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蔓延：一个新的讨论框架*
沈晓晨
【内容提要】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然而，地面战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伊斯兰国”思想的消亡。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框架下考察，“伊斯兰国”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的独特历史地位塑造了它当前与未来的思想发展方式。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战败者”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其意识形态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式发展赋予了“伊斯兰国”面对失败的独特抵抗能力。“基地”组织在2011年被击溃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斯兰国”将很有可能继续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国际社会打击“伊斯兰国”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这场战争远未结束。
【关键词】“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怀旧式叙事
从2017年美国主导国际联军发动对“伊斯兰国”密集攻势开始，国际社会对于当前国际反恐战况的反应存在令人困惑的矛盾。一方面，一大批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欢呼，在经历了四年的战斗之后，国际联军终于将在叙利亚东部地区与“伊斯兰国”残存武装力量进行最后的“荡除式”决战，双方悬殊的实力保证了结果不会出乎意料。同时期，“伊斯兰国”在全球全线败退，如2018年8月活跃在阿富汗北部省份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宣布向阿富汗政府军投降，[1]“伊斯兰国”在菲律宾的活动受到美国“太平洋之鹰”（Operation Pacific Eagle）行动的有力遏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情况态度已经乐观到宣布，“国际联军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国防部将在既有的‘坚定决心行动’（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之下开展一项新‘可靠伙伴关系’（Reliable Partnership）计划，美军在伊拉克的重心将从作战行动转移到提升伊拉克安全能力的培训工作。”[2]
但另一方面，大量事实似乎又在证明，后“伊斯兰国”时期的恐怖威胁不仅没有消除，甚至还在不断升级。在中东，“伊斯兰国”自2018年3月以来，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军事集结，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猛烈攻势，造成200多人死亡、超过180人受伤；[3]对外部，“伊斯兰国”保持着在全世界范围内强烈而有效的互联网宣传和恐怖事件组织策划能力，全球各大洲与“伊斯兰国”相关的本土恐怖主义事件频发。如果联系到201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前往欧洲的美国人旅行警告，对飞往美国目的地的飞机上携带笔记本电脑进行严格限制，英、法、德、西等国的恐怖威胁级别一直在最高等级和次高等级之间徘徊，[4]似乎情况是，“伊斯兰国”越接近被击败，人们越担心其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因此，有必要深思，国际社会在过去数年中重创“伊斯兰国”并已经基本实现的战场胜利，但作为“正义的一方”，我们赢得了这场反恐战争的胜利了吗？
一 问题的提出
当前，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战事已进入尾声，关于这场反恐战争的胜负判断成为最近两年媒体考察和学术研究的重点。正是针对相关各方关于当前地面战事评估模糊不清的情况，特别是美国和伊拉克军方一直以来表达的对“伊斯兰国”军事作战的乐观态度，从2017年下半年起，相当一批恐怖主义研究学者已经开始相应的批评和反思，主要就“伊斯兰国”在战场失败后会呈现什么样新的战略或组织形态，会继续对国际和地区秩序构成哪些方面的威胁与冲击，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核心就在于辨明“伊斯兰国”地面战场的失败与其彻底消亡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社会赢得了这场对“伊斯兰国”的战争了吗？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传统战争意义上的溃败虽然对“伊斯兰国”的资源和人员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但不仅没有敲响该组织死亡的丧钟，反而促使其改变战略，重新采取非常规的政治军事行动。战争各方对战场形势认知矛盾的现象，是国际社会对于“伊斯兰国”战略转变过程衍生效应的不同反应的体现。
据考察侧重点的不同，相关研究在这一“战略转型”观点下大致可以分出两类研究路径。第一，基于地缘政治考察，强调“伊斯兰国”从“初始国家形态”（proto-state）的“统治模式”（governing mode），转向地区武装组织的“叛乱模式”（insurgency mode）。首先，“伊斯兰国”的崛起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从成立“准国家”角度而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赛克斯-皮科协定》签订后中东最剧烈和重大的地缘变化之一。但是，“伊斯兰国”被击溃也带来了一个开放的地缘政治困境，诱发了地区多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对于控制权的竞争。关键在于，这种地缘政治形势使得“伊斯兰国”的复兴不可避免，因为制造出“伊斯兰国”孳生繁荣的驱动因素，今天要比它刚出现的时候还强。[5]其次，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指出，即便单纯从“领土”丧失的角度而言，丢失了包括“首都”拉卡在内的关键的控制地区也远不意味着“伊斯兰国”被彻底清除。[6]“伊斯兰国”转入了地下，这是它周期性发展（cyclical）的一部分，而非线性发展（linear）；“伊斯兰国”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日期，组织的实力在控制“领土”和失去“领土”的过程中出现了变化与转移。约尔•温（Joel Wing）甚至指出，“伊斯兰国”已经迅速从地区叛乱形态中获取了足够的力量，从零星的“打了就跑”（scattered hit-and-run attacks）的攻击转向了重新集结，重新开始公开对抗地区政府，这一点，“伊斯兰国”从2018年7月开始的叙利亚南部攻势就是明证。[7]
第二，另有一批学者强调，对于后“伊斯兰国”组织的考察，应该着重关注“伊斯兰国”作为恐怖组织动员方式的变化。首先，本杰明·巴哈尼（Benjamin Bahney）、帕特里克·约翰逊（Patrick B. Johnston）等学者认为，“伊斯兰国”从一个中东地区的“显性恐怖组织”（visible terrorist group）已经基本实现了向“地下恐怖网络”（underground network）的转变，这个转变“剥离了它极端统治的外衣，但是会加剧它的宗派主义动员危害，当一个失去‘领土’的‘伊斯兰国’将所有残留资源都用于煽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从而让大批逊尼派把它视为他们唯一希望的时候，它复生的时刻就来了”。[8]其次，从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角度讨论“伊斯兰国”的全球动员效力的角度，讨论“伊斯兰国”从“实体哈里发”到“虚拟哈里发”（virtual Caliph）转变过程中的全球激进化危害。例如，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在向美国参议院证词中提出，一个存活于加密通讯和社交媒体之中的“伊斯兰国”将比现在更加危险，它将成为未来恐怖“离散群体”（terrorist diaspora）网络的核心，全世界归国恐怖战士、极端分子乃至所有不满的年轻人，都将成为“伊斯兰国”潜在的被动员对象。[9]
联合国在2018年7月27日的报告较为典型地综合了上述两类研究路径的观点，报告虽然承认，“伊斯兰国”在地面战场已经被击败，但预言情况会非常不容乐观，“大量武装分子、策划者和高级军事指挥官已经逃离了冲突地区或就近潜伏，大量军事战略物资被转移，……目前伊拉克和叙利亚仍残留有2万至3万人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10]可能更致命的是，“伊斯兰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初始国家形态转变为一个综合的秘密网络，这让它在边境上拥有了更多选择和战略深度。尽管所谓的‘哈里发国’的官僚结构被摧毁，但其领导集体和组织架构却几乎完好无损：巴格达迪据称受伤但仍然掌权；安全、财政、移民和后勤部门均几乎完好无损；组织的媒体宣传活动在2017年9月和10月达到了最低点之后，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伊斯兰国’只是比以前更多地授权给冲突地区以外的更广泛的恐怖网络。”[11]
在上述两个研究路径之下，学者还在当前“伊斯兰国”问题背景下，就恐怖组织的发展与特点、恐怖主义学习与自我进化、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来源乃至宗教与恐怖主义关系、恐怖主义发展的多重催化和驱动因素以及当代反恐的有效性等多方面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12]应该说，当前丰富的研究成果，已经足够我们拼贴出一个关于后“伊斯兰国”时期的全面图景，但却仍然不能回答本文开始所提出的困惑——国际社会赢得了这场与“伊斯兰国”的战争了吗？什么才是打击“伊斯兰国”的胜利？更关键的是，“伊斯兰国”自己认为这场战争“失败”了吗？
（二）“伊斯兰国”认为自己失败了吗？
从传统战争角度而言，作战双方对于结果的共识而非绝对的胜负，是决定作战方后续行动乃至能否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但我们遗憾地发现，对于这个问题，国际反恐战争最主要的行为体事实上都没有明确一致的回答。2018年7月，美国国防部与联合国前后发布了两份关于当前叙利亚战事的权威报告，对情况判断几乎迥异的表述较为典型地体现出了这种矛盾和模糊。当前以“伊斯兰国”为考察对象的反恐研究，事实上也并没有充分留意它自己对于当前恐怖主义“事业”成败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可能才是决定所谓后“伊斯兰国”的威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问题的关键。
时任“伊斯兰国”组织发言人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在2016年8月被击毙前的一段公开讲话值得我们注意：“事实是，胜利就是对手的失败。美国啊，你认为失败是城市的丧失还是土地的丧失？当我们失去了伊拉克的城市，在没有任何城市或土地的沙漠中，我们被击败了吗？如果你占领摩苏尔、苏尔特、拉卡，甚至占领所有城市，我们就会被击败、你就会胜利吗？我们会回到最初的状态吗？当然不！真正的失败是意志的丧失和斗志的丧失。”[13]事实上，如果以“伊斯兰国”为主体来考察，就会发现，它对于战场败退并不陌生，其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多年来就一直濒临死亡边缘。201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宣布，“我们有可能已经在战略上击败了‘基地’组织”。[14]后续的事实情况却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与伊拉克政府合作的敌对部落领导人和其他逊尼派领导人的暗杀行动，截至2013年，共杀害了1 300多名伊拉克官员。由于恐怖主义和当地的杀戮，许多伊拉克人不信任他们的政府能够确保和平，不敢公开表达对吉哈德主义恐怖分子的不满。“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对于“战败”的“耐心”获得的回报是，伊拉克政府加大了对逊尼派的歧视，当叙利亚内战为伊拉克边境地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正是在那里，“伊斯兰国”组织得以诞生。[15]
