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近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处于转换期的“意识”
当今是激烈动荡的时代。处在这动荡的旋涡中间，人们要想正确把握住这动荡的各个方面及其动因，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人们乃想通过学习历史，理解现在，开创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历史意识，本质上就是自我认识。
关于20世纪的“世纪末”这个关头所具有的巨大历史意义，现在还很难指望给它一个正确的位置，从而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应当说尚属暧昧和模糊。不过，如果说19世纪是由于产业革命而带来的人们物质条件的划时期的改善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花朵盛开的时代，那末，20世纪则是追求理想主渝的动力作为世界历史性潮流而迸发出来，并向资产阶级社会提出变革挑战的时代。然而，如所周知，以“社会主义的试验”而闻名的那种挑战已经毁于一旦，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迷惘时期。这时，“民族”也就成了应当埋葬这种充满着不安与混乱的思想政治空白的关键概念。在这个冷战后世界历史的动荡中，日本是以长达40年的“五五年体制”的终结、政界的改组、联合政权的登台这种巨大的政治变动的姿态而出现的。这一方面固然意味着日本战后体制的动摇，但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一环境中生活的人们，主要是占压倒多数的日本国民的“意识”的动摇，也就是所谓“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
说起“意识”，它大多数是表现为作为“民族”或“国民”的思想感情而出现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通常是形成于充满不安的动荡的历史转换期。从世界历史来看也是如此。在从封建时代向近代的转变期，由血迹斑斑的法国革命所开创出来的“国民”概念，历经200年的岁月，到今天，它已普遍存在于全球的国民国家体制之中。可是，反过来说，由于内在于国民国家的所有矛盾的爆发，致使国民的意识走向崩溃的现象逐渐显著起来。这当中，作为相反的动向，哪怕是一时的情况，企图用国家主义的、排外主义的趋势来加固国民的意识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罕见。
“国民”的形成，虽然和作为近代概念的“民族（观念）”的形成相联系，但它主要是作为国家的基本结构而由国家政权向居民作同质性要求，也就是搞同化政策而被大大推进了的。在这种场合，转变期的“当今的不安”往往使人们回想起过去的绝对权威，对“国民”（民族）之形成，用自上而下动员神话传说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来推进的。尤其是在不容分说地要把“总体战”进行到底的资本主义列强各国，从确保国家的统一性的观点出发，大为强调超越阶级对立以及地域、语言、文化之差异的所谓“民族”的这个命运共同体。为此，根据被过分夸大了的想象中的“民族”“同质性”的虚构就膨胀起来。与此相伴随，也就带来了对少数者和“异质者”的压抑和强迫等行为。正如近现代日本的步伐所表示的典型那样，由于大喊大叫假想中的民族主义，而把国内的对立与差异掩盖起来，使人们的历史意识——自我认识也趋于朦胧了。
对“日本”或是“日本人”、“日本民族”这类词语，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近年来的历史学研究告诉我们，“日本”这个国号，是在7世纪末，当律令国家成立的时期，与“天皇”的称号一起出台的。在这当中，把天皇的起源同日本国家的起源重合起来，并把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肇始也定在一块，这便是当今流行的日本文化论的一个重要构成方式。的确，作为近代概念的日本的“民族（观念）”的形成，同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与固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今天所说的“日本”、“日本人”、“日本民族”和古代天皇制从根本上联在一起。尤其是看一下幕末、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进程，所谓天皇“万世一系”的“无穷性”这种神话，在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之形成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无法否认的。时至今日，它还是作为“悠久的日本民族、日本文化”之类的历史感情而箝制着众多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不仅如此，在整个日本社会上，“大家全一样”这种“同质性”情感，是作为一种“当然不能不如此”的“集体催眠”状态而存在着的。在这种状态中，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正视过去的历史事实是相当困难的。人们的自我认识也是茫然地停顿在“日本自我中心主义”的框框里。不光是拥护当今体制的一派，就连那标榜反体制的一派，也好像是把自己封闭在这个自封的模式之中。
