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组织在景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以白洋淀船工自组织为例
刘佳昊1，戴学锋2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
［摘 要］ 良好景区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尤其应重视社区的力量，民间自组织作为社区参与的重要组织形式更是不容忽视。该文以自组织理论作为核心理论研究框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和个人访谈的基础上，对白洋淀景区及其中船工自组织的形成、发展及演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研究了民间自组织形成需具备的前提条件、动力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参与景区治理体系的方式。研究表明，民间自组织参与景区治理有助于维护景区旅游环境、降低管理成本、改善景区旅游秩序、提升景区治理水平。此外，自组织对政府具有依附性，政府在民间自组织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间自组织与政府协调合作，更加融入景区治理体系，同时不断增强社区能力，是实现和谐景区治理的可取之道。
［关键词］ 自组织；社区参与；白洋淀；景区治理
引言
当下，中国已经全面步入旅游休闲经济时代[1]，旅游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紧密相关[2-3]，也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37 210亿元，已占到GDP比重的4.53%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3%.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1/t20190118_1645545.html,2019-06-15. 。但是，在一片繁荣中，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要治理主体的“单中心”式治理模式也使旅游业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体制机制固化、经营理念落后、旅游秩序混乱、生态环境恶化、公共资源破坏等[4-7]，因此，健全景区治理结构、完善景区治理体系就尤为重要[8-9]。一般意义上，治理表示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协调的，不单纯依赖权威的，多元化、多中心的制度安排[10-13]，同样，构建现代化的旅游治理体系也需要市场、政府、社会三者的持续互动[14-16]。由于在旅游景区的治理实践中，社区被纳入某一景区的游览体系当中甚至本身即成为景区景点的案例屡见不鲜，因此，对于社区参与，尤其是能代表社区利益和力量的民间自组织参与旅游景区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连接度看：连接度为与某一空间直接相连的空间数目，连接度高的空间能方便到达多个相邻空间。轴线分析地图表明，余荫山房中部的“烷红跨绿桥”区域空间连接度较高，穿过性交通较大，与“深柳堂”前庭、旱庭、“临池别馆”前廊等空间直接相通，使用者可以很方便地在园中的不同区域穿行[13]。相反，余荫山房西部与南部区域空间的连接度较低，使用者行至这一区域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按照设计好的路线游览。对于连接度只有1的“深柳堂”东侧厢房来说，穿过性交通较少只与一个空间直接相连，较为僻静。
大量文献以旅游社区参与作为核心研究方向。旅游社区参与一般以人类学和社会学为主要研究方法，是指在旅游的规划、开发、管理等旅游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17]。我国学者对于旅游社区参与的研究和讨论，存在着一个由缺失到凸显、再到强调社区增权（empowerment，也有学者称之为赋权）的过程[17-18]。旅游社区参与研究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旅游社区参与的概念进行分析和阐释，并从不同角度对社区参与的方式、层次等进行划分[19-21]；二是以案例研究为主要方法，对旅游社区参与的特征和动态进行定性分析[22-27]。近期研究指出，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不仅仅是事务性参与，还要考虑从经济、心理、社会、政治等多方面多角度赋予社区权力，实现更进一步的社区增权[27-32]。旅游社区参与问题在理论与实践角度得到高度重视，社区在旅游景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社区参与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由旅游发展初期颇随意的分散式参与逐渐向制度化、组织化、规范化的社区参与发展。然而总体来说，民间组织在此类研究中并非核心研究对象，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会形成有组织的社区参与，这一组织又是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的，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研究。
