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绿色创新研究脉络梳理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加剧，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灵魂，绿色思想蕴含了当今社会节约资源的要求，因而，绿色创新就成了企业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条件下争取市场地位、赢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绿色创新也常被称为“生态创新”、“环境创新”、“环境驱动型创新”和“可持续创新”等，如Bernauer等(2006)[1]就把绿色创新等同于环境创新、生态创新。造成绿色创新称谓多样性的原因在于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给出一个能够被大众所理解并被广为接受的绿色创新定义[2]。尽管称谓不同，但总起来看，绿色创新的定义目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定义把绿色创新看作是旨在减少对环境不利影响的创新。绿色创新通过引进新的思想、行为、产品和流程来减轻企业的环境负担或者实现特定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二种定义把绿色创新看作是引入环境绩效的创新，如Blattel-Mink(1998)指出绿色创新包括新产品(环保技术)、新市场和新系统的开发以及在经济战略中引入生态思想。第三种定义把绿色创新等同于环境创新或环境绩效的改进，如Mirata和Emtairah(2005)把绿色创新看成是顺应环境改善趋势的创新。
这些不同的绿色创新定义反映了绿色创新研究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的特点。正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其影响又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开展绿色创新研究。综览现有研究文献不难发现，现有的绿色创新研究主要基于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战略管理、产业组织等视角。在不同的时期，经常交叉出现基于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以至于我们很难以时间为线索来对现有绿色创新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鉴于此，本文基于以上四个不同学科或理论视角来对现有绿色创新研究进行综述。
二、基于不同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脉络梳理
(一)环境经济学视角
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众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者开始重新考虑传统经济定义的局限性，环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便应运而生。它主要研究如何通过价格、信贷和罚款等经济手段把各种经济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内化到生产成本中，从而规范和制约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经营行为。
基于环境经济学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关注各类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环境规制被认为是迫使企业对外在的成本进行内部化的一种手段。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对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不但会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而且还会提高企业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3]。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b)等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由于采用静态的方法而导致其结论存在问题，结构上适当的环境规制不仅有利于环境，而且也有利于被规制的企业，因为环境规制能帮助企业发现容易被忽视的投资机会[4]。具体而言，严厉的环境规制及相应的遵守成本会迫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同时，他们俩还认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开辟环保型产品和技术市场来提高企业的资产周转率和利润，因此，企业可以用绿色创新收益来补偿因执行环境规制而花费的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认同Porter等的“双赢”理论。他们认为环境规制可能会刺激企业进行生态创新，但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创新努力才可能抵消其机会成本(Jaffe等，1995)。一些作者对波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对以往被忽略的环境规制可能创造的双赢机会进行了更加微妙的理论解释(Roediger-Schluga，2004)。例如，Mohr(2002)[5]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和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指出，环境规制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很少引发能够完全抵消规制遵守成本的创新行为。
这方面的观点分歧客观上大大推动了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迄今为止，有关环境规制到底能否刺激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和经济绩效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基于企业实例得出了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结论。例如，Porter(1995a)研究了一些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创新来响应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而赢得了竞争优势的案例。但是，更加系统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并没能得出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关系的一致结论。正如Jaffe等(1995)[6]所指出的那样，就像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传统假设没有得到一致的实证支持一样，关于环境规制刺激绿色创新并改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修正观点同样很少或基本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具体而言，相关的定量研究往往采用过分简单的指标(如专利数、研发支出)来测量绿色创新。例如，Jaffe和Palmer(1997)采用专利数和研发支出这两个创新指标进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Brunnermeier和Cohen(2003)研究发现：增加污染治理支出会正面影响绿色创新(用企业申请到的环保专利数来测量)，但影响非常微弱。
