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克劳斯#183;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劳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静夜里，他又开始工作了，一台噼啪作响的打字机再一次敲响了一个无眠之夜。陪伴他的是香烟与寂寞。时间缓缓流过，他满载的心也渐渐变得轻松起来。在灵活的指尖下，郁积在心中的思绪，一丝丝，一缕缕，宛若潺潺的流水幽幽地走出心灵的深谷，汇入无边的静寂。灯光下，一个瘦削的身影，一张清秀的面庞，宽宽的额头透着智慧与思虑，一双柔和的眼里凝聚着痛苦与希冀。薄薄的嘴唇总是微张着，仿佛随时都在准备对不知名的你说，说他的计划，说他的苦恼，说他的希望……
这就是克劳斯·曼，一位尚未为人熟知的德国作家。他生于1906年，死于1949年，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我们这些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两次大战对一个有着敏感心灵的作家意味着什么，那是根本无法体会，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克劳斯·曼不仅生活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时代里，而且生活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里。他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的长子，德国著名作家亨利希·曼是他的伯父。作为文学巨匠的后代，克劳斯·曼可谓是幸也不幸。说他幸，是因为他有一个殷实的家庭作后盾，可以全身心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有一个“魔术师”一样的父亲，令世人对他刮目相看。此外，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早早就接触到了文学、音乐与哲学。他中学时代就开始了文学创作，而且比其他文学新人都更快地为文学界所接受。说他不幸，则是因为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托马斯·曼的儿子。从他一开始发表作品，关注托马斯·曼的人们就好奇地将目光投到了这位曼氏后代的身上。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在儿子与父亲的作品中寻找某种关联，或者就因为他是托马斯·曼的儿子而原谅或指责他的稚嫩。不管怎样，小克劳斯终于还是长大了，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在向父亲、伯父以及同时代的茨威格、纪德、黑塞、斯特凡·格奥尔格等人学习的过程中，克劳斯·曼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风格。终于有一天，那是在克劳斯发表了《火山》（1939），一部以一个青年人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展现人在流亡之路上的转变的长篇小说时，“魔术师”父亲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地欣赏你，始终把你看作一个小孩子，一个不那么让人信服的人，这一点我无法改变。但是现在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你的能力的确超过了大多数人……每一个流亡的德国人都不会为它感到脸红。如果他们不嫉妒你，他们就会满怀感激地承认它。（注：《书信集》（罗沃尔特出版社，1991），第389页。）其实，早在1929年，克劳斯·曼就以一部借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对爱的看法的乌托邦小说《亚历山大大帝》显示了过人的构思技巧，证明了自己的独立存在。此外，在他的作品中，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已经日趋成熟。可以说，他选择了与父亲截然相反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方式。贯穿于他作品中的是激情，而不是嘲讽；是形象的雕塑，而不是变幻莫测的音乐；他所表现的是放肆、古怪、不正当、不体面的人，而不是一切行动都遵循一定社会准则的人；是浸淫着非理性的，而不是受理智约束的事物。1935年12月18日，在读了克劳斯·曼的长篇艺术家小说《悲怆交响曲》后，亨利希·曼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你的柴科夫斯基的确是一本令人惊叹的书，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如此让人感到惊讶的文学作品……现在，这部作品就是你而立之年的最佳之作了。（注：《书信集》（罗沃尔特出版社，1991），第239—230页。）然而事实证明，伯父的断言下得太早了。一年之后，克劳斯·曼的又一部力作《梅菲斯特升官记》再次引起了轰动。老朋友斯特凡·茨威格在写信向他表示祝贺时说：您以这样一种扣人心弦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由众多人物上演的杂技艺术的范例，而且如此成功地将娱乐、讽刺与艺术结合在一起，这实在是太好了。（注：《书信集》（罗沃尔特出版社，1991），第272页。）令关心他的人更为高兴的是，1942年克劳斯·曼在喧嚣的战乱中写出了自己的传记《转折点》。