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现代文学传统”这一概念，或许有人会疑虑：现代文学已经形成所谓传统了吗？这种疑虑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代文学的疆域至今还没有清晰地界定，用于定义现代文学的范畴还存在某些歧义；而且现代文学的历史毕竟不长，从“五四”前后算起，也就是八九十年，积累似乎不够；有些沉淀也还不稳定，即使是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大作家，新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这样的大事件，评价上仍然存在争议，新的传统还未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如果说现代文学有传统，在一些人看来，无非是“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反传统”的传统。而当他们试图用“反传统”来统括“五四”新文学时，这个词就已经不是褒义的了。加上这些年“国学”的虚热，什么东西只要搭上“国学”这辆车，都可能要“走红”，曾经作为传统文化叛逆者的现代文学，就更是显得尴尬，甚至要遭受无端的贬责。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些现象。不过，大可不必从学科本位出发，摆出一副捍卫现代文学的架势。因为我们深知，当今对现代文学传统的轻视或无视，其本身也在构成对于新传统的“选择”和“读解”，是对新传统的另一种“接受”，正好可以作为被研究的对象纳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决定涉足这个课题，是有过认真的考虑的。近十多年来，学界比较重视宏观地探讨现代文学的得失和特色，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和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以及对现代文学范畴、学术史的研究，等等，事实上都是在关注现代文学传统问题。“现在”和“历史”总是构成不断的“对话”关系，正是这种“对话”使传统能持续得到更新。特别是近些年许多关于文化转型与困扰的讨论，包括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问题。这种研究既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当下的“发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参与价值重建。
关于“传统”，仿佛已经谈论得太多。不过，为了研究的定位和叙述的方便，还是要先对基本概念与思路展开一些讨论。
人们接触“传统”这个词，可能会马上想到历史的遗存。在汉语中，“传统”的初始含义指帝业、学说等的世代相传。如《后汉书·倭传》：“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儒主传统翼教，而硕士名贤之训附之。”后来引申为风俗、道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等，凡是世代传承的，都是传统。与汉语“传统”这个词对应的拉丁文是traditum，英文是tradition，意思都是从过去延传到现今的事物，或者因袭的惯例。我们可以做更细致的理解：传统是围绕人类的各种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思维与行事方式，表现为思想和语言的“共同体”及其物化形态，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感召性的文化力量。传统总是得到多数人的承认，持续影响着人民大众的普通生活，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
而文学传统作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自然也是民族语言想象“共同体”之一，不过比起其他传统，文学传统的流变可能更加复杂，每一代都可能为延传下来的传统做某些增删改造，传统就不断发生改写与更新的“变体”，它的所谓“变体链”往往是曲折迂回的。传统主要是时间性的概念，它的积淀延传需要有相当的时间长度。到底要延传多长的时间，才称得上“传统”呢？有西方学者认为起码要持续三代，经过两次以上的延传①。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但大致也可以推定，传统的形成要有能进行多次辗转延传的足够的时间。看来那些对现代文学是否有传统的疑惑者，正是出于对时间太短的担心。不过，即使按照“三代”延传的说法，从“五四”前后至今也有八九十年了，以每一代平均20年计算，也有四五代了，况且现代中国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各种思潮更迭兴替的节奏非常快，延传次数发生的频率就高。这样说来，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时间条件还是完全具备的。
