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玲英[1]2013年在《基督式英雄：弥尔顿的英雄诗歌三部曲对“内在精神”之追寻》文中研究说明约翰·弥尔顿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诗人。对于其英雄诗歌三部曲《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评论家长期以来往往进行单个的研究,有时甚至是支离的阐释,而对三部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识不够,对诗人在整个西方英雄诗歌传统中的地位把握不足。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原型批评、互文性、心理分析、历史主义、陌生化原则、女性主义等批评方法,从弥尔顿本人的神学思想切入,细致深入地研究弥尔顿的四个文本：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和英雄诗歌三部曲,对弥尔顿的“英雄”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弥尔顿在著作里竭力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使人对自己能成长为“英雄”还是沦落为恶人而负有完全的责任。弥尔顿反复强调,人不只具有“神一样的”外在品质,而且具有“神一样的”内在美德。弥尔顿的三部曲艺术地呈现出以这种神学思想为基础的英雄形象。除绪论和结语外,本论文分为四章。绪论包括文献综述、“希腊式英雄”和“基督式英雄”的定义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结构。第一章集中探讨弥尔顿的神学思想,以利于后面各章对三部曲展开文本分析,其中主要包括弥尔顿在《教义》中对“圣子”耶稣基督的论述、“圣灵”(“精神”)的定义和弥尔顿对“内在精神”的阐释以及其具有悖论性的“诱惑观”。本章尤其注重《教义》对耶稣基督的论述,因为这是诠释弥尔顿基督式英雄的基础,而弥尔顿的基督式英雄之神学思想是解码其三部曲的实质和核心。本章的旨意是阐明弥尔顿的“基督式英雄”之内涵,以及“基督式英雄”范式与“诱惑模式”、“内在精神”之间的关系。第二章阐述《失乐园》中的史诗主人公和英雄。一方面,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遵照基督教关于恶魔的传统观念,但将撒旦从基督教中抽象的“邪恶”概念之化身塑造为极富迷惑性的“英雄”形象,并借鉴“撒旦三合一泛历史模式”和英国文学中的“寓意传统”,以强化史诗的张力,为史诗主人公和基督式英雄伴侣亚当夏娃堕落的不可避免性提供“前时间”背景。而另一方面,弥尔顿视亚当夏娃的堕落为“幸运的堕落”,并通过列举一系列相对立的希腊式英雄和基督式英雄,将虽在诱惑面前堕落但有可能再生的亚当夏娃刻画为最早踏上“内在精神”追寻旅程的基督式循道英雄伴侣形象。第三章研究《复乐园》中的史诗主人公和英雄耶稣。耶稣的双重身份以人性为基础,而撒旦对耶稣的十次诱惑旨在全面彰显耶稣的人性,使其人性历经各种试炼达至最高点,展示其神性,从而使“人中之人”耶稣自然升华为“人中之神”,因为在弥尔顿看来,只有当人性完全抵制住诱惑并彻底击败邪恶时,神性才会显现并与完美的人性相融合。弥尔顿由此将《复乐园》里的“人中之神”耶稣塑造为“人的内在导师”,并通过将耶稣刻画为“在诱惑面前保持屹立”的基督式英雄之原型,赋予其“基督式英雄”以“信仰”、“忍耐”等“内在精神”的本质,使之成为衡量弥尔顿式英雄独特的标准。第四章讨论《斗士参孙》中的基督式英雄。在诗剧所刻画的两位大力士中,参孙才是诗剧的中心,是弥尔顿在《基督教教义》和英雄诗歌三部曲中始终宣扬的“精神斗士”。参孙从堕落里崛起,历经三重诱惑,通过忍耐重拾信仰,最终再生为典型的弥尔顿的基督式英雄——“基督式殉道英雄”。弥尔顿的基督式英雄由此“取得一种新的更为微妙的英雄主义”。结论部分提出,弥尔顿在西方英雄诗歌史上“永恒的经典地位”不仅在于他重新定义了“真正的英雄”,而且更在于他以其天才的诗艺塑造出一系列体现其信仰以及他对世界和人性的深刻洞察力的基督式英雄,从而践行了他关于构建正义社会、守护人生真理的“诗人圣职论”,并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刘晓明[2]2014年在《“失乐园”与“复乐园”——从“林肯天堂”看美国黑人历史文化精神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重建》文中认为《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代表性作品之一,是一部意义丰富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林肯天堂"起到了连接故事的纽带作用,与主人公麦肯、派拉特、奶娃性格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息息相关,并联系着美国黑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通过"林肯天堂",可以看到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在这部小说中的重建,也可以看出美国黑人从"失乐园"到"建乐园",再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精神历程。
李晓丹[3]2008年在《论弥尔顿宗教长诗中的罪恶观》文中研究说明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与政论家。在英国革命期间,他著有传诵一时的《为英国人民声辩》、《论出版自由》等政论文章;在革命后,他创作了《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传世佳作。弥尔顿既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又是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并参与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的创作与时代风云和改革精神密切相关。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史诗巨作《失乐园》、《复乐园》虽都取材于《圣经》,但是其中却蕴涵着强烈的革命激情和对历史问题的深刻反思。纵观其一生的创作,宗教信仰与自由精神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始终以一种充满张力的形式存在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他对罪恶问题的看法中。宗教作为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有着极大的影响。