1942年9月28日， 著名作家布鲁诺·弗兰克写信对克劳斯·曼说：我欣喜若狂。我觉得，你对自己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作的清点是一件圆满的、重要的而且出色的事。你写得棒极了，每一页都牢牢地吸引着我——这是一部典范之作……你能够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同社会背景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此我深感惊羡……在这里，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在这里，他的主观主义头一次是完全合法的。缺少任何叙事上的掩饰成了绝对的优点。人们和一位极其可爱的、充满激情的、异常聪明的人进行了一次长长的、美妙的、收获颇丰的谈话。在这个星球上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而这竟是一本书。我的意思是：它清晰，匀称，不断发展深化。这是一次完整的《情感教育》，就像那部无法企及的作品一样正直而严肃。（注：《书信集》（罗沃尔特出版社，1991），第489—490页。）
看到这里，或许你要问，这样一位深受同代作家喜爱，尤其是得到了作为作家与父亲的托马斯·曼的承认的天才，为什么一直少有人知呢？这或许一方面是因为他英年早逝，无法再给战后的人们以更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不逢时。1949年5月20日， 辛勤写作了几十年的克劳斯·曼在戛纳吃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次日身亡。也许你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在走过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岁月之后，在举世同庆反法西斯胜利时，以这种方式放弃了文学，告别了人世？亨利希·曼一语中的地说，是“这个时代杀死了他”。（注：《克劳斯·曼传》（罗沃尔特出版社，1994），第134页。）为什么这样说呢？要想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重新翻开历史那极为沉重的一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战争的失败伴随着第二帝国灭亡使旧世界轰然倒塌，父辈的价值观也随之变得空洞而不可信。在其它国家，新一代的人们同样在寻找生活方向，因为他们越来越体会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意义。在美国，人们称这一代人为“失落的一代”，他们的命运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有着深刻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克劳斯尽管生活优裕，博览群书，仍然感到自己属于正时时刻刻受到损害的一代人。他们脚下没有根基，无助地辗转于各种极端情绪中，没有任何人为他们指引方向。当时的德国正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个标榜民主却隐患无穷的时代。刚刚从战争的噩梦中醒来的德国人似乎完全沉浸于生命的狂欢之中，为所欲为。在文化领域，各种新思想、新潮流不断涌现。然而这种近于歇斯底里的瞬息万变的表面繁荣并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依托。尤其是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并不稳定。1923年，无情的通货膨胀一夜间就使金钱贬值，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也摇摇欲坠。事实上，1918／1919年缔结的和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帝国虽然不复存在，其军事领导机构却毫发无损地过渡到了共和国时期。很快，这些将军们就伙同工业家和右派政治家们叫嚣着要为一战的失败复仇了。1920年，在卡普和吕特维茨的领导下，右翼党派发动了暴动，1923年，希特勒也加入了暴动者的行列。这个后来令克劳斯·曼痛恨的人物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此时尚未引起年轻的克劳斯·曼的注意。他和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面对纷乱的世界只是感到不知所措。迷惘中，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新领域，那就是对身体的爱。当时，在D.H.劳伦斯和弗兰克·魏德金德的猛烈攻击下，苦行主义理想——尼采、惠特曼、左拉、斯特林堡、易卜生和王尔德已将它冲击得一团混乱——已经在苟延残喘了。在这些作家们的影响下，我们也开始蔑视理智，背弃道德与理性的价值，强调生物的与非理性的价值，并过度地关注身体，狂热地崇拜性。在普遍的空虚与腐化当中，似乎任何事都并不真的重要，除了自己神秘的充满快感的身体，我们这些尘世凡人的性欲奇迹。面对这个令两千年的遗产变得不再可信的偶像的黄昏，我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思想寻找一个新的中心概念，为我们的歌唱寻找一个新的主题，结果找到了这个“身体，令人震惊的身体”。（注：《转折点》（罗沃尔特出版社，1994），第121页。）