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与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斯诺采访“红色中国”的动因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诺论文,动因论文,中国论文,采访论文,红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旅游和采访。1936年6月，他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成为采访红色中国的第一个外国记者。他将这里的所见所闻，真实生动地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该书在伦敦出版，轰动了中国和整个西方，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诺，这位美国资产阶级记者，为何要采访红色中国？应该说，斯诺采访陕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尽管他一再宣称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是共产党员，但无论从其采访陕北的内因还是外因看，都与中外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
一、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驱使
斯诺访问“红色中国”，首先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密切联系。
斯诺采访陕北是受到多家英美报刊、出版商的激励和资助的。早在1933年，美国出版商哈里森·史密斯就写信给斯诺，约他于1934年底以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并答应预付一定的费用（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62。）；1935年，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也表示愿意资助斯诺到苏区采访（注：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P377。）。斯诺很感兴趣，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无法进入苏区采访而作罢。1936年初，当中共和围攻陕北的张学良、杨虎城达成停战协议时，斯诺访问陕北的希望即刻复燃。他马上将准备去苏区考察的想法告知这两位约稿者，他们立即复信表示热情支持，并答应负担此行的全部费用，如能成功，还有奖金。《纽约太阳报》也支持斯诺的陕北之行（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82。）。这些报刊、出版商的约稿与资助，是促使斯诺采访陕北的重要因素。
不难看出，英、美报刊、出版商的约稿与资助，只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其背后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英美报刊和出版商的约稿和资助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支持斯诺采访陕北，或是出于资本家赚钱的目的，或是出于政治家的政治目的，或是二者兼有。资本家需要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是因为这些报道符合读者的口味，能赚到钱。这说明西方社会有大量的读者关注红色中国的发展。政治家需要红色中国的报道，有的是因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需要与东方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联合，或是因为他们想通过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来鼓舞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的则是因为世界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对西方资产阶级统治有至关重要的利害关系，他们或是要利用它，或是要防止它。不论是哪种目的，也都说明了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在3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事实上，30年代初期正是英美等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时期。早在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纷纷成立了共产党，同时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共产国际也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达到了更高水平。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充分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相反，社会主义的苏联却在这时取得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苏联的成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与英美等国家的对比，一方面使各国无产阶级更加坚定了社会主义信仰，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另一方面，也使各国中小资产阶级陷入了深刻的信仰危机，他们感到迷惘、困惑，对资本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其中许多人纷纷转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30年代，各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加强了联合，互相支持，共同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逐渐成为各国工人政党关心的内容之一。
同时，二、三十年代崛起的德、意、日法西斯也引起了西方各国各阶层人们的忧虑、恐惧和反抗。许多国家中各阶级各党派联合起来，结合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各国共产党战斗在最前列；各国共产党还积极地加强国际团结，其中共产国际起着重要作用。共产国际非常关心中共的发展，异常关注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十分担心蒋政权走上法西斯道路，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解放出来的斗争”，对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高度赞扬（注：（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法西斯反战斗争》（文件汇编），莫斯科，1975。P385。）。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世界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和红军的情况极为关注。因此《红星照耀中国》一出版，立即畅销于西方各国。该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时，几个星期就销出了10万多册，一个月就连续重印了5版；1938年它又在美国出版，立即成为最畅销的书；接着它又于苏联出版。该书行销西方各国，也进一步证明，3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西方社会各界强烈地关注红色中国的命运。
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促成
斯诺访问陕北，还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
中共创立革命根据地以来，国民党对其长期进行新闻封锁和军事围剿。中共长征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后，更是如此。对此，斯诺深有感慨地说，“他们（中共）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P1。）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使中共陷入孤立和封闭状态，威胁到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中共到达陕北后，日本对中国的猖狂侵略，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因此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在这历史的关头，中共迫切需要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显示自己的存在，披露自己的真相，表明自己的路线、方针、立场和主张，尤其是抗日主张，以彻底揭穿国民党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各种谣言。因而，打破封闭与孤立，成为中共急待解决的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企望从各方面着手加以解决，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新闻封锁与检查和反共宣传，中共是不可能向国统区公开发布任何消息和言论的，其他各党派，各社会团体也不可能，国民党更不可能。那么外国人如何？中共开始把目光转向外国人，因为他们受各国治外法权的保护，在中国有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还能将中共的消息向外国报道。对此，海伦·斯诺曾写道：“毛泽东……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真相。”（注：《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来信》，《新闻战线》，1980年第1期。）
