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选择——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战略性论文,中国论文,新兴产业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指出，每一次萧条都孕育着新技术革新的可能，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路径演进，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面对从美国发端的全球金融危机，奥巴马政府立即启动了推进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全面发展节能汽车和电动产业，以期从新能源革命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新的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的总体革命。为应对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应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是中国立足当前渡难关、着眼长远上水平的重大战略选择，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政策在其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政府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政策制定需要得到理论的指导，存在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种不同的政策理论基础。本文将分析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两种理论的渊源、政策指导的差异及对中国政府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二、主流经济学：研发和外溢
追随Nelson(1959)和Arrow(1962)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观念对于个体购买者的潜在价值并不与观念对社会民众的价值相匹配。因为观念对社会民众的价值是观念个体运用中产生的社会成员所得到的渐进利益的总和，每个个体基于其获得的部分所愿意支付的价值并不能反映私人利益的总和，因此，一旦发明者获得了少部分的知识，一些利益就会立即外溢到他人那里，他人只需要很少渐进成本就可以共享这部分知识。
1.理论模型
Romer(1986)的新增长理论指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报酬递增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观点引入到了内生增长框架中。他的模型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产生外部性、报酬递增，因而国家之间将存在持久的增长差异。随后，内生增长的第二代模型关注了研发部门的作用和增长过程的内生属性。Romer(1990)以及Aghion和Howitt(1998)的模型表明，研发部门为中间货物部门创造了新的蓝图，中间货物部门范围的扩张决定了报酬递增及总体增长的规模效应。对增长和竞争力而言，部门研发和研发外溢来源于这些基于创新的新增长模型。其主要的潜在假定是知识是非竞争性的、(部分地)非排他性的货物，其公共货物的属性导致了外溢、报酬递增和内生增长。那些应用的、同时能给诸多实体带来利益的商品称为应用上非竞争性的商品(Romer，1990)，或具有无限扩张属性或具备产生跨期知识外溢能力的商品(Aghion和Howitt，1998)。这种特征是随着应用的扩张，边际成本下降的典型，尽管新知识或信息的首次应用成本可能很高(包括创造知识的成本)，进一步的应用只是增加了很小的渐进成本。
新增长模型提供了跨部门扩散过程的典型表述——关注的是三个宏观部门(研发、中间货物和最终货物等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知识互换。尽管关注的是总体部门和宏观结果，但新增长模型为研发外溢、产业竞争力和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实证研究
随着新增长模型的流行，调查研发业务和外溢对部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效应日益引起了学术关注，并成为应用经济研究的主要领域(Los和Verspagen，2004)。这些研究的计量研究模型都将研发存量作为拓展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一种生产要素(除劳动力和资本外)。因而，每个部门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都需要研发支出(度量创新)、间接研发存量(度量从其他部门的研发外溢)的回归。
许多文献关注的是一个部门的研发支出对其他产业生产率增长的间接贡献，即研发外溢(Wieser，2005)。从理论上看，难以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外溢效应：租金外溢和知识外溢。租金外溢是技术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货币互换，例如，供应商卖中间投入给用户；而知识外溢在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并没有合同安排或货币互换，而是知识的公共货物属性导致的。知识外溢更接近于新增长模型的基本观点，其主要渠道影响了生产率增长(与创新企业研发能力相关)：反转工程、研发人员的流动性、研发人员参加技术和科学会议、以专利或明示信息的方式在科研杂志上发表等。
租金外溢和知识外溢之间的区别比较重要，尽管在实证研究中，难以区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外溢。在许多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中，度量的是其它部门的研发存量，并将它作为衡量跨部门的研发外溢。往往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第一种是运用基于交易的数据，诸如跨部门的销售或投资流，这类似于租金外溢的概念；第二种是构建产业间技术差距指标，它隐含地关注了知识外溢。