因此，本文初步认为，不管是从研究的全面性、还是从现实的可能性角度而言，当前对于“伊斯兰国”的研究可能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需要在基于恐怖组织对于胜利和未来预期解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叙事框架，能够较为全面地涵盖当前包括“伊斯兰国”在内主要国际恐怖威胁的多面向发展，只有明确了恐怖组织各种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才能进而对所谓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恐怖图景进行预判。本文正是尝试在这个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探索。
本文初步设定以萨拉菲-吉哈德主义（Salafi-Jihadism）极端思想脉络以及这一思想的认知与实践要求为讨论框架。一些关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当代发展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讨论基础，[16]同时期，还有学者对同属这一极端思想脉络、且已“失败”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进行比较研究。[17]本文将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从“伊斯兰国”在当代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发展脉络中的历史定位角度出发，分析如何从这个叙事框架内讨论“伊斯兰国”当前在战场败亡的同时期行为，特别是极端意识形态蔓延方式的新发展，并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研究中验证本文假设，从极端思想相关组织具体发展模式角度，为外部判断未来威胁可能范围设立一个初步的标的。本文将在下面四个部分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如何在理念上整体把控，真正认识新会计制度的先进性，如何掌握新会计制度并能真正的去使用它。人们接受新事物而摒弃旧事物总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行政事业单位要做好新旧会计制度的衔接，会计工作人员的会为衔接工作带来困难。
二 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战争胜负
作为一种讨论框架，极端意识形态如何规范恐怖组织的认知与行为以及它在遭到组织重创后的发展？“恐怖主义学习”（Terrorist Learning）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概念。路易丝·凯特尔（Louise Kettle）在她的研究中指出，正如政府部门和国家武装部队一样，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学习，而关键在于，它们学习的对象和渠道是多样的：它们从历史中学习，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从本组织中其他中心、单元或网络，从其他恐怖行为体吸取进一步调整所需要的一切资源。[18]在这个意义上，极端意识形态作为恐怖组织的一个核心要素，除了它的具体内容的必然影响之外，它的纵向（历史）与横向（同时期受此思想影响的其他组织）的发展脉络，同样能够对一个恐怖组织的此时与未来的认知与行为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其一，思想脉络的历史发展模式赋予了恐怖组织对于当前与未来的认知与预期；其二，极端思想历经多个不同发展阶段演变后所残余的核心教条，构成了受这一思想影响的恐怖组织最主要的行为指针。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期间，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提到，“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生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对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在日记中的反省还提到，“对于反对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
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决策界已经基本达成一项共识，即确定“伊斯兰国”背后的恐怖意识形态为萨拉菲-吉哈德主义，“伊斯兰国”是这一极端思想在近半个世纪的当代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高光现象”。但需要强调的是，首先，萨拉菲-吉哈德主义不是单线“独苗式”发展，“伊斯兰国”是当代众多相关组织中的一个，甚至还不是最残暴的。其次，“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可以被视为萨拉菲派和其他多种极端教义逐渐混合的产物。如塔里尔中东政策研究所（the Tahrir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Policy）资深研究员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研究员指出，许多作为“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基础的宗教极端概念都源于20世纪7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国“伊斯兰觉醒”运动中的观念之争，因此，这一组织更应该被视为一种逊尼派萨拉菲教义基础上的“混合的意识形态”的“显示屏”。仅仅对“伊斯兰国”所使用的书籍或是文本进行分析，会歪曲而非有助于我们对其意识形态的认识。相较之下，重要的是仔细审视该组织是如何挑选、理解并宣扬那些观念的。[19]从这种主体性而言，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构成了作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国”独特性与危害性的最核心教条。
老板娘说：“当时好多人都对周二说，这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劝他把许春花退回去算了，要不就重新选个黄道吉日，再把许春花迎娶过门——好避避晦气，可周二就是不同意。”
口碑传播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沟通，是形成品牌美誉度的重要途径。在品牌传播方式中，基于人际沟通的口碑传播最易为消费者接受。大多数研究文献认为，口碑传播是市场中最强大的控制力之一。由于在影响消费者态度和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口碑被誉为“零号媒介”，被视为当今世界最廉价的信息传播工具和高可信度的宣传媒介[3]。
概言之，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主张是对于“萨拉菲主义”和“暴力吉哈德”的结合。第一，萨拉菲主义者对于“吉哈德”的使用，就是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又称“吉哈德派萨拉菲”（Jihadi-Salafism）。[20]吉哈德不仅是萨拉菲依据其教义核心的“托古改制”而被挑选出来的一条正统路径，而且被认为是重新恢复伊斯兰历史黄金时期、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重要途径。一个组织被定义为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就意味着该组织强调了回归“纯正”伊斯兰教的重要性，即“虔信的祖先”（Salaf）。第二，“暴力吉哈德”不仅是宗教信徒的群体性义务，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个人的宗教责任（fard’ayn），是等同于天课、朝觐、每日礼拜、斋戒、念清真言这五大支柱之外的另一项必须完成的个人义务。
那么，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对于“伊斯兰国”存在哪些型塑作用？它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脉络为“伊斯兰国”的当代与未来发展埋下了哪些基因？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对极端恐怖组织的首要影响是对组织行动纲领、目标指引、社会动员等基本问题的规范，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这一意识形态同时也塑造了受其影响的组织关于战场胜负的认知，这一影响往往潜藏于行动表征背后，但其作用力可能更加长远。在这一方面，“伊斯兰国”亦不例外。大众媒体通常会使用一种被简化的“胜负观”表述来强调当代恐怖主义的难以击溃，因为“死亡对于恐怖分子来说就是胜利”。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整。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吉哈德主义因素，在三个层面塑造了“伊斯兰国”等相关组织的胜负观。
第一，吉哈德的胜负观。从历史来看，“吉哈德”概念中防御的意涵更重。一直以来，都存在“防御性吉哈德”的说法，而在现实战事中，“防御”与“失败后的退守”是能够被轻易在动员话语上被类同的。
对历史做一简单回顾。在第一阶段，麦加和麦地那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形成了“吉哈德”一词初步意涵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使得“吉哈德”一词从一开始的个人精神层面的斗争，还具有了指涉获得生存的自我保卫的意涵。进入第二阶段，先知穆罕默德逝世之后，麦地那穆斯林社会的建立以及伊斯兰向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区蔓延，催生出“战争之地”（Dar al-Harb）与“和平之地”（Dar al-Islam）概念。在第三阶段，在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和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时期，“和平之地”与“战争之地”概念得到了伊斯兰教法学家的发展。战争式的“吉哈德”被系统化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形式的集体行为：“进攻性吉哈德”（offensive jihad）、“防御性吉哈德”（defensive jihad）。基于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概念发展，萨拉菲-吉哈德组织的“吉哈德”原则，由泰米叶、瓦哈布、毛杜迪、库特布、法拉吉等思想家进一步阐释和固定。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由当时世俗和政治环境所驱使，这些环境性因素包括：反闪族主义、反美主义、关于阿富汗全球吉哈德被神化的思想、关于穆斯林是西方帝国主义牺牲品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一种“以眼还眼”（an eye for an eye）的行事逻辑。[21]
