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宽带现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现象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九轮周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周期。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2%，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此后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较高速度，但逐年下滑，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1%，是否达到本轮周期的谷底还不明朗。人们通常把一个周期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平稳回落，整体经济的运行较长时期处于低谷的徘徊状态，称为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有的学者也把它称为“长尾现象”（刘金全，1999）。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外学者从制度、供求关系、分配体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本文将从经济周期自身的规律性特点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发生的新变化等角度出发，研究我国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
一、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
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从1991年开始的，依据我国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周期持续时间一般在5至6年左右，即1996年经济应该达到这一轮周期的谷底，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但是，到目前为止，本轮周期已持续了近10年，经济持续下滑的状态并未改观。与以往8轮周期相比，这一轮周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从波型上看，这一轮仍然是一个“前峰型”周期。“前峰型”周期是指在每轮周期中，高峰的位置大多处于第1年或第2年，也就是说，往往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直接跃入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1953-1981年的6轮周期波动看，其波型大多为“前峰型”。1982-1990年的两轮周期，其波型大多为“中峰型”，即高峰在每轮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低谷与高峰之间、高峰与下一个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这一轮周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回升一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而高峰位置靠前，即1990年经济达到上一轮周期的谷底后（经济增长率仅为3.8%），就于1992年达到这一轮周期的高峰，从谷底到高峰，经济增长率变化了10.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化，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2.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是一个“增长型”周期，也是一个“弱周期”。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主要经济指标都未出现绝对下降，而仅表现为增长率的减缓，这就是“增长型”周期。虽然本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在这一轮周期的以后阶段，预计主要经济指标发生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看，在相邻的两轮周期中，前一轮周期为“弱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后的第二轮周期为“强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本轮周期的走势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在这一轮周期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可能收缩在7%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3.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本轮周期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从我国前8轮周期波动来看，3轮周期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相等，3轮周期的扩张期小于收缩期，2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每当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时，随着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一般而言，经济都能迅速走出低谷。而本轮周期的扩张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在第三年就转为收缩，到目前为止，收缩期已经持续了7年，是9轮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虽然本轮周期的收缩期较长，但收缩比较平缓。从1992年的高峰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的收缩期最长，但收缩力度相对较小。
二、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宽带现象”根源探析
学术界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较长时期难以走出周期低谷，展开了活跃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见解：(1)“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严重失调”说；(2)“消费需求不足”说；(3)“社会投资不足”说；(4)“有效供给不足”说；(5)“体制性收缩效应”说。上述各种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寻了当前我国这一轮周期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我们下面将从造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周期自身的规律性特点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发生的新变化等角度出发，研究我国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
哈伯勒在《繁荣与萧条》一书中，曾对经济的周期波动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把经济体系比作一把摇椅，这把摇椅受到无规则的外生冲击力量的掣动，便产生相当有规律的摆动。如果不是一把摇椅，而是一把普通的椅子，那么它在无规则的外力掣动时，绝不会发生有规律的摆动。因此，对摇椅的摆动进行解释时，有两类因素需要加以考虑和区别。一类是摇椅自身的结构，包括其大小、重量和构造等，这属于内生因素；另一类是来自外界的冲击，这属于外生因素。而外生的无规则的冲击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摇椅自身的相当有规律的摆动，关键在于摇椅自身的结构。经济体系也根据它自身的内部性质来对外部的因素发生反应。外生冲击的变化对波动状态的影响往往是急速的、见效快的，外生冲击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短期性变量或快变量。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有一个效长的变化过程。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钱纳里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一种长期变量或慢变量。
我们的具体分析如下：
