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派形成与学科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高等教育论文,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18（2007）01—0016—0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逐步深入，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理性化，研究的抽象化程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成果。”[1] 然而，多年的学科努力只是基本确立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独立地位和研究问题域，还没有形成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和学派，高等教育管理学仍然属于不成熟的学科，甚至是否可以作为“学科”仍在争论之中。从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母体学科来看，教育学的发展依附于其他学科，对教育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和干预能力，以至于出现教育学科的“矮化”，“我们实际上还在为教育学的学科地位操心着、担忧着，我们还是对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自为、成熟的学科缺乏信心。”[2] 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更是如此。学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由于学派不仅能推动学科知识的创新和积累，还能增强学科的独立意识和自信心，所以，学派的创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构建的必然诉求。
一、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学科追求
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的结果，学科能够界定出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定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按照华勒斯坦的定义，“学科构成了话语产生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真理”[3]。 学科成熟的标志主要有三点：特定的研究对象；特有的研究范式或方法；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理念体系。研究对象、概念和理论构成了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是学科确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学科建设离不开专门知识的创新和积累。“专门化提供了必需的焦点，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是通过跨科际规训制度，而是通过分裂与杂交的双重过程，学科间交汇自然产生的。”[4]。可见， 学科知识不仅是一个自发积累的过程，还是一个逐步制度化和学科主体努力的结果，是学术共同体按照一定研究范式主动探究并规范化的结果。“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5] 范式规定着一门学科的边界，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范式维持着科学的、缓慢的、积累式的发展，同时规定着共同体成员的工作方向。学派和研究范式相互依存，每个学派都由自己特殊的研究范式，范式构建了学派的价值观与研究规范，规训着学科知识的产生，学派和研究范式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是学科成熟的标志。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有着浓郁的学科情结，致力于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问题的探讨，通过“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研究对象，发展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了自己的学会和研究组织，甚至还提前获得了行政的合法性。这些都是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和成熟学科的标准还有差距。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上有待进一步加强，要努力创生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派。在中国高等教育界，高等教育管理被看作高等教育学的分支，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局限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微循环”中，主要研究高校内部组织的协调与发展，忽视了高等教育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无视管理理论的新发展及管理系统的外部联系，不利于高等教育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学科的发展。另外，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下属学科，其研究范式大致相应地经历学科体系范式、经验实效范式、文化价值范式、教育反思型范式等阶段，主要以质的研究和思辨为主，很少有实证和量化的研究。
近年来，多学科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受到重视，但多学科研究方法是否也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独特的研究方法？需要认真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都还不明确，研究方法的泛化和研究问题的不确定实质是学科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表现。“在我看来，犹如人一样，学科的成熟应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为标志。学科缺乏自我意识，其发展就不可能从自在走向自为。”[6] 高等教育管理学需要通过学派形成及其主动构建，创生新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创新和提炼学科专业知识，通过主体发展不断向成熟学科方向迈进。
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困境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还不能算做成熟的学科。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者偏重政策诠释而忽略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教材化和问题化，缺乏创新和理论深度，致使理论研究长期滞留在低层次难以突破，抑制了学科发展的步履。尤其是高等教育管理学长期的依附发展导致学科独立性缺乏，学科理论基础薄弱，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较低，学科的本土化建设任务艰巨，学派的创生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条件。
1.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依附发展
依附性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初期的共同趋势，也是一门新兴学科必经的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存在着学日、仿美、照搬前苏联的依附性发展，同时还依附于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其理论主要借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成为主流学科的“影子学科”。例如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西方大学制度的翻版，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和方式也多借鉴企业管理或行政管理的成果。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依附性导致高等教育管理学科主体性的迷失，缺乏与其他学科平等交流的自信，以至于学科边界模糊，学科领地被其他学科侵入。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必须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在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管理理论时要做到有批判地借鉴，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借鉴的关系，避免西化和依附的倾向。另外，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中存在着问题意识较强但视野不宽、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不足、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重思辨方法轻实证研究等问题。多学科研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多学科的前提是其他学科独立性的预设，它学科方法的推崇排挤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可见，独立是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前提。