实际上，处在当今这种世界历史的转变期，日本的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识方法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好像在世界各地汹涌澎湃的民族与国家问题、自由与民主问题、人权问题等等，不过都是些“大海彼岸”的事物，同自己关系不大。也就是说，对于只有作为多数派居民的日本人才适用的和平与民主主义、自由与平等的观点来说，日本幸亏没有成为东欧和前苏联啊！——这种心态如今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种心态的底层，令人感到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忌讳在战前曾那般大叫大喊的“日本民族”这一词汇。人们有一种不用说“日本民族”，就连“民族”这个词本身也不能使用、应予避免的默契。在这里看到的战后日本的思想状况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的一种历史观，是把“民族认同”“空洞化”了的一种感情。再进一步说，在此“后冷战时期”的世界里，当“民族问题”热火朝天的时候，在日本的土地上，在一边漫不经心和理所当然地使用“日本人”这一词语之同时，对于“非日本人”——“异质者”加以严格区分的想法却又在到处泛滥。但尽管如此，却流行着一种错觉，似乎在日本不存在“民族问题”。从这种状况出发，我们认为，在如此动荡的世界中，为能正确理解日本的现实，检讨一下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究竟是怎样一种情形，乃是今天极为重要的课题。
二、所谓“日本民族”的范型
当我们说到“意识”的时候，它本来是以“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为出发点的。但是在现实中，它的形成却同在该国际关系中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大有关系。在300多个藩主林立的德川幕府体制之下，它的“锁国”政策并不是切断一切对外关系。实际上那不外乎是，一方面造成幕府在对外关系上的独占局面；一方面禁止民间的对外接触。从而，生活在这种格局中的人们的所谓“意识”，基本上不会超出“藩民地的‘民族主义’”的水平。在这一点上，朝鲜和中国也约略相同。勿宁说，“锁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共同项目。在这种形势下，1853年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的来航，意味着由国民国家和殖民主义构成的欧美国际秩序同东亚国际秩序的冲突。这就开辟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前者对后者的破坏的开始，以及后者由于打破了地区割据和身分制度而迈向“国民”乃至“民族”的新的“意识”之形成。
我们观察一下从尊王攘夷运动开始的幕末、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史的步伐，可以说有三个大的支撑点：一是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对欧美各先进国来说，这意味着获得新的资本主义市场；二是为了与此对抗，日本创出了天皇制国家，防止沦落为殖民地，而要完成独立国家之建设，这一点，正像在吉田松阴氏的“一君万民”论中所典型地见到的那样，把天皇神话加以极度扩大，造成近代天皇制，以此来谋求国民之一体化；三是这样还不足以对抗现实中的强大侵略，因而，为了确保日本的独立，就走上了侵略亚洲的道路。换言之，遭逢世界历史转换期的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选择了这样一条路线来解决处在危机状态的自己的“民族问题”，那就是：一边急切构筑起带有复古色彩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积极引进西欧文明；一边侵略亚洲。作为制造“意识”的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国民教育，是在用崇拜西欧、尊奉天皇、蔑视亚洲这三根支柱来塑造日本人的认同观。
