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界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界说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9月，西方左翼刊物《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推出了以“左翼与欧洲”为题的特刊，格里·斯特兰奇(G.Strange)与欧文·沃思(O.Worth)在专评中指出，组织特刊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欧洲一体化业已展开的广泛争论。①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在60年代末便开始关注欧洲一体化。本文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几个学派关于欧洲一体化作出的理论阐释进行综述和评论。
一、正统派马克思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习惯上又被称为正统学派，总体上没有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框架，认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运行遵从资本积累与扩张的逻辑，强调垄断资本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以及垄断力量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体性。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P.Sweezy)等在1966年出版的《垄断资本》中指出，资本集中的本质规定性导致价值规律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效用，加之组织化不断增强的劳动力对资本剥削以及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抵制与挑战，促使资本家阶级发展出复杂的国家规制与干预机制。
受斯威齐影响的曼德尔(E.Mandel)及科克斯(P.Cocks)等学者，将欧洲一体化视为资本与国家权力进一步融合导致的跨国家制度安排，认为其动因在于战后西欧资本集中化进程逐步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并初步形成了煤炭与钢铁领域的整体性过剩危机。历史上，欧洲重工业领域的过剩曾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甚至战争，但战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却促使欧洲的资本家阶级选择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在曼德尔看来，国家的职能更多地体现于经济领域，而欧洲资本的国际化主要存在两个趋势，即被美国资本吸纳或欧洲不同国家的资本融合后形成了新的单位。一体化是欧洲资本国际化以及抵制美国资本扩张的制度化反映，并将促进欧洲超国家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②科克斯也认为，欧共体在职能上与国家一样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本质上是“促进欧洲资本扩张并同时规避激烈国际竞争的制度机制”，其主旨包括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增长率提供保障，以集体的力量抗衡苏联的威胁及美国霸权，以新的方式维系与前殖民地的传统关系。③冷战终结以后，平抑美国霸权已成为欧盟对外行为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甚至经货联盟的建构也旨在增进抗衡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只因欧盟仍未实现军力的统合才没有对美国霸权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持这一立场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欧盟扩大与对外援助的主旨在于促进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前殖民地与外围的发展因此属于依附性发展的范畴，并最终决定于中心资本的积累与扩张需求。④
从理论渊源上来看，曼德尔及科克斯等对欧洲一体化的解读更多地借鉴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是“集体资本家”及“统治阶级工具”的思想。该流派一方面体现出米利班德(R.Miliband)工具主义国家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资本决定论取向，普兰查斯(N.Poulantzas)据此认为，曼德尔对欧洲一体化的唯工具与唯经济的理论解读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陷入了机械决定论的误区。
二、结构主义国家论
普兰查斯作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其理论贡献在于通过“链接的方法”，在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暴力论以及葛兰西(A.Gramsci)意识形态论的基础上突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又表现出相对的自主性，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相对分离。他从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之间是外在性与内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因此是特定生产方式中的政治部门，其地位、职能与权力范围取决于由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体性生产方式。国家根本上是具有多元决定性的社会形态各环节矛盾集中的场所，与资本一样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能够调和复杂统一体的各个方面。国家因此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简单的阶级统治工具。他一方面承认阿尔都塞及葛兰西的暴力及意识形态功能理论，另一方面又强调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政治意义，认为国家职能是通过经济、暴力与意识形态机器得以实现的，并且三大功能可以相互促进与渗透，总体上被资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基本趋势决定。⑤