第二，吉哈德主义的胜负观。主要体现在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的著作《保卫穆斯林的土地》（The Defense of Muslim Lands）之中。这份法特瓦（fatwa）得到沙特大穆夫提的批准，这意味着得到沙特伊斯兰两大圣地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之一批准。所以说，他的吉哈德思想是得到伊斯兰官方同意和支持的。阿扎姆是本·拉登的导师和前任领导，他所创立的“阿拉伯服务局”（MAK, the Arab Service Bureau），即“基地”组织的前身。阿扎姆对于吉哈德主义意识形态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他将吉哈德变成了一个“国际商标”。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阿扎姆在全球奔走，招募穆斯林前赴阿富汗参加与“苏联异教徒”战斗的吉哈德，而且伴随着苏联撤军，这场“国际圣战”取得了形态上的成功，他在阿富汗组建了一支包括全世界各国穆斯林在内的吉哈德战士队伍。另一方面，阿扎姆关注的核心是伊斯兰的失败和重生。穆斯林为什么失败？阿扎姆给出了非常简单明确的回答：因为穆斯林迷失了他们的道路，如果他们重归正确的道路，他们就将战胜敌人、赢得胜利。穆斯林当前的失败是因为他们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之后，真主的惩罚性回应。因此，为了取得胜利，穆斯林必须回归伊斯兰基础。[22]这一胜负观，在很大程度上被之后所有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组织所采用，构成这些组织战争与失败后动员的话语基础。
苏里的吉哈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确保全球吉哈德在绝望时期得以幸存的三条策略。第一，他认为全球吉哈德已经进入了一个“个人吉哈德”时期。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菲利普·格雷（Phillip W. Gray）等学者对苏里的“个人吉哈德”理念进行过专门解读，相关探讨构成当代恐怖主义研究中的“无领导人吉哈德主义”（Leaderless Jihadism）或“无领导人抵抗运动”（Leaderless Resistance）概念的重要语义来源和研究基础。[28]苏里是在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倒台背景中提出这一策略的，但是显然对我们当前判断“伊斯兰国”的未来发展仍深具意义。他指出，塔利班运动领土的关键方面已经丧失，因此，个别穆斯林和志同道合的吉哈德分子在世界各地进行小规模暴力就至关重要。苏里意识到，这种“针刺式攻击”本身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生存威胁，甚至还达不到战略威胁程度，然而，这样的密集小型袭击会让社会普通民众心中的恐惧挥之不去，并会鼓励其他穆斯林在全球吉哈德的旗帜下进行类似的袭击。这种“独狼”（lone-wolf）和小团体（cell）攻击几乎无法完全阻止。
第三，吉哈德主义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的全球浪潮式发展，是当代恐怖组织认为最终胜利“高于一时一地的胜负”观点的历史基础。如前文已经提到，“伊斯兰国”对战场失败并不陌生，甚至还长期处于濒死状态。而从更长历史来看，全球吉哈德主义如今经历的四次浪潮发展，事实上都是对当时某个特定危机的回应。第一波全球吉哈德浪潮始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核心是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帮助解放阿富汗，形成一种“吉哈德国际”。在苏联人离开阿富汗后，全球吉哈德第一波浪潮结束，但国际或全球吉哈德理念延续至今。
全球吉哈德的第二次浪潮，即本·拉登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或“远敌”战略，可以追溯到大约1996年。这次浪潮起源于吉哈德武装叛乱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推翻当地政权斗争的失败。在本·拉登“近处的敌人都是远处的敌人的傀儡，因此要首先袭击远处的敌人”的逻辑下，第二次全球吉哈德对美国目标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大胆的直接攻击，在1998年至2001年达到顶峰，最终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告终。后来被称为“基地”的恐怖组织在2002年基本被击溃，核心组织规模不断缩小，直至本·拉登在2011年被美军击毙。
在传播学中，所谓媒介就是信息传播的渠道，用来传递信息符号的中介物，是一种物质实体。例如书刊、杂志、电视机等。媒介从早期人类诞生就开始出现，人类通过手势符号、声音进行沟通。印刷术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电子媒介的出现，为世界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历史上最早的有线广播是匈牙利人创造的，广播利用声音符号作为传播手段受众广泛时效性强。1925年被称为“电视之父”的约翰成功制造出第一台电视机，这种视听合一的媒介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方式，奠定了电视广泛普及的基础。
第三次全球吉哈德浪潮始于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政权，并伴随2011年叙利亚内战进一步加剧。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的一片基本上是“无人管理的土地”之上，一种新的全球吉哈德形式诞生，而随着“伊斯兰哈里发国”（Islamic Caliphate）作为一个准国家行将终结，第三波全球吉哈德的结束指日可待。[23]
毫无疑问，“伊斯兰国”所谓“领土主权”的丧失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历次吉哈德主义浪潮的历史经历，无疑会给“伊斯兰国”对于这次失败的认知带来深远影响。甚至就在最近几年，其实已经发生过萨拉菲-吉哈德恐怖组织被击溃后依旧保持强大地区影响力的例子，但因为没有将这些事件放到一个与“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相同的脉络中考察，所以受到关注不多。最典型的就是在2013年9月，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袭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西门高级购物中心，造成至少59人死亡，200余人受伤。在之后的打击中，“青年党”丢失了在索马里所控土地的85%，但是，它依旧是非洲最致命的几个恐怖组织之一。同时，对于全球萨拉菲-吉哈德运动，2011年“基地”组织中央领导的事实崩溃、“青年党”的败退等一时一地的失败，也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据兰德公司“跨国威胁研究项目”（the Transnational Threats Project）负责人塞斯·琼斯（Seth G. Jones）指出，恰恰是在2010年之后，特别是在北非和大叙利亚地区，萨拉菲-吉哈德组织及其成员的数量持续呈井喷式上升。[24]换言之，全球吉哈德历次大规模运动都明显是由其产生于之中的危机促成的，在危机应对中催生了一种全球吉哈德的特殊心态，即它们大多“生于忧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失败有较强的适应力。
可能更糟糕的是，全球吉哈德的第四次浪潮尚在，吉哈德主义本身就谈不上已经失败。几乎与第三次浪潮同时开始，第四次浪潮在2001年塔利班被击败后的背景中产生，吉哈德理论家阿布·穆萨布·苏里（Abu Musab al-Suri）为新阶段吉哈德方式给出了他的回答，即网络化但分散的个人吉哈德，由个人和小组织在全球吉哈德的旗帜下进行，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其他新信息技术。当今世界正身处全球吉哈德的第四次浪潮之中，这一浪潮虽然不是一种高级别的战略威胁，但确实构成持久和致命的恐惧之源，而且可能更加漠视失败、且难以击溃。[25]
三 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话语体系与“伊斯兰国”的战场实践
基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将“萨拉菲主义”的“托古改制”和“借古喻今”的风格，与“暴力吉哈德”相结合的思想内涵，它塑造出受其影响的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动员方面的两个实践特点：其一，怀旧式叙事（Nostalgia Narrative）；其二，暴力被逐渐等同于思想。
（一）构建怀旧式叙事
“伊斯兰国”非常依赖历史传说和事件，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比引用宗教原则更加鲜活且易于接受，当这些传说事件与圣训相符时，其影响就更加强有力。该组织充分利用能够找到的事例，还会借鉴一些不应被当作规则来遵守的孤立的偶然事件。利用历史传说的目的并不总在于进行关于宗教观点的辩论，有时还会起到激励对于暴行感到犹豫不决者的作用。这一政策是与该组织的萨拉菲定位一致的：通过历史叙事让新成员和外部世界坚信，“伊斯兰国”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而不是自己另立教义的邪端组织；它的所有做法因在历史上均有迹可循而具有合法性。
“玉笛谁家听落梅”乃是肉菜，一条小羊坐臀、一条小猪耳朵、一条小牛腰子、一条獐腿肉加兔肉，拼作一盘，难免有油腻过头的嫌疑。但因为江南式精巧的刀工“肉条形如笛子”，和繁复的口味组合“有二十五变，合五五梅花之数”而深得老叫花之心。
上文已述，当代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四次浪潮之后，伴随着客观危机的不断压缩以及马立克、奥拉基、苏里等意识形态理论家的主动收缩，这一极端意识形态经历了一个暴力化程度不断升级，而且暴力逐渐被等同于思想的过程。在当前“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实践发展中，这种态势在西方体现为一种“纯粹的恐怖”新趋势，在中东地区则体现为它正在“重操旧业”，试图像五年前崛起时那样，通过制造刺杀式骚乱来实现回归。
就灌输教条而言，“伊斯兰国”往往会避免让新成员接触不直接来源于沙里亚法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宗教文本和历史传说。“伊斯兰国”注重向新成员援引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的故事（通常是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的“叛教者战争”时期）来为斩首、将人钉上十字架、大规模杀戮等暴行进行辩解。“伊斯兰国”成员惯于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敌人的相关语句（主流伊斯兰神职人员都认为这些语句必须放在当时的战斗语境中来理解），还时常援引伊斯兰统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Khaled ibn al-Walid）的故事为杀戮俘虏正名。
“伊斯兰国”故意通过超乎寻常的惩罚措施来震慑旁观者，并强调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沙特极端分子乌泰比的追随者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例子包括：2014年12月，“伊斯兰国”成员将一名被控有同性恋行为的20岁男子从代尔祖尔市最高的建筑物掷下，“伊斯兰国”的声明表示，这“就如同阿布•伯克尔哈里发所做的一样”。该组织的神职人员常常深入挖掘伊斯兰历史中不为人熟知的故事或圣训，从而向新成员们证明社会中已经不存在“真正的伊斯兰教”了。
廖：我零零碎碎讲些故事，正是此意.同时也说明“成功三要素”不仅内涵与外延都很难界定，而且相互间的关系也很复杂，通常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勤奋没有天赋作基础，恐怕终难成大器；至于说机遇，更是祸福相依，苦难与挫折说不定也是上天赐给成功者的特殊机遇.