而文学的发展又往往与宗教思想的嬗变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对文学的巨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罪恶问题作为宗教中的核心问题常常是文学作品探讨的重点。在弥尔顿这一个有着明显宗教背景的作家的作品中,罪恶问题的阐释尤为引人注目。当现代社会无法用工具理性和伦理理性来有效地清除罪恶时,宗教信仰的作用应被重新认识。弥尔顿对罪恶本源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所张扬的基于信仰的意志力和抵抗罪恶的勇气,对现代人便有了切实的借鉴意义和激励作用。本文的第一部分从弥尔顿史诗中的各种罪恶形态描述和分析入手,归纳各种罪恶的性质。第二部分集中阐明弥尔顿对罪恶问题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者罪恶观形成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与早期基督教思想、中世纪神学和新教教理之间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本文的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弥尔顿生活道路及革命历程以补充分析历史传承因素之外作者罪恶观的成因,试图阐明弥尔顿对罪恶的有关思考在西方基督教罪恶观念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意义。
曾杰[4]1988年在《痛失乐园的现代人——试析萨特《厌恶》中的洛根丁形象》文中提出萨特曾宣称:“我就是洛根丁;我利用他表明我生命的本质,这并非自我标榜。”的确,在《厌恶》(1938)这部哲理小说中,人物就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然而作为艺术形象,洛根丁又具有独特的生命:他是一个敏感多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是被喧嚣混乱的现实抛出来的孤独者的形象,是一个心理阴暗而又执着追寻的探索者的形象,总之,是存在主义者所理解的人的形象,就如同卡冈都亚是拉伯雷所理解的人的形象一样。
陈莹[5]2007年在《继承与创新》文中研究指明约翰·弥尔顿是17世纪的英国、也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诗人,其三大诗作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国内外学者对他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弥尔顿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却关注不够。特别是在国内,受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有限。笔者以此为契机,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综述,以弥尔顿三大诗作为基础,对其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一系统梳理和初步研究。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言部分先简要介绍国内外学者研究弥尔顿的现状。国外学者对弥尔顿的研究较为全面深入,但缺乏对弥尔顿与基督教关系的系统研究。国内对弥尔顿的研究长期受一种政治视角的影响,将弥尔顿及其作品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一对应,使研究有失全面。由此引出本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和意义,最后指出本文研究的四个层面。正文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从文本出发研究弥尔顿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分别阐述《失乐园》、《复乐园》、《斗士参孙》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在题材上,这三部诗作都直接取材于圣经,从人物到类型都体现对圣经的继承,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和再创造。第二章主要从思想角度探究弥尔顿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三大诗作的主题与基督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都表现了罪造成的堕落和谦卑顺服带来的新生,表现了诱惑的主题以及人的自由意志与理性选择思想,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出弥尔顿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章主要从时代精神角度论述弥尔顿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弥尔顿是一个清教徒诗人,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先澄清人文主义的概念,接着论述基督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形成,最后阐述弥尔顿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第四章着重论述弥尔顿的宗教观。先论述弥尔顿的上帝观,在继承正统的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上帝观基础上,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次分析弥尔顿的人观,与传统基督教人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最后看弥尔顿的宗教信仰,它与诗人一生对自由和理性的追求紧密相连。结语部分强调要注意弥尔顿的清教徒诗人的身份,诗人在吸纳希伯来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作出他的三大诗作。事实上,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两希”文化,各具特色又相互融合、互相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就是两种文化融合的表现和结果。弥尔顿是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他的三大诗作是“两希”文化融会的结晶。
