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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内战自1992年4月爆发，至今已延续了3年半了。这是二战结束50年来欧洲地区发生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热战，也是冷战结束后持续时间最长、最为惨烈的一场地区战乱。波黑是前南斯拉夫境内民族冲突的焦点，是当前巴尔干地区矛盾的一个缩影，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以及国际社会为解决冲突而作出的努力均具有典型意义，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七色光谱。波黑给世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冷战遗产——欧洲的“新东方问题”
波黑所处的巴尔干地区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火药桶”之一。以西方大国围绕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展开的巴尔干纷争，被称为“东方问题”。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历史上的“东方问题”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恩格斯语）。它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留给欧洲的政治遗产。今天波黑问题的直接缘起是南斯拉夫的分裂，而更大的历史背景则是苏联的解体。观察波黑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在它周围先后发生过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乱，潜伏着马其顿和希腊、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民族纠纷和危机；再往东，摩尔多瓦、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俄罗斯和车臣，塔吉克和阿富汗，在同一个纬度上依次排列着若干与波黑冲突几乎同时发生的新“热点”。这些冲突有着雷同的原因，经历了相似的过程，而且在地域上全都分布在前苏联包括它的东欧势力范围的南缘地带，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东西方冷战的废墟上形成了一个“新东方问题”。这个“新东方问题”同样是因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的衰落引起的。它既包括被苏联解体所造成的地缘政治真空激活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包括国际社会和大国力量在这一地区重建秩序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波黑的事例证明，由于这一地区民族、宗教、领土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又与动荡不已的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地理上的毗邻和历史上的渊源关系，加之冷战后大国势力新的插手和卷入，因而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若想理顺更非易事。可以预计，这个“新东方问题”作为未来欧洲安全的一个主要的不安定因素，将会长时间地困绕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对处于过渡时期的欧洲局势必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民族分立之风不可长
尽人皆知，波黑战乱的性质是民族仇杀。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宗教”起着动员本族人为之殉难的作用。三大民族的复仇情绪燃烧到极点，这是波黑内战特别暴戾和久拖不决的根本原因。公正地说，民族分立主义这把火是西方放的。若非西方大国轻率地支持南斯拉夫的民族分裂势力，肢解南联邦在先，波黑三个民族也未必敢对分离出来的国家再行肢解。“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原本用来削弱和肢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西方自己。纵观冷战后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和埃塞俄比亚一分为二，波黑事实上也已被分割等国家分裂事件，不难看到一股民族分立主义的浪潮正借助西方的“民主化”作掩护，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兴风作浪。据统计，冷战后从1990年1月至1994年2月爆发了64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24起因民族问题引发，几近占到40%，可见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冷战后地区动乱的一大根源。