当然，无视或者轻视现代文学传统，还可能是受到古典文学传统的“挤压”。谈到传统，一般人总是非常惯性地就想到古代的传统，很少还会顾及现代。这一点也不奇怪。古代文学历经二三千年，出现过那么多伟大的作家作品，有丰厚的积淀，它的影响是覆盖性、弥漫性的，甚至培养出某种“集体无意识”，很自然化成了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与思维方式。古代文学传统经过一代又一代长期的筛选和不断的提炼，已经形成非常稳定、不言而喻的“核心部分”，在民族的记忆和语言中成为某种象征性的建构，特别能得到人们的信奉、敬畏和依恋。如果说古代文学是个“大传统”，相对而言，现代文学还只是个“小传统”。这个新的传统因为时间距离还短，太过“亲近”了，使人反而缺少像面对古代传统那样的敬畏与信奉。即使事实上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个向度，并且发挥着切实的规范性影响，我们也可能习焉不察，不见得像对待古典传统那样的尊奉与重视。这其中也有“心理时间”在起作用，久远的事物总是比身边的事物显得神秘，容易唤起崇敬与怀想。和古代文学传统相比，现代文学的传统似乎比较模糊，不好把握，缺少厚重感和“距离之美”，并非都是不言而喻的认可。但现代传统也有不同于古代传统的地方，那就是仍然处在蓬勃的“生长期”，它的根须更丰茂地伸展到当代生活中，和当代有紧密的血肉联系，却又可能更多地受到现实的左右。难怪人们一谈到现代文学传统，总是有那么多理解上的歧义，“现在”与“过去”的关系显得如此复杂，难于言说。这些也都可能是造成某些人无视或轻视现代文学传统的原因吧。
但是，无论承认或不承认，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已经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所谓现代文学的传统，不是虚玄的东西，它主要指近百年来那些已经逐步积淀下来，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规范性力量。其实，现代文学传统也有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这些部分容易获得共识，对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规范影响力也大。最明显的，是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这也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最重要方面。现代文学语言适度的欧化加上民间语言资源的吸收，逐步形成了更加适合表现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语言形式与规范。毫无疑问，我们现今所享用的汉语文学语言变革的成果，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中重要而又稳定的部分。此外，现代所创造的许多作品，它的文学形象、文化内涵、艺术形式乃至风格、技巧，许多也已经转化为当代普通社会生活的内容，承载着人们的思想情感，甚至成为某种“共名”②。再者，现代文学所形成的新的观念与评判方式，包括对于文学现象的各种“命名”，如“现实主义”、“反映”、“主题”、“思想性”、“典型”、“教育意义”，等等，虽然有的由于频繁使用而变型僵硬，但也有的已经派生出新的含义而成为普适性的概念，至今被批评家乃至普通人所沿用，甚至在中学语文教学的课堂上，也不乏使用这些概念③。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方面的例子，来说明新传统作为民族语言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只不过，人们似乎总不太在意这些“常识性”的东西，甚至无视这些常常在身边起作用的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新的传统。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只要稍微超越一些，跳出来重新打量那些真正已化为“常识”的东西，就能发现现代文学传统的“核心部分”，传统研究的“真问题”也就可能呈现在面前。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清理和研究现代文学传统。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这本书。
以往这方面的成果不少，研究的路数多为宏观的考察，例如探讨现、当代文学的转型，以及其中产生的问题④；或者从某些关键词入手，讨论现代文学观念的变迁及影响⑤；还有就是具体讨论现、当代作家创作的联系与区别，等等。其中不乏殷实的论说，但总的还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在接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需要调整一下研究的思路和框架，操作层面上必需要做一些限定。从广义上讲，无论是关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或者思潮流派的研究，或者其他专题研究，只要从当代的角度去审察和阐说过去，所重视的主要是有当代启示意义和价值的部分，其中必然会灌注对传统的体认，不同程度上也是关乎传统的研究。而本课题要把范围收缩一下，即使涉及以上问题，也不把精力放在研究这些问题本身，而要相对超越出来，看这些研究所表达的对于传统的接受、选择、塑造与拒绝，看新的文学传统如何在不断的阐释中被选择、沉淀、释放和延传？我们不准备卷入抽象概念的争议，宁可用更多精力关注那些屡屡引发对传统的不同认识的研究个案，包括支撑这些研究的几代人不同的文学史观，力图还原各个段落的历史语境，从史的梳理中体认传统。总之，我们的研究将聚焦在“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方面。
本书不求面面俱到，而力图做到史论结合，在一些点上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共4章，偏于史述，主要回顾探讨现代文学如何在评价阐释中逐步建构传统。其中第1章论评从“五四”到40年代，文学史观的形成及其对新传统的体认；第2章讨论50、60年代的“修史”，如何把现代文学作为“公共知识”传播，从而建立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权威解释系统；第3章和第4章进入更具体深入的个案考察，分别探讨新中国建国之后第一次“文代会”如何“打造”新的传统，以及新文学创作如何在传统阐释的框架内整理、出版与传播。在做完历史回顾之后，转向现状研究，这就是第二部分，共有5章，重点是探讨现代文学传统的当代阐释。其中第5章论述80年代对“五四”传统的反思，牵涉到当时文坛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其理论资源的运用；第6章讨论当代作家创作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是对新传统如何渗透到当代文学生活的更深入的探究；第7章论评鲁迅的当代命运，这也是现代文学传统的重大方面；第8章研究现代文学语言的传统在当代的延传与创新；最后，是第9章，从海外华文文学角度看现代文学的另一流脉。