历史叙事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项重要挑战就在于，主流温和的神职人员事实上很难反驳“伊斯兰教”所引用的这些关于极端暴力行为的故事。因为若要对这些故事展开讨论，就难免会冒引发宗派主义冲突的风险。例如，逊尼派很尊敬瓦利德，但什叶派却不喜欢他；因此，批评瓦利德会将神职人员置于尴尬的境地。这导致在公共场合，主流神职人员往往不得不对此闭口不谈，从而为“伊斯兰国”利用和改造这些故事创造了空间。[26]
（二）推崇纯粹暴力
如果说怀旧式叙事更多是为暴力行为赋予历史的合法性，那么从吉哈德主义过去四次浪潮的发展来看，可能存在一个更加危险的趋势，吉哈德主义在当代经历了一个暴力化程度不断升级、而且暴力逐渐被等同于思想的过程。
第二，暴力仪式化。仪式化是吉哈德主义被化约为暴力吉哈德手段的关键环节。苏里对于问题的表述在其他吉哈德分子中很常见，即认为，美国正在领导一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全球性战争，其目的是让伊斯兰世界保持脆弱，并掠夺其资源。但他提出的应对策略却极不寻常。苏里认为，反抗斗争的一个必要核心特征是暴力，而这种“军事行动”必须包括对平民的攻击，这是反抗暴力必需的一种“净化”的仪式。血腥暴力及其在仪式上的重要性是苏里关于全球吉哈德应如何开展观点的核心，也影响了“伊斯兰国”的思维。
在当前吉哈德主义研究中，往往被忽视的一位理论家是阿布·穆萨布·苏里，而他对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影响贯穿四次浪潮，并持续至今。苏里对于吉哈德暴力的观点与马立克一脉相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叙利亚起义失败后的几年里，他写了一本900页的关于叙利亚“伊斯兰起义”的书，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正是这些“经验教训”让他想要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全球吉哈德中应用；而在2001年塔利班倒台之后，他又在互联网上发表了长达1 600页的宣言，呼吁全球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并不断因情势的变化而调整修正自己的暴力吉哈德观点。有学者指出，他一人的观点，就足够奠定了四次全球吉哈德浪潮的智力基石。也正是从他这里开始，一种纯粹暴力的吉哈德被等同于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思想，“只要暴力”、“暴力即正义”（just terror）成为历经四次浪潮后吉哈德主义最主要的思想残留。
2.热锅放油，放入肉片、花椒面、葱花翻炒至5成熟，然后放入胡萝卜片、生抽，继续翻炒至胡萝卜断生，然后加入清水炖煮2分钟。
我们需要回归到马立克（S. K. Malik）那里寻找这个演变的源头。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吉哈德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之一，马立克曾经是巴基斯坦军队的成员，他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古兰经关于权力的概念》（The QuranicConcept of Power）。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本在现代由穆斯林写作的在战略层面讨论战争、将军事理论和神学理论相结合的著作，而本书的重点是认为“恐惧”或“恐怖”是真主的武器。马立克在阐述这一观点时非常聪明：打击的重点是异教徒敌人的心灵，我们的敌人是敌人的心灵和信仰，因此，最好的吉哈德武器，就是“恐惧”或“恐怖”。所以在九一一事件之后，就有极端分子称九一一事件是开展战争的典范，因为“今天的战争不再是陆海空立体作战这种西方概念，也不是核威慑，而是九一一，是恐怖主义”。在马立克看来，这一方式不仅合法、神圣，而且有效。[27]
因高密度聚乙烯（HDPE）双壁波纹管施工安装便捷，管道连接及检查井连接均采用橡胶圈方式，所有排水管道系统完毕后，在未进行基坑回填前必须要进行闭水试验[4]，根据管道设计方案，闭水试验分为三段进行，每段试验程序：清理检查井及管道、封堵待试验管口（预留洞口）、注水浸泡并标识、检查外壁接口渗水情况、观察24 h记录水位下降值、检查验收、抽水回填土方[5]。由于分段试验，封堵部分检查井口时采取充气式管道封堵气囊，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密封性能强。
第三，使用媒体和新信息技术来服务于暴力，同时，在没有“领土国家”的情况下，个体吉哈德分子应保持联系，通过新的信息技术使虚拟网络成为可能。苏里是第一个认识到互联网力量并呼吁吉哈德分子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的吉哈德理论家。正因为全球吉哈德是一项疯狂的事业，所以它的营销就更加需要兼具时尚的品牌和精明的运作，用一种“扎瓦赫里的陈词滥调”永远无法实现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一代的穆斯林。虽然在“伊斯兰国”建立“领土国家”的数年前，苏里就已经销声匿迹并据信已死，但“伊斯兰国”的外宣部门显然从苏里的观点中获取了灵感：一方面，关于处决和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的生动而血腥的视频记录；另一方面，个体恐怖分子发动袭击前向“伊斯兰国”发送视频效忠、留下信息，以确保人们知道他们的暴力不是随意的犯罪行为，而是全球性的吉哈德运动的组成部分。
从另一角度而言，苏里的这种灵活变通和实用主义，也为外部研究者判断吉哈德主义发展趋势设置了明显的障碍。苏里从各种游击战和叛乱文献中寻找灵感，在他看来，吉哈德主义就是暴力，为了这个等式的成立，任何的神学障碍都是可以被用来调整、置换乃至交易的。这是苏里给世界留下的最严重的恐怖遗产。在当前时代，恐怖主义的形态可能不再像“基地”组织及之前时代那样，恐怖组织需要耗费数月乃至数年来策划一场具有轰动效应的袭击。相反，“伊斯兰国”让任何人都很容易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如“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德纳尼面向西欧招募的新成员时所说，“你不需要去叙利亚获得战场技能，就能成为‘伊斯兰国’社区中一名有价值的成员。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拿起一把刀砍警察，或者劫持一辆汽车，在人行道上碾过行人。不需要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专业知识，只需要愿意以哈里发的名义去肆意杀戮。”[29]
四 当前“伊斯兰国”意识形态蔓延方式
从“伊斯兰国”背后的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现在面对的“失败者”，将会是一个对地面战场失败有着自己的理解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的恐怖组织；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在过去近半个世纪危机中发展的历史经历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极端恐怖组织以应对暂时失败的能力。更糟糕的是，这一意识形态在四次危机式浪潮发展之后，残留下的是一项可能更加危险的思想要素，即暴力已经逐渐被等同于极端思想。
换言之，从恐怖意识形态既有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战场失败与失去控制地区对“伊斯兰国”的影响可能远没有国际联军发动战争时所设想的那么显著。它正沿着既定意识形态发展要求的脉络向前发展，通过具体考察当前“伊斯兰国”各个行动面向的来源为何？目标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形成一个关于后“伊斯兰国”恐怖意识形态威胁——从内容到方式——的具体图景。
（一）对于“哈里发国”的怀旧式叙事
关于地面战场的溃败是否会对“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合法性产生根本的影响，当前学术研究也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以杰森·伯克（Jason Burke）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彻底击败“伊斯兰国”并非难事，因为它的恐怖“事业”始终存在内在固有的缺陷。
但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正是通过“怀旧式叙事”，“伊斯兰国”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效反驳，通过有效地扩大“怀旧”或“历史”的范围，“伊斯兰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其实不需要成功，因为它已经将失败合法化了。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e）和哈罗洛·英格拉姆（Haroro J. Ingram）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指出，历史之所以为宣传人员提供了一个同时塑造我者和他者观点的多样化的工具，就是因为通过对“记忆”的书写，历史不仅可以表述积极的“连贯性”（continuity），如古老的仇恨或一个家族的荣誉，也可以被用来表述负面的“毁灭”（disruption），即强调一个光荣时代的开始或结束。而在经济或社会的衰退时期，后者尤其具有吸引力，且反面叙事在时间和事实的选择方面比积极叙事要更加灵活。而对于宗教动机强烈的群体来说，历史表现为神圣认可的产物，因此，当历史偏离这一理想时，怀旧就变得特别诱人。[30]
不论从什么角度而言，“伊斯兰国”所谓的“国家建设”项目、包括之前作为“基地”组织分支机构时期的地方叛乱形态，都是糟糕透顶的失败。但与历史上的纳粹分子相似，“伊斯兰国”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操纵组织内外人群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以各种方式传播怀旧情绪。从2017年开始在战场上不断败退以来，“伊斯兰国”已经在其宣传中直接表达出明确无误的进行怀旧叙事的呼吁。从《达比克》（Daqib）开始到后期的《罗马》（Rumiyah），“伊斯兰国”在其英文杂志中常设了一个名为“从历史中来”（From the Pages of History）的专栏，使用历史上的“哈里发”怀旧来隐喻和类比当前已经失却的“哈里发国”，用“正道”（manhaj）[31]怀旧来证明“伊斯兰国”之前几年战略的成功。
但从历史怀旧叙事的客观效果而言，这种诉诸情感的恳求的确能够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动员手段，能够吸引区域内特定的听众，因为当逊尼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到非逊尼派政府的压迫时，“伊斯兰国”的怀旧式宣传能够让他们回想起在其统治下的逊尼派生活有多么“美好”，哪怕这种统治是严酷的，通常以敲诈、惩罚、杀戮和虐待嫌疑通敌者为特征，同时，也能吸引跨国听众。在西方，这种挑战尤其危险。知名反恐研究智库苏凡中心（Soufan Center）在2017年报告中指出，截至2017年10月，共有5 718名海外恐怖战士从欧洲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战争地区，[32]但相当部分人以战死告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留在母国的家庭支离破碎，欧洲各地有数以千计的儿童和青少年失去了他们尊敬的父母兄姐。在比利时莫伦贝克区、伦敦东区、巴黎郊区的圣丹尼斯社区，都设有收容父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被杀害的孤儿院。考虑到海外战士的规模，这些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一方面，他们因亲眼看见的暴行而遭受长时间的心灵创伤，在认同追寻（identity seeking）方面存在相较同龄人更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同样是这些孩子，在“伊斯兰国”的怀旧式叙事中，现在也有资格在他们成长的移民聚居区被奉为吉哈德殉道者（martyr），就像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加沙地区被尊敬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后代、在贾夫纳被崇拜的泰米尔战士后代、在贝尔法斯特被庆祝的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志愿者”后代一样。这可能是比目前归国的海外恐怖战士问题更加严峻、更加长久的社会与安全挑战。艰难时期的怀旧传达了一种承诺和对回归荣耀的承诺，如果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加强。[33]
（二）暴力即思想
AEMS技术是一种新型的电力技术，它主要是大范围的测量系统。实质上也是一种动态的EMS系统中的子系统。这类系统主要进行动态测量、同步定时、中央处理和通信等方面的工作。AEMS技术应用于母线电压、发电系统等空间矢负荷量进行动态估算与监测。这项技术可以在全网范围内实现在线监控、并且实现动态调度。对于连续变化的负荷可以进行分析控制。AEMS技术不仅能够在全网范围内进行动态监测，也能够满足市场机制的要求。AEMS技术的在线定价功能以及核算功能可以实现与强化电网在经营方面的决策辩护能力。最后，在连锁性事故中，使用AEMS这一新型技术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进行自动化控制与预防工作，提高电力调度管理水平。