Gould和Gruben(1996)通过对56个国家1960到1988年的实证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相对于封闭经济而言，开放经济下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显著。Park和Ginarte(1997)通过对60个国家1960到1990年经济发展的特征事实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研发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研发投资越多，经济增长率越高。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得到了不同的结论。Falvey等(2002)运用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国家的发展水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率越高；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Horri和Iwaisako(2007)通过对100个国家1960-2000年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的数据，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总之，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将“研究行为”定义为吸收经济投资的同质流，引起了一般知识的增加。而一般知识的伸缩性较强，可以是特定技术能力的列举，这些特定技术能力在良好的经济条件下可以产生创新——导致成本降低或高质量的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由研究所产生的信息能扩大一般知识量和增强特定技术能力，知识不断累积的正面回馈以及知识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但这些研究忽略了特定研究产出的差异，将异质化的信息同质为增强经济效率的信息。
三、演化经济学：技术差距、垂直联系和创新系统
演化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观点是，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言，创新和跨部门知识转移非常重要。然而，就创新过程的概念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而言，这两种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
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强调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方法完全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演化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特定于范式界限内的、产业部门的背景依赖的行为。创新的范式属性是指存在主宰的技术范式，在给定的历史期间，主宰的技术范式创造了创新业务的机遇，限制了创新业务(Dosi，1982；Nelson和Winter，1982)。
然而，就开发现有的一般自然轨迹的程度而言，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影响了不同产业和技术的起落。技术知识的范式属性不仅解释了总体层面上长期增长各个阶段的相对顺序模式，而且解释了部门层面上质量变化和转化的固有趋势，因而需要强调创新过程的系统背景。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效应必须在塑造创新行为的系统背景、产生和扩散知识的部门特征两者相结合的复杂框架下进行。
在过去20年间，演化经济学的许多实证研究分析了创新在国际竞争力中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非常丰富，得到了相当多的结论。然而，演化经济学并没有一种标准模型和方法，总结这些不同的文献相对比较复杂。
图1试图对这些实证研究进行归纳，本图代表了关于部门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关系的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主要方面。图中的每个箭头对应于一种应用文献及其所关注的变量。总体上看，图1代表了一般演化模型，它是基于系统背景、部门内知识的产生、产业间垂直联系、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共同演化和动态相互作用。创新对国际竞争力的效应取决于5个主要因素：
图1 创新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演化经济学观点
1.部门创新业务
技术差距假说认为，创新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文献采用的是跨部门分析方法，分析的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创新业务的投入和/或产出(研发和专利)与贸易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部门创新业务是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从长期看，相对于价格因素而言，非价格因素更重要(Montobbio，2003)。
技术差距模型相关研究关注的是宏观层面上创新业务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效应。这种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生产率和人均GDP的跨国差异可以通过几个因素加以解释：国家的创新能力，国际技术扩散的开发能力——吸收能力(Abramovitz，1994)。研究表明，模仿并不是自动的、容易的过程，而是要求有积极努力地构建社会能力和高级产业结构的、高成本过程(Fagerberg和Verspagen，2002)。
实证研究发现，部门创新业务不仅通过其对贸易业绩产生作用，进而正面直接影响国际竞争力，而且间接地通过提升吸收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其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Castellacci，2004)。因此，部门创新业务及新技术国际扩散紧密相关，两者对维持产业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都非常重要。
2.垂直联系和跨部门知识流动
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国内市场假说，这一观点最初由Lundvall(1992)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在新产品早期引入阶段(在最终国外市场开发之前)，国内市场是新产品开发、检验和商业化的基本场所。国内市场的特征，特别是高技术的供应商、生产商和用户之间的垂直联系，代表了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
垂直联系的重要性内在地与创新的部门属性紧密相关。大量演化经济学研究表明，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创新业务、战略和表现千差万别，这些不同的部门遵循了独特的技术轨迹(Malerba，2005)。Pavitt(1984)提出了四种不同的部门轨迹：基于科学的、规模密集的、专业化供应商以及供应商主宰的。Pavitt分类的最初属性是其关注不同产业团体间流动的高级知识跨部门互换，在创新系统中，这些团体作为技术的提供商或接受者，发挥了其特定的功能。