那么，应物色什么样的外国记者呢？我们认为中共必然会考虑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国籍。像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执行反共政策，这些国家的记者即使能客观地报道红色中国的情况，也不可能在中国或他们本国发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怀疑和敌视，他们的记者所作的报道会被视为赤色宣传。从这一方面来看，美国似乎较合适。第二是记者的政治背景和倾向。只有那些既不纯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也不纯粹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记者，其报道才有可能为更多持不同立场的人所接受。第三是记者的报道态度，只有持客观报道态度的记者，才能真实地报道中共的情况，其报道才能更令人信服而被接受。
中共根据这些条件开始物色人选，他们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在上海的宋庆龄。路易·艾黎写道：“那时，陕北传来电报，要求一位善意的记者前往边区”（注：路易·艾黎：《忆为中国而战的国际主义者》，见《生活在中国》，新世界出版社。P10。）。宋庆龄根据中央的请求，考虑斯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虽倾向社会主义，但不激进，其文章一直避免向激进刊物投稿，因而具有独立色彩；而且他的写作态度一贯客观真实，甘地曾评价说他是一个诚实的记者。中共经过充分考虑，最后选中斯诺（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70。）。中共还为斯诺的陕北之行作了周密安排；到苏区后，毛泽东和其他各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都热情地接待他的采访（注：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P475。）。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中共急于打破封闭与孤立的迫切要求。
斯诺后来回忆其陕北之行时，曾说到与毛泽东的会谈：“他（毛泽东）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92。）。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共打破孤立与封闭的目的也达到了。《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10月于伦敦出版后，中共得到西方许多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受了该书的鼓舞而来到中国的。1938年2月，该书以《西行漫记》为名在上海“复社”出版了中文版，因它揭穿了国民党长期以来的欺骗宣传，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共、红军和苏区的真实面貌，尤其是中共的抗日主张，使中共得到全国爱国人士、党派和团体的支持与拥护，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革命志士纷纷来到延安投奔革命。这样，中共迅速走出困境，不断发展壮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和威望也日益上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斯诺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激励
斯诺访问陕北还有其自身的因素，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那时美国经济空前繁荣。然而不到2年，美国便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下子从繁荣的顶峰跌落到危机的深渊。这场危机迅速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斯诺本人也受到直接冲击，危机期间，斯诺生活十分拮据，时常为钱而奔波。同时，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接触使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不合理。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与失望与日俱增，并开始寻求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良方。他和美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倾向社会主义。
1930年9月，斯诺到印度采访，他在那里拜见了主张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印度问题的尼赫鲁，尼赫鲁和斯诺的谈话对斯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89。）。然而使他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当时他对宋庆龄无限景仰。宋庆龄向斯诺介绍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信仰；她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终究会失败”（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00。）；她还告诉斯诺在中国只有中共是真正革命的力量。宋庆龄的这些思想对斯诺的影响是深远的。海伦·斯诺说：“使斯诺向左转的主要影响来自孙夫人自己的榜样。”（注：张彦：《美国朋友怀念着宋庆龄》，《人民日报》，1981.5.26。）
斯诺的左转，不仅表现在他对国民党的看法由希望变为失望，而且更主要表现在他由信仰资本主义转为倾向社会主义，但还没有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因为他的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使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因此，斯诺这时对另一种社会主义——费边主义更感兴趣。斯诺曾说：“我服膺社会主义的逻辑，不是通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而是通过肖伯纳（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66。）。
肖伯纳等人提出的费边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虽然费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重要区别，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目标、原则等许多方面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斯诺至少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或中共产生敌意，相反则是抱十分友好、关心、同情与支持的态度。这一态度，在中外法西斯威胁日益增长时，变得更加明显，当时蒋介石正一步步走向法西斯化，加紧同德、意、日勾结。斯诺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对蒋政权的法西斯化也极为担忧。在面临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威胁下，斯诺更加坚定地站在俄国一边，站在中共一边。他说：“在纳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我同情共产主义，倒不是出于喜欢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出于讨厌共产主义的敌人”（注：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复始之旅》，新华出版社，1984年。P165。）。
因此，当蒋介石疯狂地向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于1934年被迫长征时，斯诺对红军、对中共的同情与关注日益强烈。这些急切的关注充分地体现在他去陕北采访前就准备好的一系列问题中，如：他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前途如何？能成功吗？其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中共是真的反帝吗？真的想同日本开战吗？其提出在中国组成抗日统一战线，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兵力有多少？他们是被消灭了，还是继续存在？等等（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P1-5。）。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斯诺迫切希望能够得到红色中国的消息，盼望着能去苏区进行直接采访。然而由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和围剿，这一希望在当时看来似乎是渺茫的。
然而当1936年初陕北停战，使斯诺盼望已久的机会突然来临时，他毫不犹豫，立即行动寻找去陕北的途径。他首先通过“好象”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青年学生俞启威帮忙联系，接着又找在北平国立大学教俄语的俄国人塞吉·玻勒伏帮忙，但都迟迟没有回音。因此斯诺十分着急，于1936年5月到上海去找宋庆龄等人（注：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P68。）。终于，在宋庆龄、刘少奇等的秘密安排下，他于1936年7月中到达陕北，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陕北采访。
总之，斯诺采访“红色中国”与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密切联系。正是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驱使下，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促使下，在他本人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激励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进行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采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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