从章节设计和整体论述框架可以看到，本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偏重历史回顾及现、当代的“对话”，对于“当代阐释”中的活的传统格外关切。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不必重复以往同类研究的路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我们对传统的理解。
我们认为，研究传统，首先要搬掉横贯在面前的障碍，就是本质论和绝对论。这“两论”有一共同之处，就是把传统看作是固定的、可以原封不动地完整把握的东西，也随时可以准确无误地返回原点的。那些无视或者轻视现代文学传统的人们，就容易把传统看作是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他们确定传统时只用一把尺子，量来量去都找不到完全符合的，于是就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拒绝并走出历史。其实，传统是由历史酝酿的。过去发生的无数大小事物，共同构成了历史，后人是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现场去接触历史本身的，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去想象和建构历史。所以作为历史产儿的传统，也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叙述”来想象、提炼与建构。不过这是活着的历史，它对我们的生活仍然发生着规范和支配的作用。现代文学传统不是整一的、固定的、同质性的存在，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的，要看到它延传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我们进行的这项研究，就是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传统，要力图寻找它的“变体链”，包括它的形成、生长、传播，以及不同时期的各种选择、阐释、提炼、释放、发挥、塑造，等等。
如果深入到历史内部认真观察，会发现，现代文学传统的生成，其过程非常复杂，远比以前许多文学史的描写要曲折而丰富。1917年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并开始探索以白话文为书写形式，以新文化为表达内容的文学。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在与旧的文化及文学传统决裂的同时渴望建立新的文学传统。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五四”文学革命建立了新的文学规范和价值，即胡适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⑥，以及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⑦的理想追求。但是很少有人注意，从20年代起，即使在文学革命阵线的内部，关于新文学的理解评介就存在多种角度和理解上的差异。可见新的传统一开始就并非单一的、统一的存在，因而也并不是可以做一劳永逸的固定解释的。这个现象很能说明新文学传统的复杂性和开放性。
因此在开头第1章，本书就试图打开思路，讨论新传统产生与当时文学史观念的关系，证明传统并非是“本质论”可以把握的。这一章回顾了新文学之初的胡适、梁实秋和周作人，他们都是这个文学运动的前驱者，但对新文学的看法却各有差异。⑧主要是文学史观念及观察问题的层面有所不同，导致关注的角度与重点不同。胡适主要推崇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刻意突出新文学之“新”及其适合时代之“变”。梁实秋则看到“五四”文学诸多不足，认为文学无所谓“新旧”，只有品性的高下，他对“新文学”这个提法不感兴趣，宁可叫“现代文学”。而周作人则从历史“循环论”的立场指出“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关联，认为新文学虽“新”仍“旧”，文学无论古今，总有某些不变之变，只不过“五四”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凸显了某一侧面罢了。有意思的是，三种看法背后各有自己的“传统观”。胡适的进化论用线性发展的观点处理传统，梁实秋的“无新旧”说注重传统稳定的“核心部分”，周作人则强调传统“循环往复”的规律。他们在新文学之初就有这样开放的眼光，是很难得的。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胡适的进化论观点，而且这观点本身就逐步成为新的传统：后来许多文学史，都是在进化论观念下编就的，“新”比“旧”好几乎成为一种不辨自明的通识，而“五四”文学也在“发展”“进步”的框架中站稳了脚跟。一直到30年代，评论家们观察与阐释新传统的角度还是多样的，开放的。例如30代编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第一代作家对于新传统的第一次认真的梳理，也呈现非常丰富活跃的“多声部变奏”，至今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学传统仍然有启示价值。