但是令他感到痛苦的是，他们的“身体感觉”哲学总是被与一种尚武精神的英雄主义激情联系在一起。其显著表现就是，时人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拳击、足球以及体操都成了受人青睐的新时尚。对于人们的这种热情克劳斯无法理解，因为他对体育毫无感觉。不过，那时正在上中学的他喜欢上了一个名叫乌多的身体强健而敏捷的小伙子。尽管他并不是周围的同学中最健壮的，他却有一张令克劳斯倾心的脸。在向乌多表明了自己对他的爱以后，克劳斯却逃开了。我害怕那种令我充溢着痛苦的快乐的胸膛欲裂欲炸的感觉。我害怕乌多。他这样强大，比我强大得多，也轻松得多。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力量与快乐；他没有任何问题。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问题——无法捉摸，令人窒息。我不敢把握命运给我的暗示与信号。（注：《转折点》（罗沃尔特出版社，1994），第123页。）然而不管他怎样害怕，怎样逃避，这种异乎寻常的爱从此再没有离开过他。这爱既使他心醉神迷，也使他尝尽了屈辱。它使他茕茕孑立，饱受煎熬，也使他对异乎寻常的孤独者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它使他不懈地向世人抗争，也使他在一次次拒绝与背叛中从失望走向绝望。这种特殊的感情经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虽然克劳斯·曼写作的几部反映流亡者生活与思想的长篇小说都值得欣赏与承认，但他倾注了全部情感的、反映他最真实的内心世界的作品更为出色。
克劳斯·曼一生都很孤独，是自愿的，也是被迫的。当他选择文学之路时，他就已经注定要远离人群。当他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时，他就不得不接受人们对他的孤立。寂寞中，他不停地工作，寂寞中，他开始吸毒，寂寞中，他投入了文学女神的怀抱。即便是在反抗法西斯，呼吁世界和平统一的繁忙工作中，无法忘记，也无法抛弃的痛苦都令克劳斯不得不忙中偷闲，通过写作来宣泄自己久久得不到呼应的爱的苦闷，抗议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无情排斥，排遣自己无处不曾体会到的孤独与寂寞。每一次潜入这精神上的休憩地，他都像吸毒时一样，浑然忘却了身外世界。而在此之后，他就又能精力充沛地忘我工作了。
其实，青年时代的他并不是这样的。他曾经于1924年订过一次婚，但没想到未婚妻帕米拉·魏德金德（作家魏德金德之女）却爱上了已经上了年纪的作家卡尔·施台恩海姆。经过这场变故之后，在克劳斯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就是姐姐艾丽卡了。她比他大一岁，从小人们就喜欢把他们看作一对孪生姐弟。他们一样热爱戏剧表演，一样富有冒险精神，一样充满正义与责任感，一样视希特勒为人类文明的威胁并呼吁世界对他提高警惕。1929年，在作了一次环欧洲与美国的旅行之后，他们共同写出了游记《周游世界》。在克劳斯心中，他们应该是一对永不分离的姐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却被不同的社会漩涡裹挟着，彼此离得越来越远。在失去姐姐的同时，克劳斯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他是同性恋者。这一点早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虔诚的舞蹈》中就已经坦露无疑。对自己这种特别的爱克劳斯·曼从不否认。只是他爱的对象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勇敢。在本世纪20年代，同性恋还是大忌。在纳粹德国，同性恋者的命运就更为悲惨了。自1935年开始，根据纳粹的法律，成千上万的同性恋者都和犹太人一样被囚禁在集中营里，折磨致死。对此愤怒而又伤心的克劳斯·曼在主编反法西斯刊物《聚集》期间，曾一次次著文呼吁说：
同性恋也是一种爱，它和另一种爱一样，不比它好，也不比它坏：它和男女之间的爱一样有许多可能性，它既可以伟大，动人，忧郁，荒诞，也可以美丽或者平庸。（注：《转折点》，第72页。）在以后的作品中，克劳斯·曼一次次用历史与现实中的真实故事证明了这一观点。
1935年7月，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无限中的交点》（1932 ）和《逃往北方》（1934）等反法西斯作品后，克劳斯·曼又一次将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内心深处，把自己所有的郁闷都倾注到了笔端。这一次他选择了老年的俄罗斯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一个不喜交际、孤独、漂泊无依的人，一个因不正常的爱而独步终生的人。“很奇怪，我竟能把我生活中那么多的东西加到令人感动的彼得·伊尔季齐的生活中去，”（注：《转折点》，第225页。）在给姐姐艾丽卡的信中克劳斯·曼写道。 不仅有他对音乐深刻而形象的理解，对情感超凡的领悟，也有他与主人公相同的性经验，相同的寂寞与沮丧，相同的自卑与逃避。此外，他们都一样地渴望死亡，都对像夜与虚无一样包容一切，沉静安详而毫无所求的死亡感到熟悉而亲切。小说中，痛苦的柴科夫斯基曾在疲惫中说出了这样一席话：在死亡那里“聚集着我好多朋友。他们使我熟悉了那个陌生的地方。在那里，我感到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注：《悲怆交响曲》（罗沃尔特出版社，1981）， 第114页。）这完全就是克劳斯·曼在1932年为开枪自杀的好友里奇·哈尔加滕所写的悼词中的两句话。