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1996-1997)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绳先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对“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和写作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作了如下概括：“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为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注：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大年先生在1996年7月召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提出：110年的历史的基本运动是民族运动，内容包括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中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从刘先生发言的全文可知，他所讲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翻检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论文可以发现：“现（近）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等等作为论文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明显地在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中国现代化研究专栏。有关的学术专著除了章开沅教授在《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见1995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已指出的以外，一些通论、通史性的著作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出版）和译著和《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刘广京等编著，陈绎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也相继问世。“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较之许多年来盛行的以革命为主线、偏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本文主要依据1996-1997年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成果，对此做一简要评述。由于篇幅和笔者所看到的材料有限，评述只能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早期中国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一
前面所引关于近代史主题的新提法，反映了史学界两位前辈勇于求实、求新、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也很自然地使人们想起80年代发生的围绕“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的热烈讨论。尽管当时讨论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一些文章的大批判气味，轻易给论敌上纲上线，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但它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这一富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研究新课题。今天回头来看，80年代围绕“主线”问题的讨论，一方面其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讨论中的缺憾对今天也仍然有着明显的影响。其主要的缺憾正如当时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讨论的双方都还限于以理论上的“线性发展观”作为出发点，而“任何一种主要线索的提法都不同程度地冒有损失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的风险”（注：姜进：《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应该承认，直到近年，这种“一条主线”式的方法仍然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突破这一单线式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如章开沅教授所示：“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注：章开沅为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所作“序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历史学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启动于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经过多年的努力，两项重点课题即“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章开沅教授主持）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罗荣渠教授主持）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有一些共同特点：力求融通中外，既从中国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中国，同时力求摆脱单线式思维方式。罗荣渠教授1996年去世前写的几篇论文对此做了总结性的论述（这些论文都已收入《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卷）一文中，他给现代化研究提出的方法论方面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能取得。”该文身体力行这样的研究，论述了中国近代变革中四大趋势交织和三种基本矛盾（侵略与反侵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小农—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重叠而体现出来的复杂性，强调鸦片战争迄今中国巨变的大过程包含着许多趋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分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1.当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际，在“王朝循环”模式支配下的清帝国末代统治正处于自身已经无力摆脱的内部体制性危机。这一过程或趋势被称为“衰败化”。2.西方的入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使清朝的衰败未能走向另一次王朝更替，并将中国强行纳入扩张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之从属于西方中心地区发展的需求。列强破坏中国主权，做恶多端。同时，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冲击也造成中国旧有的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解体。这是“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3.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中国人民被迫起而反抗，走向“革命化”。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历次革命都充当了推动现代中国变革的加速器。4.第四个过程或趋势是“现代化”，亦即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始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发生。日本现代化是扩张型的阶梯式推进，中国现代化则是革命型的波折式推进，其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旧王朝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改革和防卫现代化探索，由于缺乏制度性改革的支持和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终遭失败。自强和变法都未能成功，改革的失败导致革命，这是第一次发展模式转换。但随辛亥革命而来的是近40年的大动荡，是半边缘化与革命化继续同步发展。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被挤压在窄缝中断续地进行。该文指出，“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不要经济发展，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1949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近百年的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到此结束，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高度政治统一与社会稳定，中国开始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最后，1979年以来发生了第三次模式转换，这是一次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改革与探索仍在进行之中，但将近20年的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和正在引起世人瞩目。
由以上概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所展示的现代化研究是建立在着重分析经济与社会内部变革的基础上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求相符合的。但它与多年间人们所熟习的“单线突进的阶级斗争史观”迥异，方法和理论都有革新。对此，罗荣渠教授在该文中有一概括性论述：“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现代化作为（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即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
罗荣渠教授的上述研究展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特点。其一，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特别是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置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危机、新工业革命的大势头、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趋势等相继出现、不断变化的世界大环境中考察，从纵向与横向（即国际的）比较中探讨和定位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二，坚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历史观为指导，强调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历史发展的多向度即“多线性”。“这样，对于世界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都是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式的。这样，对历史进化论的辩证的解释就代替了机械的、片面的和单线的解释”（注：罗荣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在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实际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钱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之内。对此，刘大年先生最近有一个简洁而又形象的概括。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迅速下沉与近代工业出现并微弱上升两种趋向并存。……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和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据此，他提出：“抓住近代中国两个矛盾、社会变动中的两种趋向这个特点，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运动，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够得上科学的方法论。”（注：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人民日报》1997年1月11日。）
二
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的研究，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晚清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二是新型工商社团的兴起。
80年代中期以前，全面否定洋务运动一直是新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近年以来，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上海社科院的姜铎先生早在60年代初就对主流观点提出不同看法，1996年又撰文回顾有关的论争。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同时，洋务运动有反动消极一面，也不宜全面肯定（注：姜铎：《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文章评价这一段长达35年的历史，持两点论观点似较平稳。由于是“回顾”，论述并未展开，一些概念如“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反动消极一面”等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厘定。洋务运动从总体上说，应当是地主阶级中的一翼为挽救专制王朝而推行的保守的自救、自强运动，虽然它有现代化的趋向，但较之资本主义现代化恐怕还有一定距离。另外，洋务运动始兴于同顽固守旧派的论辩，终溃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封杀。简单地称之为反动消极似亦难成定论。例如，陈向阳就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晚清三次变革是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化过程（注：陈向阳：《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陈文此论与李时岳先生先前提出的有关论点有同有异（注：参见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把洋务运动置于一个互相联系、依次上升的历史进步过程；不同之处在于李著以辛亥革命为后继者，陈文则视清末新政为晚清第三次变革，且规模和影响都最大。但陈文认为变革的内容包括多样化的民主化运动，似有将“新政”与同时期的民主运动混为一谈之嫌。因为尽管有君主立宪的趋向，毕竟专制王朝主持下的新政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所代表的民主潮流是两个双向对立的运动。历史在这里不应当是单线的，而应当是多线的合力推动的进程。