在其他文献研究中，民间自组织作为研究核心，在旅游景区治理中的作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彰显，主要论点为民间自组织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和企业开发的缺陷进行了补足。如刘喜梅认为，在政府引导的前提下，发挥村民自组织对公共资源的监管作用，提高居民的治理参与程度，可以克服景区的旅游参与者在资源利用中的搭便车行为，减少“公地悲剧”的发生[33]。李丽丹认为，在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过程中发挥民间自组织的主体性与主动性，让居民自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产生更好的效果[34]。盖媛瑾等指出，贵州郎德苗寨乡村自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有助于优化苗寨景区化发展中的治理结构[35]。
更进一步，有学者运用自组织理论，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前沿科学理论群① 一般认为自组织理论群包括耗散结构论（普里戈金，1967）、协同学（哈肯，1971）、超循环论（艾根，1971）、突变论（托姆，1972）、混沌学（20世纪70年代）、分形理论（曼德尔布罗特，20世纪60年代）。 ，它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自然界的非线性复杂现象及演化现象[36-39]。一些社会现象也与自组织理论研究的内容具有极高的相关性，因此自组织理论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社会科学领域[40-41]。就自然科学而言，自组织是指由自然本身所产生的非人造系统[42-43]；在社会科学的语境下，自组织是与需要外部指令才能形成的他组织相对应的概念，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能自发地走向有序的组织系统，强调的是系统本身具有的一种内源性的生长能力及自治理能力② 本文中，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讲的名词“自组织”即指“民间自组织”，对这两个概念不再进行细节区分。 。自组织的生成需要满足“系统开放、系统远离平衡、各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涨落作用”这4 个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各子系统通过协同变得紧密关联与协调，逐渐形成稳定的自组织结构，并随着内外部条件的改变而产生多元演化[40-41]。
扎西次仁，1980年10月生，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硕士，西藏藏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藏语言文学。
当地主要种植水稻、甜玉米、蔬菜等作物。今年以来，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减少化肥用量、减少喷药次数，此举对当地的化肥销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水稻为例，据徐志明介绍，当地水稻每亩施肥量较往年减少了5-10公斤，喷洒农药减少了1次。徐志明还告诉记者，当地很多经销商反映化肥不好卖，但是新型肥料的销量却有上升的趋势。
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分析框架来研究民间自组织在景区治理体系中的种种问题，既是对社区参与、景区治理问题常用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研究方法的一种理论补充，也是对自组织理论的充实，还是对民间自组织实际案例研究的完善。通过对白洋淀景区船工自组织的分析，本文更清晰明确地描述了民间自组织何以产生、如何运行以及如何作用于景区治理体系等论题，对民间自组织的诸多细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使理论更贴近于我国民间自组织参与景区治理的实际情况。
运用自组织理论研究民间自组织旅游参与的文献较少。王林和廖国一认为，政府、企业等“他组织”对景区的管理会出现“寻租性腐败”“公地悲剧”“搭便车”等一系列弊端，社区自组织则可有效杜绝此类现象，有助于解决乡村旅游景区面临的公共资源破坏等难题，使个人理性过渡到集体理性[44]。成林则通过分析云南元阳哈尼族不同类型村寨自组织的演化路径，提出自组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景区治理中的资源开发冲突和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45]。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组织架构更为规范的非政府组织在旅游治理中的作用，如杨莹和孙九霞运用了双重嵌入的分析框架研究如何加强非政府组织在振兴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46]，以及项目制视角下非政府组织参与乡村旅游面临的困难[47]。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方法。