本来，对于维新政府来说，为了构建起近代的国家体制，比什么都要紧的课题就是将“天下人民”“同形化”，使之定着于国家机构的支配之下。说起来，也可能是迫于必须铸成对近代国家的建设不可或缺的共属意识之故吧，“民族”认同工程的加急塑造，是依存于“复古”色彩浓烈的天皇这个象征的。既然是这样，那就不能不是在“进步”之中有“复古”，在“开国”之中有“锁国”。也就是说，日本的国家近代化是不得不在传统思想改装和外来思想嵌入的形态下推进的。这样，就成了在“民族”的实体尚属混沌不清、并未成熟定形的条件下，维新政府却硬要把统治客体加以概念化，亦即作为“国民”这种形式来对待。其具体做法就是：奉还版籍，制定华族、士族制，以及接下来的编制户籍工作。这就是1869年（明治二年）以后维新政府的中心政策。由维新政府最初作为一般用语而使用“国民”一词，始见于1871年（明治四年）4月《户籍法》制定时的太政官布告。而其原则方针是指向人民的“标准化”和户主的设定，并由此而达到“家”这个社会单位的同形化、水平化。
“国民”本来是以近代国家之存在为前提的西欧概念，但是在日本，却是在专制政府的条件下，同以“皇国”之类的传统概念相结合的形式而导入的。于是，在通过编制户籍等措施以形成“国民”概念的问题上，尽管总的说来否定了封建的身分制，但在现实中却又同所谓“四民平等”的华族、士族、平民这样的新身分制的固定化相纠结。在日本，固然也可以认为近代民族观念（意识）之形成同国民意识之形成是重合在一起的，不过，在明治维新时期，首要的着力点还是放在培养作为国家概念的共属意识上。事实是这样的：明治维新政府的少壮派官僚陆奥宗光（日清战争时期任外务大巨）在其于1874年（明治七年）呈交木户孝允的名曰《日本人》的文稿中就写道：“所谓日本人者，西起萨摩之绝地，东迄北虾夷之间，凡生息于此，处于帝国政府支配之下者，皆此之称也。”②正如他在此文中所述，在“日本国民”尚不存在的明治初年，本来应当用来指民族集团的“日本人”一词，却被用来称呼在国家领土之上、归属国家支配的人们集团，这被认为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用来证明专制政府存在之根据的手段。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所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作为日本国民的官方定义的用语，是使用的“臣民”一词。不过，那时候，以一定的概念化为前提的“民族”一词，尚未被当作一般词语而确认。在日本近代史上，今天所说的“民族”一词的首次使用，是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创刊的标榜为国粹主义的杂志《日本人》。但那是和“人民”、“国民”、“臣民”等词同时并用的，其用法及意义还不确切，而其实质内涵也尚未被固定在“万世一系的皇统支配”之下。然而不久之后，随着明治政府对亚洲侵略行动的真正展开，“民族”的概念就同前一阶段那种主要是归属于国家领土和国家支配的政治概念不同了，它意味着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归属集团。这时，带有以自我为中心之意，且兼有历史、传统、文化的规定性的日本“民族”概念的出台，就是必然的了。
观察一下明治时代的思潮，在近代日本，关于“民族”的概念规定，虽说也是依据了德国学者们的学说，以“血缘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为基础，然而，真正推出来“民族”这个概念，把它同国体论相结合，而担当了日后所谓“日本民族”论形成这一学说的先驱角色的人，应该说是宪法学家穗积八束。这就是穗积氏在其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的《家制及国体》③一文中所说的“祖先崇拜教，是我国体之根基”；“祖先崇拜教，即尊敬民族之宗主——皇室之意念”。依据这样的论断，就开始宣扬关于“民族”是以“血族”与“血缘”为基础、“天皇即国家”、天皇大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限制性，以及国民须对之崇拜服从等等。他的这一套说教对于近代日本民族认同之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可以认为，在近代日本，“民族”观念（意识）之成立，“民族”一词的确立与巩固，约当在1900年前后日清、日俄战争期间。从这里当然可知，成为紧箍咒而捆绑住近代日本人的所谓“日本民族”的模式，是同日本的亚洲侵略之深化过程，尤其是同其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之展开有着巨大的关联而形成的。④
三、作为自我认识的亚洲观
当我们谈到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问题时，这里边掺杂进了在“欧亚二分法”基础上的所谓“进步的欧洲”与“落后的亚洲”这种也可以说是理念化了的价值观。本来，“亚细亚”这个概念，正如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词中所看到的，它产生于近代欧罗巴在认识自己的社会文化之际，他们对于非欧洲的事物，全都以“亚细亚”一词囊括之。其实质内容与其说是实在的、实有所指的，勿宁说是作为他们自我认识的一种折射，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局势的需要而有目的地造出来的一个历史观念。也就是说，在西欧的概念里，所谓世界，就是现代欧洲，排除在此之外或与此对立的，叫“亚细亚”。从而，只要是把欧洲人的这种自我认识方法论导入日本，那末，近代日本人的思想、行动、情绪以及其他生活方式等一切的一切，实际上都跟上述西方人那种亚细亚观的浸润直接、间接地相关联。