另有学者(如Downing和White，1986；Kemp等，1997；Janicke等，2000)考察了环境规制工具选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早期的研究大多主要关心哪种环境规制工具(排放权交易、许可证、环保标准等)最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手段能比环境规制更加有效地刺激绿色创新，单纯的环境规制难以激励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研发。如果当局采取经济手段(如收取排放费、推行排污许可证交易)，那么，企业会更愿意投资于清洁技术。Downing和White(1986)等的研究也表明，与命令和控制型规制相比，基于市场激励的规制(如收取排放费，推行排污许可证交易)能对绿色创新产生更强的激励作用。但是，他们俩并没有研究规制工具如何影响绿色创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绿色创新等问题。Kemp等(1997)通过比较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在推动企业采用清洁技术方面并不存在单一的最优工具，所有规制工具都能发挥作用，但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实施规制的情境。Janicke等(2000)观察发现，结合使用不同的规制工具更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近几年，有学者通过区分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来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他们研究了企业的环境行为和绿色创新决定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且发现了企业的绿色创新由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证据，但结论不尽相同。例如，Johnstone(2005)[8]只在过程创新中观察到了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Horbach(2008)研究发现了规制对产品创新的负向影响，而Rennings等(2006)却发现规制和产品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二)创新经济学视角
创新经济学的兴起始于熊彼特1939年提出的“创新”概念，该学科长期关注技术进步(技术推动)或需求因素(市场拉动)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需求因素都能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在产品开发阶段主要是技术因素在起作用，而在产品扩散阶段则主要是需求因素发挥作用[9]。
基于创新经济学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首先应该解决绿色创新能否被看成是“正常的创新”，是否需要某种特定的理论等问题[10]。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传统的创新管理理论对分析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是有用和有效的。例如，Magnusson(2003)发现，现有的创新理论有益于对绿色创新概念的理解和发展，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离不开一般创新理论；Foster和Green(2000)[11]也指出，用于解释一般创新的许多理论能够解释企业在解决绿色问题时的创新行为。但也有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当前的创新技术不足以实现绿色创新，绿色创新研究需要新的创新模式”[12]。
当然，绿色创新有别于其他类别的创新。相对于一般创新而言，绿色创新除了具有典型的溢出效应之外，还会通过减少生产或降低产品的外部环境成本产生外部效应，这就是所谓的“双重外部效应”(Rennings，1998)。由于大多数环境问题意味着负外部性，企业难有动力开发新的环保产品和流程。在考虑类似于环境的公共产品创新时，光靠市场拉动是不够的，除非政府实施规制并严格监督企业执行，从而增加环保技术的市场价值(OECD，2008)。因此，在研究绿色创新问题时，可以对一般创新理论进行适当的扩展，用以分析环境规制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13]，单纯从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个方面难以充分解释绿色创新的动因，还应该从规制方面加以考虑。于是，有学者主张把新的生态技术纳入技术推动要素，并把公众的环保产品或环保形象偏好纳入市场拉动要素。这样，企业绿色创新的决定因素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供给(技术能力、适当的问题和市场特征)、需求(预期市场需求、公众环保意识、公众对环保产品的偏好)以及规制和政治影响(环境政策、规制结构)[14]。更进一步，Rennings(1998)通过区分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来探究技术、规制和市场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产品创新主要由顾客需求和市场竞争等市场因素推动，而绿色过程创新则更多地由环境规制驱动。
(三)战略管理视角
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其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1]。Borjesson等(2006)研究发现，驱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因素主要有目标、紧迫感和便利性等。这些因素再加上实现相关目标的计划便构成了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基本框架。企业的战略是企业关于全局性目标的谋划和决策，当企业考虑到环境绩效时，企业的战略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如同Noci和Verganti(1999)所言，对绿色问题加以思考是推动企业战略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Eiadat等(2008)[15]进一步把绿色创新战略定义为包括旨在减少污染源、防治污染和采纳环境管理系统在内的生产管理实践，它要求企业把担当环保责任作为企业的重要目标并内化到战略实施中去。
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所说的环境只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内容，而把自然环境排斥在外(Shrivastava等，1992)。随着生态问题日益恶化并愈益受到关注，传统的战略管理理论难以全面识别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基于此，Hart(1995)[16]把自然环境引入资源基础观，并且提出了自然资源基础理论。Hart认为，企业应该把环境问题纳入战略计划，企业可以通过采纳自然资源基础观和巧妙地管理其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发展其独特的竞争优势。由于企业面临自然资源的约束日益严厉，因此，应对相关约束的能力就构成了企业宝贵、稀缺和不可模仿的组织能力。在面对新的自然环境约束和挑战时，企业可以通过利用相关资源和能力来实施三种相互关联的战略——污染防治、产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从而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条件下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16]。