笔者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5月对案例地进行了5 次田野调查，实地调研总时长24天。其中第1次与安新县委、县政府、县旅游局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以下简称安新县政府）进行了全体座谈，对白洋淀旅游及船工管理进行了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笔者设计了以船工、船队队长和政府领导等人群为主的典型调查方案。访谈是本研究收集数据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因参与白洋淀景区治理改革的工作便利，笔者得以与安新县政府工作人员、村镇干部、船工村民等频繁接触，并得到大量访谈资料。在旅游局的组织和帮助下，笔者还与白洋淀船工代表进行了3 次座谈会，对木船、快艇、环保船等不同船种的船队队长、会计、调度、普通船工等进行了详尽访谈。在最后一次调查期间又参与了安新县政府组织的全体政府部门座谈会，对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的收集。除安新县外，笔者还自行前往周边任丘市与雄县，对这两地的船工进行了访谈，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了白洋淀景区及其中船工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加上调查后期的3 次电话访谈，本次研究较为完整的访谈共计39人次。
由图5可知，在试验蛋白水平下，大刺鳅幼鱼肝脏谷草转氨酶(GOT)活性范围为66.32～95.74 U/g prot.。随着饲料蛋白水平升高，大刺鳅幼鱼肝脏GOT活性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当蛋白为53%（P7组）时，GOT活性达到最大值，同P1～P4处理组差异显著（P＜0.05），但与P5、P6处理组差异不显著（P＞0.05）。
此外，笔者搜集了不同时期的书刊报纸、新闻报道、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地方志、景区规划等媒介中对白洋淀周边各县市历史、白洋淀景区发展、白洋淀景区管理改革等问题的描述，并查阅了安新县档案馆所保存的白洋淀史料，积累了大量文字和图像素材。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分为3 步：一是对文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类；二是以船队发展作为核心事件，对材料进行再组织；三是运用自组织理论框架，对所掌握事实进行理论阐释。
在赵玉虹看来，围绕“做和谐环境的制造者，做优质服务的提供者”的核心价值观，赋予员工“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激发其内生动力，充分释放生产力，这也是医院包括护理在内，各项工作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原因。
2 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形成及发展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中部，总面积366 平方千米，覆盖安新县、任丘市和雄县，是华北最大的淡水湿地。其中安新县境内水域面积312 平方千米，约占白洋淀总面积的85%。本文所指白洋淀景区即位于安新县境内，景区总面积约20平方千米。
2.1 白洋淀旅游发展历程
白洋淀旅游发端于20 世纪80—90年代，1988年白洋淀来水后，湖面面积大增，京津冀等地少量游客自发前来，通过漾堤口村的乡村码头进入淀区观光游览。初期的白洋淀旅游处于“粗放”阶段，当地村民自发提供了餐饮、住宿、游船等旅游接待服务。为加强管理，安新县旅游局于1989年成立，在东关码头办公，这是第一个对白洋淀旅游业进行系统管理的官方机构。成立之初的安新县旅游局有18名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向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村民收取管理费，一方面工作人员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基本没有旅游管理的经验，另一方面此时也并未形成有体系的管理制度，因此整体管理效率低下。随着白洋淀旅游的发展，政府的管理开始跟不上旅游规模的增长，白洋淀乱象渐生。安新县旅游局的Z 局长① “Z”指访谈对象姓的简称，下同。 告诉笔者，20 世纪90年代中期到1999年这一段时间“是（白洋淀）最为混乱和无序的时期，白洋淀让县领导非常头痛”（访谈1-1，
首先，游船本身就是白洋淀的核心交通工具和重要旅游项目，因此船工维系了白洋淀景区的正常运行，成为串联景区重点区域、保证景区交通畅通的核心因素。在接待游客时，船工不与游客在码头上直接接触，而是由各船队的调度统一安排队内船只的接待顺序。这样类似雨崩村社区“轮流制”的集中调度将游客和游船进行了最快速的匹配[51]，提高了游船的运行效率，保证了景区的顺畅通行。其次，船工自组织积极参与景区环境保护及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事务。船队主动承担了停船区域及所经河道的污染治理、垃圾清运、安全监管等责任，维护着景区的整洁与安全。例如在访谈中多名船工说他们有过或曾见过同事自发救助落水游客、打捞游客落水物品的行为，船工L 表示：“人家最后也说给小费，那我不能（要），那是我应该的。”（访谈3-1，20161020）再次，船工自组织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景区的发展规划。在景区进行重大决策时，船队代表会参与政府工作会议，了解白洋淀旅游相关议题并提出建议与意见，提高了决策制定的科学性，确保了景区的良好运行和未来的健康发展。