在短暂的一生中，克劳斯不得不追悼一个又一个朋友：他们都是自杀而死。这种突然的死亡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他的心。事实上，死亡对他来说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就曾多次把自杀当成迷惘中的青年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及至写作柴科夫斯基时，自杀在他眼里就已经是上帝恩赐给那些苦苦挣扎于群体之外的孤独者的一种解脱了。同性恋也是一种应该得到承认的爱，只是在20世纪初，醉心于这种爱的人仍然像在19世纪一样受到社会的蔑视与排斥。柴科夫斯基的命运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与他相比，同样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一个因傲慢、挥霍、乖僻和庸俗而为人唾骂的偏执狂，活得就更为痛苦，死得就更为惨烈了。1937年，在《加铁栅栏的窗户》，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说中，克劳斯·曼以路德维希二世生命中的最后72小时为框架，通过大段大段的回忆与内心独白，将一个丧失理智，受尽屈辱与折磨的孤独者的生命轨迹，生动感人地再现给了读者。路德维希二世一生最爱的女人是奥地利皇后伊丽莎白，一生最爱的男人是瓦格纳。对伊丽莎白的爱让他尝尽了思念与渴望之苦，对瓦格纳的爱则使他忍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与责难。伊丽莎白可望而不可即，瓦格纳则在名声大振时离他而去。失去了理智的他尽管被囚禁在一座宫殿里，窗户也被封上了紧密的铁栅栏，还是找到了走向死亡的机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他向上帝说出了一席令人心痛的话：你知道，万能的主，我们可怜的肉体中的撒旦有多么强大。……如果我能够提出什么来为自己辩解，那就是：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现在，仁慈的上帝，请把我带回去吧，让我从罪恶中解脱吧。我知道，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幸；这个存在本身，这种必须呼吸，必须犯罪都是一种不幸。让我摆脱这份过于巨大的折磨吧。（注：《斯比得》（罗沃尔特出版社，1997），第64—65页。）这样，继柴科夫斯基之后，又一个孤独者死去了。虚无使他们不再呼吸，也不必再与自己抗争。上帝原谅了他们对生命的放弃，因为他们的确承受了生而为人的最大痛苦：克制人类最神圣、最美好的感情——爱。然而世上还有更多的孤独者在受伤，在希望，在极力忘却痛苦的回忆。
在克劳斯·曼后期的作品中，孤独已不再仅为同性恋者所有。所有呼唤爱，需要爱，真诚地付出爱，勇敢地为爱牺牲，然而却得不到爱的呼应的人，所有流浪在陌生的人群中，无所归依的人，都得到了作者的关注与同情。在小说集《斯比得》中，克劳斯·曼以生动准确的语言，通过生活中短小的一幕，将一个个孤独的灵魂透析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笑中含泪，泪中又浸透着万般莫名的滋味。在这里，有漂泊《在异国》中的流亡者，也有影射始终与众不同的克劳斯·曼在部队生活中的独特体验的《僧侣》。
早在20年代，克劳斯·曼就开始呼吁人们警惕希特勒，为此他不得不流浪在外十余载。在这段岁月里，尽管生活充满艰辛，尽管疲惫与沮丧曾使他想到死，克劳斯·曼始终坚持以充沛的精力，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为反战工作着。1933至1935年，为建立统一战线，他在阿姆斯特丹主办了杂志《聚集》。当时，天真的他曾不遗余力地将思想各异的作家们都招集在《聚集》的旗帜下。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相容。很快由于作家们对这种硬性组合的反对以及财政上的窘迫，《聚集》停刊了。1941年，他又在美国以坚强的毅力创办了期刊杂志《决定》，企图为文学在战争的硝烟中开辟一片生存空间。结果，这份杂志只存在了一年时间，尽管托马斯·曼曾极尽所能来支持儿子。最后，经历了两次打击的克劳斯·曼选择了参军。1942年，克劳斯·曼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了美军中的一员。他曾说，当战争已经无法避免时，就只能把它打赢了。当战争的结束似乎变得遥遥无期时，克劳斯·曼终于不愿只满足于当呐喊者了。尤其是在战争愈演愈烈时，战场的喧嚣已使人失去了听觉。此时，唯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使自己融入人群的可能就是去做众人所做的事，即拿起武器，走上战场。然而令他大感失望的是，在部队里他也是孤立的。人们称他教授，只让他作些宣传工作。尤为令他们感到不可接受的是，他不近女色，尽管他为了迷惑别人，特意向一位女友讨来了一张极为性感的照片。其实，部队的上层人士对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了如指掌的。他们对他进行了秘密跟踪调查，只是因为战争时期，一切都没有消灭希特勒重要，他才没有遭遇什么不幸。战争后期，克劳斯·曼随部队经意大利、奥地利，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祖国。由于公开反对纳粹，反对希特勒，1934年，自希特勒上台就开始流亡国外的克劳斯·曼被取消了德国国籍，他的书在纳粹德国也成了禁书。