿海地区的教育回报都要高于内陆地区，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边际作用要高于经济较落后地区，他们多接受一年教育所带来的职业等级提升的机会也会相应更大。另外，对比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城乡教育回报差异可知，在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仅为0.010，而经济较落后的内陆地区，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高达0.044，是沿海地区的4.4倍。这一结果说明了，经济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缩小该地区教育层面的户籍分割，保证劳动者能够依靠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加平等地竞争高级别的职业地位。

      对比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户口系数可知，沿海省份的户籍歧视程度要低于内陆省份，同样表明了经济发展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职业获得不平等程度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沿海地区的估计结果可知，社会网络的“质”和“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内陆地区却恰好相反。对于内陆地区的劳动者而言，社会网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网络的“质”上，拥有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他们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上述结果说明，在沿海地区，这些并非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关系资源对于他们获得高级别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在那些欠发达的内陆省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社会网络仍然能够显著地提高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机会，换言之，人情关系充当着职业不平等竞争的途径，个人的知识技能并不能完全主导职业目标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职业获得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但这些地区的职业进入门槛则相对更高，沿海地区的阈值参数估计结果普遍高于内陆地区说明了这一点。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有利于职业机会的合理分配，但职业竞争体系成熟完善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自身面临着更多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程度也更加激烈，这些现象与表5职业获得模型的实证结果是一致的。

      本文基于CGSS2006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分析了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机制对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的职业获得，社会网络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对非农户口劳动者而言，朋友关系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他们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业；对于农业户口劳动者，仅有亲属关系的社会网络作用显著，但仅限于较低级别职业的获得。另一方面，党政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社会网络资源能够增加非农户口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的概率，但这种“质”的影响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作用仍非常有限。这些城乡差异意味着，即便同样拥有相当规模与质量的社会网络，但户籍分割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的这种社会关系资源，并不能在高级别职业的竞争过程中被转化为相对优势。进一步地，本文发现，虽然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劳动者获得高级别职业，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导致教育回报存在明显的城乡异质性，对于高级别的职业，非农户口劳动者的教育回报要高于农业户口劳动者。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公共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造成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而户籍壁垒又阻碍着农业户口人员进入城市的正规教育机构接受更好的教育，由此导致了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在职业竞争中的回报差异。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劳动者职业获得的影响，本文划分了沿海与内陆两个子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其教育回报要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并且，沿海地区教育回报的城乡差异相对更低，社会网络和户籍制度的“双重门槛”机制对于职业获得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也相对更小。这些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职业获得不平等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相对成熟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凸显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因素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同时也削弱了人情关系以及户籍身份这些非竞争因素对职业获得市场机制的扭曲。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改善职业获得不平等的状况，当前许多工作仍需加速推进，继续加大教育投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仍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要增加对农业户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使农民工子女能够平等地享有城市的公共教育服务，以此来缓解由于户籍分割所间接造成的职业获得不平等。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资源在劳动者的职业获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与人情社会观念。对这一现象的遏制，仍然需要回归教育措施；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地完善有关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以形成有效约束。

      ①目前职业指的是被访者当时或最后的职业，倘若当时有多份职业，则记录被访者认为最主要的那份职业；如果被访者以前工作过，但当时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再工作，则询问其最后从事过的那份职业情况。

      ②CGSS2006数据集对户籍身份有着清晰的界定。户籍身份指的是被访者在户籍登记中的户口状况，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其中，非农户口又包括“城镇户口”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是指某些城市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外来人口进行登记的一种过渡性的、非正式的城市户口，因其户籍卡上加盖的蓝色户籍印章(区别于正式户口的红印)而得名。尽管蓝印户口在登记上并没有立即取消原来的户籍，但是持蓝印户口者享有大部分与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因而本文将城镇户口和蓝印户口视为等同。

      ③这里的教育回报指的是，对于某种职业，教育程度的提高所带来的职业获得概率的变化。以城市样本为例，小学毕业的劳动者获得职业6的概率为7.82%，而初中毕业的劳动者获得职业6的概率为14.57%，两者之差6.75%即为初中毕业的教育回报。

      ④对省份地区的分样本研究，通常可以依据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相对而言，较之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整体发展水平比较接近，公共教育投资与人口统计指标的差异也不明显，因此往往将两者合并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参照已有文献的惯例，这里将东部地区记为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合并为内陆地区。具体地，沿海地区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其余划分为内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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