⑨可见对于新文学传统的看法，一开始就同中有异，多种阐释共同为新传统塑形，新传统也在这种开放性的阐释中生长。不过，到了40年代，出现了趋同化现象，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基本上就是以“五四”为中心，通过对于新文化运动以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解释而建构起来的，其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关于“五四”性质以及“反帝反封建”的论述，被许多论者机械地当作评判现代文学的唯一标准与出发点。本书用较多篇幅论述了这种本质化现象，以及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新文学传统比较僵化、单一的理解。
在第2章，主要探讨50、60年代特定的政治化氛围下的新传统阐释。其中几种文学史著作的问世，力图对现代文学性质特征作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解释与定位，这些解释定位经由“知识化”传播，对新传统的“打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关于新文学“性质”的话题似乎有特别的魔力，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前赴后继地登场亮相，发表意见，而大多数表演最终都被聚焦为争取无产阶级在新传统中的最大份额。从当今立场看，当时文学史家们讨论的现代文学传统实际上已经超出文学的疆域，而承担着关于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对包括王瑶在内的那一代文学史家努力的成果，我们能宽容和同情地理解，在那个特定的政治化年代里，新传统的阐释有它存在的理由。研究历史应抱着理解的同情态度，不能只当“事后诸葛亮”，也不应当只是抱怨历史上存在的不足和错误。传统的研究自然要有当代性，但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也不该是用作显示自己理论杀伤力的靶子。说实在的，我们对那种动不动将当代的弊病往新文学传统方面找病根的做法有些反感。讨论现代文学传统，重点不是对这一新传统的价值意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而是把历史还给历史。这里我们多少运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去考察历来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体认、想象、选择和发挥的情境，从中显示这种新传统的生长及其遭遇。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于新文学传统的政治化的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发挥着影响。例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采用了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这是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可是，我们发现中学语文分析课文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仍然和50、60年代形成的传统阐释的模式相差无几。可见传统的力量！为了做“刨根”的工作，更加深入了解50、60年代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理解与接受，本书用专门两章的篇幅来讨论当时的两种文学现象。其一是建国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第3章集中剖析这次大会如何从主流意识形态立场清理和“打造”现代文学传统，为后来对新传统的统一的阐释定下基调。另一现象是50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以及现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化。第4章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代作家选集出版的归纳和梳理，展现50年代在以解放区文学为主体的新中国文学建构中，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选择、改造和组合，以及现代文学传统在50年代的生存和发展的情景。
在转向讨论“当代”与“现代”的对话时，我们先设计了关于“五四”传统的一章。“五四”的影响巨大，在各个时段都是领衔表演的热闹话题，以至有人刻意批评“五四”几乎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无论如何，历来对“五四”的阐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其中有一“阐释链”，或者叫“变体链”。透过这“阐释链”，可以较清楚看到思想界、文学界的变迁轨迹。本书第5章讨论“五四”传统与当代的关联，也不是全面梳理，而是把重点放在80年代。我们力求在较为开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相对深入地探讨80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与五四传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80年代文学以何种内在逻辑接续并重构了“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以怎样的方式制约着80年代的文化想象和文学实践，同时形成了怎样的错位关系，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是现代文学和政治结盟的“蜜月期”，现代文学一度成为“显学”。