这种状况的基础在于把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奉为顶峰，而把亚洲各后进国家置于劣位的国际阶层秩序观；作为其现实状况则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把世界看成文明与野蛮的对立，在强化崇拜西欧的激情之同时，煽动对亚洲的蔑视观，而且还用这一手来当作促进日本民众奋起的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统治层的所谓“亚细亚”除代表“后进性”以外，再无他物。要“克服”这样的“亚细亚”！这一实践性意志在日本近代史上有着深深的烙印。然而，当此之际，正像在福泽谕吉的论点中所典型代表的，尽管“日本独立”的真正威胁在于欧美列强侵略亚洲，却把招致这种威胁的责任推到了亚洲诸国的“文明度不够”上来。于是就导出了这种荒谬的理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略，是由日本向亚洲各国“输出文明”，也就是侵略！
在这里，当谈到“作为自我认识的亚细亚观”之时，虽然是作为与他人认识相对而言的自我认识，但实际上，即便是同一个问题，是作为亚洲的一员而从“内”认识呢？抑或是突破开来，从“外”的角度而将亚洲作为对象化了的客体加以对待呢？这样，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就不能不是大异其趣的了。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亚细亚问题一直是一个充满苦涩的难题。不过，更恰当些说，在近代日本的“民族问题”上，亚细亚概念是占有更大位置的一个难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近代的日本，是游离于亚细亚？抑或是贴近于亚细亚？亦即所谓“脱亚论”和“亚细亚主义”。这两个思想体系，一边是争持、分裂；一边又有所交错、纠结，形成互相推移前进的步履。这里，如何安排同亚洲诸民族的关系的问题，对日本人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思想家来说，就成了最大的症结所在。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日本，东亚，特别是所谓“满蒙”一直成为世界历史矛盾的焦点。其中，初时是右翼独占了“亚细亚主义”。与此相对，左翼则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抗衡。可是这无济于事。不久，自左翼里边，连续出现了主张把“民族问题”从症结难点中摘离开来的人，而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落脚点，成了具有鲜明侵略色彩的“亚细亚主义”。
尤其是，在此情况下，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的大多数，在西欧列强的压倒性威力面前，在内在的精神世界里，或者说在自己的“民族认同”之形成上，基本上是与一种“受害者”的意识相始终的。换言之，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思想家，进而连一般民众也在内，他们所具有的或者被加在身上的“民族认同”，究竟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本应是亚细亚一个成员的日本，为同欧美列强对抗，它竟侵略起亚洲来！具有了这样的“两重性”。甚至说感到从欧罗巴与亚细亚双方受到“压力”，认为历史上刻有这种痕迹，常有“受害者”意识潜藏于内。事实上，从今天回顾一下，作为“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一方面把“天皇”、“日本民族”这类意识形态推到前台，一方面则又打出了抵抗西欧支配的所谓东洋的“关联性”、东洋的“原理”，捏造出东洋的“集体认同”的神话，企图在东、西洋对抗这个核心问题上把人们的价值观翻转过来，以便借此而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总括为“大义”之举。这就是说，在近、现代的“日本民族认同”之形成过程中，由于从内部注入了“被害者”的意识，致使其作为自我认识的亚细亚观，乃至对亚洲各民族的客体认识，都必然是内藏极大虚伪性的东西。
四、“民族幻想”的扩展
在近、现代日本所使用的“日本国民”、“日本臣民”、“大和民族”、“日本民族”等用语，一方面是为了同其他人们相区别而使用的自我认定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国内各式各样的矛盾、对立、倾轧掩盖起来，避免它们暴露出来而创造出来的。从而，对这些词汇所蕴含的实质，不可能系统地认识或一目了然地统一掌握，因为它是由掌权者没有科学根据地制定并灌输给人们的词语。而越是强行灌输，它所具有的“幻想性”就不能不极大地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幕末的“一君万民”论开始，中经明治的《帝国宪法》和《教育勅语》，最后直到亚洲太平洋战争，在此全过程中所形成的“日本民族”这个膨胀的、腾空了的观念，正是由天皇制权力所炮制的一种自我规定的政治范畴，是一种“民族幻想”。