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一步回升的现实基础和调控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政策论文,基础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我国经济在内需严重不足和外需受阻的情况下，通过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成功地在下半年就实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然而，经济回升的势头能否在1999年持续下去，各方面的看法确很不一致。这一问题对于制订宏观调控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识不清，就不可能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
一、经济进一步回升具备现实基础，但回升的障碍仍有待消除
经济回升的势头能否在1999年持续下去，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到底能达到多高的速度，二是制约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因素能否得到有效消除，如需求不足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等。
1.经济增长潜力能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回升。
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7.8%。对于这一速度， 其中是否会有很大的水份呢？虽然要严格地回答这一问题会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作一个粗略分析。1998年，货币供应量M0和M1的增长率分别为10.1%和11.9%，分别比现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1.8和3.6个百分点。1993年至1997年，货币供应量M0和M1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4.8%和19.5%，分别比现价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低5.9和1.2个百分点。虽然利率的不断下调会使货币流通速度放慢，但由此仍可以看出，1998年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实在的，并没有太多的水份。
1998年，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状况在1998年上半年是相当严重的，虽然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使这种状况在1998年下半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也未得到根本的消除，物价总水平在1998年下半年仍为下降可以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1998年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因素来看，我们也很难找出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已经下降的确凿理由。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其供给仍然非常充足，即使在今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也不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其次是国内储蓄率，其高低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如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的储蓄行为，从历史的情况看，其总体变动趋势是上升的，90年代的储蓄率要明显地比80年代的中后期高。其三是外资净流入的规模，这一因素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的因素也比较复杂，但是只要我国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对外资提供比较平等的竞争环境，那么对外资就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即使国际环境对我国引进外资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只能是暂时的。其四是资本使用效率，其变动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是提高我国资源使用效率的主要动力，虽然我国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战的阶段，但各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仍将会顺利推进，并对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并没有明显下降。从1985年至1997年，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发生相当严重的过冷和过热，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仍达到9.8%， 因此我国经济增长潜力能达到的速度是很高的。
综合以上分析，即使按保守计算，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可以达到9%以上的速度。
2.经济回升仍未走向良性循环。
尽管我国经济在1998年下半年已形成明显的回升趋势，但是这种回升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的，那些造成我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因此如果不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回升就有可能中断。
要使一个经济尽快地从需求不足的状态摆脱出来，第一阶段通常只能是靠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这一阶段主要目的是尽快地改变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增强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信心，以便把民间投资带动起来；第二阶段是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信心已基本得到恢复，民间投资开始自我扩张，在这一阶段，政府在推动经济回升中的作用应逐步减弱；第三阶段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回升，居民收入有了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升温，在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有可能要逐渐转变为抑制经济过热。经济回升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后期才可以说进入了良性循环，因为只有在这以后，经济才有可能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进一步回升。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民间投资并没有真正地带动起来，其增长率仍然很低，因此经济回升并未走向良性循环。
3.造成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但并不是不能消除的。
在现今，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是否还能从需求不足的约束中摆脱出来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取于对需求不足成因的认识。如果是由一些暂时性的原因造成的，那么需求不足也只是暂时性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到了需求制约的阶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缺乏充分根据的。需求制约阶段的本质就是资本过剩，也就是资本积累超过了资本的需求。要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转移完毕，也就是工业化过程已彻底完成。而我国目前的状况仍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因此即使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进入到需求制约阶段的这一前提条件也不可能得到满足。如果资本已经过剩，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大量地引进外资，而应鼓励资本输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需要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的领域还很多，国内储蓄率高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而不可能导致资本过剩，如果没有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我国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高速增长。当然，从储蓄转化为投资必须要有适当的投融资体制，这也正是我国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在我国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现象并不是首次出现。在前一轮经济波动的低谷也出现过相当严重的总需求不足问题，并且也出现了银行贷款放不出去的现象，当时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紧缩的力度过大，后来采取了一系列启动经济的措施，终于使经济从低谷中走了出来。造成近几年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与上一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并不存在人为造成紧缩力度明显过大的问题。从其发生历程来看，1997年初的总供求状况已基本上处在平衡状态，这一年开始实施的“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政策，使得总需求不足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总需求不足一当形成，若不及时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那么就会通过加速数和乘数的作用使总需求进一步收缩，从而使总需求不足进一步加剧（总需求的自动收缩机制）。进入到1998年，周边国家普遍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又通过两个途径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需求不足状况。一是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出口；二是防范金融风险迅速地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议题，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求呆、坏账零增长”的政策使我国的银行系统出现比较普遍的惜贷现象，金融系统原有的那种强扩张倾向消失了。