1974年，普兰查斯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国际化与民族国家》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任务是维持由不同阶级构成的社会体系的统一与聚合，国家机构与阶级斗争的形式因此存在相应的一致性。但不论阶级斗争体现出多么强烈的国际化趋势，占主导的仍然是围绕民族国家权力的斗争。普兰查斯据此指出，曼德尔对美欧关系及一体化的理解存在偏颇。一方面，美国拥有的强势地位并不会完全消除美欧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欧洲资本在垄断竞争环境中仍然保持着具有相对自主基础的积累方式。另一方面，欧洲资本借助一体化的融合又不会导致美欧间的冲突与对抗，原因一是美国资本已直接渗透到欧洲资本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领域，二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据了欧洲经济的各主要部门，并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趋向福特式的转变，欧洲国家通过资本积累及增强社会合法性途径“再生产”欧洲权力集团的职能因此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体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资本国际化导致的政治后果，超国家制度建构也并不必然取代国家。其一，资本的国际化虽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经济职能只是国家功能的一个构成部分，并受到总体性生产方式的制约。其二，国家并非是简单的工具，也不是受统治阶级随意支配的制度机器，其存在与变化取决于具有多元决定性的社会形态的总体需求。其三，资本国际化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于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一体化形成的竞争性集团既不是斯威齐等认为的依附于美国中心资本的外围资本家阶级，也不是曼德尔所界定的全新的超国家资产阶级，一体化因此不会瓦解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普兰查斯反对曼德尔对欧洲一体化唯资本推动的属性界定，但他并未给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考察80年代以来一体化的发展状况不难发现，普兰查斯低估了一体化条件下欧洲资本融合的政治意义，民族国家的权力范围及行动空间的确像曼德尔所言受到了超国家性制约。另一方面，普兰查斯跨大西洋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解读路径以及对美欧关系的判断又富于启发性与开拓性。迄今为止，美欧间的矛盾更多地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竞争，并没有表现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直接冲突与对抗。⑥
三、战略关系理论
英国学者鲍伯·杰索普(B.Jessop)提出了战略关系理论，将国家视为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制度统一体，本质上是战略选择与竞争的制度平台，选择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在“政治战略”、“积累战略”、“领导权方案”的竞争与冲突基础上实现的整合。⑦杰索普在2002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资本积累与扩张导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以及劳动力作为商品的再生产，都难以仅仅依靠市场得到解决和实现，两者的再生产都需要借助非市场的补充性治理机制与调节性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杰索普分析了跨大西洋福特式资本主义向熊彼特竞争性资本主义范式转变的历程及其作用因素。杰索普认为，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凯恩斯福利国家陷入了触及整个资本主义积累制度的综合性危机，涉及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为了摆脱困境，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回归”市场的改革，杰索普将此界定为趋向建构熊彼特主义竞争性“国家”的范式变革。范式转变的一个结果是国家的“空洞化”，但国家退出的仅仅是凯恩斯主义国家曾占据的那部分领地，国家本身不仅不会消逝，而且将发挥元治理的作用。
在杰索普的战略关系理论体系中，欧洲一体化及其制度建构被界定为资本主义范式转变过程中的补充性治理机制，其主旨在于实现最优的规模化经济效应，并且从《罗马条约》生效以来的一体化始终受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导。事实上，杰索普关于一体化的理论阐释延续了“阿姆斯特丹学派”开启但未深入的分析路径。依据基斯·皮杰尔的观点，30年代的大危机虽然促使美国走上了凯恩斯福利国家道路，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殖民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战”的后果特别是去殖民化运动从根本上瓦解了这一基础。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欧在接受大额美援的同时也试图通过福特式资本主义实现重建。但狭小的国内市场难以吸纳现代化大生产的巨大产能，西欧国家因此尝试通过一体化构建福特式资本积累制度所需的循环体系。杰索普在此基础上认为，欧洲一体化为战后欧洲的福特式资本主义重建提供了条件，西欧重工业的重构特别是共同市场的建立为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补充性作用。
杰索普于2006年进一步指出，一体化复兴以来欧盟的“制度再造与战略调整”，体现了从大西洋福特主义向熊彼特资本主义范式转变的全部四个特征：其一，经济干预方式由凯恩斯式转向了熊彼特式；其二，社会政策由福利型转向了促进竞争的工作福利型；其三，治理由国家维度转向没有主导维度的后国家维度：其四，由依赖国家修正市场失灵转向依赖基于伙伴关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性治理构成的网络化机制。在杰索普看来，欧盟框架内的“统合”不是“多层级治理”而是“多维调节性治理”，主要通过市场重组、组织与组织生态及其相互关系的重构以及自组织条件的灵活性再造等促进各种协调范式的效能。就其内涵而言，“多维中介性治理”实际是民族国家“空洞化”理论在欧盟统合性政治中的再版，不同的是杰索普不再突出国家对“去国家化”的反制以及国家作为“元治理”的重要角色。
四、新葛兰西主义
新葛兰西主义主要是以葛兰西意识形态“霸权”和“历史集团”为基础形成的理论流派⑧，其中以考克斯(R.Cox)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欧洲一体化作出了相对系统的理论界说。考克斯认为，一个在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取得霸权的阶级，不仅获得了支配社会的强制性力量，并且其意识形态也得到了其他阶级的认同，由此形成的“历史集团”不仅构成了国家存在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将国内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等向国外推广后建构了霸权的世界秩序。⑨国际霸权体系因此并不仅仅是存在于国家间的秩序，而是由源于生产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构成的统一整体，其发展与演变因此也是三者不可缺其一的结构性转变。