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暴力即思想”的表现更为确切。苏凡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警告称，“伊斯兰国”组织正在试图通过制造绑架、刺杀等骚乱来实现回归，“这就是它五年前崛起时的战术，但这一情况（在战场胜利背景下）往往被忽视”。[41]
大致从2017年以来，西方世界的本土恐怖主义也逐渐呈现出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其一，发生的数次重大恐袭均没有明确的外源性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以制造尽可能大的伤亡为目标，方式和袭击目标选择随机；其二，多起重大恐怖袭击虽然打着“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旗号，甚至也得到了后者的“认领”，但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是外源性极端意识形态，而更多是基于不满或群体间仇恨，事件之间呈现相互刺激关系，方式上彼此模仿。
这一现象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纯粹的恐怖”。兰德公司于2017年6月发布报告，将这种本土恐怖主义发展趋势命名为“纯粹的恐怖”（pure terror）。它有别于2016年之前的“传统”欧洲本土恐怖主义，具有两个新的特征。其一，在袭击目标方面，不再执意袭击具有象征意义与价值的场所或对象，转而选择音乐会、体育赛事、集会、火车站、宾馆、俱乐部、繁华的商业街等人群集中地，目的就在于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其二，在袭击方式方面，强调工具手段的便利性与袭击的随机性，事件之间呈现相互刺激和模仿关系。[34]
第二，“车辆恐怖袭击”（vehicular terrorism）是过去两年西方世界“纯粹的恐怖”发展趋势的最典型代表。它以制造尽可能大的伤亡为目标，方式和袭击目标选择随机性很大，使用汽车冲撞人群、并匹配其他刀刺枪击等恐怖袭击手段。“车辆恐怖袭击”方式在当代并不少见，但在2017年的欧洲却被频繁使用。在2014年以来欧洲四十余起“车辆恐怖袭击”中，仅2017年就发生了超过20起，而且遍及欧洲各个国家。较典型的事件如2017年3月23日的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商业街汽车冲撞事件，6月3日的英国伦敦桥恐怖袭击，6月19日的法国香榭丽舍大街汽车冲撞事件，8月9日的巴黎近郊汽车冲撞军人事件，8月17日造成西班牙在13年以来伤亡最严重的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2017年以来，欧洲有超过150人死于汽车恐怖袭击，近800人受伤，其中不少伤势严重。“车辆恐怖袭击”日益成为西方本土恐怖主义的“主流”方式。有学者将这种恐怖袭击方式形象地命名为“耐克”恐怖主义——“只管去做”（just do it）。也许最重要的是，汽车作为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恐怖主义行为无法阻挡的时代。当司空见惯的东西成为首选工具时，安全和执法机构就失去了一个重要优势：监控枪支获取或爆炸物制造的能力。[35]
2017年以来的多起恐袭还表现出另外一个特征，即一连串前后发生的恐袭并没有得到“伊斯兰国”的中央指令，它们之间呈现相互刺激关系，方式上彼此模仿。事实上，鼓励其他人采取类似的行动也正是恐怖主义的目标之一。2017年6月4日，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就伦敦桥恐怖袭击发表的讲话《适可而止》（Enough is enough）中首次官方承认，2017年英国发生的数起恐怖袭击事件之间并无关联，“一个新的威胁趋势正在出现：恐怖威胁并非仅来自接受多年恐怖培训和策划的老兵，也不仅仅是互联网上激进化的‘独狼’，还包括恐怖分子之间的相互模仿与刺激”。[36]与之类似，2017年3月30日，意大利威尼斯警察在一次反恐突袭中逮捕了3名试图炸毁著名的里亚托桥的恐怖分子，警方在监听他们的电话时发现，3人是在意大利家中观看“伊斯兰国”袭击视频后临时起意，并模仿伦敦3月22日的议会大楼枪击事件。[37]8月18日，芬兰西南部城市图尔库市中心发生第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袭击者持刀特别针对女性发动连环袭击。10月1日，法国发生的马赛·圣夏尔车站刀刺事件中，袭击者也以相似刀刺方式袭击了两名年轻女性。[38]
第三，“伊斯兰国”对这些恐怖袭击进行了几乎不加区别的“认领”，这是当前西方恐怖现象非常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伊斯兰国”当前似乎在遵循一种“厨房洗涤槽的方法”（kitchen sink approach），在采取不作特定针对性限定的暴力吉哈德呼吁（往往通过互联网）的同时，默认之后的行为都是“愿者上钩”（took the bait），声称对袭击负责。[39]有研究者称，“伊斯兰国”所“认领”的这些恐怖袭击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跟它并没有直接联系，并据此提出，“伊斯兰国”的威胁可能要比它所表象出来的小得多。[40]“伊斯兰国”到底有没有“冒领”，抑或它掌握了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联络通道，都很难得到证实，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不管这些“认领”可靠与否，本质而言，这都是一种消耗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攻击行动或袭击表现，以使恐怖主义威胁似乎无处不在。
2．“伊斯兰国”在部分地区的复归
1. 纯粹的恐怖与随意认领
2018年7月，“伊斯兰国”斩首了一名19岁的学生，此人是“伊斯兰国”2017年7月在叙利亚南部斯威达省一波自杀式袭击、枪击以及刀刺袭击浪潮中绑架的三十多名德鲁兹派叙利亚人中的一员。虽然“伊斯兰国”官方媒体立即宣布对当时的那一波多起袭击负责，但是宣传中完全没有提及绑架德鲁兹派的情况，相反，地方情报来源和战争观察员称，“伊斯兰国”一直在谈判用被其绑架的德鲁兹派人质来交换被叙利亚政府所逮捕的组织指挥官。哈桑·哈桑指出，“一方面，‘伊斯兰国’在公开地杀戮民众，但在背后他们又绑架人质并提出交换，这就是关键，因为这种‘绑架-交换’的做法是‘伊斯兰国’试图复活其组织、重新夺回一些资源、用那些已经被逮捕或绑架的‘伊斯兰国’分子来重组领导层和补足领导层级努力的关键环节之一。”即便它的力量在不断被削弱，“伊斯兰国”仍很有可能将继续使用“一击即走式迅速绑架”（swift hit-and-runs to kidnap people）的战术。哈桑指出，“政府能保持稳定和安全，但是社群却承受了这一冲击”。[42]
2.5 两组患者血管活性药物应用、CRRT应用及预后的比较 与静注组相比，泵入组患者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比例更高，ICU住院时间更长，但两组患者在CRRT的应用以及ICU病死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详见表6）。
“伊斯兰国”旨在以此暴力方式重新制造无政府状态。德鲁兹派成员构成了叙利亚战前人口的3%，信奉的是一种被视为伊斯兰教一个分支的秘密教派，但是被“伊斯兰国”定为异教徒。德鲁兹派群体的宗教领导人努力地维系着一份与政府的危险的协定：作为他们保持维系忠诚的交换，德鲁兹派男人可以不被征召入伍远离家乡作战。彼得·奥斯塔因（Pieter Van Ostaeyen）认为，“伊斯兰国”通过将德鲁兹派定为目标，正在于试图毁坏这一关系：“袭击斯威达省的德鲁兹派，旨在制造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试图让德鲁兹派转而反叛政权。毕竟，这就是‘伊斯兰国’一直以来的一个旧战术，即制造无政府状态和不安动荡的局面，然后最终控制这种骚乱局面。”[43]“伊斯兰国”在其初期还仅仅在伊拉克活动时就完善了这一战略，目前很可能会重新使用这一战略，目的是重新夺回他们的“领土”。华盛顿研究所（The Washington Institute）叙利亚问题研究专家法布里斯·巴朗什（Fabrice Balanche）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组织会继续在叙利亚发动袭击，而当地的少数族裔将始终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即便它已经没有任何领土，但它仍旧继续在叙利亚秘密地存在”。[44]
客观而言，当前“基地”组织主要依赖分支机构来发动袭击，相反，位于巴基斯坦的核心“基地”已经很少参与策划袭击事件。针对“基地”组织一直所强调要优先进攻的西方“远敌”，“基地”组织仅参与了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田纳西州查塔努加、波士顿马拉松等少数几起死亡人数均少于50人的恐怖袭击，与同时期“伊斯兰国”在西方发动的造成超过300人死亡的恐怖攻势相比，显然差远了。不少学术研究都据此认为，这一现象凸显了“基地”组织中央权威的虚弱。
五 后“伊斯兰国”与“后基地”的比较与启示：一个已经出现的“全球恐怖商标”
本文提出以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极端意识形态发展脉络为讨论框架，分析“伊斯兰国”对于战争胜负的认知与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行为。但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同为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旗帜下最重要的国际恐怖组织，本讨论框架是否能够回答“基地”组织在21世纪初被击溃以来的意识形态发展？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所尝试提出的新的讨论框架能否进一步应用到判断后“伊斯兰国”其他恐怖威胁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许多年过去了，我不曾再见过父亲一面，也不再收到他压在台灯下的只字片语。每隔一阵子，便会有某位亲戚绘声绘影地传来父亲开着豪华轿车出入赌场，或是和某某风尘女子同居的消息。
就“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两者在思想、战略与战术方面的差异辨析，多方面探讨“伊斯兰国”对“基地”组织的继承与发展，事实上，这两方面的研究构成了相关比较研究的重心。必须承认，这种细化的差别研究是必须的，是制定现实针对性工作的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却很少从相似性角度出发，关注在彼此均遭受重创之后，围绕着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核心教条，两个组织事实上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正是从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角度而言，我们不能排除在未来的恐怖图景中出现一种“暴力即思想”全球恐怖合理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已经在过去十年的历史中得到了部分证实。
（一）吉哈德主义暴力化的升级与趋同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经历过2001年以来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Terror War），“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和组织首席宣传官奥拉基于2011年和2012年先后被击毙之后，“基地”组织的境况可能远没有想象得那么虚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反恐和国土安全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在2018年3月一篇题为《“基地”组织的复活》（Al Qaeda’s Resurrection）的文章中提出了该组织的最新数据。目前“基地”组织有五个分支，分别是叙利亚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h）、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南亚印度次大陆的“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以及北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同时，“基地”组织还与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非的其他组织有联系。而在人员数量方面，“忠于‘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武装力量现在有数万人。霍夫曼说，也门有4 000多名战斗人员，索马里有7 000名，叙利亚有2万名。”[46]在联合国2018年7月发布的报告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该报告在详细分析两个组织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后指出，“基地”组织现在依然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最重要的恐怖组织，它对国际社会的危害可能要比“伊斯兰国”还大。[47]
