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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历史上与不同民族语言有着频繁接触，接触时彼此也使用对方的称呼，借用词汇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时间久了，有些称名和译词的原语原义人们就不大清楚了，颇多猜测之说，人云亦云，也就信以为真。像Cina、China对“秦”，“桃花石”对拓拔，“吐蕃”对“大Bod”等等，传布很广，有些甚至还进入辞书，但如用历史音韵知识科学地认真勘对原语音义，这些说法就颇有问题，难以立脚。
一 Cina初应对晋
缅文古称中国为Cin'[sin']或Cina[sina]，和梵文Cina、希腊Thinae、其他欧洲语Sin-（拉丁sinae、英法 Chin-）同源，通常都认为这是汉语“秦”的对音（1904伯希和引马丁尼P.Martini说，1950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赞同）。秦始皇虽然统一中国建成强大“秦”王朝，可是秦朝历年过于短暂；而在此之前，在作为周之诸侯国的很长时期中，秦之先人对胡狄的影响力却不逮三晋（注：按《史记》载晋文公伐逐戎翟迎回被逐的周王，晋悼公乃至使戎翟朝晋，赵襄子踰疆并“代”以临胡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置三郡，李牧致使匈奴不敢入边。晋相邻于三狄，其中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长狄鄋瞒，各部皆灭于晋景公，白狄因收留过文公重耳得免，而其后肥、鼓亦灭于晋昭公晋顷公，仅鲜虞（中山）灭于赵惠文王。秦国之影响力则主要对西戎。就全国说，晋自文公创霸，襄景厉悼四公继霸，在中原诸侯间也曾一度有周衰晋兴、周卑晋继之说。），而且秦之影响偏乎西戎。秦之建国既远晚于晋，先期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远逊于晋国，不可能越过晋而代表中国。尤其不合的是，“秦”字古音*zin＞dzin，古代汉语一直念浊音，直至近代汉语方始变清音，上引各外语大都并不缺浊母，如是对译“秦”字，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而无一作浊音呢？这太令人疑惑不解了。并且几种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 Cina了（较晚的笈多王朝大臣所写《治国论》年代在公元前330年间，也早于秦武王，早于秦王政则近百年），后来汉译佛经译之为“脂那、支那、至那”，又或称Cinisthāna，汉译“震旦、振旦、真丹”，按-a、-isthana皆为其语之邦域地名后缀，词根Cin都回译为章母字“震振真”或“脂支至”等，也都明显是发清音的。波迪埃(G.Pauthier)说，据最古的《摩奴法典》，则公元前千余年前，有人们从印度迁中国西部成立Thsin国，说 Thsin与China同字。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第一章讨论Cina名称的起源，指出“支那”Cina自古就为印度人所知，并据德经等人所说，已提出“支那”可与“秦”有关，也可与某个具有类似称号的国家有关，其中即有晋Tsin和郑Ching（注：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张绪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页，及19页注①③。）。我们现在知道，“郑”上古音读deng是不合要求的，而“晋”则很合要求。
交通史告诉我们，最初印度及西方人，是通过中亚人从北方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Sin(＞tsin)国（叔虞始封于唐，其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过二三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分封的“秦”*Zin(＞dzin)国（注：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公元前1046武王伐纣封建，至平王公元前770年封秦，凡276年；若依成王继位伐唐以封叔虞说则减4年，若依我友吴瑞松伐纣在前1050年说，则再加4年，相隔年数仍皆在272-280年之间。）。秦晋两国相邻，古音又相近，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是“晋”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tsin的（何况汉以后还有两百五十年的晋代可加深其清音印象，五胡乱华正为五胡乱晋）。