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历史上的法西斯时期的历史意义来观察一下，就可看到：“神国”日本这种“国体论”的历史观，固然是自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以降，作为“皇国史观”而得到确立的，但是成为其根基的“民族幻想”，则是根据“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神性”以及他的统治的“正当性、永恒性”的理论而来的。而它在现实中的表现，则一方面在受到国家权力、军部的庇护，终于由文部省的《国体主义》（1937年）及《臣民之道》（1941年）两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向人民做了强制灌输。然而，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日本民族”这个“理念”是一个“幻想”，所以，它容不得来自“亚细亚——其他国家”对它的凝视，它也没有办法来看看反映在亚洲各民族的镜子里的日本自身的形象。事实上，与扩大对亚洲的侵略之同时所强调的“八纮一宇”的“思想”，是一种非要把日本的“国体之精华”强加给全世界、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唯我独尊的、排他的东西，这就是要实现以“皇国”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构想。而正是在这个名堂之下，完成了把千百万日本人民驱赶到大规模侵略战争之中。
本来，关于近、现代日本侵略亚洲的基本特性，近年来曾有过各式各样的议论。不过，带有结论性的看法还是这样的论断，即作为日本支配亚洲的构想的目标，首先是搞起一个“以‘本土’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扩张”，然后“在本土的外层再拥有‘皇民化’的朝鲜、台湾等直辖殖民地；这样的日本帝国，再在帝国之外缘建设起一个以日本帝国为中心的、保留有‘文化上融合的’、‘日满华’结合在一块的旧帝国文明圈性质的‘东亚新秩序’；更在它的外围形成一个从经济上支援此‘东亚新秩序’的、作为现代帝国主义殖民地支配圈的‘资源圈’的‘大东亚共荣圈’；如果可能，更向外延伸，搞出一个‘补给圈’，使之隶属于上述体系”。⑤实际上，在观察近代日本的亚洲侵略过程时，日本的统治权力集团以及某些思想家、知识分子，随着事态的推移，或者在事后搞出一条道理，为的是自我领悟乃至自我欺骗，也更是为了对外宣传。于是对于早自幕末的“大陆雄飞”、“征韩论”开始，以及其后继起的什么“亚细亚主义”、“脱亚论”、“日鲜同祖论”、“八纮一宇”、“日满一体”、“五族协和”、“王道主义”、“鲜满一如”、“内鲜一体”、“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体”、“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等，都被形式主义地给予种种逻辑的解释或赋以某种理由，或编造出某种为之张目的标语口号。但是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近代日本在其历史的全过程中与作为“他人”而相遇的欧美列强乃至亚洲各国间产生出紧张关系、对抗关系时的产品。这些东西的出笼，同以日本民族为中心并对亚细亚蔑视的这种“民族幻想”的膨胀有着一致的步调。
在这里，与近代日本的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认同论相关联的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民族”论，标榜的是：主张各民族平等，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但事实上，推行的主流东西却是：日本民族应是“指导民族”；它是自远古以来经过反复同化融合而成的民族；它是无比优秀的；在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下的皇国是至为伟大的，等等。这里，是糅进了对朝鲜、台湾等诸近邻民族⑥搞以“日鲜同祖论”为模式的同化理论。查阅各种文献、史料，可以说至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认为“日本民族”基本上是“杂种民族”、”混合民族”、“复合民族”的倾向是存在的。关于“大和民族”一词的使用方式，正像战后在日本多次表明的，与其说它是意味着“日本人是纯血统的单一民族”，勿宁说它更加含有在国际关系紧张激化之同时，强调日本是一个历史悠久而曾与其他民族混血、同化、融全的民族之意。当然，在一部分人中间，我们也看到了仍有以“天孙民族”的“优秀性”自负的那种低级而又孤芳自赏的论调。但是，在意欲包容数十个民族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之下，有上述这类想法的终归是少数人。甚至连白柳秀湖这样的国粹主义者、国体论者都说：“从日本民族的血统上、文化上的构成来看，其范围颇广，它融混同化有世界上所有的种族和民族的血统和文化。”⑦这正是否定“单一”、“纯血”、强调同化融合的言论。