国内市场及其垂直联系非常重要的观点激发了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调研了不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内市场及其垂直联系的相关性(基于创新社区调查数据，Evangelista，1999；Marsili和Verspagen，2002；Castellacci，2007；Pianta和Vaona，2007)。除了技术差距方法的典型变量外，这些研究考虑了跨部门知识流动，解释出口市场份额的动态性及专业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用户生产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供应商和生产商之间的上游联系非常重要。而且，运用Pavitt的分类框架，国内市场假定的文献表明，垂直联系并不均等地支持不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规模密集部门，上游联系事实上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对于专业化供应商部门，下游联系与竞争地位的塑造更有关联，对于基于科学的产业部门，大学产业联系更加重要(Laursen和Meliciani，2000)。
3.技术体制
上述演化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产生了一个主要问题，给定部门创新业务及跨部门知识流动是维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它们？在调研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中，演化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学习过程的属性：技术体制——企业创新业务发生的框架条件。在经济体的每个部门中，一些技术特征影响了学习过程的方向和密度，影响了经济主体的知识累积。对产业组织先前文献进行拓展，新近的演化研究关注了四种主要的部门技术体制：(1)知识基础的属性，如作为企业创新业务基础的知识属性(Breschi和Malerba，1997)；(2)独占条件，例如通过注入专利、过程秘密和知道如何做、设计和研发、其他非技术手段等方式保护创新不至于被模仿，独占创新租金的可能性；(3)累积性条件，现有创新业务基于过去经验和结果的程度；(4)技术机遇，如给定一定数额的资金投资于研究，创新实现的可能性(Malerba，2005)。这关注的是不同部门创新过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然而，除了这个层面的机遇外，还有其它许多重要方面影响了部门的技术机遇，诸如部门的多样性、普遍性和技术来源等，技术机遇的开发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过程，与不同产业主宰的技术轨迹存在与否密切相关(Marsili和Verspagen，2002)。
技术体制属性的调研导致了大量的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技术体制的特征有助于阐明创新过程的两个相关方面。
首先，这些特征可以解释经济体不同部门的市场结构和产业动态性的不同模式。Breschi(2000)关注了创新业务集中度、创新企业规模、市场进入容易性、创新企业稳定性等方面的部门差异。这些研究认为，特定于部门的技术体制可以解释熊彼特(Schumpeter，1934；Schumpeter，1943)所提出的两种不同创新模式。熊彼特Ⅰ型创新的特征是市场进入比较容易，创新业务集中度较低，小企业在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老企业共同构成了创新的主体。因而，创造性破坏是这一技术体制的主要属性(企业家精神)。熊彼特Ⅱ型创新的特征是新创新者进入壁垒高，创新业务集中度高，由大型企业构成了稳定的创新主体。创造性积累是这种技术体制的独特特征(常规化)。
其次，部门技术体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的研究(Malerba和Montobbio，2003)表明，技术机遇、知识基础属性、独占性和累积性条件等是解释国际技术业绩(以专利度量的显示性技术优势)的相关因素。相关地，技术体制的特征对出口份额的动态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技术差距贸易模型，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部门贸易业绩与特定于产业的技术变量相关，如技术机遇、累积性条件和独占性条件等。
4.国家和部门系统的共同演化
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业务的背景特征属性，在部门模式和创新效应的研究中，相关背景不仅是指特定于技术体制的产业结构特征，而且包括创新过程展开的更广泛的系统背景(Hekkert等，2006)。国家创新系统的特征塑造了部门创新，同时部门创新影响了国家创新系统，部门创新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共同演化是驱动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Malerba(2005)以及Castellacci(2006)等提出了部门和国家系统之间的相互缠绕性，这些研究指出了部门模式和国家系统之间存在的三个相互作用的渠道：
一是国家创新系统的表现。技术差距和国内市场假定探讨了部门创新业务和跨部门知识流动有助于塑造专业化模式、生产率活力和整个创新系统的贸易表现。几项实证研究发现，对宏观业绩而言，专业化轮廓非常重要。长期看，那些能将其产业结构调向高技术机遇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力较强(Peneder，2003)。
二是政策层面构成了宏观和中观层面相互作用的主要渠道。事实上，一个国家实行专业化的重要产业或核心产业，它们所拥有的一系列相关的已经确立的垂直联系，在国家层面上将塑造管制和政府决策，特别将影响：(1)创新政策，(2)产业政策，(3)知识产权保护管制，(4)大学产业联系等。如果国家政策长期地积极地促进了核心产业领域，忽视其他产业，这种政策战略将影响整个国家的创新系统，最终将导致被锁定在一条特定的道路中(Narula，2002)。
三是特定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其他因素影响了系统中的信任和合作程度、跨部门联系的密度及高级知识的互换等。同时，系统中的信任和合作程度、跨部门联系的密度及高级知识的互换等塑造了这些因素。网络相互作用和系统关系事实上镶嵌在特定于国家框架中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之中，并与它们共同演化(Powell和Grodal，2005)。
简言之，部门模式和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共同演化有利于加强和再造给定国家和产业的特定技术轨迹。部门创新业务和垂直联系，由于其持久的背景依赖属性，能较好地说明创新系统及国际竞争力模式的累积和路径依赖的动态性。
5.区域和部门系统的共同演化