《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佛国记》所称“秦人”之原语可能就是清音之秦晋混称。晋北地区一向为胡狄集中之地，他们更熟悉其南之“晋”并以之代表中国，这不奇怪，当跟后来以“契丹”及“大魏”转音的“桃花石”转称中国一样，也都是先由草原人熟知的北国之名，再传为全国之称的。这也跟汉代人称印度为“天竺、身毒”（天、身古读h-声母），是学的伊朗语Hinduka，土耳其人称印度为Hint，是学的阿拉伯语，唐代人称阿拉伯为“大食”，是学的波斯语Tajik一样，都是从跟自己更近的邻居处获取更远国的名称的，所以唐代玄奘根据亲身至印所闻而改译“印度”时，指斥早期译名“天竺、身毒、贤豆”皆讹，其实他不明白，那不是本语的讹译，而是从相邻中亚称呼转译的“从邻称”。从邻称本是交通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惯例。现今汉语称Russ、Russia为“俄罗斯”以至“俄”国，前头这个“e”就是因为北边阿尔泰语言（“突厥、蒙古、通古斯”）各族都没有把r放在词首的习惯，要发r就得先加个元音，如柯尔克孜语说Orus，蒙语说Oros，于是罗斯就说成俄罗斯了，这是汉语中从邻称的典型例子。
中日交恶时期，日本有些人故意地以“支那人”贬称中国人。这是不了解此词原义，其实此词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在印度原还含有称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翻译名义集》：“支那，此云文物国。”《慧琳音义》卷22震旦国：“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
至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如毛南语称汉人为
（水语又称也相近），又黔东苗语之
，察其音韵，则c乃与见母对应，那又可能是指“荆”（楚国），而不见得与“晋”相关了。
二 Tawghao（桃花石）当对大魏
公元7世纪古突厥语碑文常称中国为Tawghac（注：参罗常培(1950:37)。这里gh是转写突厥语浊擦音
；突厥语清塞音声母小舌q与后元音结合、舌根k与前元音结合，形成互补，遇浊音声母则gh与g形成互补，故gh更早应来自小舌浊塞音[G]。）（也有作Tabghac、Tabghaj、Tamghaj、Taugash的）。隋代时东罗马T.Simocatta写的史书《莫里斯皇帝（公元582-602年）大事记》称中国为Taughast，所记就是这一早期从突厥人那里传来的名称。后来元初又回译为“桃花石”。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记察合台汗国都城阿里马“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4章（37页）引此语，说夏德(F.Hirth)、劳弗(B.Laufer)以为此词是“唐家”的对音 （日本桑原骘藏更以为对“唐家子”），但英国裕尔(H.Yule)、法国伯希和都指出既然隋代东罗马人早已记下它，就该与“唐”无关，因年代明显不合。伯希和又认为此或是元魏之姓氏“拓跋”的不精确对音。不知怎的，他的这个说法后来却在国内外得到不少人的信从，但懂古音者一眼即可知所对实在相差太远，“拓跋”古读Thak-bat，而Tawghac只是首音节头俩字母跟“拓”相似而已，殊不足信。此外还有洪钧以之对契丹八部之“大贺氏”、张星娘对“大汉”、岑仲勉对“敦煌城”、梁园东对“天子”、章巽对“大汗”等种种说法（1997《学术集林》卷十载有芮传明文，具引各说而赞同“大汉”），亦皆各有不妥处。“天子”音相差太远不说，“汉、汗、敦煌、天”皆有鼻尾，Tawghac可没有。gh前有合唇音成分，而“大”字既不收唇，“汉汗”又皆读开口，也难于解释。
其实早在乾隆时，1758年法国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就已正确地指出Taughas是“大魏”（指拓跋所建元魏的国号）的译音。按西晋以后北魏统一北方，又派宋云等赴西域取经，所著《宋云行纪》，屡记有沿途各国拜接“大魏”使人诏书情况（如《洛阳伽蓝记》卷五所引录乌场国“国王见宋云，云‘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可见“大魏”对西域影响是很大的，并明记当时他们是通称中国为“大魏”的。
而且“大魏”这个词，还有可能早在曹魏时就已传入北邻了。“魏”字为去声字，汉魏时汉语去声尚有-s尾，故可对译于Taughas和Taugash的s尾（可比较药名“阿魏”译自龟兹语