当时著名的文学史家唐弢和严家炎共同主编了一套发行量极大的现代文学史。不过这对合作者很快产生了观点上的分歧。唐先生坚持认为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新文学，而严家炎教授则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应当包括鸳鸯蝴蝶派等文学。⑩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文学现代化”已经成为时髦的新词，当然也是一种观念，开始取替“新民主主义”的视角。严家炎教授的确很敏感，他是观念转换的代表，努力在习惯思维之外重新寻找和建立另一个不同的现代文学传统。8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认识和评价的确变化太大了！诸如认为“五四”“全盘性的反传统”、现代文学特征是“救亡压倒启蒙”，以及90年代之后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对自由主义传统的重新发现，等等，几乎一波接一波，不断地重新界定现代文学的范畴和新传统的含义。当文学史家们接连呼唤“文学回到自身”，“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等等，现代文学的历史面貌就一再被刷新。在众声喧哗中人们也难免会追问：我们所接续的是哪一个“现代”？哪一种“传统”？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高度评价思想空前解放的80年代。这个年代拒绝了对于现代文学传统的本质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理解。80年代以来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多样性阐释，再一次证实，新传统不是同质性的、单一的存在，它包含了断裂和非连续性，包含了多元的、复杂的和矛盾的内容。新传统也不是整一的、封闭的东西，它存在于不断的重新解释和评价之中。所谓“五四”文学、左翼文学、30年代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等，其间固然有互相联结的纽带，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变异”与“断裂”。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应一下当前某些否定现代文学传统价值的意见。持否定意见的论者死死抓住一个“把柄”，就是认为“五四”和现代文学“全盘性的反传统”，对造成传统的断裂以及多年来的激进和极左难辞其咎。“五四”的确有激进的暴躁凌厉的表现，“五四”有些片面性是应当认真讨论的。可是“五四”的反传统，究其实际，又可能是“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11)。“五四”文学革命在否定了传统文学的制度，重建新的文学秩序的时候，实际上发现了小说、戏剧和白话文学的潜在传统，在否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实际上肯定了长期被压抑的诸子的传统。正如王瑶所说：“‘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既是现代新文学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学历史的新的解释者，而且之二者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实际上也是对于他们自身的理解，或者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新解释中来发现和肯定自己。”(12)我们在研究中很重视这一现象：历史和现在构成了一种不断的对话关系，并且通过这种对话而使传统得到不断的更新。
在本书第6章，将集中讨论当代作家与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这是个非常困难的课题。作为文学传统的相当重要的部分，是一代代众多作家的创作积存，保留着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其中一些文本经过时间的筛选，成为经典，占据着传统中显要的位置，对后世产生持续的影响。问题是，后世的作家是如何接受前人创作的影响的？这种影响或者借鉴，在很多情况下是潜移默化，无迹可寻的，当这种借鉴已经通过后世作家个性化的再创造、转化为自己的作品时，他们往往并不承认受到过他人的影响。虽然当代作家很难割断与现代文学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千丝万缕，但真的要找到影响的“桥梁”又比较困难。传统如何转化为他们创作中的故事、母题、人物、风格、语言等艺术质素，也不容易确认落实。如果是在相似性或邻近关系的比较中来确认两者的联系，往往苦于难找充足的依据。但这个问题又是如此重要，不可能不列入研究的范围。因此，本书不得不把关注点放到作家们在精神上对现代文学传统的响应方面，以及在文本的相似性、甚至在对现代传统的反抗态度方面，去寻求两者间的存在的诸多复杂、暧昧和悖论式的关系。一种传统是很难在文本的细节中去寻找的，大多数情形下，那只能是一种精神，一种“幽灵化”的神气。