“（暴力）方式即思想”的杀伤力，就在于它将所有与行为合法性的标准都排除在思想之外，如果说以“基地”组织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最主要体现，是“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和类似的思想传播模式，即接受思想关于现实的批评、愿景、改造方式的全部，而现在，这种“金字塔”意识形态蔓延，伴随着方式即思想变得扁平化，接受思想变得迅速简单且逻辑明确。必须强调的是，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性技术背景，加速并便利了这一进程，但技术本身不是原因，思想才是。[45]在这种方式即思想的主导下，可以为我们理解“伊斯兰国”当前的各种行为提供一种解释框架。一方面，这些行为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蔓延外延（outreach）的模式；另一方面，从它的意识形态要求来看，这些行为发展是必然的，一些现实的条件或便利、或暂时阻碍了一些要求的实施，但是从一定程度来看，都是预料之中的。从思想角度出发，“伊斯兰国”当前并没有呈现出特别出乎意料的发展态势。这是我们进行相关考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前提。
但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兰德公司在2014年报告《一个持续的威胁：“基地”组织的变化与其他萨拉菲-吉哈德主义》中提供了“基地”组织从2007年至2013年发动袭击与致死人数的详细数据。第一，2007年以来，包括所有分支在内的“基地”组织攻击次数逐年上升。在顶峰的2013年，各分支所占的比例是：“伊斯兰国”（43%），“索马里青年党”（25%），“胜利战线”（21%），阿拉伯半岛分支（10%）。即便将“伊斯兰国”单列出来与其进行比较，“基地”组织的袭击数量要更多，而且这一情况在本·拉登于2011年被击毙后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也门、索马里、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暴力袭击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袭击包括自杀式袭击、复合式袭击（多个个体和基层组织参与）、暗杀以及各种针对当地政府和平民目标的简易炸弹袭击。第三，各分支的攻击力/破坏力与其发动攻击的次数正相关。其中以“阿拉伯半岛基地”“伊斯兰国”“青年党”和“胜利战线”所发动的攻击造成的伤亡最为惨重。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在过去数年中发展所体现出的战略战术弹性（resilience）。比对近年来“基地”及其分支组织“远敌攻击”与“近敌攻击”的次数，2013年，近99%的攻击针对“近敌”（穆斯林“叛教”的政权），比例为历年来最高。这说明，在“远敌”目标难以攻击的情况下，“基地”系已将攻击重点转向“近敌”。可以说，“基地”组织已经基本在战术层面放弃了“远敌战略”，其地区性的分支机构主要是与当地的敌人展开战斗。此外，与“近敌”作战正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宗派斗争，而这正是本·拉登和扎瓦赫里过去反对的。经过数年的发展之后，“基地”组织曾经与“伊斯兰国”最大的区别——“远敌”与“近敌”侧重点以及关于穆斯林内部袭击的宗派主义问题——已经被逐渐淡化，取代这种差别的，是两个组织在地方性暴力上的相似。[48]现在，已经很难从一起暴力恐怖事件的表现来判断它到底是“基地”组织策划还是与“伊斯兰国”相关。
（二）共同的全球暴力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
除了共同的纯粹的暴力发展趋势，“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还有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即以全球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发展扩散。巴拉克•门德尔松（Barak Mendelsohn）提出的萨拉菲-吉哈德恐怖组织“特许经营模式”（franchising model）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考察视角，即它们都在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这一共同的恐怖商标之下，在全球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扩展新的恐怖力量。[49]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因意识形态差异而制定的不同拓展战略。如在《纽约时报》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苏凡中心创始人阿里·苏凡就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基地’组织是‘麦当劳式’的特许经营模式，分支机构的所有权是它自己独立拥有的；而‘伊斯兰国’更像是‘星巴克式’的特许经营，即每一个新成立的分支机构都归母集团所完全拥有，像是国家之下的一个省。”[50]
但本文认为，正是从“特许经营”的角度而言，“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相似性要远大于经营模式的差异。恐怖组织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恰恰体现了它们是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发展脉络下，因所处特定情况而进行了实用主义的调整，研究者可能更应该考察不同模式背后的共通之处。第一，“特许经营”的组织扩散发展模式，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同属萨拉菲-吉哈德主义的标志。从历史上看，纯粹的恐怖组织采取“特许经营”扩展模式的情况很少见，依据戴维·拉普波特（David Rapoport）对于恐怖主义历史的四次阶段性划分，不管是“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左翼恐怖主义”，还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宗教恐怖主义”，它们虽然都呈现明显的全球浪潮，但是浪潮中的每个具体的恐怖组织的关注点都是地方性的，希图解决的是地方性问题，而很少具有明确的全球抱负。[51]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则不同，从阿扎姆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争中将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品牌”以来，其影响下的恐怖组织和运动历经四次较大规模危机，呈现四次明显的浪潮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特许经营”的组织扩散发展模式更多是萨拉菲-吉哈德运动在当代全球化之后的危机发展的一个特征。[52]
一方面，以“基地”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以在全球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行危机应对。虽然“母公司”对于分支机构的“管理”方式在这两个组织里的表现不同，但是这种分散危机应对风险的逻辑是相同的。其一，向新的战场扩张可能会让一个组织看起来比实际更强大，也能让它在新地区获得真实的合法性。如在叙利亚，“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一直在提供当地服务，包括水和电，同时也在支持当地的面包店，控制基本食品的市场价格，努力证明自己关心叙利亚人的日常事务。其二，“特许经营”还允许恐怖组织获得当地的专业知识。通过与索马里“青年党”合并，“基地”组织进入了世界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阿拉伯战士要驾驭复杂的部落动态和部族争端，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与“青年党”合作并通过他们缓解了这一挑战，促进了“基地”组织在非洲之角的扩张。[53]
第二，从萨拉菲-吉哈德恐怖组织“特许经营”角度来看，“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存在深刻的内在思想关联性，它们之间的差别是实用主义的。一般观点认为，“伊斯兰国”在2014年2月宣布叛离并驱逐“基地”组织，本质是一场关于萨拉菲-吉哈德理解的思想叛变，两者在之后长时间的分庭抗礼乃至相互攻击，也被认为是当代萨拉菲-吉哈德运动分裂的具体表现。但是，布莱恩·菲什曼（Brian H. Fishman）在其著作《总体规划：“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与夺取最终胜利的吉哈德战略》中详细介绍了一个历史细节，反映出两个组织之间的思想对抗并没有一般认定得那么严重，因为事实上，“基地”组织自己都提出过比“伊斯兰国”更加激进、且在乌托邦设计方面更加具体的“建国”方案。
据菲什曼介绍，早在2004年，曾长期担任“基地”组织行动实际负责人的赛义夫·阿达尔（Sayf al-Adl）就提出了一份萨拉菲-吉哈德运动的“总体规划”，包括设计详尽的七个阶段：（1）觉醒阶段（2000~2003年），将美国军队拖入伊斯兰世界，这一阶段旨在通过海外战争不断地激怒和耗尽美国这个超级大国。（2）2003~2006年，“基地”组织领导的叛乱分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美军作战，确立其在全球圣战运动中的主导地位，理想情况下，“基地”组织在夺取这两个战区的胜利后能够直接攻击以色列，进一步在伊斯兰世界获得支持。（3）2007~2010年，“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网络延伸到叙利亚。（4）恢复期（2010~2013年），推翻中东地区叛教的阿拉伯政权，到这个时候，该计划设想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失败，成为一个被严重削弱的超级大国。在“基地”组织的领导下，整个地区的“圣战”起义将为恢复“哈里发国”创造先决条件。（5）在中东宣布成立一个国家（2013~2016年），伊斯兰世界的复兴为文明间的战争奠定了基础，显然，阿达尔的设计至此都是与“伊斯兰国”的现实发展几乎完全一致的。（6）绝对对抗阶段（2017~2018年），“信仰力量和无神论力量之间的对抗”。（7）最后的胜利阶段（2018~2020年），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暴力传播。[54]
这个“总体规划”是否被后来的“伊斯兰国”所参考借鉴，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从上述设计可以看到，即便在“基地”组织高层和意识形态理论家内部，两个组织的发展都是兼容共通的。需要承认，将连同“伊斯兰国”在内的“后基地”所有相关分支机构都视为统一网络的确存在不少可商榷的余地，但是这一时期，恰恰是在萨拉菲-吉哈德运动维度上，全球最致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运动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化发展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还以同一极端思想品牌下的不同“专营模式”体现出来，“暴力即思想”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内核不仅没有受到战场失败的过大影响，甚至还得到了强化。这可能是目前探讨当代恐怖主义发展、特别是后“伊斯兰国”时期未来不确定性时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下一个“特许经营组织”在哪儿？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发展模式的前后紧密关联，能够为我们预判后“伊斯兰国”恐怖全球扩散提供一个更大的图景。第一，结合前文所讨论的极端意识形态对后“伊斯兰国”意识形态蔓延所提出的两个内在要求，“后基地”具象化的“特许经营”能够为“伊斯兰国”在战场失败后发展提供具体参照。事实上，特别是叙利亚战事进入尾声，“伊斯兰国”面临着2011年前后“基地”组织相似的“危机”时刻，已经有证据证明“伊斯兰国”在有意识地仿效“基地”组织的“特许经营”模式。2018年8月23日，“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时隔近一年后重新露面，发表宰牲节讲话。他在讲话中敦促追随者继续战斗，并在西方发动“独狼”式袭击，从上文的讨论来看，这两点呼吁基本符合当前萨拉菲-吉哈德第四波浪潮“个人吉哈德”的基本特点，并不令人意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巴格达迪对于未来全球扩散的表述。巴格达迪没有直接回应“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其在2014年夺取的大约95%的土地的事实，他承认存在挫折，但更强调未来。他说：“在伊斯兰人民的笼罩下，他们的煽动和困难越来越大，达到了他们最黑暗的夜晚”，美国可能会吹嘘自己“在把‘伊斯兰国’驱逐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城市和乡村方面取得了所谓的胜利，但真主的土地是广阔的，战争的浪潮也在改变”。[55]
对于适合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的实验，教师可以通过演示实验来让学生明确实验的步骤，避免学生在进行实际操作时产生问题，对于不适合学生进行操作的实验，教师可通过演示实验来增进学生的理解.虽然学生没有必要进行实际操作，但实验原理、实验内容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演示实验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教师合理教学设计，将操作与讲解相结合，发挥演示实验的作用，并且通过操作的规范性提升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精准.
