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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293X（2000）02—0019—05
一、全球化与生态社会主义
“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而开始其自身的发展历程的。马克思在1848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宣告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除了创造了一种不断发展的生产方式，摧毁了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之外，还使这种生产方式世界化，开始了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的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的同时，又强调资本主义狭隘的阶级性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必然引起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为新的人类文明形式所代替。马克思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历史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运动是在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中展开的。这些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导致了二十世纪最为壮观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事实上，社会主义和全球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理论上，社会主义描述的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世界大同的图景是对全球化的一种重要认识，而且在社会主义历史上圣西门、马克思、列宁等著名理论家对全球化问题都有诸多论述，他们的观点不仅丰富了全球化理论，而且极大地加强了人类共同命运和平等这一全球化的核心主题。在实践上，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一度在世界范围的展开都是全球化进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运动是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遇到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而且在相当一批国家中确立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体制，从而冲击和分割了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20世纪的全球化进程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竞争和对抗。
虽然80年代末的原苏联、东欧剧变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力量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使它完全陷入绝境，相反却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这场世界范围的反思与以前的反思最大的不同是把社会主义置于全球化背景之下，思考其存在的价值、失败的经验以及未来前景。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下，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这种价值范式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对等级制和压迫，而且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没有把人类推到自然界的对立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也许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最好选择。
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沙漠化威胁着地球上的陆地表面；森林惨遭毁灭，使人类失去了天然的呼吸器官；酸雨像洪水猛兽般吞噬大片的树木和良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的减少速度明显加快；地球上的水资源日趋紧张；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所有这一切，使得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日益恶化。正如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畅销全球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给我们描绘的那样：“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突然加速了上千倍， 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层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3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负面效应，所以在苏东剧变后，一些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他们认为，苏东演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死亡，而只是宣告了某种特殊形态的、甚至是一种“不好”的社会主义形态的终结。因此，他们以此为契机，重新展开了一场对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对人类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的特别关注而倍受人们重视，日渐成为当今西方社会主义的主流。
二、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生态社会主义是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严重危机这一事实出发，联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彻底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不仅把导致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还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甚至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持否定态度。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成因归于资本家个人的自私、贪婪的本性，或消费者的病态的、异化的消费观念。他们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具体地说，人类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行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
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看，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求利润，这就决定了它对自然持一种敌视的态度，将自然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资本不断扩张的内驱力，驱动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市场的需求。而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才能保证个别企业的利润，这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制度不断地吞噬着它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
第二，在市场法则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这注定了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对于成功的企业来说，就要努力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本来因生产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应计入生产成本的，但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愿意这样干，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是将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或是转移给子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受到社会舆论强大压力或引起民众的公愤），某些资本家也会投资治理污染，但这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利润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二是资本家相信美化环境的行为比其他任何行为更能提高企业利润。总之，资本家的“美化环境”行为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追求利润这一目的。英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D·Pepper ）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而不考虑后果，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趋势。外在化的成本被转移给后代去偿付了”〔4〕
生态社会主义还通过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全球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生态帝国主义”一词是用以描述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的行径。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这种生态掠夺同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时对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那种掠夺，本质上是一致的。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所谓直接的掠夺，是指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正如今天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是建立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的基础上一样，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同样是建立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被污染的基础之上。大卫佩珀指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或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的一些新建的绿色生态区只是这样的一些特权地区，有毒废气较少，土壤和树木保护得比较好。 ”〔5〕
另一种掠夺形式是间接的，即借助“结构性暴力”而实现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海尔而隆纳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本的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强大的外国资本加上本国上层资产阶级通过政府制定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政策，对农民施加结构性暴力，迫使农村大量公有土地被私有化并被带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农民为了在所剩不多的土地上求生存，不得不过度耕作，这导致土地的贫脊甚至沙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发展中国家为降低农产品成本而对有限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
生态社会主义对世界银行、开发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也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援助造成了几个后果：一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互惠型的生产关系变为竞争型的生产关系，从而扩大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二是发展中国家从这些金融机构的援助项目得到的“好处”大部分为国内少数精英所得，而为不断增长的都市化、工业化及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后果，都要由多数无产阶级去承担，从而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阶级的“生态不平衡”；三是这些援助项目多数是为了短期经济目的，且是高污染的，这些代价被转嫁到下一代身上了；四是“本土文化的多样性被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美国文化垃圾所取代了”〔6〕等等。