除国家创新系统外，区域创新系统同样塑造了部门创新业务。区域创新系统与部门创新模式共同演化，区域和部门创新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维持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观点包含了两个独特的因果机制，每个机制诱发了不同的实证研究。
第一种机制称为创新的地理学和经济集群化(Breschi和Malerba，2001)。演化经济学的新近文献强调了创新业务在空间集聚的相关性，指出了这些空间模式的相关因素。成功区域中的创新集群并不是在地理空间上均一分布的。区域创新系统的文献包括了当地化的知识外溢文献、产业区域和区域成功的文献以及跨国公司研发业务国际化的分析等方面。它认为，创新是系统的过程，创新业务所在的区域特征塑造了这一过程(Cooke，2001；Todtling和Trippl，2005)。
第二种机制关注的是创新对区域创新系统演化的业绩产生效应。Cappelen等(2003)在调研欧洲区域趋同模式时，关注了创新在生产率和人均GDP跨区域差异中发挥的作用。这些研究根基于技术差距理论，采纳了跨部门的估计方法，区域增长与人均GDP的初始值、创新的扩散范围(以诸如专利或研发数据度量创新业务指标，以诸如区域产业结构度量区域吸收能力及区域开发国际技术扩散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研究表明，欧盟区域并没有路径趋同，特别是在过去10年期间，发达区域相对落后区域而言更具活力。这些模型表明，创新确实是解释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落后区域通常并不能开发信息通信技术相关技术的国际扩散机遇。
总之，本部分的文献表明，部门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的演化是决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区域创新系统的特征塑造了部门创新业务和垂直联系，反过来，部门创新模式加强了、再造了或转化了区域创新系统。这种累积性因果关系模式的共同演化，其中高技术产业更多地集中在成功区域，决定了其未来更加成功，这是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是区域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主流经济学政策含义：研发外溢的激励
主流经济学认为，对所有国家，在任何条件下，自由化(无需做更多)是最优战略。以自由市场配置资源，融入全球经济，将实现“天然的”比较优势，这将实现动态优势的最优化，而且能实现最高的可持续增长率，任何政府干预都不能改善这种状况，只能降低福利水平。这种方法强调，政府的法律责任在于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和清晰的游戏规则，提供诸如基本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之类的公共货物，对国际产品和要素流动实行开放将引导私有企业。发达国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是这一方法的有力支持者，WTO所执行的游戏规则充分反映了这一方法。
1.政府干预合理性的解释
知识应用的非竞争性及难以排他性定义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并不意味着其不能由私人提供，也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应该和必须生产公共物品，也不意味着公共物品只属于公共范畴。公共物品的属性所能得到的结论只是竞争性的市场过程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生产和分配公共物品。竞争性的市场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只是因为边际成本递增以及商品的使用只配置给用户。然而，公共物品的用户配置并不是自动的，在竞争的条件下，公共物品难以合理安排。“观念的市场化”要求有复杂的合同供应条件及高的信任程度，而这些却难以低成本地得到安排，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进入长久信息渠道的“臂长谈判”的双方而言。知识物品的交易和创造合同的条款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条件，也不可能没有风险。更不用说，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发现和发明的交易安排中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研究的发现、新信息等如果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售出，其价值将被严重低估，导致其激励严重不足，社会所期待的生产投资将严重不足。
上述所描述的“独占性问题”，是主流经济学文献所认为的在科技研究领域，通过公共政策工具，政府干预合理性的解释。
另两种类型的市场失灵的文献做出了在科技研究领域私人部门长期投资不足的诊断。第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观认为，相对应用研究而言，基础研究更加不实用，私人企业和个体更加低估其价值。相对应用研究而言，基础研究的时滞更长，如果私人投资的贴现率超过社会的贴现率，要么因为短视，要么因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都需要有公共投资支持基础研究。第二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观指出，在探索性的项目面临较长的周期以及商业开发面临着较长时间等待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研究人员的资产受到约束。此时，如果研究者、创新者和融资者是独立的主体，就造成了研发市场失灵。相对大的竞争者而言，小的创业企业面临着更高的资本成本，企业家自身投资所要求的回报率和外部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之间存在差距。除非创新者足够富有，否则，一些创新失败在所难免，因为外部资本的成本太高，即使创新者超越了私人投资回报率的障碍，资金难以以正常的利率得到。这些是需要有政策反应的问题，政策干预的一系列原则得到了发展。
在主流观点看来，创新过程的关键方面是私有企业所从事的研发业务，研发支出被认为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主要投入，是技术产出的来源，激励了创新企业的经济业绩。这种投入产出联系根基于创新过程的线性理解，在实证研究中采取的方式是生产函数方法。因此，政策制定的首要方面是，提升私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其合理性在于创造合适的激励和资源体系，激发经济主体的新技术知识生产的欲望。
但由于知识的公共货物属性，私营企业研发业务的水平通常是次优的。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知识外溢和报酬递增非常重要，私人实际研发支出的水平严重低于社会福利角度的研发支出水平。研发的帕累托最优水平并不对应于零外溢的条件，知识外溢导致的创新业务反激励因素与知识外溢导致的对非创新者的有利效应之间存在着权衡。因此，研发的帕累托最优水平处于一定的范围内，外溢比率处于知识外溢是正的且最大化社会福利的范围。