根据Hart(1995)的经典文献[16]，企业环境战略研究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资源基础观视角考察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内容和结果；二是考察绿色创新战略内容和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前提条件。在前一种研究中，Russo和Fouts(1997)探讨了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水平的环境绩效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受产业成长速度的调节，越是成长迅速的产业，环境绩效对经济绩效的促进效应就越大。Sharma和Vredenburg(1998)研究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战略和能力以及相关能力和竞争收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结果发现企业为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而进行的投资有利于企业发展特殊能力，如更好地进行学习的能力、持续开展内部创新的能力以及与利益相关者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改进运营方式、生产质量更好的差异化产品，进而提高员工忠诚度和改善企业的声誉。在后一种研究中，有学者考察了企业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Hart(1997)研究发现了五种被他称为“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关键资源”的关键因素(即基于产品和生产流程投资的常规绿色能力、针对环境问题的员工参与和培训、跨越内部职能的绿色组织能力、正式的环境管理体系和程序、考虑环境问题的战略规划)，并认为针对这些关键因素的投资有利于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Buysse和Verbeke(2003)实证检验了Hart的“关键资源”分类，并且发现采纳资源基础观的企业能够通过同时投资于这五种“关键资源”来实施绿色创新战略。Eiadat等(2008)[15]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考察了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条件和结果，并且发现在上述五种“关键资源”上的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发展特殊的环境能力(更高层次的学习和利益相关者整合管理)，进而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开展先发制人的实践和赢得未来市场地位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对企业的环境战略进行了区分，并分析了作为主动型环境战略的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例如，Brockhoff等(1999)基于企业对政府规制的态度把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战略分为防御型、逃避型、静止型和积极型四种；Henrique和Sadorsky(1999)把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战略分为反应型战略、防御型战略、适应型战略、主动型战略四种。Buysse和Verbeke(2003)参照Hart(1995)的分类方法，把企业的环境战略分为反应、污染防治和环境领导型三种；而Murillo-Luna(2008)则从企业环境目标所涉及的范围和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的内部资源配置两个维度研究发现了消极应对、依法应对、基于利益相关者响应和全面环境质量响应四种战略。尽管他们区分的环境应对战略形式多样，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根据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实践(从漠视环境保护或依法应对这种低级的实践到主动把环保作为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这种高级实践)来区分企业应对环境问题的战略。企业所实施的不同环境战略能够反映它们应对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和立场，那些实施防御型、被动型环境战略的企业往往只是消极应付环境问题，而那些采纳前摄、主动型环境战略(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则会主动考虑并设法解决环境问题。
许多学者研究了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例如，Porter(1995b)研究发现，那些优先考虑资源生产率、流程改进和产品创新问题的企业，能够通过降低成本或提供差异化产品来构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他又在1996年分析发现，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能够把污染物转化为可销售产品，从而为企业创造额外收益。Hart(1995)的经典研究表明，企业通过实施绿色创新战略把排放水平降低到规制要求以下，从而减少规制遵守成本。Eiadat等(2008)[15]同样指出，绿色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得良好的环保声誉来赢得竞争优势。关于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间关系的大量实证也表明，绿色创新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例如，Judge和Douglas(1998)区分了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并研究证明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取得了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Banerjee(2001)研究发现，采纳绿色创新战略使得企业能通过各种绿色组织活动来降低运营成本、改进流程并进行产品创新，从而提升经济绩效；Chan(2005)和Eiadat等(2008)的研究同样表明，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取得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此外，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过程。例如，Shrivastava(1995)通过揭示全面环境质量管理提升企业经济绩效的过程发现，绿色创新战略不仅会直接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而且还能通过提高环境绩效(中介变量)间接促进经济绩效。Sharma和Vredenburg(1998)同样研究发现，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能够通过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来提升企业形象，进而促进产品销售并提高企业的经济绩效。
(四)产业组织视角
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侧重于从市场结构去考察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态度[1]，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规模和企业协作等产业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关于企业规模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大企业更可能采纳绿色创新实践。由于环保活动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务和人力资源，大企业更有机会和能力去减少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Baylis，1998)。相比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由于受资源约束并且缺乏环境管理专业知识而更多地选择遵守环境规制(Worthington和Patton，2005)。Bowen(2000)在述评对环保问题进行规模控制的研究时发现，九成相关研究揭示了企业规模与环境绩效间的显著正向关系。Etzion(2007)把这一现象解释为大企业拥有更大的社会能见度，从而强化了企业所面临的利益相关者诉求，进而迫使大企业采纳更为主动的环保实践。检验企业规模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Chen(2008)对台湾的信息和电子产业的实证研究佐证了这一观点，即台湾的信息和电子产业存在规模优势，中小企业在绿色核心能力、绿色创新绩效和绿色形象三个方面都不及大企业。