虞和平在《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追溯了晚清政府和官员经济思想的变化，并指出，迨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总算明白了“恤商惠工为本源”的道理。到筹备新政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奏朝廷，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清廷也随即宣谕，明示推行讲求工商的国策。文章认为，晚清民初的工商立国政策具有社会动员意义，并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朱英的专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行考察。该书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奖掖工商、振兴实业的政策，指出了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积极作用。该书对清末新政的分析，论证了作者关于新政是“有清一代最具深度和广度，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一次重要改革”的观点。该书确为填补空白之作，定会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周积明《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是近年来综合研究这一时期变革的又一部力作。该书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启动与阶段性推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在现代性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的最初发动。这样一个双重涵义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命意所在。作者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却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主要理由是：1.现代化是多模式而非单一模式，不能在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两者之间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在中国，实际上从未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不能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科学研究不允许无法自圆其说的概念上的混乱。这样的讨论对于统一学术概念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性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同对晚清自上而下的变革的研究相呼应，近年来对于来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的研究也有新的拓展，表现之一是对近代以来工商社团（主要是商会）的研究正在从兴起走向高潮。其意义诚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商会研究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兴的领域（注：参见章开沅为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书写的“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1996年商会研究的突出成就，当属朱英的另一部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笔者写作本文时还只看到它的“绪论”（注：见刊于《中国书评》1996年5月，总第10期。），因而不能多作评论，但就其开启的对现代化进程中市民社会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来看，已经可以明了它的价值。“绪论”回顾了70年代以来国外和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并给该书提出了“从新角度提出新见解”的任务。新角度就是回应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热烈讨论，“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否出现脱离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分析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作者承认清政府鼓励倡导了商会的建立并予以扶植保护，但显然不同意视新型商会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半官方组织的观点，而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型工商社团均为民间性质的独立自治组织，是以契约性规章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维系的、工商业者自愿结合并依据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团体（注：参见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专制主义统治下几无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余地，民族工商业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国家新型关系的产生，确是中国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重要迹象。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已经开始被注意，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产生兴趣。
三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多有涉及。
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注：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大体可分三大派别，即19世纪60至90年代的“体用”派，经康有为、严复过渡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再经吴宓、梅光迪等人过渡到“新儒家”。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生证。“体用派”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主张文化的缓变、渐变、变与不变的统一。康有为据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其系于儒学的变革观也是变用不变体。“国粹”派摒弃了体用模式，新儒家又进一步，企图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同时更自觉地以“保守”自居。何文批判“体用”说的貌似公允和浅陋，同时肯定“体用”派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且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文章指出了从“体用”派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共同特征：1.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通过浓烈的忧患意识宣泄出盼望国家强盛的情感；2.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主张在坚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本主义传统基础上，引进西方科技，反对科学至上、科学万能；3.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将道德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4.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保守”并非墨守陈规，而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牟宗三语）。文章最后提出应从文化保守主义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其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
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两章专论传统文化问题，在论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一上来就谈到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学批判的反批判，分析了批判与反批判双方的得失。他指出：传统的儒家文化就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历代积淀下来的“道统”观、“夷夏”观等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使得现代化只能在维护皇权正统与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这一启动发端于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但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应归咎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同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口号，朝鲜有“东道西器”口号，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原因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去探寻。针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罗先生提出一个“改革儒学”概念。他认为从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
马敏在《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注：参见《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中，通过比较张謇和涩泽荣一，指出了中、日现代化初期具“过渡”性质的“士商”的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文章认为：士商所体现的经济伦理观基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儒家哲理，讲究义在利先，强调商人的社会责任和群体意识、家族观念，以公益为标的。正是这种经济伦理观逐步与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相融合，化生出了现代东亚的企业精神。文章最后提出：不能指望仅靠儒家伦理而实现现代化。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系统的产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但其发展却一定要超越传统。
近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这两个题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早在本世纪初叶，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而要推动中国的进步，不仅应从器物上和制度上，还要“从文化根本上”学然后知不足，因为“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梁启超这里所说的学，主要是学西方。但他同时又提出过“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注：以上见《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51～152、104页。）。30年代前后，围绕东西文化比较、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当时讨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反响。这说明文化思想变迁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说明文化问题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层的问题。但今天的讨论不能是当年争论的简单重重。今天，像洋务运动时代“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但以“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它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者，以及对西学“饥不择食、活剥生吞”（注：何炳松语，见《通史新义·序》。）者，仍时有出现。在今日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在吸收世界上其他文明与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认真总结和吸收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优秀成分；在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中保存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这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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