，佛经又译“央匮”）。 wgh、kw中的w正可都对“魏”的声母
w，至于用g对，是对译西邻语言中常见的事，唐代以“阿月”对伊兰语胡桃agoz，《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有“业利”译Gabriel，皆是其例。
公元11世纪喀喇汗王朝维吾尔族学者喀什噶尔人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的《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也有Tawghac条，注中把中国分为上中下三部：
上Tawghac（桃花石，又称Macin＜Mahacin梵语大中国，指宋），中Hytaj（契丹，又称Cin），下Barhan（八尔罕，即喀什噶尔堡）。
三 Kumdan当对宫廷
据唐德宗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古叙利亚文，长安写作Kumdān。东罗马T.Simocatta写莫里斯皇帝公元582-602年大事记的史书，早已说到khubdan为Taughas（桃花石）国王Taissan（天子）的又一宫城，公元10世纪阿拉伯地理书《世界地志》也说Kumdan是中国首都。对于此名的由来，历来有争议，德人纽曼 (Neumann)主张对汉语“宫殿”，岑仲勉说对“金殿”，哈特曼(Hartmann)对“汗堂”，而张星娘对“京都”，龚方震对“京城”，佐伯好郎对“关内”（注：据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1-25页）12-13页引述；又H.裕尔.《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7-18页，26页注[63]引述。）。就音义来看，后三说义虽切而音却差得太远，没法说清它是怎么变化过来的，就难以令人信从；前二说音对的较好而义不太切合，“金殿”只是“宫殿”的诗词藻饰形式，不是常用词；“宫殿”比较最胜，但各处皇家行宫也是宫殿，不见得就能指代都城，还是不太妥帖，至于“汗堂”，不像是汉语词，音义都差。
以音义合勘，此当来自汉语“宫廷”，切韵音为
。因为西邻语言不大习惯用
尾，故以-m、 -n尾代替，而依照该词前后音节之元音是否圆唇，参差用之（在u元音后变-m，在e元音后变n），从而转音为kumdan（参看明代来华西人利马窦记音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全书亦以-m表示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古叙利亚文中又称洛阳为Sarag，后面的rag自可对“洛”，开头音节也许与“司”相关（洛阳曾长期为司州州治）。龚方震在其考释中说印度语以saraga、sarag指天堂，洛阳在北魏佛教兴盛时寺院曾达1376座，单永明寺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被他们比称为Sarag也是可能的，可备一说。
四 倭奴当对Wonna
据记载，先秦时日本人民就跟中国有联系了，记载常略称其名为“倭”。《论衡·恢国》“成王之时……倭人贡畅（《儒增篇》作鬯草）”；《山海经·海内北经》：“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郭璞注：“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以女为主。”）。汉时则又译有全称“倭奴”了：《后汉书·光武帝记》“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又《东夷列传》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公元1784年“汉委奴国王”金印在九州筑前国糟屋郡志贺岛叶崎（今福冈县糟屋郡志贺町）出土了，证实了这一记载是完全确凿的。而旧时有些日本学者讳言日本国王曾对华朝贡，于是三宅米吉等就硬说金印之“委奴国”要读做“倭”之“奴”（傩）国，乃倭国所属一个小国而已。不知金印乃汉王朝授于友善邦主的最高礼遇，岂是轻易得的，如果小大不分，也未免把汉光武帝朝廷上下看得太糊涂了（当时颁略小之国多为银印而蛮夷则为铜印，而此印金质蛇纽，阴篆三行：“汉－委奴－国王”，唯有云南晋宁西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可以类比，《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记元封二年发巴蜀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
”）。