我们将借用一个“互文性”(intertextuality)(13)的视角，即从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交融的关系来看新的文本的生成。一是当代的创作文本，一是现代文学传统已有的文本，我们关注的是两者的异同及对话。例如王安忆的小说无论精神气质还是题材发挥，都可以看到张爱玲影子，然而，王安忆是断然否认她受到张爱玲影响的，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到影响的“证据”。怎么办？就是通过“互文性”的考察，寻找两种之间异同以及对话关系。又比如，书中分析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某种程度上已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这种现象也不是一对一做比较，或者寻求直接关联的材料，而是把左翼文学与当代类似的现象，都看作是前后两个“大文本”，从中考察它们之间确实具有的某种共同的文化记忆，以及前后类似的历史语境、却是在各自应对各自不同的任务。这一章主要选择几个个案分析，来看当代作家创作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与其说是在建立新的传统谱系学，不如说是在追踪历史散落的蛛丝马迹。可惜篇幅有限，这里所涉猎的范围也极为有限，特别是诗歌领域，本来有着更丰富的可能性有待发掘，在这里也只好暂付阙如。
在考察当代作家与现代文学传统之后，紧接着我们用第7章来探讨鲁迅在当代的命运。在很长时间以来，鲁迅被确定为新文化的方向(也是新文学的方向)，现代文学的复杂性由此被澄清，同时也就被简化了。现代文学作为前提和传统都尽量往这个意义上发挥。一个传统被定位得如此明确和如此高昂，实际上，从文学的层面看，又可能降低了传统的作用。但当代文学一直是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的语境中展开实践，作家们、理论家们对鲁迅的文学认同，也很容易转化为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又很容易被当作文学认同的错觉。鲁迅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作为一种思想力量的存在，甚至作为一种人格和性格的存在，变成了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在鲁迅的形象下，汇集了几乎大部分的现代文学传统。所有的当代中国作家都难以否认自己与鲁迅构成某种关系，鲁迅在精神上几乎是当代中国作家所有人的父亲。这当然得力于当代文化经典化的体制，从小学课本开始一直贯穿到大学文学史教育，鲁迅就都是浸淫在教育体制中的精神偶像和文学导师。这一章主要谈论鲁迅的“当代命运”，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跳出来清理一下：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认识鲁迅？鲁迅有哪些传统仍然在释放？作为重要的思想与文学资源，我们应当怎样“运用”鲁迅？
第8章我们转向比较具体的研究，那就是语言问题。以白话文为基础的现代文学语言的确定，是最为明显的现代文学传统，也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最重要方面。当今我们对现代文学语言的接受与使用，已经理所当然，这种现代文学的变革成果已经很自然也很成功地融入到普遍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之中，成为常识、惯性或者支配力量。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新文艺腔”、左翼文学时期的“大众语”、50至70年代受政治化影响的语言，以及当下更加成熟的文学语言，虽然各个阶段所表现的时代特色不同，但作为以白话文为基础的语言体系并没有变。毫无疑问，汉语变革构成了现代文学传统中重要而又稳定的部分。然而，现代文学语言研究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基础性研究的成果比较缺少，也使我们着手比较困难。这一章重点是讨论现代文学语言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传统，以及当代接受这一传统所呈现的某些创新面、生长点与困惑，等等。
本书的末尾作为附录，添加了3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当代中学生的“鲁迅接受”》，这是一篇社会调查。其中采用了很多调查数据，从多个侧面观察当代中学生是如何接受鲁迅的。他们对于鲁迅这一巨大的传统资源，有着我们可能始料未及的各种反应，让大家感到时代的确在巨变。现代文学传统如何“遭遇”新一代年轻人，也是新的课题。另外一篇是《近20年张爱玲的“接受史”》，也是以史实为主，讲“接受”的，可以作为另一个案，透视当代社会阅读心理，以及现代文学传统在商品化、信息化时代所碰到的新的问题。这2个附录也就作为前面各章论述的一种补充吧。第三篇是《当代中学语文教科书与现代文学的经典化》，探讨了现代文学作品如何进入教材与课堂，又如何被“改写”，并作为文学常识得以广泛传播，这也是现代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从中可见时代变迁对于传统阐释的制约与影响。
这本书的框架也就是书名所标示的：“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按照原有设想，除了以上8章，还有其他一些专题也是可以进入的。比如，清理那些在新文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名词术语，如“民主”、“科学”、“启蒙”、“写实主义”、“人民性”，等等，从不同阶段不同语境中考察这些关键词内涵的变化，同时对这种变化给予历史的说明。其次，是回应现实。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有关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一些有影响的代表性观点，诸如“启蒙—救亡”说，“告别革命”说，“激进主义”说，“传统断裂”说，等等，认为均在不同层面切入了对于传统的理解，可以吸纳各种说法可能含有的某些合理因素，引发更深的理论探究，但我们也警惕这些思潮中所表现的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非历史的立场。