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例如，King和Shaver(2001)认为规模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一种制约因素，它会导致企业的标准生产程序趋于僵化，从而遏制企业创新并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消极影响。面临来自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大企业更可能利用冗余资源建立缓冲机制应对外部要求企业改善环境的压力，而小企业不太可能动用自己本已有限的资源来采取政治抵制行动，而更多是把有限的资源用于解决环境问题(Bowen，2002)。Noci(1999)同样认为，由于与大企业不同的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层级较少的组织结构优势，小企业在管理外部关系时表现得更加灵活，许多小企业能以大企业所不能的方式进行创新。此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也使得企业对绿色创新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者施加于企业的压力。由于小企业的成功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程度密切相关，小企业更可能积极响应利益相关者的环保诉求，并且采取主动型环保实践(Besser，1999)。Darnall等(2010)[17]研究表明，由于具有资源约束更加硬性、决策程序比较简单、创新倾向较为明显等特点，小企业往往会更加主动地采取环保措施来应对利益相关者的相关诉求。Darnall还研究发现，小企业对来自价值链、企业内部和规制方面的压力更加敏感。但是，在感知来自于环保组织、社区、工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方面，不同规模的企业并无差异。因此，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规模与企业主动采取环保行动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现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owen，2002)。
此外，绿色创新本质上是技术、组织和市场问题的综合[18]，企业能否取得绿色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企业开展有效的合作。绿色创新意味着企业在原材料、可回收物资利用和废料管理等方面的持续变革，因而要求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等价值链伙伴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与协调。关于企业间合作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实践的影响的研究表明，企业间的合作越频繁，就越有可能进行绿色创新[19]。例如，Mazzanti和Zoboli(2005)通过分析意大利伊米莉亚省199家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发现，网络活动是比企业结构特征更为重要的绿色创新驱动因素，企业与供应商及网络成员企业的强伙伴关系能够有力地推动企业采用环保创新技术。Horbach(2008)针对德国制造企业的研究同样表明，与其他类型的创新者相比，绿色创新者更乐意参与面向创新的合作。
三、现有研究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小结
对绿色创新概念的表述和理解，因不同学科以及研究者的不同学术主张和偏好而异，至今仍没有达成一致。尽管视角不同、表述各异，但不同的学科和学者对绿色创新的内涵以及绿色创新对企业的战略意义的理解还是基本一致的。在梳理大量的现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四种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分别关注不同的绿色创新问题：环境经济学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以及不同规制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创新经济学运用一般创新理论探讨了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驱动要素和机制；战略管理视角探索了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而产业组织视角则考察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协作等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表1对四种不同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进行了归纳比较。
基于上述四种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绿色创新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并且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环境经济学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遵循的是一种简单、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Rennings，1999)，只考虑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而没有论及规制工具触发绿色创新的机理，从而难以透析环境规制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过程，也就无法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深层次的理论支持。
其次，创新经济学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为我们理解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构建了一个基本框架，但只是在一般创新驱动因素模型中增加了规制因素，由于缺乏针对性而显得理论解释力不足。此外，由于缺乏适当的评价指标(Horbach，2008)，绿色创新及其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几乎还是空白，因而难以通过实证来验证从理论上提出的驱动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实际驱动效应。
再次，基于战略管理视角的绿色创新研究把大量的篇幅用于讨论企业是否应该采取绿色创新战略，而没有去探讨更有意义的问题，如企业如何通过战略管理来取得绿色创新成功。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但很少关注绿色创新战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传导机制，而对绿色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问题的关注则是更少。例如，现有文献对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如企业规模、产业特征等)缺乏研究，这也被认为是绿色创新战略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原因所在(Christmann，2000)。此外，尽管有不少学者分析了绿色创新战略的影响因素，现实中也有很多企业已经把绿色创新思想纳入战略规划，但鲜有学者考察绿色创新战略的实施过程，对企业如何理解、准备、实施和评估绿色创新等问题的关注明显不够，更谈不上深入剖析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以及如何才能具备这些条件等问题。
最后，产业组织视角下的绿色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规模和企业协作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产业特征、市场竞争等因素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而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买方市场的背景下，市场竞争已成为企业采取绿色创新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对市场竞争因素的忽视肯定不利于揭示企业采取绿色创新行为的真实动因。