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内在必然性的揭示，无疑有可取之处，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本质。生态社会主义正确地揭示了造成当代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三百年前，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兴起，使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短短的几百年内，它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几千年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的百倍以上，与此同时，对大自然的统治和掠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不仅能够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7 〕所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应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过去的发展已经欠下了生态方面的巨大债务，现在仍以占世界25%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造成目前地球“温室效应”的祸首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释放的可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占全世界释放总量的2／3。更有甚者，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近年来，这些国家竟把一些高污染的有毒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危害人的健康的废物，包括核废料，倾倒在穷国土地上。生态社会主义对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揭露，无疑是正确的。
三、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承认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或“超越”。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他们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已包含了生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或者说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就认为，他所提出的“自然的解放”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殊性的彻底解放”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表达了最激进、最全面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正是在这些文章中，‘自然’占据了它在革命理论中应该占有的地位。”〔8〕意大利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卢西亚那·卡斯特林那考察了马克思、 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写的主要著作，认为马恩（尤其是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思想是一贯的、明确的。他认为，青年恩格斯是最早的、伟大的生态学作家之一，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从人的躯体和智慧中、从自然环境中榨取剩余价值的毁灭性代价。这部著作代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掠夺自然的一种抗议。卡斯特林那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思想也是很明确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然是人类的生命，但不是生活的手段”的论点，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主义关于人是居于超自然地位的观点，明确提出了“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整的统一体”的思想。 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把自然界和劳动一起看作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认为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在这里，马克思已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思想，包含了不要把人的力量看作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思想。
生态社会主义者虽然肯定了马恩思想中已包含有生态思想，但同时又认为，马恩的生态思想是不成熟的、不彻底的，在马恩思想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甚至与马克思的一些更重要的思想（如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有相互矛盾之处。马克思以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没有重视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至于在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出现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空白”。马尔库塞认为，尽管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已含有生态思想，但整体地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的基本倾向是将“自然”看作一个“客体”，一个被改造的对象，是人类“斗争”中的一个“对手”，是不断合理地发展生产力的一块场地，马克思基本上还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种“敌对”关系、一种“斗争”关系。〔9〕卡斯特林那也认为， 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常常被这样一种思想给否定了，即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增长，把全球的环境问题从经济发展的参照系统中区分开来是正确的。卡斯特林那指出，这种观念最终产生了一种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即认为生产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和直线式的，这种发展观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然是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这一前提之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在马克思以后的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之所以一直存在着忽视生态环境问题的倾向，甚至还参与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这与马克思生态思想中的这种不彻底性是有关系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者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重要的不是去“捍卫”马克思免受忽视生态问题的指责，也不是去重新发现马克思是一个生态学家，以便从老祖宗的著作中为生态社会主义寻找某种“合法性”的根据，重要的是去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有何实际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它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关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理论等，基本上是基于对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当今向后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大多已过时。但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这种革命的批判精神正是今天生态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用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对生态社会主义来说就更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是生态社会主义应认真加以研究总结、好好继承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最富启发的方法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分析方法。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尤其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是成功地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典范。他们认为，应象马克思那样，把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自然看作一个系统加以分析、解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生态危机的实质并找出解决的办法；只有对今天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系统进行透彻的分析，才能了解它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达到了威胁我们生存的地步，从而保卫生态环境的斗争才会有明确的目标。
（2）马克思将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马克思视野里，19世纪的环境问题是与当时的社会矛盾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是资本主义都市化和工业化的一个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描述了工人在工厂中是如何遭受高温、废气、 脏水、噪音等的折磨，并描述了工人是如何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的。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这样马克思实际上是赋予工人的社会斗争以保护环境的意义。这种不是孤立地看待环境问题，而是把它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社会斗争”与保护环境的“生态斗争”联系起来的做法，对当代生态社会主义有极大的启发作用。他们认为，在今天，工会运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环境保护运动，工人为自己的健康和劳动条件而进行的斗争，就是为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质量而斗争；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也就是为社会自身的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环境的斗争。
（3）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地看待社会历史的方法。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这种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出发点是，历史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观念的发展史，而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它不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模式，而且也决定着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模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也决定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掠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根据这种唯物主义方法，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如果要改变现时的资本主义的“人—自然”关系模式，使自然生态系统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我们就不仅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在对待生态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我们应注意两个问题：
（1）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抛弃理论，保留方法， 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而只肯定方法论的正确性的做法。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方法论与其基本原则是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是其科学方法论的必然的、逻辑的结果，而且是其方法论正确性的最好验证。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它的方法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手法。这说明尽管他们很推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领会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2）生态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上面我们所提及的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它的方法论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第二，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把马克思首先看作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后才是一个革命者，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生态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实质性区别的，它仅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
全球资本主义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正是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存在价值。尽管它们的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对我们正确看待当今资本主义及展望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0—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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