对于“倭奴”的语源，用汉语“倭，顺貌”，或“倭通矮”之类由汉字望文生义而意含贬抑的说法来说，自然不足为训。《玉篇》“倭，於为切，顺貌；乌禾切，国名”，音亦不同。光武帝所赐金印作“委奴”，已表明那只能是译音，且必为其自称。中国古代史官有个好传统，记夷狄地名都必须“名从主人”，何况国名？何况示好友邦的金印岂会有不用其原名之理？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稻叶君山等说“委奴”来自“大和”Yamato的急读（yama省ma作ya，音近wa）。但Yamato当为《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之“邪马台”原语，当释“yama（山）-to（门）”（注：星野恒《日本国号考》谓在筑後国山门郡，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谓在今九州肥後菊池郡山门乡。又其语原也可能 yama源于古汉语“岩”（参日语yama对汉越语“岩”nham，犹如家ya对“庌”nha），而to源于古汉语“止”，yama-to即依山岛居止之意。），其音义皆很清楚，而“倭奴”先秦音
、汉代音
（故倭奴可以通写做“委奴”），其音跟Yamato相差太远（说“倭”读wa，“奴”读 do所据都是唐代音，而非汉代音。“奴”日文汉音读do，虽与to相似，但此等读法实际来自唐代中期的长安音，不宜用来解释汉代译名。）。
抗战初1938学用社出版的李季《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其第一章就以54页的篇幅专章讨论“历代对于日本的称呼”问题，力主倭奴来自对日本原住民族阿夷奴Ainu（虾夷）的译音。说是黄遵宪《日本杂事》已说到“日本土人即虾夷……，日本称为毛人（亦呼为委奴）”。但黄李二先生不谙古音，他们此说都是据今音“奴”读叫立论的（“奴”六朝音no后变nuo，至唐代中期以后方变nu），Ainu是无法对上汉代的“委奴”的，除非有什么证据表明它原来从Oina转来。
曹魏代汉之后，仍用金印授给倭国王，改封为“亲魏倭王”，并指明所封倭王是女王卑弥呼。《三国志·魏志·东夷·倭人传》记明帝景初二年（《梁书》作三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米升等诣［带方］郡，求诣天子朝献。”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卑弥呼：“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按此印有《宣和集古印史》拓本，收日本《好古日录》中）。该传记载倭境内外诸属国甚详，皆以“女王国”为主叙其方向里数，其称女王国与称倭同。传内点明邪马壹［臺］国为“女王之所都”而《后汉书·东夷列传》作“大倭王居邪马臺国”，也表明女王即大倭王。
《集韵》乌禾切：“倭，女王国名，在东海中。”唐时日释昌住《新撰字镜》：“倭，东海中女王国”，同样注明“倭”意为女王国无异议，此亦与《山海经》郭璞注“倭国……以女为主”同。按日语称“女人”为wonna（或作 wouna，wonago，此据旧时日语词典，现在的写法是onna），正跟“倭奴”古音相合，当以此为原语。《三国志·沃沮传》记王欣追讨句骊王至其东界，“问其耆老：海南复有人不？耆老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那可能就是从女王国讹传来的。
《宋书·倭国传》记其王在刘宋元嘉间来书，尚“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但其除正之衔去百济，称六国诸军事），齐梁仍之，到唐高宗时方改称“日本”：
《新唐书·东夷传》：“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近日所出，以为名。”
这是因为后来大和国皇室乃是以男王为主了（注：《隋书·倭国传》：“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通典》185引，末作“其国号作阿辈鸡弥，华言天儿也，遣使诣阙。”（《唐类函》则“天儿”作“天皇”）。按该传又记“大业三年，其正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阿辈鸡弥相当ame-kimi“天－君”，此当证其在国内已号称天皇。阿每也相当ame天，或amani天儿，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认为“阿每－多利思比孤”相当于Amanotarihisuk。“天足彦”，说有好几位天皇名字后都是带“足彦”的，此几已成为天皇的别名。不管怎样，即以“比孤”对“fiko”，也属于男子美称，既自称天之儿子，自然就会嫌“倭”名义之不美了。），方才要提出改名的，倒不是只为了嫌恶“夏音”（汉语）里“倭”有柔顺之意吧。自此以后，因名从主人，我国史传也就改称日本了（所以《新唐书》只作日本，而《旧唐书》同一国却分“倭国”、“日本”两传，贞观22年前事列“倭国”传，嗣圣22年即武周长安三年事就归入“日本传”了）（注：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39页。12页考其改名在公元712-720年间，按长安三年是公元703年。）。