考克斯进一步认为，全球化特别是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战后美国霸权秩序的变化，其根源在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趋向于被后福特方式所取代。这一变化对欧洲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战后形成的基于劳资谈判与协调的“历史集团”趋向瓦解，其二是凯恩斯主义逐步被主张促进市场效率及经济竞争力的共识所取代。生产方式以及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转变推动了欧洲的身份与秩序再造进程，并受到了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影响。第一，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将布鲁塞尔官僚机构更多地与市场连接在了一起。虽然这主要体现了核心国家特别是德国资本的要求，但东、西欧都拥有经济受政治与社会控制的历史传统。随着东欧对西欧的影响不断增强，欧洲的社会民主传统将在这一进程中得到恢复与发展。第二，欧洲不仅在历史上与第三世界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存在渊源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因移民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内生性变量。第三，美欧关系虽然进入了一个再构的不确定期，但大西洋两岸都在趋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并且美欧都将难以独立维系各自主导的秩序。在考克斯看来，欧洲作为一个宏观性区域较美国和日本主导的经济区拥有更为正式的制度建构，尽管其政治意义上的权威仍立足于邦联主义的协商机制，但变化中的欧洲至少将成为具有后霸权、后威斯特伐利亚以及后全球化特点的新秩序的试验场。
考克斯对欧洲一体化的上述界说更多地体现了历史主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取向，但其基于生产逻辑的新葛兰西主义却对多萝特·博勒(D.Bohle)、安德鲁斯·比勒尔(A.Bieler)及巴斯蒂纳·阿佩尔多恩(B.van Apeldoorn)等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均根源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立足于知识、信息、技术的后福特式生产方式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生产大规模的跨国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化与自由化。这一转变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一，曾立足于国家的资本与企业出现了分化，并形成了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跨国化资本与公司；其二，逐步形成了跨国资本家阶级及趋向新自由主义的管理精英阶层；其三，生产与资本的跨国化使工会及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外向型企业的劳工组织更倾向于依照新自由主义变革工资与福利制度，并且更多地选择超国家官僚组织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其四，经济理念实现了由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上述各种变化导致了跨国家“历史集团”的形成，80年代中期以来一体化的深化与扩大都是其推动的结果，目的在于建构跨国家资本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阿佩尔多恩进一步指出，这一形成中的“霸权”秩序以及一体化本身并不必然是不可逆转的，其进程与速率一方面取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另一方面决定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丧失利益的群体能否在国家及跨国家层面组织起有效的反制性力量。
注释：
①Gerry Strange and Owen Worth," Capital & Class special issue:The Left and Europe——Editorial introduction",Capital & Class,Vol.93,Autumn 2007.
②E.Mandel,"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Supranationality'",Socialist Register 1967,Merlin,London,p,25-32; E.Mandel,Europe versu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New Left Books,1970,pp.55-94.
③Peter Cocks,"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4,No.1,1980.
④Bruno Carchedi and Guglielmo Carchedi,"Contradiction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Capital & Class,Issue 67,Spring 1999; Guglielmo Carchedi,"The EMU,Monetary Crises,and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Capital & Class,Issue 63,Autumn 1997.
⑤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 Left Books,London ,1978,pp.27-192; Nicos Poulantza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New Left Books,London,1974,pp.300-304; Simon Clarke,"Marxism,Society and Poulantzas's Theory of the State",in Simon Clarke(ed.),The State Debat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p.90-103.
⑥Magnus Ryner,"US Power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s Second Project of Integration",Capital& Class,Issue 93,Autumn 2007.
⑦Bob Jessop,State Theory: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Cambridge:Polity Press,UK,1990,pp.193-271.
⑧葛兰西将国家界定为“道德”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由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统治阶级不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器维持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市民社会使被统治阶级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从而形成了强制性与意识形态相统一的领导权，即“霸权”。在葛兰西看来，经济基础尽管是社会结构中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结构与上层建筑相互强化形成了“历史集团”，其内涵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团结，本质上属于制度化的霸权现实，并在社会变化与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与市民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国家不应理解为仅仅发挥暴力职能的强制性机器。参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287页。
⑨Robert 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p.355-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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