在造成近几年需求不足的原因中，“冻结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和银行“呆、坏账的零增长”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因素会对民间投资构成严重制约，即使市场的需求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信心有了恢复，民间投资也会因缺乏必要的用地和资金而无法进行。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不包括城乡个体和农村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2.7%，而其中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为9.7%，这种状况有可能意味着集体和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很低。“呆、坏账的零增长”还会造成贷款行为过于谨慎，使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实施。今年一季度的货币供应量M0和M1仅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和14.9%，至今仍末形成明显的上升趋势。虽然这两个因素至今仍未改变，但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保护耕地、防范金融风险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如果为了保护耕地和防范金融风险而损害了经济发展，那么也是不可取的。另外，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显然也是短期的，而在短期内，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完全有可能通过内需增长的提高来弥补。
二、确定宏观调控政策扩张力度的规则
在宏观调控的方向已经明确的前提下，宏观调控的力度应如何来把握仍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一问题，最好是能找出一些比较实用的规则。
1.调控中的一些数量界限应以1998年为基数来确定。
以1998年为基数来确定1999年宏观调控中的一些数量界限，主要是指一些重要指标的增长率应比1998年提高还是降低以及提高的幅度或降低的幅度应多大。按此规则来确定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数据误差所产生的干扰。当数据误差程度基本保持不变时，此规则往往会相当有效。
货币供应量M0的增长率应在1998年的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 即提高到15%左右。1998年，货币供应量M0的增长率为10.1%，与此相对应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为0.5%。假如199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比1998年低，通货膨胀率的容许水平定为5%左右，那么货币供应量M0的增长率就可以1998年基础上提高5百分点左右。根据货币供应量M0和M1之间的关系，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的提高幅度应更大一些。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应在1998年的基础上明显提高，据初略估算，可提高到17%—19%。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恒等式可知，如果各种需求的增长率以及通货膨胀率均保持不变，那么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也就保持不变。从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来看，1999年的消费需求增长率比1998年明显提高或明显下降均缺乏充分理由，假定其基本保持稳定是比较稳妥的；国外净需求比1998年明显减少已基本成定局。从物价来看，1998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降幅很大，这种状况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极为不利，因此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应作为1999年的调控目标，这也就意味着物价指数应有所回升。而要保持经济回升势头的持续，199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在1998年的基础上有所上升。恒等式中剩下的一个部分就是投资需求，把以上各因素的变动情况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其增长率必须明显地比1998年高的结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由于受土地政策、资金来源以及市场需求的多方面制约，其增长率明显比1998年提高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因此提高投资需求增长率的重任将主要只能靠政府投资来承担。
2.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适应性调整规则。
要准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有相当的难度，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不可准确测算地出经济增长潜力所能达到的速度；二是测算正常货币流通速度的难度很大，任何一种测算方法都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假定基础之上，测算结果也只能是粗略的，而不可能很准确。而当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把握不准时，就会造成经济增长潜力难以充分发挥或引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必须及时地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地进行调整，而不能简单地定在某一水平保持不变。宏观经济是否发生了应有的变化可以作为调整的重要依据。就目前的货币政策而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主要可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动趋势进行调整，如果物价水平的降幅没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则表明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是偏低的，必须逐渐地予以提高。
三、宏观调控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启动民间投资必须采取实质性的措施。
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6%，并且增速已形成明显的上升趋势，而集体和个人的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 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这种状况仍在持续。如何尽快地启动民间投资对于保持经济回升势头是至关重要的。民间投资的启动在经济回升的整个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经济回升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虽然经济回升的开始阶段要靠政府投资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推动，但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最好是不要过长，否则就会事倍功半，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而要从这一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通常不能依靠消费需求的启动，而只能依靠民间投资的启动。其原因在于居民的消费需求主要是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居民的收入水平又只有在经济回升以后才会缓慢回升，因此消费需求增长率的回升往往有较长的滞后期。这一规律在我国以往的历次经济波动过程中基本上是成立的， 这一次经济波动也很难例外。 1998年，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接连三次降低了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但居民消费需求并没有明显的起色。另外，在我国工业化过程还远未完成的情况下，高储蓄对于加速工业化过程是有益的，因此仅仅为解决眼前的总需求不足问题，而过分地采取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也是不可取的。