世界近现代史上每一次帝国战争和王朝瓦解之后，都曾兴起过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冷战后再度兴起的民族主义新浪潮也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调整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增加世界的多样化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有明显的消极倾向，这就是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掀起的全力追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分立浪潮。它的破坏作用是很值得引起警惕的。在当今世界现存的190多个国家中，符合“单一民族国家”标准的只有10%，其余90%都是多民族国家。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大部分处于一国多族或一族多国的分布状态，如果都要自成一体，单独立国，世界将在民族分立主义的砧板上被剁得粉碎。再说，这样一个分散化和分割化的主观诉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历史大趋势也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认为，在殖民体系已成为历史的今天，不加区别地对“民族自决”原则的过度鼓吹，直接破坏的是“国家主权原则”，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的分裂和无休止的内乱。波黑的民族惨剧就是一个明证。
大国角逐的新态势
冷战后，除海湾战争外，把西方主要大国和俄罗斯都卷进去的另一场局部冲突就是波黑问题。如果说，海湾战争着重显示的是冷战后大国合作的一面，那么，美、英、法、德、俄在波黑问题的折冲樽俎中更多地则表现了它们的矛盾。
首先，大国对波黑冲突各方的远近亲疏，反映了它们都没有放弃各自在这一地区所奉行的传统势力范围政策。德国支持克罗地亚和波黑克族是想重新获得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影响力；美国支持波黑穆斯林——斯拉夫地区的非主体民族，是为了体现它“世界国家”的角色，为其插手东南欧地区事务打入楔子；美、英、法一致打击波黑塞族，意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俄国竭力保护传统盟友，目的是借以抵制北约蚕食俄利益的东扩。总之，从谋求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点看，有关大国的行为方式与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的表现并无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合力扑灭波黑战火这一点上，大国的立场又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冷战后大国角逐重点和方式的变化与转移。当前，大国在波黑问题上追逐的目标主要不是争地盘，而是争解决波黑问题的“钥匙”，亦即看谁更有能力，谁更有实力，谁更有办法，以及按谁的意志控制住局面，谁就是这一地区安全的当然主宰。归根结底是以波黑为舞台，争夺东南欧乃至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这是冷战后多极世界形成过程中大国角逐的一个新特点。在这方面，我们至少从有关大国解决波黑问题的进程中看到了三类矛盾：首先是英法与德国对前南分裂的“承认”之争，随后是美国和欧洲联盟平息冲突的“方案”之争，接着是北约和俄罗斯对波黑塞族的“空袭”之争。
波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大国实力的一次检验。与美国在海湾和海地的果断行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在波黑政策上的优柔寡断和摇摆不定。这反映了美国力量“既不能从这个世界抽身退步，又不能占据支配地位”的矛盾状态。波黑不象海湾于美国那样利益攸关，也不似海地对美国有绝对把握。恰恰是这样的地区能够暴露美国力量虚弱的一面。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superpower。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使用其实力改变世界其他部分的能力实际上是下降了。这是由于世界力量更分散了的缘故。所以，在解决波黑冲突的进程中，美国一直坐在后排，直到局势明朗后才出场来收拾局面，这既反映了它的工于心计，又表明其选择的艰难和局限。
波黑作为欧洲自身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为欧盟提供了扮演一次主角的机会。在和平方案的制定、维和兵力的派遣、快速反应部队的组成、冲突各方的斡旋等方面，欧盟尤其是英法确实倾注了巨大的努力，但最终结果还是让美国拔了头筹，证明欧盟尚不足以独立解决象波黑这样的危机。
波黑还充当了俄罗斯在冷战后第一次表现其外交独立性的舞台。它反对北约空袭塞族的日趋强硬的立场，显示了俄罗斯力图重振其大国形象，抵制北约东扩的决心。但是几个回合的交锋证明，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使它拿不出能够左右局势发展的过硬手段，其影响力是有限的。然而，俄罗斯不会容忍北约过分打击它的盟友、削弱它的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俄、美、欧盟三大力量将会继续纠缠下去。总之，大国围绕波黑问题的角逐既反映了它们在冷战后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新姿态，又暴露了各自在多极世界中实力不足，谁也难以独揽全局的相对均衡态势。
谁来充当和平的守护神
波黑冲突是对国际社会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冷战后欧洲新秩序的挑战。联合国为波黑和平作出了巨大努力，先后通过了若干个决议：支持成立前南问题国际会议进行调停，向那里派驻了四万维和部队，划定了六个安全区，为被围困的难民提供了大批人道主义援助；北约也对波黑冲突进行了持续的干预，包括建立禁飞区，部署快速反应部队，采取空中打击行动和实施防止冲突向境外蔓延的预防性军事安排；美、英、法、俄、德等大国力量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一共提出了五个解决方案，对局势施加各自的影响，力图主导和平的实现。在实践中，有关方面还吸取联索行动失利的教训，建立了北约部队在联合国名义下使用的“双钥匙”制度，以保障行动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平心而论，若没有国际社会的这些努力，波黑战火只会烧得更大，人会死得更多。