2.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基础还未夯实
学科建设取决于知识的积累和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机构建设近乎完备，不仅有了自己的学会和专业学系，还建立了一些资料中心和专业学刊，学科的行政合法性地位得到确立。我国学者致力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学科建设，在概念和理论体系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余力教授的理论体系为：高教管理的概念、本质、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原则、管理者、方法论等；王瑞庆教授提出了“四论”说，即高教管理学导论、高教管理学史论、高教管理学总论、高教管理学分论；薛天祥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由高等教育系统论、目的论、本质论、规律论以及原则和方法构成。多样的理论体系建构显示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充满活力，但同时也表明了高等教育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不成熟性。学科知识基础不牢，核心概念界定不清，理论体系随意性大，这样的知识状况不利于学科的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期待教育学的支持，但“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subdiscipline），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7] 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没有确立，高等教育管理学又何以“安身立命”？
3.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专业化程度不高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起步晚，走的是实践总结和理论借鉴的道路，整体研究水平不高。早期的研究人员不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就是行政干部自发的工作研究，研究人员大多是处于个人兴趣或评职称的需要，缺乏专业背景和学术规范训练。以行政领导和第一线的教育管理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虽然具有较丰富的管理经验，但理论知识不足，又没有学科的专门训练，研究停留在管理现象上难以深入和创新。近年加入研究队伍的年轻研究人员，虽然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理论水平，但实践经验明显欠缺，研究成果很难对管理实践产生指导作用。况且，他们处于学科研究领域的外围，还没有掌握话语权，学术影响力不大。
三、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学学派的创建
“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各种学术流派的争鸣，难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学科。”[8]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虽有学科的追求，也获得了学科的建制，但学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学科建设死水一潭，缺乏原创性的成果和学术争鸣。所以，通过催生学派，确立学科意识，获得主体性发展，走本土化、特色化的学科建设之路，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的时代任务。
1.改善学派形成的社会制度环境
学派的形成需要社会制度环境的支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一统的单一文化价值观和集权体制不可能允许多种观点争鸣，更不可能允许学派形成。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和公民社会的到来，创新与个性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民主制度为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制度支持，学术界的理论争鸣和对话成为理论发展的动力。对高等教育管理学科建设而言，政府应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给予政策支持，增设应用型高等教育管理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加大自主培养的力度，招收具有实践经验的高校管理人员，培养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层次研究队伍；重视高等教育管理理论的创新和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支持重大科研项目和实验课题，提高高等教育管理学科的地位和影响力。学派是开放环境中的产物，是学术共同体自发实践的过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要善于借鉴和吸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打破学科界限，从不同的视角，运用多种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在“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中促进学派的形成。
2.探索学派形成的规律，突出“大家”和名家的领军作用
李政涛先生认为，学派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三点：人物的代表性和研究的群体性；立场的一致性和发展的脉络性；学说的独立性和发展的对话性。他还归纳了学派创生的形式：“建构性创生”和“渐进性创生”；“移植性创生”和“内源性创生”；“理论型创生”和“实践型创生”[9]。学派作为学科成熟的标志， 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学派的初创阶段往往是以核心人物的出现为标志，通过发展核心学者的思想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然后，经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形成独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并围绕着核心思想和研究范式不断发展，逐步扩大影响后成为成熟的学派。学派的形成必须要张扬研究者的个性，突出个体的价值，鼓励学术上的冒尖，形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良性竞争机制，通过“鲶鱼效应”激活沉寂的学术死潭，在“大家”和名家的带领下形成多个学术团队，推动高等教育管理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然而，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和集体观念导致对个体的忽视和压制，学者总是以谨慎、内敛、谦虚为美德，信奉与世无争、修身养性，这些社会心理和个性特点不利于核心学者的出现和成长。所以，国家要建立学术团队建设保障制度，充分尊重学者的意愿，形成主体关系明确和相对稳定的团队，如以导师和研究生为主体形成的团队，有利于学派的形成。尤其要重视学术骨干的培养，为核心学者成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3.在实践中创生高等教育管理学派
如何判别高等教育管理学派是否已经形成？靖国平先生归纳了三条标准：“其一，立足于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形成了基本的、重要的、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人素质发展需要的教育理论、思想和观点；其二，其教育理论、思想、观点是科学的、严密的、体系化的，是连续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其三，其理论、思想、观念是长期付诸实践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对实践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10] 据此，他将我国当代教育学派归为三种：主体教育学派、生命实践学派、新教育学派。学派的影响力取决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程度和对实践的效力、影响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学派的创生要以实践和现实问题为基石，发挥学派实践性的特点，关注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通过改进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提高学派的影响力，并在实践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