五 吐蕃当对Mtho-Bon或Tho-Bon
藏族来自古代西羌的一支。据《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为羌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英国汉学家F.托马斯说赐支／析支即古藏文文献中Skji国的译音。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居于赐支河曲的烧当羌的米唐被打败后，“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则发羌所处，正远在河源之南，“发”古音*pad又与藏人自称bod接近，很可能是其译音。这一支发展到唐时，其中的雅隆部吞并相邻各部建立了强有力的吐蕃王朝。“吐蕃”原语是藏文什么词呢？有人认为是“大蕃”转音。查看公元823年所建《唐蕃舅甥会盟碑》（简称《唐蕃会盟碑》），碑上藏文“大唐”对译为Rgjathjen-po，“大蕃”对为Bod-thjen-po（用笔者的藏文转写法，下同）。明显rgja并不是当时“唐”[dang]字的译音，可能沿从古称“夏”来；而bod跟当时“蕃”字之音
虽然声母相同，但韵母一为塞尾促声字，一为鼻尾平声字，也大不一样，因而不能说就对“蕃”字，很可能也是对的古称“发”。又要注意，形容词“大”依藏语语序都后置于中心词，没有“大Bod”这样的说法。
把“吐蕃”读做“吐播”，任乃强先生1933年写《西康图经》时就提出来了，1943年又在《吐蕃音义考》中予以强调，依据是“番原读若婆”，可对译bod，并提出吐蕃是“大蕃”转音（引张逸僧，说唐恶其称大蕃，故意据‘大可读如杜’而写作叶，示其贬义），其说番读婆，大读杜，也都是推想于古音方言，并无当时的韵书依据。文章载在《康导月刊》，见者也不多。最有影响的当是牙含章先生《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4期）一文：他说根据《广韵声系》407-408页，番、蕃二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两读，认为唐时“蕃”就是依补过切读做“播”的，说这可从《唐蕃会盟碑》中“蕃”藏文作bod得到证实。此文引韵书为据，言之凿凿，影响到后来词典都采用tubo作为吐蕃读音了。不过我们查对《广韵声系》 407-408页，发现“蕃”实际只有“附袁切、甫烦切”两读，而“番”有“博禾切、补过切、普官切、孚袁切、附袁切”五读。牙先生所引两读都是“番”的读法，并非“蕃”的读法（虽然“番蕃”某些场合可通假，但“吐蕃”从来不写“吐番”）。因此，说“蕃”唐时可读如“播”，并无确切依据，这在《广韵》、《集韵》各韵书都是一样的。
但最近有谢仁友先生《“吐蕃”音辨》（《中国语文》2003年6期）又说鲁国蕃县的“蕃”应劭音皮，《史记·太史公自序》作鄱，鄱有婆音，音皮相当于音婆。所以认为任、牙先生等蕃读bo是有根据的，并说“番”声字只见于果山两摄，《集韵》列“蕃鄱”于支韵音“皮”是误列。文章还列出支持吐蕃读“吐播”的学者7人以上，而读“吐番”的只伯希和、祁振纲、张济川3位，显示吐蕃读tubo是目前大占优势的说法，好像已成为公认的定论了。此外，《民族词典》（陈永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吐蕃条释文：“原为唐人据吐蕃自称‘大蕃’而对这一政权的称呼（吐，汉语‘大’字之唐音；蕃，藏族自称）。”也是接受任先生的说法的。
纵使我们承认“蕃”因通“番”而可读“播”，因通“鄱”而可读“婆”，但它们还是不能对bod的。原因是：尽管我们也觉得藏人现在还自称“播巴”的说法的确很诱人，只可惜这些说法中的“播婆”读o韵都是立足于今音的，根本不合唐音，不能用来解释唐代“吐蕃”的对音。
依据汉语语音史，歌（戈）韵的历史语音演变过程是：
，也可简化为四段：先秦 al—汉ai—魏至宋a—元以后o。（注：汉以前元音分长短，歌部的长
变中古歌韵，短ai变中古支韵，所以“婆皮”汉以前读音相近，同部而只有长短差别。说歌韵字误列支韵那是不了解语音史，要知“婆皮”俩字就是既同谐声又同歌部的，不能说皮字是误列。可参看拙著《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从汉末至宋的千余年中，歌韵一直都在上述的低元音段的变化范围内，到元代以后才向o走。所以唐代音里歌戈韵字只能读