冷战后波黑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的动乱，在客观上促进了建立安全新秩序的国际努力；同时也暴露了这一秩序在建立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首先，是联合国在波黑陷入了武力“维护和平”和武力“创造和平”的两难境地，反映了联合国传统的维和行动在复杂的新现实中的困境，安理会与北约不空袭波黑塞族达成的“秘密协议”，又使人再次联想到联合国充当“大国工具”的历史；其次，是北约第一次在它的防区之外行使权力，引发了北约职能扩大的内部矛盾和北约向东扩展的外部争执；最后，是大国势力介入，争夺势力范围和地方主导权，使冲突的解决蒙上了一层大国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色彩，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公正性。波黑冲突一波三折、久拖不决的局面，与大国貌合神离的外部调停很有关系，大国的嫌隙助长了波黑冲突各方追求各自战略目标的决心。
正反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在两极体制瓦解，多极化格局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方面，和平需要集体安全来维护。不仅应当支持联合国为国际安全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冲突相关地区的组织和有关国家也有义务加强多边合作、发挥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维护和平的行动再也不能由少数大国主宰、成为它们谋取私利的手段，广大中小国家的参与和监督必须得到体现，冲突当事各方的自主意愿应当得到尊重，那种主要反映了大国意志并带有霸权色彩的国际安全秩序和机制，属于冷战的旧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急需加以摒弃或改造，惟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秩序、新机制的建立，冲突才会有公正的解决，和平与安全才有靠得住的保障。
大和平 小战争
冷战后的国际安全表现为两股趋势，“老热点”在不断降温，“新热点”又不断产生，治与乱交织、战与和并进。当前，人们耽心波黑冲突会不会扩大，是同他们对今后国际局势走向的关心密切相联的。
导致波黑冲突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积怨在新形势下的死灰复燃。波黑的民族矛盾与周围地区有着广泛的联系，处理失当确有连锁反应引爆巴尔干“火药桶”，造成较大范围地区动乱的可能性。象北约近来对塞族持续不断的狂轰滥炸、拉偏架的作法，就有使局势失控的危险。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武力压服一方，偏袒和怂恿另一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种下了新的祸根，使日后有可能在欧洲南部形成类似黎巴嫩那样的长期溃伤。但也应看到，今天这里发生的矛盾与世纪之初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形已有了很大不同。当时是两大集团对峙，准备全面战争的温度已升得很高，所需的只是一颗火星，这是当时的波黑问题之所以能扩大为全局动乱的根本条件。今天，波黑冲突的强度从内部看仍是很激烈的，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与此相反，波黑的外部气候反而是相对冷却的。国际社会的调停虽然也暗含着大国的争夺，也有以武力介入的时候，但总的态度都是要冲突停下来。当前的战乱不象冷战时期那样，具有鲜明的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并且与两极争霸的国际环境脱钩，因而升级为大战的概率比较小，迄今为止，美国始终没有向波黑派谴地面部队，却很快向波黑的近邻马其顿运送了一支美国军队，可见它把预防战乱的蔓延看得比制止战乱本身更重。在外力施加遏制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大打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况且，民族仇杀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战乱和看不到尽头的苦难，既毁灭了巴尔干各族人民过去的美好生活，又大大延误了它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这是当初冲突各方在煽动民族狂热时所始料不及的。应当说，波黑各族人民在这场民族战乱中已吃尽了苦头，周边的各族人民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9月3日，希腊和马其顿达成和平解决民族纠纷的政治协议，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也在努力缓和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说明巴尔干内部的燃点正在降温。在波黑问题政治解决的进程中，我们还看到国际社会多层次、多侧面的参与，逐渐在形成多元力量既有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多重复合机制，尽管这种多元参与、相互制约的因素所占的份量还不够大，但毕竟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是多极世界格局的形成在安全方面出现的积极进展。由此所汇成的历史合力将有利于抑制强权和战乱的趋势，把世界引向和平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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