1.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当经济周期进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惯性作用在增强。对于一把摇椅来讲，在受到同一外力冲击时，一把大摇椅的摆动幅度要小于一把小摇椅，而且大摇椅摆动的持续时间也长于小摇椅。也就是说，大摇椅的稳定性和惯性要比小摇椅强。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当其总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基数的增大，其抗外力冲击的能力和稳定性也会增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总规模显著增大，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9.6%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21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5.8倍。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使我国经济抗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大大提高，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反映在经济周期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波动幅度明显趋缓，经济大起大落的现象得到改观。尤其是本轮周期，经济增长率年与年之间的变化率约在1-1.5%左右。从产业结构来看，当第一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大，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小时，经济呈现中度波动；当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且超过第一产业比重时，经济呈现剧烈波动；当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均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经济波动会呈现平缓趋势。1985年是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开始，第三产业比重稳定超过第一产业。1999年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7.3%、49.7%、33%。产业结构的这种深刻变化，使经济周期波动趋于平缓状态。
在本轮经济周期中，随着经济总规模的不断增大、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整个经济稳定性的增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惯性作用也在增强。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按照自身的运动规律和轨迹，平稳、有序、持续地向前推进的能力在增强；另一方面，当周期进入收缩期后，扭转经济下滑的难度也相应增大了，所花费的时间也更长。1993年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经济运行的惯性作用的增强，虽然经济增长率平稳下降，但并未出现以往周期中发生的经济“大起”达到高峰后，大幅度的经济下滑。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处在高位运行，其数不断增大。由于本轮周期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聚变过程中，旧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体制仍处于创建和完善之中，经济长期粗放式增长所导致的经济效益下降、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以及各种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都充分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当1993年经济周期步入收缩期后，扭转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难度更大了。因为，此时不仅要下更大的功夫解决经济转轨中的各种突出矛盾，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要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加快科技进步的前提下，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因此，虽然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抗外力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当周期进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惯性作用也在增强。同时，由于经济自身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相反，有不断激化的趋势，加之近几年政府和民间财力有限，缺乏前景较好的投资项目，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一直未取得大的进展，而居民消费需求又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最终造成周期经济增长率持续平稳下滑，收缩期延长，出现“宽带现象”。
2.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经济持续几年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收缩期延长，“宽带现象”出现。从经济运行规律分析，当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时，往往具有比较稳健的运行趋势和比较和谐的经济总量关系。从本世纪60年代起，生产潜力理论就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运用。在这一理论中，潜在增长率又是一个重要概念。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生产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利用时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或经济在正常情况下，资源在能支撑的情况下得到充分利用时的经济增长率。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潜在增长率具有以下特征：当经济运行处于潜在增长率以下时，能源、交通、原材料的紧张状况有所改善，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对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制约较小，投资的较低增长可以使产出有较大的增长，投资乘数的作用较大，价格具有粘性，对总需求扩张的反应小于产出的增长；当经济增长率越过潜在增长率时，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相对紧张，资源因为已经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瓶颈”制约，并且随着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这种制约作用愈来愈大，价格在总需求的进一步扩张中粘性弱化，伸缩性加强，因而快速上扬，经济增长速度由于“瓶颈”作用的加大反而变慢，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才能使产出有较小的增长，其加速作用强化。随着经济跌入谷底，新一轮循环又准备开始（郭建泉，1997）。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估算，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估算我国自1978年至今的潜在增长率为9.5%（胡鞍钢，1999），有的学者估算为8.4%（宋国清1999），总之，都未超过10.0%。
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当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并重新”“启动”后，经济增长率突然迅速超过潜在增长率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往往是以现有财力、人力、物力等资源的过度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率突然攀升，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或产业带动的，这一（些）地区或产业的超常增长，必然严重破坏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均衡关系，最终导致实际经济增长率止升转降。1991年我国经济进入本轮周期的扩张期，1991年达到此次周期的高峰，经济增长率为14.2%，超过潜在增长率。沿海地区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对1992年达到本轮经济周期的高峰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出现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由于本轮周期中，我国宏观调控一改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进行微调以及上文提到的整个经济稳定性的增强，因此宏观经济并未出现大的滑坡从而迅速跌入谷底；同时，受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影响，原材料工业、建材工业、一部分加工业在随后的几年仍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增势有所减缓，但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10%这一潜在增长率之上。由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以及资源条件不可能支撑经济长期在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因此1996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在收缩期，各种被严重破坏的均衡关系重新进行调整、重组，以达到新的均衡，使经济再次步入扩张期。收缩期的长短取决于各种均衡关系遭受破坏的程度以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所需要的时间。