未来图景的第二个判断，在于如巴拉克·门德尔松指出，萨拉菲-吉哈德网络可以使用多种“特许经营”模式实现扩散乃至重建，包括没收其他团体、建立平等伙伴的统一战线、发展区域分支机构和拥有合伙人等多种不同的方式。这些具体方式的选择与意识形态无关。[56]本文认为，“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区别，与其说保持着2014年前后“基地”伊拉克分支分离、将扎瓦赫里驱逐的发展模式分野的张力，还不如说为世界提供了两种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已经被证明极具杀伤力的路径选择，而且还说明了恐怖组织并不太在意思想的连贯性与一致性，未来的“特许经营”可能有更多。
那么，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儿？事实上，关于“特许经营”问题的考察又回到本文最开始关于当前这场战争胜利与否的困惑。“特许经营”模式已经帮助当代萨拉菲-吉哈德运动布下了一个类似“九头蛇”的全球格局，斩去一头还有多头。因此，一方面，如联合国报告所指出，当前萨拉菲-吉哈德全球各个地区的分支组织是下一个“伊斯兰国”出现、甚至“伊斯兰国”异地复活的首要“嫌疑名单”，而在这个名单之首的，有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罗兴亚问题后的缅甸、阿富汗、菲律宾、索马里等多个不稳定地区，这些地区也是目前“伊斯兰国”资源转移的主要目的地。[57]另一方面，这个图景又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2014年这两个组织的分道扬镳已经充分说明，“特许经营”的一个重要缺陷（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优点），就在于“母公司”对于“子公司”的控制力很难保证。围绕着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当前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两项核心要求——怀旧式叙事和纯粹的暴力，下一个恐怖思想的变体是什么？下一个爆发点在哪里？这些问题可能连“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自己都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激进，每一个新组织的暴力程度都比它的前任更高，从当前运动的全球扩散广度和密集程度来看，这个趋势可能短期不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六 余论
本文以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及其演进为脉络，讨论后“伊斯兰国”时期恐怖意识形态的蔓延问题，并辅以后“伊斯兰国”与“后基地”的比较论证，旨在尝试探讨这一“讨论框架”在阐释“伊斯兰国”当前与未来发展中可能的系统性解释力。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重大威胁研究项目”首席分析师凯瑟琳•齐默尔曼（Katherine Zimmerman）的话能够佐证，即当前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之所以严重低估“伊斯兰国”问题的严重性和困难性，并在全球反恐斗争中仅仅关注“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决策者忽视了真正的敌人：萨拉菲-吉哈德主义意识形态。[58]本文赞同这一观点，并尝试进行深入的探索，以当代萨拉菲-吉哈德主义发展脉络为讨论框架，根据“伊斯兰国”在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发展中的历史定位，讨论思想在哪些方面塑造了“伊斯兰国”对当前战场失败的认识、规范组织当前与未来行为。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当前反恐战争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战败者”，它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在扩大其基本怀旧式叙事、赋予战败以合法性的同时，还将通过“全球恐怖商标”下的“特许经营”模式，将一种“暴力即思想”的恐怖思想内核进一步扩散并升级。深层次而言，本文尝试提出并验证一个新的讨论框架，较为全面地将既有的“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乃至其他恐怖组织的当前表现和未来发展背后的理性选择逻辑纳入讨论，对于一些热点的议题，比如海外恐怖战士的回流、网络恐怖主义、“独狼”恐怖主义、车辆恐怖主义等形成有效的解释。基于使用“后基地”时代发展历程的初步验证，国际社会当前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可能刚刚到一个需要进行“中期评估”的时候，远没有结束。
敌人是谁？什么才是战胜敌人的标准？这两个问题应该是所有反恐研究和相关考察评估最开始就要厘清、但也是最难回答的。反恐需要在对于主客体及其调整与变化有非常明确的认知的前提之下，才能“合法性”地讨论反击的问题，但坦率而言，这一点却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反恐项目宣称自己已经完全做到。而对于这场针对全人类公敌“伊斯兰国”的战争胜利与否至今难以言清，也依然是反恐一直悬而未决的“敌人”的问题。反恐无可避免是事件驱动的，“敌人是谁”的问题往往会让位于更加急迫的“眼下怎么办”——这个从欧洲三个阶段反恐的政策表现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但是要做到更准确灵活，就需要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在关注事件发展的同时，关注深层次的变化，特别是攸关政策“敌人”的变化。这种关于“敌人”变化的预判，可能是所谓后“伊斯兰国”给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提出的最大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强调意识形态对行为的型塑力量，并不是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一方面，仅仅是萨拉菲主义与吉哈德主义并不会促使人们加入“伊斯兰国”或助长极端主义。相反，这两派思想中均含有一些防御措施，甚至可能防止“伊斯兰国”所采取的那种极端主义出现。另一方面，政治或者道德上的激愤之情也不足以令人们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一个政治压迫、治理失灵、宗派纷争的环境是该组织得以兴起必需的“恐怖环境”（milieu），然而，类似的政治环境也常常会促使人们加入观点更加温和的反叛组织。为什么相似的人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不同的人会作出相似的选择？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学术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国”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它的宣传与动员有一些核心教条，这些教条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伊斯兰国”作为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后“伊斯兰国”时期该组织的思想残留与使用方式——我们是在这个狭窄的意义与面向上讨论极端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使用极端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进行一些深层次的考察。
同时，从本文所尝试引入的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讨论框架出发，还有其他许多现实问题与因果机制值得研究，例如四次浪潮所积攒下的吉哈德国际战士问题。萨拉菲-吉哈德组织数量的增长，与北非和中东地区日渐削弱的政府治理有关，也是由于从苏联阿富汗“圣战”以来，车臣战场、阿富汗战场、伊拉克叙利亚战场、非洲战场等均累积了一大批萨拉菲-吉哈德“战斗精英”，而且这个群体人数还在增多，当前欧洲所头疼不已的归国恐怖战士只是这个问题非常小的冰山一角。又如反恐评估的指标问题。极端思想因素、恐怖分子自己的“胜负观”的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当前关于反恐政策效果的评估指标，例如嫌疑人、袭击和受害者人数等统计数据等。事实上，按照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the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在2018年8月1日发布的数据，恐怖主义连续第三年在退缩，全世界的恐袭数量，从2014年的17 000起下降到2017年的11 000起，同一时期恐袭致死人数下降几乎一半。如果这个指标真的拥有足够的解释力，那么为什么在最近各类有关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民意调查中，恐怖主义始终高居榜首？[59]也许，作为反恐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我们至少不要太急于基于“一定会胜利”和“即使是一名武装分子也都太多”[60]来思考对策，面对萨拉菲-吉哈德主义这种敌人，国际社会也是时候去想一想，我们对于“失败”的定义是什么了。
[1]Lara Seligman, “U.S.-led Coalition Set to Launch Final Fight against ISIS in Syria,” Foreign Policy, August 1, 2018,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8/01/u-s-led-coalition-set-to-launch-final-fight- against-isis-in-syria/.
[2]报告是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关于海外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2018年第2份季度报告，同时也是“坚定决心行动”的第14份报告、菲律宾“太平洋之鹰”行动的第3份报告。参见Lead Inspector General,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and Operation Pacific Eagle: April 1, 2018 to June 30, 2018 (Quarterly Report to Congres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8. pp. 1-3。
[3] Michael P. Dempsey, “The Islamic State Threat Hasn’t Gone Awa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ugust 1, 2018.
[4]Colin P. Clarke Chad C. Serena, “What Happens After ISIS Goes Undergrou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29,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at-happens-after-isis-goes-underground- 20881?nopaging=1.
[5] Bendaoudi Abdelillah, “After the ‘Almost 100 Percent’ Defeat of ISIS, What about Its Ideology?” Aljazeera Center for Studies, May 8, 2018.
[6] Stephen Walt, “What the End of ISIS Mean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3,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10/23/what-the-end-of-isis-means.
[7] Colin P. Clarke and Haroro J. Ingram, “Defeating the ISIS Nostalgia Narrative,” RAND, April 19, 2018.
[8] Benjamin Bahney and Patrick B. Johnston, “ISIS Could Rise Again,” RAND, December 15, 2017.
[9]Colin Clarke, The Terrorist Diaspora: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liphate, Testimony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Task Force on Denying Terrorists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ly 13, 2017.
[10]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2018年8月专门就两份报告的不一致、特别是关于当前残留“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数量进行解释。“要评估这个恐怖组织的变化性（volatility），人员数量并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真正重要的是全球‘伊斯兰国’成员的能力和意图，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战斗没有结束。”参见Ryan Browne, “ISIS Remains a Regional and Global Threat despite Battlefield Losses, Pentagon Says,” CNN Politics, August 16,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8/16/politics/ isis-threat-global-pentagon/index.html。
[11] United Nations, Twenty-second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368 (2017)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July 27, 2018. pp. 3-5.
[12]John G. Horgan, Max Taylor, Mia Bloom and Charlie Winter, “From Cubs to Lions: A Six Stage Model of Child Socialization into the Islamic Stat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0, No. 7, 2017, pp. 645-664; Louise Kettle and Andrew Mumford, “Terrorist Learning: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0, No. 7, 2017, pp. 523-538; Imogen Richards, “‘Good and Evil’ Narratives in Islamic State Media and Western Government Statements,” 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 10, No. 3, 2017, pp. 404-428; Antony Field, “The Dynamics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Domestic Security Dilemma,”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Vol. 40, No. 6, 2017, pp. 470-483.
[13] Colin P. Clarke and Haroro J. Ingram, “Defeating the ISIS Nostalgia Narrative,” RAND, April 19, 2018.
[14]Daniel L. Byman, “ISIS’s Next Mo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8, pp. 25-33.
[15]Daniel L. Byman, “ISIS’s Next Move,”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8, pp. 25-33.