“南海核心利益说”提出后，美国南海政策调整速度加快，针对中国的一面越来越突出。2010年2月4日副助理国务卿施大伟(David B. Shear)、副助理国防部长谢尔在国会听证会上对南海局势发言谨慎。施大伟系统地提出了美国在南海的重要利益，谢尔则突出了美国要用实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21]2个月后，“南海核心利益说”被抛出。6月以来美太平洋部队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Robert Willard)多次声称美国在南海的诸项重要利益。7月23日希拉里国务卿在ARF发表“美国在南海有重要利益”的讲话，由此美国南海政策的新近转型基本告一段落。
景区治理体系的完善也促进了白洋淀旅游的发展，2001年，白洋淀景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5年被列为全国十大红色旅游景区之一，2007年白洋淀景区成为国家首批5A 级旅游景区，2017年白洋淀景区入选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白洋淀旅游蒸蒸日上。
2.2 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形成过程
白洋淀景区的旅游环境具备了“系统开放、系统远离平衡、各子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涨落作用”4个前提条件，这是船工自组织在白洋淀产生的基础。
第一，景区属于开放系统。系统开放是产生物质、信息交流的前提条件，新要素的进入和旧要素的流出产生了演化的可能。初期的白洋淀景区高度开放，每一位村民都有机会参与旅游经营、成为船工，而原来的船工也有退出经营的自由。在此系统中，人员、资金和信息可以自由地交流与互动，这为整个系统的演进提供了无限可能，也为船工自组织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采用BTZ浓度递增法诱导建立耐药细胞株U266/BTZ。亲本U266细胞复苏后常规传代培养，细胞生长处于对数生长期时，更换为含有BTZ的RPMI 1640培养液继续培养。BTZ起始浓度为2 nmol/L，培养2～3 d后，离心弃去上清液和死亡的细胞；更换为不含BTZ的培养液，继续培养3～5 d至细胞生长恢复正常，再次加入相同浓度的BTZ反复刺激细胞，待细胞生长恢复后，加入BTZ浓度加倍的RPMI 1640培养液，重复上述步骤。培养6个月后，获得对BTZ耐药的U266/BTZ细胞株。后续实验需选用停药2周且处于对数生长期的U266/BTZ细胞。
第二，整个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自组织理论中的均衡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它是指一种内部完全无变化的、与环境无联系的混沌静滞状态，这种状态近乎于“死寂”。只有在非均衡状态中，系统内部的各因子才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和运动的不一致性，在这种充满矛盾与流变的结构中暗藏变化的潜能，系统也具有了运动的趋势。白洋淀船工们的性格、背景、行为模式等均有独特之处，整个系统也处于高度差异化的非平衡状态。以船工们的经营方式为例，有人选择独自等待客人询问，有人选择三五成群与人攀谈，也有人选择互相勾结暴力胁迫，没有同质化的统一，有的是非平衡的流变。在此背景下，白洋淀船工们在与系统内外各要素一次次的交流、冲突中不断产生变化，逐步具备了脱离混沌、走向秩序的可能。
第三，系统内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各因子因为非线性作用而给整个系统带来了复杂性和整体性行为。在白洋淀景区，随着船工数量逐渐增多，船工之间的竞争、排斥等非线性行为也在增多，这迫使船工们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当冲突和竞争代价过大时，合作经营便成了部分船工的选择，这成为了自组织产生的原始动力。
第四，涨落作用推动自组织形成。涨落是系统中某个变量或行为对平均值发生了偏离，使得系统离开了原来的稳定状态。涨落可按影响程度分为微涨落和巨涨落，微涨落会影响部分因子，巨涨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通过涨落，首先是系统内某些子系统发现新的状态，超越了常规，随后这一涨落得到其他子系统的响应并在整个系统内被放大，系统自身也被引导进入一种更新的状态。旅游局的B主任介绍说，在白洋淀旅游发展初期，船工们以个体形式从事旅游接待，并未形成规范的组织。随后，码头附近漾堤口村一部分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了几个小规模的小船队（一般每队3～5人）。队内成员不再出现争抢顾客、打架斗殴等恶性竞争现象，而是一同招揽游客，轮流进行接待。随着白洋淀旅游的发展，接待游船的种类和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船工的组织性也逐渐变高，粗略形成了以船种为区分的各类船队，同时船队内部也出现了分工，不同的成员分别负责招揽顾客，操作游船及管理船队收入等。这样的合作减少了恶性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因违法造成的损失，各司其职的合理安排也提高了整个船队的效率。因此，影响系统的巨涨落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船工开始自发组建或加入船队，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显出雏形。