2.主流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维持私人研发业务同时最大化社会福利的需要构成了支持研发政策的基础。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纠正市场失灵并回归帕累托最优，研发政策被认为是传统市场失灵方法在知识市场上的应用(Nyholm等，2002)。
这种拓展根基于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的基础，根基于存在一个理性的社会计划者，能通过对经济主体分配资源，最优化集体的福利。社会计划者被隐含地假定为具备世界现实状态的完全信息，能确定地预见政策措施的后果。
给定政策干预的理论基础，要维持产业部门的创新行为和国际竞争力，主流经济研究得到了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
首要的、最重要的支柱是需要提升研发部门的规模，目的是纠正由于研发外溢相关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研发政策支持国内研发部门有两方面的正效应：一方面，提升了研发部门的生产率和业绩，维持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提升了对其他部门的跨部门知识扩散，因而增强了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力。研发支持政策所运用的工具主要包括研发补贴和税收减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加强创新业务(如专利)的独占性。
第二是国际层面的目标。世界经济领域中的货物和服务自由贸易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两方面的有利效应：一是促进了产业间技术知识的国际流动；二是刺激国内生产商提升生产率以同国外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本质上看，要维持国内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贸易专业化和比较优势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第三地区层面的目标。建立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的实证模型强调了当地知识外溢的存在及其维持成功区域的相关性。在这一框架中，政策需要支持发达地区的创新性和竞争力。这样做，政策将加强区域专业化模式，并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在这种方法中，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权衡，区域专业化模式的加强，还是跨区域平等和融合，更有利于前者。
五、演化经济学政策含义：创新系统的开发
产业增长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政策失灵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无效市场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演化经济学指出，许多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贫穷区域并没有实现干预经济体所取得的产业增长和出口成功，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被动的自由化将扩大差距而不是缩小差距。
1.演化经济学政策框架
私人研发业务同样是演化框架中考虑的创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不是支持产业体系竞争力的唯一方面。不同经济部门的创新企业遵循的是其独特的战略。例如，传统的、低技术的部门遵循的是诸如体现高技术的资本设备和机器获取战略，而不是正式的研发业务战略(Pavitt，1984)。
演化经济学强调技术变化过程的部门属性和创新业务类型和步伐的跨部门差异，事实上是强调经济体系中学习和能力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致力于维持人力资本形成的政策，不仅对于经济中的研发密集部门重要，而且对于传统部门同样重要，因为传统部门需要升级其吸收能力，需要培育新技术的跨部门扩散过程。
创新政策必须将技术变化的部门属性作为分析的起点，提出对不同部门体系成功竞争的创新战略。与基于激励和资源逻辑的一般研发政策体系不同，演化框架下的创新政策必须包括广泛的干预措施，以培育和升级创新系统中不同构成部分的技术和学习能力(Metcalfe和Georghiou，1998)。
创新系统构成部分不仅包括私有企业及其研发业务，而且包括诸如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科学园区等公共组织。给定公共组织代表了经济体系的基础设施，公共组织在创新系统中发挥了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们维持了经济主体的学习能力，保持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另一方面，公共组织使创新系统中的高级知识积累和扩散成为可能。私有企业的研发业务受益于科技领域的运转良好的公共组织，这些组织需要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
然而，如果没有良好发展的关系网络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创新系统不同构成部分(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将没有任何关联。演化框架的政策必须有支持和培育系统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手段。根据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创新系统的成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能在均衡的框架中得到解释。创新系统的成长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演化过程，经济、制度和历史属性的一系列复杂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驱动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背景下，演化理论认为，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失灵纠正不能得到应用(Lundvall，和Borrás，2005)。
在演化理论的框架中，需要有政策干预以塑造创新业务的模式和结构，其合理性在于定位于系统失灵。这些政策的目标和效应不在于将系统拉回到均衡的平衡路径，而是在以持续的、破坏性的变化和激进的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环境中，增强社会福利。演化的方法认识到，在知识外溢导致的创新业务激励障碍以及知识外溢导致的对非创新者的利益之间存在权衡(Baumol，2002)。既然政策的目的是增强社会福利，演化方法更加强调知识外溢的社会福利正面效应，而不是加强保护创新者的独占体制。在未来，相对于创新者从事研发业务可能存在激励障碍的福利损失而言，知识外部性的分配效应更能增强社会福利(Dosi等，2006)。