还有，就是关注那些由新文学所造就的普遍性的审美心理、阅读行为和思维模式等等。虽然在附录材料中有所涉及，但未能展开。其实如果从这些方面进入，也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现代文学传统的根源的。
举个例子来说，新诗虽然也有追求格律和音乐性的，但已经远不如古典诗词和音乐的联系那样密切。旧体诗的欣赏有赖吟唱，不加诵读，那韵味就出不来，这就决定了旧体诗的接受心理与阅读模式。而新诗则似乎主要是“看”的诗，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了。这种以“看”为主的阅读行为模式，反过来也影响到新诗的艺术发展。从20、30年代起，中小学的语文(国文)教科书在收录古典诗词的同时，也收一定数量的新诗。这也是“经典化”的过程。都是诗，但在审美功能及阅读行为的养成上，新旧诗歌到底有哪些不同的作用？实际影响如何？如果不满足于做一般的推论，而是运用文学社会学和文艺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那么对文学传统尤其是新诗传统及其得失的了解，一定是别开生面，很有意思的。
还可以举散文的例子。如果关注当下，不能不承认，现代散文的传统影响之大，起码不会小于其他文类。近十多年来一波一波的散文热，从林语堂、梁实秋，到张中行、余秋雨，乃至一些港台作家的散文“热”，细论起来，哪一个都与现代散文传统紧密关联。到底是怎么“热”起来的？主要是什么人在读这些散文？现代散文的传统怎样在当代的创作中被吸收、彰显和延伸？散文创作中的现代传统在哪些层面上比较适应或不适应当代？……这样一些问题，如果建立在认真的社会调查和文化分析的基础上，也许能有新的收获，真正地对难度较大的散文研究推进一步。看来，传统研究恐怕不能只盯着现有的文学史材料，如作家作品，也应注意当下的影响与存在。
遗憾的是，限于时间与篇幅，以上这些有意思的问题都来不及细细讨论，只好留待他日了。
2007年11月25日
注释：
①见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②比如阿Q、莎菲女士、方鸿渐、华威先生，等等，这些出色的人物形象都以其丰富的性格内涵而成为人所熟知的“共名”，被广泛用于指称某些类似的人物或者精神现象，甚至衍生出某些专有名词与熟语，如“阿Q主义”、“方鸿渐式的尴尬”、“华威先生作风”，等等。
③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阅读史》(中文版，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梳理了几十年来中国的中学语文教学是如何讲授鲁迅的《故乡》的，认为作为中学课文的《故乡》是不断被改写、更新的文本，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阅读方式，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支配。其中就有许多关于现代文学“概念”使用的案例，可以参考。
④近年出现不少探讨现当代文学“转型”的论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本，北大出版社，2007年)前面几章就具体描述了“转型”期的文学环境、观念、心理及写作姿态，等等。
⑤如南帆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其中对现代文学的一些关键词的流变做了梳理，但略嫌简单。杨俊蕾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涉及某些关键词研究。这方面值得参考的还有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思潮流派的专著，如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罗成琰的《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罗纲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意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等。
⑥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8年。
⑦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
⑧可参考温儒敏：《文学史观的建构与对话》，《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⑨可参考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科学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⑩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1)中书君(钱钟书)：《论复古》，《大公报·文艺副刊》111期，1934年10月17日。
(12)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13)又译“文本间性”。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莉斯蒂娃提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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