2000年，安新县委、县政府开始实施“旅游兴县”战略，首次将旅游业确立为全县的主导产业，开始大力加强对旅游行业的规范和管理，白洋淀的景区治理也在混乱中逐步好转。在此之后，一方面政府管理逐步到位，成立了与旅游局合署办公的协调机构——白洋淀景区开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涉旅部门的部分职能被纳入其中。另一方面，在船工自组织逐渐形成后，政府将船工自组织纳入到了景区运行体系当中。白洋淀船工自组织参与了景区治理减轻了政府管理负担，提高了景区的运行效率，白洋淀的旅游乱象被有效遏制。
船工们按照亲缘及地缘关系，逐渐将船队组合成型。在此基础上，政府参考船工意见，按照船只类型将现有的701艘船① 701艘中包括快艇181条、小游艇145条、大游艇22条、小画舫11条、大画舫6条、环保船68条、一人划木船230条、二人划木船32条、三人划木船6条。 、749名船工正式编为26支船队。各船队沿用之前的传统，按照船型的不同先分出大类，各大类再按照20条船左右分队。各队成员自由组合，推选出队长、会计等专职工作人员，这些职务来自各队船工内部的集体民主选举，按照木船船队B队长的说法，“就是谁行谁上呗，谁有能力，能干啥大家也都知道，所以基本都选他（担任船队某一职务）”（访谈3-1，20161020）。队长是船队的对外联络员和最高负责人，对外负责与政府对接，如参与白洋淀景区管委会的某些会议等，对内负责管理船队，如在码头上接待游客，安排出船顺序等；会计对外负责与景区管委会财务部门对接，对内负责船队内部的账目管理、工资发放等财务工作。政府对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改编，代表了官方对于自组织地位的认可，也代表了白洋淀船工自组织体系的逐渐成熟。
2.3 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演化
民间自组织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其发展演化的终止。在自组织理论中，协同导致有序，系统内部有秩序的程度叫做有序度，而序参量则是对系统宏观有序度的度量。在自然科学中，电场强度、磁场强度、粒子浓度等都可以被作为序参量，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基础、思想意识、政治法律可能是3个最主要的序参量[41]。序参量的变化使得系统有序程度改变，也影响着自组织的演化方向。首先，经济收入的改变会产生深远影响。相对其他行业，能取得不低的收入是白洋淀船工自组织持续存在的内生动力之一，收入降低可能会使船工寻求其他收入更高的工作或组织形式，而收入的激增也可能产生其他不安定因素，导致系统无序性增加。其次，思想意识系统也影响着自组织发展。如果船工们思想转变，不再认可现有组织秩序，自组织也可能会向企业等组织形式过渡。如2014年，H等11名环保船工组建了万航水上客运有限公司，尽管公司只是框架，船队的自组织形式和日常运营并无变化，但这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演化趋向。最后，政治法律也可以左右民间自组织的发展。政府作为政策和法律规则的制定者，对自组织的影响力度是非常强的，它既可以通过改变序参量等外部条件来逐渐影响自组织的演化，也可以直接对自组织施加影响。例如，在2001年白洋淀船工正式编队完成后，系统的开放性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通过发放旅游接待证固定住了船工的总数量，船工的进入和退出只能通过交易接待证进行，且非安新县居民不能获得接待证① 访谈中发现，政府这种行为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白洋淀水域整体的游船承载量已趋于饱和，总数量再增加将会对自然环境（主要是水体）和旅游秩序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二是相较于外地船工，本地船工的管理工作更易于进行。 。与此同时，政府加大力度打击无证船工，通过旅游执法大队的密集巡查力图杜绝私拉游客、逃船逃票行为。这使白洋淀景区系统封闭增强，非线性作用和涨落发生的概率也有所降低。一方面，基础条件改变使新型自组织出现的可能性变小，另一方面，政府维护了船工自组织的经济利益，也使自组织保持了稳定。2007年，安新县旅游局推出了白洋淀景区“一票制”及班船制实施方案，希望将一大批船工转换成为景区管委会下属公司的员工，定时定岗运行景区班船，尽管由于各方利益博弈该改革最终并未落实② 详细的改革过程及原因分析见：戴学锋，张金山.中国景区发展的综合带动模式研究——论白洋淀发展模式[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 ，但这也体现出了政府改变自组织演化方向的能力。