(二)未来研究展望
正如Makeower(2008)所指出的那样，绿色创新已经开始从一种姿态转变为企业进入市场必须考虑的因素，这意味着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把环境绩效引入产品竞争力评估。与此相对应，“走向绿色”意味着巨大的商业机会，管理得当就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由于企业面对环境规制的态度同时受企业规模与管理者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等因素的影响，企业环境战略选择会受到当局环境规制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影响，因此，绿色创新研究作为对备受关注的环保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论探讨，应该基于综合视角，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才能加深我们对绿色创新作用机理的理解。基于以上综述和对不同研究视角的比较，不难发现下述问题应该是未来绿色创新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向：
1.目前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对绿色创新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基本停留在概念阐述上，还没有针对绿色创新的构成维度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绿色创新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此外，绿色创新研究首先应该明确哪些因素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态度，进而影响它们的战略选择。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政府规制、利益相关者诉求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作用，基本上仍局限在理论探讨层面，而没有对所提出的具体的绿色创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未来应该在现有绿色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加大绿色创新构成维度研究的力度，以便开展绿色创新实证研究。
2.目前，学界非常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对于绿色创新战略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的关注明显不够，而对于绿色创新战略影响组织特征和组织形象的问题更是少有问津。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表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企业施加不同的影响，而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很好地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在当今绿色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能否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提供健康、环保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已成为决定企业能否求得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的绿色创新研究几乎没有解答实施绿色创新战略是否要求企业在组织结构上进行适当的调整、绿色创新如何提升企业形象等问题。未来研究应该致力于考察实施绿色创新战略要求企业进行哪些组织结构变革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形象等问题，以便帮助企业更加有效地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并通过有效实施绿色创新战略来提升企业的总体形象。
3.尽管以Child(1972)为代表的战略选择学派十分重视企业管理者在企业战略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较少关注管理者个人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问题，如管理者的信念、期望、感知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等个人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绿色创新态度，进而影响企业的环境战略选择。现有相关研究已经在管理者参与对于企业有效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没有深入探讨管理者的个人因素影响绿色创新战略实施的作用机理、管理者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又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实施效果等问题。因此，未来有必要从行为决策视角阐明企业管理者在企业绿色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角色及其影响等问题。
4.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很大一部分是隐性的，因此，单纯的静态研究和局部研究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可能是出于对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而在短期内绿色创新行为并不一定能够改进企业绩效，有时甚至会降低企业的短期绩效。因此，静态的财务数据难以刻画企业绿色创新的真实绩效，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测量应该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权衡企业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此外，绿色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某一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会对相关企业产生正外部性，因此，未来的绿色创新绩效测量研究应该采用系统视角，综合考虑短期和长期绩效以及企业采取绿色创新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最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还会产生大量的社会绩效，仅以经济绩效的好坏来衡量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显然有失偏颇，如何衡量绿色创新所产生的社会绩效也是未来研究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因此，引入时间序列和系统观显得相当必要，从系统视角和采取更长时间跨度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准确地刻画企业的绿色创新实际绩效。
5.现有的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样本，发达国家的环境规制较发展中国家更为严厉和有效，而政府规制被认为是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初始动因(Bansal，2000)，环境规制方面的差异导致以发达国家企业为样本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因此，我国学者应该开展本土化的绿色创新研究，以便探明影响我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不同因素，并且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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