民间投资取决于3个因素——市场需求、资金、土地， 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虽然增加政府投资可以解决市场需求问题，但是如果不解决民间投资所需的资金和用地，那么即使微观主体有投资的欲望，但仍不可能进行投资。要解决资金问题，在短期内将只能主要依靠金融系统，也就是要增强金融系统对民间投资主体的贷款力度，因为其他融资渠道的培育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而不可能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要解决用地问题，则必须要有适当的土地政策。作为制订土地政策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既要做到有效地保护耕地，同时又必须满足经济建设用地的正常需要。如果仅仅为了保护耕地，就在几年内禁止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那么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在耕地问题上，保护耕地非常重要，但方式方法必须适当，并不是简单地“禁止”两个字就能解决问题的，要减少和消除滥占耕地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有利于保护耕地的制度和运行机制，而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
民间投资的投向应由民间投资主体自己来决定，虽然政府可以在其投资投向的决策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咨询，但不应对其投向作过多的限制，某个行业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并不一定是民间投资不能进入的充足理由。民间投资最重要的是看效益状况，这不是政府能说清楚的，只有投资者自己最清楚。即使民间投资的投向与政府要求不完全相符，政府也不应在用地和资金方面作过多的限制。
2.财政政策的作用不能单独计算。
在我国经济中，货币政策主要不是看利率的变化，而是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最终会通过货币政策表现出来。从增加政府赤字的融资途径看，主要是发行国债和向银行借款，这两者都会使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减少，因此银行要保持贷款规模不变，就必须增加货币的供应。相反，如果银行的货币供应并没有增加，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相应地收缩了贷款规模（为叙述方便，假定贷款是投放资金的唯一途径）。由此可知，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如果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基本保持不变，那么财政政策的大部分作用已被货币政策所抵消。这是我国宏观调控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在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基本不变，那么整个宏观政策的扩张力度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我国经济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必须要有相应的货币政策来配合才有可能充分地发挥作用。
3.正确地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头等大事。如果适当地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大有益处，那么这种代价也是值得的。然而两者之间是否必然有这种关系却并不显而易见。从各国经验看，金融企业的大量破产往往是发生在经济最萧条的时期。我国的经验也表明，经济增长速度过低，会造成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从而使企业的还贷能力明显下降，出现呆坏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998年我国经济情况就正是如此。当然，速度也不是越高越好，速度过高会使经济中的泡沫成份大量增加，那些流向资产价值被严重高估的领域的金融资产，在日后就大量地出现坏账。呆坏账比例过高是目前我国金融风险的最主要因素，其形成过程与国有企业亏损的加剧几乎是同步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系统和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要化解这一金融风险，也只能从这两方面入手，其他的任何方法最多也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金融风险就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从微观的角度看，谨慎的贷款政策可以减少新增贷款形成呆坏账的可能。但是，如果贷款政策过份谨慎，造成了货币政策的紧缩，那么从宏观的角度看，就会得出一种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因就在于：虽然新增部分的呆坏账比例减少了，但存量部分的呆坏帐比例则大幅度上升。把“呆坏帐零增长”作为对整个金融系统购考核指标显然是合理的，但若作为对每个信贷员的考核指标，那么就必然会导致贷款行为的过于谨慎。这与“要求全国增长8%、而不能要求各省增长8%”是一个道理。
要使防范金融风险与增加贷款有效地结合起来，最重要的就是把贷款投向最有效率和最有效益的投资主体，这也是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从目前的情况看，民营经济的效益是相对较好的，而国有经济的效益则是最差的。因此今后贷款的主要对象应逐渐地从国有经济转向民营经济，这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同时也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提高。相反，如果始终以效益相对较差的那部分企业作为贷款的主要对象，那么贷款的风险就会很大，金融风险也将与日俱增。
4.不必过早地担心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
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中常见的问题，应始终对其保持一定的警惕。但是，在经济还没有启动或者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就过早地担心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也是没有必要的。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物价总水平仍是下降，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2.9%， 消费品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1.4%。在这样的一种物价变动情况下， 即使宏观调控政策的扩张力度进一步增强一些，也不可能引起经济过热。从以往的历次经济过热的事实中可以发现， 经济过热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1985年的过热是贷款政策变化引起的贷款膨胀，1988年的过热是由于高通胀预期下的居民消费行为突变；1993年的过热是由于银行资金大规模地以非信贷款方式流出。因此，今后如果不出现有类似作用的突发性事件，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一般来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启动经济，而不会成为引发经济过热的主要成因。从引发经济过热的微观机制看，随着我国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企业投资需求扩张冲动的现实基础已渐渐趋于削弱，银行贷款自我约束的不断增强使银行系统原有的那种扩张冲动几乎已丧失殆尽。经济运行机制的这些变化，使我国经济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已明显下降。
5.外贸顺差的减少并不一定会对经济回升产生不利影响。
一季度，贸易顺差为4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2.5亿美元，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呢？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规模均很大，因此外汇短缺不会成为我国经济的制约因素。其次，外需应是指出口，而不是指进出口差额或贸易顺差，虽然有些分析中也用进出口差额来表示外需，但这只是为简化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由进口增加引起的贸易顺差减少，只不存在外汇短缺问题，通常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进口大幅增加通常是由内需增加引起的，而内需增加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
从今年一季度情况看，海关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7.9%， 降幅与1998年四季度基本持平。如果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那么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回升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消除季节性影响后的出口额来看，1998年下半年以来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出口总额并没有持续下滑，一季度各月的出口降幅也是逐月缩小的，3月份已缩小到3.6%。在我国经济中，出口大幅下降的情况并不少见，在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上半年就曾发生过，当时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可是在1996年下半年就转变成了高增长。虽然这一次有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不利影响，但这些国家货币的币值大多在1998年下半年有了明显的回升，因此这一因素对1999年的影响可能会比1998年小。总起来看，我国出口在今年下半年有可能出现回升，但全年出口降幅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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