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管理中的悖科学性内隐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论文,科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管理的“黑洞”：复杂化的浪费
以金字塔型管理机构为组织特点的科层式管理，受笛卡尔分析科学思维方法论的影响，在管理中更加注重精细化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运转，强调岗位分工，明确责任权限，逐级解决问题(不允许越级请示)，通过严密组织管理链条，建立了畅通的行政指挥机制，从而实现对学校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充足的干部力量来支撑行政系统。这样就衍生了一个内隐性问题，即增加了以干部为主体的人力投入，占用了有限的教师岗位编制，扩大了财力开支，从另一个层面上变相地增加了教育公用经费负担。按照成本管理理论，这种扩编增岗加大干部比重、不厌繁细务尽规范的管理模式，在事实上却人为地拉长了工作线路，降低了工作效率，空耗了工作时间和精力，增加了管理成本，不符合简捷高效、经济实用的管理原则，因此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班级需要领用一把日常打扫卫生用的新拖布，按照学校的物资管理规定，必须进行如下程序：填写物品报废单(原先用的拖布报废)和物品领用单→班长签字→班主任签字→年级主任签字→总务主任签字→分管副校长签字→物业管理科长签字→总保管员报废手续、领用物品出账→分保管员照单发物→有关台账信息调整反馈。这是一个单线运行的链条，既不允许超越，更不能删减环节。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卡克”，得不到审批，那么整条工作流程只能停滞。这样，学生领取一个拖布，可能至少需要半天的时间，或者更长，同时，由于各种意外的原因，比如某个责任人外出，就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对于学习时间紧张的学生来说，花这么长时间来领取一个拖布，不仅不方便，而且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从表面看来，严格控制审批程序，明确物品资源流向，能够有效地加强资源管理，节约开支，但却造成了师生的不满。这种惟管理为本位的机制，是单纯的为管理而管理，没有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以人为本上，所以出现了重心偏离、本末倒置、目中无人的管理错位。为了加强管理，防止浪费，就必须严密组织管理网络，层层落实责任，加设路卡网点分布，最大限度地防止管理漏洞的产生，于是就不得不设立部门和指派专门人员来进行管理，却忽略了因此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公务开支。在另一个层面上造成了大家往往熟视无睹、隐藏于表层之下的浪费，这也就是本文所指的成本“黑洞”。
《中外管理》上曾经刊载了一个典型的管理案例。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设备，董事会却不想将设备作为废品销毁。所以，公司专门建立了仓库，并雇专人看管这批设备。可是保管员玩忽职守怎么办？董事会研究后，派了两个人去管理，成立了计划部，一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人负责制定计划。一段时间后，董事会认为，应该加强对计划部的绩效考核，于是又派了两人，成立了监督部。这样还不够，为了体现按劳分配，拉开收入差距，董事会再派了两人，成立了财务部，一人计算工时，一人发放工资。接着，问题又产生了：这么多部门，没有主管不行。于是，只好再派了四个人，成立了管理部，一个总经理，其余三人分别负责三个部的监督，总经理直接对董事会负责。结果年终核算企业成本效益时，董事会一致认为：去年废品仓库管理成本为35万，这个数字太大了，必须得精简才行，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管理中必须要有成本意识，有些事情并非越细密越好，最有效的管理只能是简单的管理。只有简单，才能便捷；只有简单，才会高效；也只有简单，才实用。这也正是管理的艺术所在：把一件事情做复杂很简单，但要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管理的权术：合法化的操纵
依法治校体现了现代管理机制的特点。令人遗憾的是，当法治管理文化进入一些学校时，一开始即被圈定在预设的轨道之中，被某些“校本文化”所俘虏，个别学校领导大胆创新，精巧构思，在逻辑层面和技术层面上偷换前提、移花接木，借依法管理的表壳，行家长制管理之实，通过在法治系统的模具中嵌入人治管理机制，使依法治校的理念沦落为个人操纵权术的合法外衣，从而扭曲了法治的本来涵义。在这种非正常的管理系统中，制度成为一种助推个别人强势行使权力、落实个人意志而又绝对安全可靠的治理工具，演变为一种理想的零风险执政形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貌似依法管理的机制中，在意识层面，暗含了一个双面共赢的计谋，从正面来说，因为文件制度都是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是充分体现民主、凝聚大家智慧、代表大家利益的规范，所以是合法的，具备了学校的最高法律效力，这就意味着，谁也无权更改，必须坚决执行和无条件服从，从而昭示了校长对学校的绝对权力和至高地位；从负面来说，即使学校政策性制度出现原则性错误或者明显的问题，造成学校或师生利益的损失，按照责任追究机制，责任主体应该是教代会组织，但教代会是一个临时的群体组织，无法为单个的教职工代表区分、量化定责，即形成无法追究责任的事实，领导则可脱离过失，没有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在操作层面，学校所有的文件制度却在实际上体现了领导者的意图，并按照领导者的要求进行设计草拟，隐含了领导者的谋略：在教代会召开之前，则通过召开领导干部统一思想会，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讲党性、讲大局、讲原则，明确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班子领导的事不做等等，划定了干部立场，有效地杜绝了不同的声音和反对的意见；在教代会人事安排上，以便于组织安排工作、有利于干部了解民意、体现代表的典型性为组织原则，将班子干部指定为各代表团团长，校长则成为幕后的实际指挥者，从而架空了本属于工会的职权；在教代会期间代表们分团讨论时，代表团长首先提出纪律、原则和要求，强调教职工代表都是学校的骨干，必须与学校党政保持高度一致，不要混同于一般的教职工，要站在学校的角度想问题、表态度、办事情，不该讲的话不能讲，不该做的事不能做，确保讨论的方向和文件顺利通过；教职工本来就习惯于听命，在当前聘任制的管理体制下，顾虑到自己的工作安全和切身利益，更不敢声明自己的反对主张，即使合法权利受到侵犯也不敢明确反对。因为，按照规定，所有文件、决议只要有2/3的教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即为表决有效，这么一来，即使有个别反对声音，也否决无效，无妨大局，持不同意见者却在领导眼中白赚个“刺儿头”，难免受到压制和排挤，这种情况下，反对者明智地选择了沉默，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本来充分体现教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变得集体失语，成为个别校长操纵全局、落实意图、集中权力的合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