演化框架中的政策制定者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是有限理性的主体，只具备对客观世界现状和未来联系的有限信息。在这样一个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中，政策制定者塑造创新系统方向的能力构成了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提升产业竞争力是创新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基于原子论方法的主流观点不同，演化框架认为，创新业务展开的结构塑造了经济主体的战略和结果。创新系统研究(非还原论)中的微观和总体层面之间的共同演化解释了背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这里的背景是指特定于部门、制度依存性、时间条件性、经济主体进行创新业务的经济环境。在理论上，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必须定位于不同部门、区域和国家系统的特定特征。
2.演化经济学政策主张
为了培育创新业务，增强其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效应，演化理论就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干预措施：
第一方面的目标是增强部门创新业务，这有两方面的正面效应：一方面，支持了创新产业的贸易表现；另一方面，增强了创新产业的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使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成为可能。在演化框架中，研发业务的公共支持只是创新政策的一个方面，而更一般的是，创新政策更要保持特定于部门的经济体不同部门创新基础的结构。换言之，创新政策必须定位于特定于部门的机遇、累积性和独占性条件——技术体制所定义的部门系统结构特征。
技术机遇的重要性意味着，公共政策必须努力地使产业结构向高的、新出现的机遇转化。因为这些部门是能驱动整个创新系统竞争力的、最具活力的产业。政策关注的是构建最具活力产业领域的新竞争优势的需要，而不是加强现有比较优势或加强从过去继承的专业化模式。然而，构建新竞争优势是一种要求有长期大量资源投资的战略，更为可行的短期目标应是增强欠发达部门的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以加快高级技术的跨部门扩散过程。事实上，那些致力于传统产业能力构建的政策可能将延长其生命周期，为经济体中的低技术部门重新创造新的技术机遇。
第二类政策的目标是加强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第二类政策的目的是支持和发展部门间的垂直联系，垂直联系构成了有利于知识互换、维持国家系统国际竞争力的基本结构。在国家实现专业化的垂直整合的集群中，新技术的生产商、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相互作用理应得到加强。而那些经济体并不具备传统优势的部门，通过合作规划(特别是小开放经济体需要构建与国外发达企业之间合作)，支持垂直联系。从本质上看，这些政策强调的是发展本国高级产业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关注本国专业化模式。
第三类政策目标与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背景依赖特征相关(Kuhlmann和Edler，2003)。国家和部门创新系统共同演化意味着公共政策必须考虑不同制度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需要协调特定于部门的创新及国家层面的掌控宏观环境的产业政策(如贸易和金融体制、教育体制等)。类似地，在我们关注部门和区域创新系统间共同演化的条件下，需要协调不同层面的政策。区域因素构成了部门竞争力的关键方面，区域政策在创新过程中发挥了相关的作用。特别是，基于科学的产业要求提供科学机遇的高级来源(如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专业化供应商和规模密集部门需要得到区域基础设施升级的公共政策的支持，这有利于区域内部的知识互换。
区域政策的范围并不能局限在增强发达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干预上，在知识经济时代，落后区域存在越来越落后的风险，内聚政策是竞争力手段提升的重要补充。区域内聚政策的目标是培育落后地区的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而不是将资源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重新匹配。竞争力和内聚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两个互补的政策目标。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解释产业部门长期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都是其自身的创新业务及其开发跨部门高级知识扩散的能力。然而，在它们关于创新发挥中心作用和增长过程扩散方面相一致的背后，在实证研究的类型及基本理论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两种理论范式的政策制定基础和目标存在较大差异。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看，主流经济学强调知识和研发外溢在产业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的作用，知识不断累积的正面回馈以及知识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而演化经济学强调创新过程的部门特征，指出创新对产业竞争力的效应必须在塑造创新行为的系统背景、产生和扩散知识的部门特征两者相结合的复杂框架下进行。
从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看，主流经济学强调提升研发业务水平的一般政策体系，指出市场失灵需要有政策干预纠正，以保证研发业务水平。演化经济学强调特定于部门能力的特定政策体系，指出创新系统属性要求政策制定者根据实际的、特定的情景制定政策。
结合技术变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主流经济学强调的知识外溢政策体系难以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从长期看，知识外溢的政策体系确实能使传统的优势产业升级，但升级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给定技术变化的速度、能力构建的路径依赖性和累积性，将导致中国陷入增长的陷阱，自由市场难以将其拉出陷阱。本文认为，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应该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政策体系。