战争胜利后，他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同胞写作，和他们一起重建家园了。然而他又很快就失望了。他发现，德国人没有表现出一点儿责任感，至于犯罪感那就更少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今天的悲惨处境完全是德国，作为一个集体的德国，在过去的五年里对世界所造成的伤害的直接的必然的结果。（注：《克劳斯·曼传》（罗沃尔特出版社，1994），第121页。）1945年5月16日， 克劳斯·曼在给托马斯·曼的信中写道：“要重建这些城市，需要几年或者几十年。今后，直到几代人之后，这个可悲而又可怕的民族在肉体上和道德上都将是残废的、畸形的。”他劝父亲不要回国，因为“这里的情形太令人感到悲哀了。无论你想怎样去改善它，你的努力都会是一场徒劳”。（注：《书信集》，第541页。）他决定，在今后的几年里，他只作为访问者回德国，而且他的身份是美国人，是世界公民。
克劳斯·曼不喜欢此时的德国和德国人，而此时的德国人也不欢迎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他写作了《梅菲斯特升官记》。尽管他一再阐明，这不是一部影射小说，读者还是一看就知道，他所嘲讽的主人公就是格林德根斯，一位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时期，还是在战后都大红大紫的话剧演员。刚刚摆脱了战争恐怖的德国人似乎并不计较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与艺术享受的人是否曾投靠过希特勒。艺术在这一时期真的不再受政治的限制。对此，克劳斯·曼无法理解，却不得不接受。然而事情远不止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共同抵抗纳粹军队的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渐渐分裂为两大阵营。铁幕在德国的东西占区之间慢慢由无形变得有形。曾经希望在战后统一的世界中，全心投身于文学事业中的克劳斯·曼也一步步由惊愕、愤懑，变得颓然、绝望。他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更不会容忍自己成为这个危机再伏的世界中的一员。
在过去几十年无爱的生命里，手中的笔曾经无数次地为克劳斯·曼排解忧愁。然而不幸的是，此时他的笔已经变得滞涩了。为了赢得美国读者，自1940年以后，克劳斯·曼就开始尝试用英语写作了。天才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语言。他的自传《转折点》最初就是用英文写的。无奈，任何成就都是有代价的。多年后，当他再想用德文写作时，却震惊地发现，原来流畅自在的风格已经一去不回了。相信每一个人都想象得出，这对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可以熬过经济困境，可以忍受爱的折磨，可以接受失败，拒绝甚至背叛，却不能承受自己一向引以为傲的天赋的消失。此时，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给他片刻欢愉，给他充上新的能量的毒品也无法再帮他战胜极度的绝望了。这时，他曾借自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呼唤的死亡终于向他伸出了手，或许上帝也已经认识到，克劳斯·曼所忍受的痛苦已经足够换回解脱了。
回顾克劳斯·曼的一生，作家赫尔曼·凯斯滕说：他爱整个世界，尤其是巴黎和纽约，却逃避自我。他拉住薄薄的、随风飘舞的分隔白昼与虚无的帘幕，到处寻找梦幻、陶醉和诗意，这三个兄弟般围绕在那些过早清醒起来的人周围的幻象。他心中充满了对生存的不安的喜悦和对死亡的秘密的渴望，早熟、稚嫩而且草率，一个忠实的朋友，聪明而爱玩。……谈笑时，他是一个嘲讽者，严肃的时候，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代的巨变将他从一个唯美主义者变成一个道德主义者时，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流亡时期他证明了这一点。（注：《克劳斯·曼传》，第147页。）这是一个朋友兼同道对他所作的评价，很形象，只是有一点不够准确。他说克劳斯·曼是从一个唯美主义者变成了一个道德主义者，其实不然。无论是唯美，还是道德，至少在克劳斯·曼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并存于心了。终其一生，克劳斯·曼始终在这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中生活着，创作着。就是在流亡期间，他仍时而沉浸在充溢着死亡、欲望、孤独与陶醉的《悲怆交响曲》之中，时而又以《梅菲斯特升官记》明确昭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不过，凯斯滕的另外一段话倒是完全正确的：要想了解克劳斯·曼，必须去读他的作品，因为那里面的他更真实。
虽说在克劳斯·曼的作品中，几部中长篇小说尤为出色，但他的短篇小说也可谓别具一格。这一点从下面的两篇短篇小说《腹语表演者》和《一次愉快的旅行》中便可以略见一斑。总的说来，这两篇小说构思新奇，情节发展迅速，结局出人意料。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悲剧性人物与事件恰恰是在一片快乐祥和的环境中走向读者的。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或者说幸运之后，他们却不得不面对无情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