尤其是，在日本的“亚细亚支配原理”方面，它一面大谈东洋各国各民族间的“连带”关系、联合“解放”，等等；一面却在构筑以“皇国”日本为核心的支配－服从式的上下垂直式阶层秩序。因此，它之所以也自称为“杂种民族”或“混合民族”、“复合民族”等，无可否认是带有为其统治机构效劳的宣传性质。这一点从世界历史上来看，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凡是帝国主义统治，在本质上都是在国内压迫少数民族；在对外方面，举凡在其支配势力所能达到的领地上，对多民族居民的统治控制是不可缺少的，实行着层次重叠的种族歧视、民族歧视。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掩盖支配民族论的赤裸裸的政治欺骗性而大造舆论罢了。如战前的和辻哲郎与“近代超克”⑧论者们，就侈谈什么日本国民性以及精神、传统、文化等等，展开了装饰有“日本固有素质”、“民族之心”等修辞的“日本文化论”的宣传。于是，就动员人们起来支持充溢着权力欲的国家幻想、民族幻想，并为此开动了各种意识形态机器，大肆补充、强化宣传其绝对性。
这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五、“民族”这一课题
在近代日本，日本人被给予的民族认同感，是一种被赋予“日本民族＝指导民族”这种虚构性的“帝国臣民”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1945年8月以后，由于战败的冲击、美军占领体制及诸多变革等巨大的“外部压力”而瓦解了一些。然而，却又在“国家解体”、“社会震荡”这几根有如拧紧了的发条的危机感作用之下，便以“日本国民”这样的民族认同而显现出来、凝聚起来，并且历经冷战、经济复兴、“战后民主主义”几种因素并存的战后日本历史的全过程而顽强地持续下来。对前述的近代日本民族认同的三根支柱——崇拜西欧、尊奉天皇、蔑视亚洲，不妨再分别看一下它们的发展变化。崇拜西欧的思想，由于在GHQ⑨占领制度下开始产生的亲美思想的渗透和巩固而变本加厉了。天皇制思想在否定了天皇“神格化”之后，转变成了对作为“世人天皇”＝象征性天皇的亲和感。至于对亚洲的蔑视观，直到最近，应该说由于战后曾一度同亚洲各国断绝联系、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战争罪责的某些豁免等事项及其延续态势，而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还处于一种冻结状态。当然，由于战败而丧失掉殖民地，堪称帝国主义支配原理的“多民族主义”（亦即高田保马所说的“广民族主义”）⑩突然之间烟消云散了。这一点又同所谓“单一民族”的虚构观念的迅速扩展，对日本国内的阿伊努人、冲绳人(11)、朝鲜人、台湾人(12)等的看法的淡化、冷漠化相关联。
在日本，从自认为遭到了悲惨牺牲的被害者意识出发，代替战前的“日本民族”这个用语，宁愿多使用“日本人”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定内涵的词汇。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某种表露方式。但最好是看到，这是一种潜藏着愿跟战前的“日本民族”这个名词所携带的露骨的天皇制思想、侵略性的国家主义决裂，并且洗刷掉殖民地统治及侵略战争的罪责的隐蔽心理。换言之，这个战后的日本，才是被淹没在“受害者意识”之中，而作为治愈这“受害者”意识的一个便当办法，就是深深地一头扎进西欧民主主义的“普遍性”原则之中。不久，到了70年代之后，就酝酿成为“私生活中心型”的、要做个“快乐舒适的被扼制者”形式的民族主义。革新阵营中护宪的民族主义所强调的“和平与民主”的口号，从这个思路来看，应认为它是在为向经济成长道路迈进打好思想基础。
如果针对“民族问题”所存在的问题而言，战后的日本也跟战前一样，或者比战前更甚。天皇制，作为民族问题的一个内容遗留下来了。“日本人”这个民族意识本身，同作为近代国民一体化的一个机构而造就的“天皇制”，两者成了互相依存的观念。但这好像是一个被虚伪地观念化了的、缺少实质内容的“自信力”之类的意识。总而言之，在战后的日本，对于战前那种把天皇、民族、国家糅合在一起而成的“日本”这个价值观念（加藤周一语），并没提出什么有分量的质疑。并且，在以牺牲亚洲为代价而获致的“丰裕”的成功感之中，也几乎没有认真反省内部存在的民族问题。事实上，若说到今天日本的民族问题，它的大部分内容也同样是在世界各地爆发的“民族纷争”。由于战败也没有被怎样改变或割断的日本人的“民族认同问题”，也未被真当回事予以考察。不过，尽管如此，时至今日，在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继之而来的“五五年体制”的终结之时，“对过去侵略的谢罪”以及战后责任问题等，已成为燃眉之急被而提出。在世界上，对“经济大国”——日本的国际责任问题也在高声评议。在这种情况下要问个究竟的，正是作为民族集团的日本人自身的认同问题、生存方式问题。所谓“民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把它作为在国内压抑少数者群、压抑其他民族的国民国家制度来评论，要正视这种矛盾结构的历史与现实。