[16]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3, 2017, pp. 70-88; Jason Burke, “Rise and Fall of ISIS: Its Dream of A Caliphate is over, So what Now?,” The Guardian, October 21, 2017;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Youseff H. Aboul-Enein, Militant Islamist Ideology: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Threa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3; Jeevan Deol and Zaheer Kazmi, eds., Contextualising Jihadi Though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uhammad Haniff Hassan, The Father of Jihad: ‘Abd Alla¯h ‘Azza¯m’s Jihad Ideas and Implications to 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4; 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曾向红、梁晨：《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载《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43-75页；周明、曾向红：《“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差异及走势》，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30-156页；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0-111页；Mia Bloom, “Constructing Expertise Terrorist Recruitment and Talent Spotting in the PIRA Al Qaeda and ISIS,” Studies in Conflict &Terrorism, Vol. 40, No. 7, 2017, pp. 603-623。
[18] Louise Kettle and Andrew Mumford, “Terrorist Learning: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0, No. 7, 2017. pp. 523-538.
[19]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pp. 1-2.
[20]也有译为“圣战派萨拉菲”，与“纯洁派萨拉菲”（Purist Salafi或Purists）、“政治派萨拉菲”（Politicos）并列为当前萨拉菲教派内部的三个派别。参见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4-91页。需做说明的是，国内研究对于Jihad的译法有“吉哈德”与“圣战”两种，但笔者认为不管是“吉哈德”或“吉哈德主义”，均与传统意义上的“圣战”（Holy war）概念存在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是我们探讨吉哈德当代意涵的一个关键点，为避免混淆，本文采取“吉哈德”译法。
[21] Abdul Hakim, “Jihad and Ideology of Terror,” http://www.academia.edu/11624854/The_ Transformation_of_doctrine_of_Jihad_in_Islam_and_Ideology_of_Terror.
[22]Sebastian Gorka, “Jihadist Ideology: The Core Texts,” McLean, Virginia: the Westminster Institute, October 5, 2010.
[23]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4, No. 3, 2017, pp. 75-78.
[24]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 1.
[25]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8, No. 3, 2017, pp. 80-82.
[26]此部分关于“伊斯兰国”内部动员情况的表述，均转引自：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7] Sebastian Gorka, “Jihadist Ideology: The Core Texts,” McLean, Virginia: the Westminster Institute, October 5, 2010.
[28]早在1997年，杰弗里·卡普兰就已经开始在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中讨论“无领导人抵抗运动”问题，参见Jeffrey Kaplan, “Leaderless resista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9, No. 3, 1997, pp. 80-95。但这一议题获得热议，是在2005年西方“本土恐怖主义”、特别是“独狼”恐怖主义出现之后。
[29]Daniel R. DePetris, “ISIS is Using Low-Tech Means to Inflict Large-Scale Terr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6,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isis-using-low-tech-means- inflict-large-scale-terror-22190.
[30]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是，两位学者使用的是极端右翼分子在纳粹怀旧宣传中美化第三帝国的规律性来例证这一观点。参见Colin P. Clarke and Haroro J. Ingram, “Defeating the ISIS Nostalgia Narrative,” RAND, April 19, 2018。
[31]也译作“曼哈伊”，意指遵循传统是活的真理的唯一方式。关于这一概念以及“伊斯兰国”宣传中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的相关研究，可参见Aaron Y. Zelin, “The Islamic State’s Territorial Methodolog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29, January 2016。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持有和传播恐怖主义宣传材料在绝大多数国家均属非法，一手材料的难以获得导致本文多数相关引用都为二手转引，笔者尽量选择通过思想史研究替代，在必须引用处也进行多方印证，尽可能降低这一做法带来的不严谨问题。
[32] Richard Barrett, Beyond the Caliphat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 New York: Soufan Center, October 2017, pp. 10-11.
[33] Colin P. Clarke and Haroro J. Ingram, “Defeating the ISIS Nostalgia Narrative,” RAND, April 19, 2018.
[34] Brian Michael Jenkins, “London Bridge Attack: The Latest Example of ‘Pure Terror’,” RAND, June 5, 2017.
[35] Phil Gurski, “An Era of Near Unstoppable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ICCT), August 29, 2017.
[36] Gordon Rayner, Jack Maidment, “Theresa May Says ‘Enough is Enough’ in Wake of London Bridge Terror Attack as She Confirms General Election Will Go Ahead,” Telegraph, June 4, 2017.
[37] Nick Squires, “Italian Police Break up Alleged Jihadist Cell that Planned to Attack Venice’s Rialto Bridge,” Telegraph, March 30, 2017.
[38]关于“纯粹的恐怖”及其对欧洲反恐所构成的政策挑战，可参考沈晓晨：《欧洲反恐怖主义极端化新困境》，载黄平、周弘、程卫东主编：《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7-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9] Amarnath Amarasingam and Colin P. Clarke, “Terrorism Fatigue,” RAND, November 1, 2017.
[40] “D.C. Couple Killed in ISIS-claimed Attack Were Cycling around World,” CBS News, August 1, 2018, https://www.cbsnews.com/news/washington-dc-couple-american-cyclists-tajikistan-isis-lauren- geoghegan-jay-austin.
[41] The Soufan Center, The Forgotten War: The Ongoing Disaster In Yemen, June 2018, p. 32.
[42] Maya Gebeily, “On the backfoot, Islamic State Turns to Old Tactics to Gain New Strength,” Time of Israel, August 7, 2018.
[43]Pieter Van Ostaeyen, Automatic Detection of Online Jihadist Hate Speech,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 Psycholinguistics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CTRS-007, February 2018.
[44] Fabrice Balanche, “Sectarianism in Syria’s Civil War: A Geopolitical Stud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February 2018.
[45]本文也是因为这个考虑，没有将目前可能热议最多的“虚拟哈里发”或“互联网伊斯兰国”话题纳入讨论。但不可否认，当代互联网信息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新技术的全球普及，为“伊斯兰国”的战后发展带来了非常多可资利用的新资源，限于篇幅和议题的针对性，本文不再赘述。
[46] Bruce Hoffman, “Al-Qaeda’s Resurrecti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6, 2018.
[47] United Nations, Twenty-second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368 (2017)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July 27, 2018, p. 5.
[48]如果从“基地”组织的各个分支近年的表现来看，它可能在“暴力即思想”以及暴力全球化方面做得比“伊斯兰国”更加积极与彻底。详细情况参见United Nations, Twenty-second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368 (2017)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July 27, 2018；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49] Barak Mendelsohn, The Al-Qaeda Franchise: The Expansion of Al-Qaeda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50] “Vickers, Crocker, Bergen, and Mudd Headline RAND ISIS Conference,” RAND, July 6, 2018.
[51] David C. Rapoport,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James M. Lude, “The Four Waves of Modern Terrorism,” in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James M. Ludes, eds., Attacking Terrorism Elements of Grand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
[52] Colin P. Clarke, “Expanding the ISIS Br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7,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xpanding-the-isis-brand-24550.
[53]Colin P. Clarke, “Expanding the ISIS Br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ebruary 17, 2018,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expanding-the-isis-brand-24550.
[54] Brian H. Fishman, The Master Plan: ISIS, Al-Qaeda and the Jihadi Strategy for Final Vic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0-38.
[55] Liz Sly, “Islamic State Leader Baghdadi Resurfaces, Urges Supporters to Keep up the Fight,”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2, 2018.
[56] Barak Mendelsohn, The Al-Qaeda Franchise: The Expansion of Al-Qaeda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0-37.
[57] United Nations, Twenty-second Report of the Analytical Support and Sanctions Monitoring Team submitted Pursuant to Resolution 2368 (2017) Concerning ISIL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United Nations, July 27, 2018, pp. 7-18; Barak Mendelsohn, The Al-Qaeda Franchise: The Expansion of Al-Qaeda and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47-63.
[58] Robert Gearty, “Al Qaeda at 30 Shows Signs of Resurgence after ISIS Routed,” Fox News, August 11, 2018.
[59] Henry H. Willis, “America Is Great at Fighting Terrorism, but Terror Is Alive and Well,” RAND, November 16, 2017.
[60]这是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罗伯逊（Sean Robertson）在就美国防部与联合国关于当前“伊斯兰国”残留武装分子人数估算的差异时使用的说法。参见Ryan Browne, “ISIS Remains a Regional and Global Threat despite Battlefield Losses, Pentagon Says,” CNN Politics, August 16,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8/16/politics/isis-threat-global-pentagon/index.html。
Probe on the Spread of Terror Ideology in the Post-IS Era: A New Paradigm
SHEN Xiaochen
[Abstract]The fight against ISIS by the coalition forces has come to an end. However, serious defeats on the battlefield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e demise of the ISIS ideolog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Salafi jihadism, the unique historical position held by ISIS in this extreme ideology has shaped its current and future way of think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e fully aware that the “defeated” ISIS in the current war on terrorism may not consider himself a loser since the ideology has empowered ISIS with unique resilience against temporary failures. Meanwhile, the Al-Qaeda’s collapse in 2011 has proved that ISI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will be most likely to continue its “nostalgia narrative” and make efforts to legitimize its defeat, further upgrade and diffuse the kernel of its terrorist thought featuring “violence equals ideology” through the “franchise model” under a global terror brand. The counter-terrorism war against ISIS laun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just progressed to a mid-term assessment, for the war is far from over.
[Keywords]ISIS, Al-Qaeda, the Salafi-jihadist ideology, terrorism, ideology, nostalgia narrative
【作者简介】沈晓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上海政法学院）专职研究员（上海 邮编：201701）。
[Author]SHEN Xiaochen, Resident Researcher,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CO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Judicial Cooper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4.005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4-0108-30
【修回日期：2018-11-19】
【来稿日期：2018-10-08】
* 本文系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研究基金项目“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研判——基本变量与核心议题”（项目编号：18SHJD009）与杨恕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VDL00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D01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责任编辑：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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