1.技术变化条件下的能力构建政策
信息技术的快速扩散、经济距离的缩短、新技术的技巧和制度性需求等导致竞争环境日益严峻，竞争日益加快、日益激烈，技巧、能力、基础设施和“连结性”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越来越高，专业化的教育和技术支持越来越重要，这些都需要对当地企业学习进行支持。低工资政策可能有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许多业务中，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特别是对非熟练工人而言；自然资源的拥有可能具有独立地比较优势，但只有具备开发能力才能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
当地能力虚弱，工业化更多地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然而，如果不具备当地能力，难以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发展中国家产业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技术和营销密集型的业务，跨国公司可以发挥其所有权资产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囊括大量的需要平凡技巧和技术要求的制造业业务——这是后来者产业增长的核心因素。在那些具备足够多产业部门和自由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国家，国外附属机构攫取了1/3到1/2的价值增值。如果当地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工业部门就不能维持长期的不均衡增长。
吸引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复杂业务(除简单的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之外)需要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跨国公司不会启动有效率的运营。因此，当地和国外能力是相互补充的。保持一个地区国外投资性的工业基础地位，随着工资的提升和技巧要求的变化，需要当地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效的集聚经济或工业业务的集群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这同样要求有强大的当地能力。能力的累积性属性意味着，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在特定地区建立，全球采购体系一旦确立，新进入者就越来越难打破这一局面，特别是在复杂性的业务和功能中。换言之，先行者优势意味着后来者面临着日益增大的进入成本——如果没有强大的当地能力，就不能克服这些成本。
尽管技术发生了变化，但能力构建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直接的政策包括：在无需付出巨大的和不可预知的成本条件下，支持幼稚产业企业掌握新技术和新技巧。间接的政策包括：保证要素市场(诸如技巧、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能满足能力构建的需要。如果企业和业务在生产链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当地投入不能有效地替代进口，还需要协调企业和业务之间的学习。产业政策的信息需要适应技术变化和复杂性。
总之，在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需要有能力构建的政策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技术改变了提升竞争力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在标准、度量衡、质量、检验、研发、生产率和中小企业扩张等方面，需要有国家政策支持；在信息通信体制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需要有新规则、法律体系和代理机构鼓励企业构建竞争能力，使知识能跨越国界地自由流动；政策制定者需要有能力缓解新技术对弱势群体的不利影响。
2.全球化条件下的选择性干预政策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生产过程和功能在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使得国家可以在细分市场(一个零部件或过程)中开发其竞争优势，达到一种过去不可能达到的巨大市场。相对传统的产业专业化模式，生产分割所需要的能力更狭隘、更专业化。跨国公司如果发现投资末端可以生产具有竞争性的产品，它们就可以转移技术、技巧和资本的“缺失部分”以增强当地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当地企业开发了新能力，主要是生产技巧。一体化体系的扩展导致重复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路径越来越难；倒是吸引跨国公司特定业务比较容易。全球体系的后进入者采取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路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自由，跨国公司不愿意分离其技术给独立的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的企业。总之，全球化并没有必要放弃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它只是降低了选择性的范围，增加了选择性的潜在成本而已。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当地企业或能力的替代，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两者之间是互补的。强大的当地能力提高了吸引高价值系统的外商直接投资、从外商直接投资中汲取技巧和技术外溢的可能性。而这些能力需要选择性的政策。而且，吸引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要求有选择性提升和目标化。
在WTO规则框架下，被允许使用的政策工具可能不能培育技术能力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导致当地产业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产业和能力发展。这些不能满足可持续的工业化的需求。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融入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国家只能成为低层次劳动服务的提供商，随后的深化只能被这些限制能力开发政策所遏制。对于具备能力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规则将阻止其在新技术和新业务领域的战略多元化。这些规则将阻碍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高级业务(这些业务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