韵母。当时“补过切”的“番播”都是要念p音的（比较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波”藏文注pa，《唐蕃会盟碑》立盟官员里头，蕃官有三人名字中有“波”字都对译pa，唐宫中书侍郎王播的“播”注pha），这音跟bod可相差远了，并不如牙先生所说是bod的“很准确的译音”。bod是促尾字，唐人想译bod，也只会用“勃”而不会用“播”的，如果只译bo，也只会用“部”字而不可能用“播”（《唐蕃会盟碑》户部礼部的“部”皆对译为bo）。元以后歌戈变o，所以才出现元代王磐以“土波人、土波国”指西藏，明代《西番译语》用“播”对译bod，和今藏人自称听起来像“播巴”的现象，这些都是符合语音史分段的现象，不能越段推前，用来做唐代吐蕃读法的佐证。用后世音bo来比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名称，而不理会其间历史音韵分段变化，那是很不科学的。
元代胡三省《通鉴音注》注吐蕃：“吐，从暾入声；蕃，甫袁切。唐音读‘大’为‘土’，吐蕃意为大蕃。”任乃强1982《〈吐蕃传〉地名考释》又进一步说了蕃音皮读如婆对译bod的bo，吐蕃从其自称“大蕃”读别的主张，说唐代关中“大”音代（他盖切）、音堕（吐卧切），后者与杜字音近，今吴语尚呼“大少”作“杜少”音。这两者应是《民族词典》说“吐”为汉语“大”字之唐音的根据。然而，这和真正的唐音并无关系（任先生文章所列反切大抵是从《康熙字典》所列几读中选抄的，所以连所注直音也不配合）。依前述唐代歌戈韵读音，我们查对了《广韵声系》（注：其实该书所标注的高本汉切韵音与我们的注音也相同，我们只是统一改为通用音标。），“大”字有“徒盖切”
“唐佐切”
，《集韵》加“他佐切”
（按并非音吐卧切唾
或徒卧切惰du）。这些音同样跟当时的“土”thuo、“杜”duo音差得很远。再看“大”在《唐蕃会盟碑》“大夫、大将军”中音da'i，“大食”中音ta，而“杜”音do，“土”译lho；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杜do、土tho/thuo”而“堕 dwa”，这些音都明显不支持胡、任两位的主张。要为“吐蕃”说音，如果通不过《唐蕃会盟碑》、《唐五代西北方音》藏文注音的检验，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在讨论“吐蕃”原语为何时，当然先要确定两字唐代的读法。当时“吐”是姥韵“他鲁切”，唐音[thuo]上声，“蕃”妥当点要先承认其正读是元韵“附袁切”，唐音平声。按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以“喧蕃冤言”相叶，皆元韵字，这已证实唐人“吐蕃”就是读元韵平声的，王建《朝天词》“玉关犹隔吐蕃旗”，白居易《傅戎人》“汉心汉语吐蕃身”依平仄律“吐蕃”也都读仄平。宋史炤《通鉴释文》注“方烦切”与胡三省《通鉴音注》注“甫袁切”，虽皆注读清母阴平，但他们不过依傍汉语通称边裔各族为蕃，按《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的惯例来注的。那通称来源于屏藩，乃是“藩”的通读字，其实跟这里专作一族的译名本就不该混同，如若把《周礼》的“蕃国”看成跟“吐蕃”同源，那显然是荒唐的。所以还是用“蕃”的常读“附袁切”浊母阳平为是。
“吐蕃”原语的探讨，可由“名从主人”或“从邻称”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自然看藏文方面有无合适的。依看来，其原语应近于bon。此音在藏文中音义与吐蕃有关的有dbon“甥”，bon“本教”两字。
吐蕃之称起于唐太宗时，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其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请婚，史书始有记载。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往吐蕃，二十年（公元646年）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记有婆罗吸摩补罗国“东接土蕃同”。吐蕃与唐交际时，称唐为舅zjang，自称甥国dbon，《唐蕃会盟碑》也称舅甥二主会盟，其甥字藏文皆作 dbon。在古代西裔各国族，常以能联姻上国，继承其高贵血统为荣，最早的是周季历联姻殷王族任氏，故而越其二兄被立为储君，使子姬昌获得殷外孙身份（参看中华书局2003年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解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晚些的如《宋史·高昌传》记西州回鹘王自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回鹘传》也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未知这些“外甥”是都借汉语音呢或改为回鹘语。