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德治国”方略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略论文,现实意义论文,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探索作为治国方略的“以德治国”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对于我们逐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模式，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顺利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以德治国”方略的理论特性
治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它包括治国方针、理论、途径和策略等内容。治国方略指的是治理国家的全盘计划和策略。古今中外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治国实践和治国理论中提出过“德治”的思想。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人类思想上“德治”理论的传承链条，有着自身鲜明的特性。
1.科学的德治理论
在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包含有丰富的伦理内容，他把道德视为政治的基础，以德治为主轴展开了一幅政治学说的画卷。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周王朝建立后，周公根据商朝滥用刑罚最终导致灭亡的教训，就提出了作为一个统治者一定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的德治思想。春秋末期，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说，开辟了中国德治论的先河。战国时代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把它进一步明确为“仁政说”，成为了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片面夸大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又充分地肯定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调道德作为统治手段的功能。列宁也非常重视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曾经发表过许多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道德基础，还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中，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提供了伦理精神支柱。实行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同样重视道德的社会功能。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高度物质文明与高度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他曾经多次强调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定“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如一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要求全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大力弘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三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四是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五是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不懈奋斗”的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伦理精神。2000年6月28日，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这种治国方略，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特别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关于治国思想的优秀成果，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从治国方略的高度科学地概括了道德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前瞻性，是将邓小平理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新结晶，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闪耀着里程碑的光彩。
2.独特的道德体系
如上所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德治思想早已有之。但是，“以德治国”方略中所说的“德”，既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道德，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道德，而是一种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前瞻未来，对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客观规律的反映，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从根本上同其他社会形态的道德区别开来；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体现了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涵盖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道德评价标准，体现了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从未出现过的新生事物，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反映人民的愿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倡导、实践这种道德，能够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尚，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3.创新的治国模式
在西方的治国理论中虽然不乏重视道德作用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强调法治的功能是其重要的传统和特点。以德治国的思想和治国模式，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治国传统的突出特征。自汉武帝以后，在德刑关系上，不少思想家对德教和刑罚的功能和应用范围作了进一步分析，但从总体上看，其治国思想仍然没有超出“德主刑辅”的模式。可以说董仲舒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德主刑辅”的治国模式，重视道德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体会到了民心向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法则，这无疑是其最有价值、最为合理的一面，但是，又具有受历史、时代局限的种种弊端。它虽然并没有排斥法律的作用，但确有轻视法律作用的一面，致使在实践中走向了道德万能论的极端。另外，儒家的民本——德治主张，在“官本”政制下，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事实也是这样。儒家的德治主张，除了对象唐太宗那样为数不多的一些开国君主产生过一定影响外，始终只是儒家的一种伦理政治思想。在道德实践上，儒家把希望寄托于“圣人之治”，其德治理论被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扭曲为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的“人治”。
“以德治国”方略不同于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治国模式，它强调德法并举，主张在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没有厚此薄彼的倾向。江泽民同志指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经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他还说：“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规范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主张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统一，强调两者同等重要，这并不是一种无重点的“两点论”。因为在实践中德治和法治不可能是绝对平衡发展的。当形势发展到一个方面失衡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显现出来了。比如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当时建立法制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应当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形势，不同群体的特点，不同人的情况而有所侧重。以德治国方略蕴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具体应用中也应当是非常灵活的。
二、“以德治国”方略提出的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是对“西方社会病”作出的有力回应
广义的现代文明车轮的启动，开始于西欧国家。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工农业的现代化，标志着西欧诸国率先跨入现代文明时代。这种现代文明从一开始就明显地暴露了它的弊端，显示了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使人类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多，同时另一方面又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已经醒悟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端。二战以后，随着现代文明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从道德上去寻找现代文明弊端的根源，对现代文明中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进行过理论上的剖析和批判。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泛滥，出现的以“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为特征的“西方社会病”，江泽民同志给予高度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指出：“现在，就是西方国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对享乐主义泛滥、思想堕落、精神颓废之类的‘西方社会病’，也深感忧虑。……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病，更应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更应自觉地加以抵制和防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的方略就是在洞察、吸取了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由于道德缺失问题带来种种弊端的教训后而适时提出的，对于我们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2.是应对新世纪西方敌对势力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需要
自从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西方国家就不遗余力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敌对势力开始把其实施的“西化”、“分化”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上。进入新世纪，世界多级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利于我国赢得时间、集中精力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新一轮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西方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他们在经济实力和高科技方面的优势，在世界上实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会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们渗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同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加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尤其是青少年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构筑一道坚固的“围墙”，成功地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
3.是应对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需要
从国内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处在重要历史关头：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价值观念呈现多样化态势。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我们实施改革开放，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就会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一旦遇到合适气候也会沉渣泛起。社会存在发生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我们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中来，引起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大量事实说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流是正确的、进步的，但也伴随着一些错误思潮的滋生蔓延，搀杂着一些人的信仰危机和道德迷惘。有人将商品交换原则泛化到包括人的精神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忘掉了互助精神和奉献精神；有的人受利益驱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也有人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为所欲为，违法乱纪。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势必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因此，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实施“以德治国”战略，形成和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4.是加强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从党的作风的现状来看，主流和基本的方面是好的。但也必须看到，目前在党风建设方面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利己主义等严重的腐败现象。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面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复杂矛盾，理想信念动摇，做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这虽然是支流，是非基本方面，但决不可忽视其危害性及其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因此，我们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扎扎实实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