然而，在WTO规则中，涉及到技巧形成、技术支持、创新融资、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和目标化、IT基础设施开发及并不影响贸易的一般补贴形式等方面的选择性政策依然被允许执行。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需要充分利用WTO规则，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产业政策拓展出新的政策空间；改变进一步的自由化是经济发展基础的观念；灵活地、谨慎地运用政策，确定特定形式技术开发的目标。
3.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公共政策程序设计和实施需要认识到经济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经济是一个整体)，需要关注强耦合的因素，优先确定政策企图影响的制度结构和能补充创新业务的因素。这样，要求有互补的政策干预，目的是促进经济体中强耦合部分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至少减轻可能产生的负反馈效应。例如，在没有注意到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政策、竞争政策、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等背景条件的情况下，研发补助战略将失效(Aghion和Howitt，2005)。因此，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需要协调的经济政策。
首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教育政策的互补。Nelson和Phelps(1966)较早地认识到，教育是技术变化、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互补领域。他们认为，较高水平的教育应当能加速赶超技术前沿(最优实践)的过程。事实上，在构建研究能力的过程中，在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基本的互补关系。许多研发政策企图通过税收激励和减免政策，刺激私人部门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这些政策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教育体系的正面供应响应。如果教育体系不能提供足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供应，再好的研发激励政策也不会有创新和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表明，增加研发支出并不足以加速增长，更加需要的是增加与研发过程相关的投入数量(Romer，2000)。
其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竞争政策的互补。能轻易地进入成熟或新产业是好事情，不仅意味着多方面和分散的创新试验，而且意味着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造力。如果竞争压力或进入威胁不足以强迫企业创新，研发补贴将没有太大作用。几项实证研究(如Nickell，1996)指出，产品市场竞争对专利和生产率提升存在正面效应，特别是在市场竞争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Aghion和Howitt(2005)指出，进入威胁能激励现有企业的创新。在不存在真正的产品市场竞争条件下，研发补贴可能被现有企业用作其他目的(包括建立进入壁垒)。
第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互补。私人研发投资的属性之一是对经济波动非常敏感，因为这种投资通常是长期的、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具有不确定性，企业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运作，在其留存收益下降或需要意外的债务储蓄以应对经济波动的情况下，企业将缩减研发支出。在金融欠发达的国家，帮助企业克服资产限制、保持其创新能力研究基础的机制和金融中介匮乏；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如果众多的企业遭受不利的宏观经济背景，这些机制和金融中介将被淹没。因此，积极的政策措施包括公共支出、私人研发的直接补贴以及在经济衰退阶段的公共采购(以维持私人创新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不仅是稳定器，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Aghion和Howitt，2005)。
第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得到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互补。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中，创新要求有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最小化解除雇员的成本、便利破坏旧的经济实践、能实现新产业部门的形成。欧洲关闭工厂及解雇工人的成本远高于美国(这与欧洲社会的社会福利模式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创新产品和过程的引入(要求有工作置换)方面，美国更具有竞争优势，而欧洲更能在技术跟从业务方面(基于更少的激进创新)实现专业化。
然而，政策的互补性产生了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协调的困难。因此，一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政策制定者需要有管理的技巧；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明确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环节，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政策。
标签：经济学论文; 国际竞争力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特征选择论文; 知识产权保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