《新唐书·吐蕃传》则记了贞观十五年护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时曾“筑馆河源王之国”，河源郡王是唐对吐谷浑的封号，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劫去的一件吐蕃古文书正记载了此事：“吐蕃松赞干布于狗年娶中国皇帝之女文成公主为妻，吐谷浑王率文武百官和贵妇们迎接文成公主，举行盛大宴会后，文成公主然后再进入到Dbon国中。”（注：见黄盛璋(1982:45)。）据托马斯(F.Thoms)屠次(G.Tucci)等人研究，Dbon古藏语意为甥，除吐蕃对唐自称为Dbon外，他称只见用于吐谷浑。甥国作Dbon之音正跟“吐蕃”颇相近，或者即由此翻译是有可能的。敦煌藏汉对照文书中P.T.1263卷bod对汉文为“特蕃”，以此音来对Dbon则更为切合。但既然它又可用称吐谷浑，就还不是最妥当的解释。
“本教”或译“苯教”（注：苯，《广韵》布忖切：“草丛生也。”与本同音。因“本”有本来义，组词易误会，故下面除引书外，一般就写作“苯”。），是藏区固有的本土宗教，吐蕃人在松赞干布信仰佛教之前是笃信苯教的，藏文 bon-po指苯教，bon-pa则指藏人，可见藏人除自称bod-pa“发（博）巴”外也自称“苯巴”（所以在嘉戎语里也叫藏兵作
“苯兵”（注：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词汇附录第1090条。））。藏族《本教史·四州之源》就认为远古时西藏并不称“博”bod，而是称“本康” bon-khams（苯区域）。因为《格言宝库》说“在西藏未有王前先有本教，在未有王法前已有本教之法，故此乃称本康”（注：参看《西藏本教源流》，民族出版社，1985。）。这跟顿群佩《白史》的观点一样，都认为Bod是从Bon转换来的，这也就犹如因为印度人笃信婆罗门教，以至“古称印度日婆罗门地”（《旧唐书·天竺传》）。既然Bon是藏人的古称，那么“蕃”就很可能是 Bon“苯”的对译。
纵使“蕃”能对bon，但前面为何要加“吐”字呢？牙含章先生已否定沙畹等人以“吐”对藏文stod（上部），说吐蕃相当“上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测。看stod其音为促声字，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 128页指出西山八国的“咄霸”的“咄”当是stod的古译，所以的确不宜对“吐”。但除去stod外，在藏文中可与“吐thuo”相对，而音义较适合的也还有tho界石、mtho高，是否可以之加bon，而表“苯界”（意如“本康”），或“高苯”（高地苯族，一些欧洲学者也用过mtho-Bod）呢，这要请精于古藏语的先生来酌定了（注：藏语绝大多数名名组合是中心词在后，也有少数在前的特例，如日月山说nji-zla-la，也说rdo-nji-zla［石－日月］，所以tho［界石］在前也不是没有可能。）。
再看从邻称方面，也有不少论述。清代早期称西藏为“图伯特”是学蒙古人，而蒙古人则学于突厥人。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吐蕃被写作Tübüt，古突厥碑文作Tübüt或Tüb
t（ü／是同一元音的转写问题），公元723年的《阙特勤碑》作Tüpüt或Tüpt，依安瓦尔·巴依图尔等《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第3期）说它很可能是由突厥语tüp（宗族）加bod组成的，意为“蕃部落”、“蕃部族”。
法国L.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则提出另一主张，说是由突厥语tüpü/tüp
（顶峰、高地）加t作复数形式，用来指称处于世界屋脊高原的藏区。tüpüi/tüpt传入波斯文，又被马可·波罗写成Tebet，传入其西方而成为通行的Tibet。其所以在汉语里译为吐蕃，是突厥－蒙语言复数有-n-t两式，-n更早些并在蒙语族更常用，因为汉人接触吐蕃是先经其北边的吐谷浑为中介的，吐谷浑属鲜卑族蒙古语族，所以就因他们说tüpn而译为“吐蕃”的（见巴赞、哈密屯，1992）。查《突厥语大词典》Tpü条解为“丘冈；头顶”，确有高冈之意。但是它不也有可能作为前加词素，和bon组合成“吐蕃”吗？
看来本源说和邻源说也可以交汇，以“蕃”对“苯”为基础，则“吐蕃”来自mtho-bon或tüpü-bon也好，都可以指“高地苯”，或者来自tho-bon或tüp-bon则指的“苯族区界”，哪个是最早的起源，有待对“吐”字的语源再综合研究来解决。
但“吐蕃”不读Tǔbō，要读Tǔfán，而且声调是阳平，这是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