与以往相比，本轮周期虽然并未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较大的震荡，但是，由于经济运行环境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约束的经济条件已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加之宏观调控政策未能适时调整以及不利的外部冲击，使得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延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扩张，供给能力大大提高，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逐渐从“短缺型”向“过剩型”转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过剩只是相对的低水平的过剩，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过热，使得各地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实际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导致某些产业超常增长，更加剧了这种过剩局面。也就是说，当前的过剩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出现“断层”即新旧产业更替出现脱节，产业结构老化，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最终导致经济在低水平过剩的环境中运行。中央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一直比较重视，1994年国家计委专门出台了《90年代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要点》以指导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不论是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是传统产业的改造，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一直比较缓慢，最终造成本轮周期收缩期延长，出现“宽带现象”。
3.本轮周期中，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过去“急刹车”式的大动作向徽调转变，但在调控重点和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政策搭配等方面尚处于摸索中。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开始由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型周期”转向“市场型周期”。20多年来又可划分为两个时期，1978-1991年为双轨运行、计划周期为主的时期，经济周期出现短缺与过剩并存的局面；1991年以来为双轨运行、市场周期为主的时期，尤其1993年以后，出现市场疲软、生产全面过剩的局面（杜辉，1999）。随着经济周期的转型，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方式、力度等也在发生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注重了峰位的控制，即由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逐步转向兼顾增长与稳定、兼顾增长与效率，虽然峰位仍有偏高，但与改革前相比，已得到一定控制。宏观调控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改革之前，即宏观调控在方向上顺应周期波动之势而进行。改革之后，在经济周期波动中，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不再是单一的“顺周期”推进，而是加进了“逆周期”调节。所谓“逆周期”调节是指，宏观调控在方向上逆周期波动之势而进行，即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主动地、适时适度地采取逆向的紧缩措施，以防止扩张的继续进行（刘树成，1996）。在调控的力度上，主要以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来减缓波动，较少采取“急刹车”式的大动作。
当1992年至1993年上半年经济加速扩张时，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逆向调节措施，为了避免经济“大起”后的“大落”，宏观调控政策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以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由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合适、力度适中，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物价增幅都有下降，这是宏观调控的必然结果，是正常的。1996年我国宏观经济终于实现了“软着陆。”1996年宏观调控目标基本实现后，经济应当回升，至少不应继续下降。但当时对通货膨胀的反弹仍然十分担心，1996年底国家确定的1997年宏观经济目标反映了这一点，当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确定为8%，货币供应量M[,1]、M[,2]和M[,3]的增长目标分别为23%左右、18%左右和13.6%左右，通货膨胀率要求控制在6%以下。这些指标反映出当时宏观调控仍然是反通货膨胀。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谢平、沈炳熙，1999）。综观这一时期的情况，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后，如果充分考虑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效应”和当时所面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1997年宏观调控政策适度放松，那么，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形势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从调控力度看，此次周期中，宏观调控主要以“微调”为主。无论是在防止过热所采取的适度从紧的调控政策，还是在刺激经济回升方面所采取的积极的调控政策，都以不引起经济过大的振荡为目标，并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微调”中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经济体制自身的功能，从而使经济运行更具稳定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当时没有充分估计到这次经济收缩的严重性，因此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够，未能及时有效地制止经济下滑。
4.世界经济周期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1990年达到30%1999年上升为36.1%。世界经济形势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显著增强。本轮周期，我国经济增长率能够较长时间保持在高位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而本轮周期收缩期相对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较大幅度的回落，因外需求下降，制约了国内经济增长。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经过一定时期的恢复，应该在1996年或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但就在这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其区域扩散性使得全球经济步入收缩期，也对我国经济增长形成了明显的冲击。全球经济的收缩尤其是与我国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急剧收缩，形成与中国本轮周期收缩阶段的叠加状态（黄桂田，1999），使得经济增长止降转升“拐点”的出现时间相对延长。今年以来，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转机，但仍属于恢复性增长，其稳定性还不牢固。
三、结论
经济周期波动是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它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企图通过各种人为手段消除周期波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会加剧波动。为此，我们只有通过加强对经济周期的预测与预警，尽量准确地把握周期的转折点，并在周期转折点到来之前，事先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避免周期峰位过高、谷位过低，减缓周期波动对国民经济的振荡。同时，我们认为，本轮周期收缩期的延长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得到充分暴露，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抓住并克服主要矛盾，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也为进一步处理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走势，我们认为将发生以下变化：
(1)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
(2)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经济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
(3)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经济周期对我国周期的影响将明显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增强，抗御外在干扰的能力也在提高。
(4)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5)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整向结构调整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