并且，所谓民族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都不能是排外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应予探求的是超乎国民国家的、具备诸民族共存的普遍性的制度与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日本人在国际贡献与贸易摩擦、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深化、在日本的外国人及难民、全球性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上，不可否认都要面对自身的“民族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在“民族认同”问题上要经受的考验，由于有从前那种“纯血统主义”的虚构性的影响，不能不比别的国家更为深刻而严峻。然而，也就是在此时，在日本社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有强大国家之愿望，并且以国家权力为媒介，天皇制观念、甚至通过天皇制而要求搞成一元化核心的“民族幻想”又扩大开来，甚至出现了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恶劣传统再动员起来的危险倾向。当然，实际上，若真进入了这种状态，则可以想见：隐蔽在“一国主义的和平”之中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很可能有再次作为排他的、侵略的民族主义而跃居前台的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现实的日本社会。在这里，是不间断地在谈论“政治改革”、“政界改组”、“不景气对策”、甚至“大米问题”等等的“重要问题”。可以看到，近代的日本，总是在被迫“处理”“当前”问题；而日本自身的生存方策，尤其是成为其根基的“民族认同”问题却被忽视了。想到这里，不能不认为：问题的本质绝对不单纯是一个战后体制的重新编组问题，而必须是同“世界民族问题”相关联的“日本的民族问题”。这样的认识不能没有！实际上，就单从“国际贡献”这个用词的使用方式上也可看出，这里边还带有同战前的“圣战”相勾连的“民族幻想”的响动！而在其深层，也还是潜藏着哪怕是不自觉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感”。在这个意义上，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为了民族认同的告成不受国家主义指向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也必须首先改正、端正对事实上已存在、又正在营造自己生活的作为民族集团的“日本人”真实状况的看法，有必要加倍努力，以确保有一个正确的自我认识。再明确些说，那就是：今天，日本本身，在国际社会中已陷入深刻的“民族认同危机”之中。对日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开辟出一条不被箝制在抽象的、观念化了的国家、威肋、压抑人们的国家权威之下，而图谋新的生存之路。为此，恐怕应该是，为了日本人不致陷入“多数派集团的认同”之虚伪观念，正像与“在日朝鲜人”等词相并使用的“在日日本人”这个用词所含蓄表明的，应该是多关注于国民国家的业已积累下的矛盾，多向成为问题焦点的少数者群和贫弱居民寄予些关切。应沿着这个方向来探索日本民族认同的途程。如果能这样进行下去，那末，将可在人们互相间增多联结，社会走向变革之中，产生出民族认同的良好前景。
（原载日本《世界》1994年第1期）
武尚清 译
注释：
①此标题为译者所拟。原文标题为《作为课题的‘民族’——围绕近代日本的认同》。——译者
②《明治思想集Ⅰ》，《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0，筑摩书房版。
③《明治思想集Ⅱ》，《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1。
④关于在近代日本的“日本民族”的自我提示的论说，可参看拙稿《民族幻想的失落》，载于《思想》杂志1993年12月号。
⑤大江志乃夫：《东亚新旧帝国的交替》，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Ⅰ。
⑥原文如此。按，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日本侵占。不能称台湾为“民族”。——译者
⑦《日本民族论》，1942年。
⑧“超克”，日语汉字词，指战胜困难之类。因难于对译、暂移用原词。——译者
⑨GHQ(General Headguarters)，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译者
⑩日文原汉字词汇。这里实际上指“统治”多民族的“主义”。——译者
(11)冲绳，是县名。此处实际是指琉球人。——译者
(12)如前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不能用做族名等义。这里实际是指来自台湾、住在日本的中国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