杨经建[6]2005年在《走向弥尔顿命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失(复)乐园”叙事》文中指出寻找“乐园”导源于人类对自身生活的不满。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逻辑性复归就是回归母体与寻找乐园。这种回归与寻找一方面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使命,另一方面被审美化为文学创作中的失(复)乐园母题。本文探询和阐述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失(复)乐园母题的两种基本样态:偏重失乐园叙述或强调复乐园诉求;和声复调式的失(复)乐园母题形态,并从中阐发其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
贾延红[7]2008年在《试论弥尔顿三部长诗中的救赎主题》文中研究说明约翰·弥尔顿是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晚年创作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成为文坛瑰宝。他的诗艺精湛得益于古典艺术,思想崇高来自于他的宗教热诚。弥尔顿文学作品的魅力毫无争议,但人们从宗教角度分析其长诗时往往只注重其中的某一部,而很少将三部长诗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救赎思想是弥尔顿思想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弥尔顿将他的救赎思想反映到文学作品里,贯穿在他的长诗中,成为救赎主题;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成为救赎精神。他在人文主义中注入了清教主义,从宗教救赎的角度关心人教育人,使人的灵魂更纯净更崇高。他不满足于独善其身,而欲兼济天下,故投身革命洪流中,日夜操劳至双目失明,其境遇足以震撼人心,其长诗更能感染和升华人的思想,使其崇高。从主题学、宗教学等角度探讨他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斗士参孙》的救赎主题,通过文本细读和分析后,我们得知:《失乐园》主要探讨救赎的原因,即堕落和原罪的问题;《复乐园》主要说明如何走向救赎之路;《斗士参孙》则从人性的角度探讨如何救赎。在作品神秘的宗教神学的外衣下,蕴含着诗人深深的人文终极关怀,这种关怀的宽度和广度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弥尔顿对人类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从中吸取教训;对人类的现状寄予同情,并且思考在现世怎样与邪恶作斗争;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信心,预见到人终将被救赎。无论是从其所受的教育、继承的文化传统、当时的社会背景,还是从其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社会实践来看,弥尔顿都与救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主要运用宗教学、哲学等相关理论,解读贯穿在弥尔顿的三部长诗中的救赎主题。在研究方法上力求阐释与实证相结合,对弥尔顿的救赎思想、作品主题及其形成原因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弥尔顿作品的意义,希望有助于对其史诗进行更全面的解读。
徐贵霞[8]2003年在《论撒旦作为诱惑者的变化——从《失乐园》到《复乐园》》文中提出《失乐园》中的撒旦作为诱惑者,他的骄傲、狡猾、自欺、偏执和绝望,是由他的身份和堕落的基本事实决定的,这些在《复乐园》中的撒旦身上都有体现。然而,由于经历、境遇和对手的不同,《复乐园》中的撒旦在形象、心理和手段策略上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方面向普通人、世俗化靠拢,一方面又有工具化、讽喻化的倾向。
杨经建[9]2008年在《失乐园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文中研究表明"伊甸园"或"桃花源"是"人类乐园"的象征性指称,寻求"乐园"导源于人类对自身生活的不满。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文明的逻辑性复归就是回归母体与寻找乐园。这种回归与寻找一方面成为人类永恒的精神使命,另一方面被审美化为文学创作中的失乐园母题。本文求证和探寻了中外叙事文学中失乐园母题的两种基本样态:偏重失乐园叙述或强调复乐园诉求;和声复调式的失乐园母题形态。并从中阐发其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
何素平[10]2016年在《《圣经》母题在维多利亚前期女性文学中的重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圣经》是构成西方文化"二希"传统和文学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世纪以来,圣经文化母题在欧洲文学经典中频繁出现,尤其在维多利亚前期女性文学中,常以"家园""爱情""赎罪"死亡"等主题模式不断重现。
参考文献：
[1]. 基督式英雄：弥尔顿的英雄诗歌三部曲对“内在精神”之追寻[D]. 吴玲英.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2]. “失乐园”与“复乐园”——从“林肯天堂”看美国黑人历史文化精神在《所罗门之歌》中的重建[J]. 刘晓明.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 论弥尔顿宗教长诗中的罪恶观[D]. 李晓丹.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4]. 痛失乐园的现代人——试析萨特《厌恶》中的洛根丁形象[J]. 曾杰. 外国文学评论. 1988
[5]. 继承与创新[D]. 陈莹. 河南大学. 2007
[6]. 走向弥尔顿命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失(复)乐园”叙事[J]. 杨经建.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7]. 试论弥尔顿三部长诗中的救赎主题[D]. 贾延红. 湘潭大学. 2008
[8]. 论撒旦作为诱惑者的变化——从《失乐园》到《复乐园》[J]. 徐贵霞.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9]. 失乐园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J]. 杨经建. 长江学术. 2008
[10]. 《圣经》母题在维多利亚前期女性文学中的重现[J]. 何素平. 安康学院学报.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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