综上，民间自组织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作为自组织持续存在，可能转化成为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组织，甚至有可能逐渐消解，这与系统序参量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综合来看，尽管已有许多文献表明，民间自组织参与旅游景区治理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相关研究仍存在几方面问题：首先，重视程度不足，相对于对旅游社区参与、非政府组织的大量理论和案例研究，以民间自组织为对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尤其是案例分析稍显不足，且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比较散乱，没有形成系统；其次，研究深度不够，许多研究仅仅是借用了自组织理论的部分概念和框架，虽然对理论的缘起和发展介绍的非常充分，却没有真正运用它分析自组织参与的实际问题，沦为理论概念的堆砌；再次，细节研究较少，多数文献讨论的是“应当”，缺少对“如何”的研究，对于旅游景区中自组织形成的环境、动力，内部运行机制以及自组织如何参与景区治理等过程的系统研究仍显缺失。
3 民间自组织在白洋淀景区治理中的作用
3.1 减轻政府管理船队的压力
白洋淀船工自组织有其独特的运行模式，这体现为政府对船队的组织方式、人事安排、收入分配等内部运营完全不加干涉，船队对内部事务自行管理。以收入分配为例，船工的旅游收入分为船工固定工资、景区回扣③ 各景点会根据船工带来的购票人数，从门票价格中计提一定比例作为回扣，回扣比例根据景点收入情况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而各有不同。 、燃油补贴、客人小费及其他奖励收入4 部分。其中，船工固定工资及燃油补贴数目确定，由景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定额发放，景区回扣与客人小费等其他奖励收入则较为灵活，属于纯粹的私人收入。但船工们获得的景区回扣、游客小费甚至好人好事奖励等私人性质的收入并没有归于个人，而是都要上交到船队，再由船队平均分配给船队的所有成员，以实现更广泛的公平。旅游收入是船工从事旅游接待的直接动力，也是许多冲突发生的根源，自组织建立了一个被大众认可的清晰明确的分配制度，显著降低了冲突发生概率。而维护旅游环境秩序、保证游客安全是安新县旅游局的核心职能，因此冲突的减少也直接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
观察法也是本文采用的一种重要方法。观察法分为非参与式观察与参与式观察两种。为尽量减少干扰因素，笔者以游客身份对白洋淀景区进行了两次实地调研，对船工与顾客、景区商铺、景区管理人员、各景点负责人、政府官员及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行了非参与式观察；笔者还分别乘坐了木船与快艇，以游客身份亲自参与了船工的运营过程，对资料有了更直观地把握。
这种独特分配制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隐秩序”对船工发挥着约束性作用，而“隐秩序”的形成受到经济利益、道德声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经济利益考虑，船工私藏小费可以增加短期收入，但在长期内却可能造成更大损失。首先，多次发生欺诈可能会导致船队与该名船员终止合作；其次，大量船工在同一时间、相邻水域工作，起到了相互监督的作用，这也增加了船工隐瞒被发现的概率。因此，船工选择欺骗而短期获利的行为显然不如选择诚实以换取与船队的长期合作共赢。除却直接的经济考虑，声誉和道德也是促使船工们遵守这些“隐秩序”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乡村社区中，个体的社会关系网重合度较高，因此相较于熟识度较低的城市空间，声誉在乡村社区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尽管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情关系要素已经有所弱化，但是船工们在追求经济资本的同时仍然会注重对于传统社会资本的维护与建构[48-49]。这就促使船工们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自己在社会网络中建立的良好形象，破坏自己的声誉，从而被村民们认为是“赚昧良心钱”的人。另一方面，白洋淀船工所处的乡村社会环境是类如费孝通所说的“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50]，因此“隐秩序”的维护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船工们的道德自觉性。在座谈中笔者问及是否可以私自留存景区回扣和顾客小费时，船工T表示“在只有一人儿划的情况下，没人儿监督，个别人自己留一点钱可能也是难免的，但是大家基本上都不会，都是凭良心，都是良心账啊。”（访谈2-2，20160723）他这一“良心帐”的说法得到了其他船工们的普遍认同，说明除却对声誉的考虑外，这种“凭良心”式的自发性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综合以上，经济收益和声誉道德考量促进了“隐秩序”的形成，“隐秩序”又对船工的内部治理机制进行了规范，最终也减轻了政府管理船队的压力。
民办高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学校的办学特色、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经营管理思路比较自由和灵活，并且民办教育具有较高市场敏感度[4]。“互联网+教育”为民办高校创新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果提供了巨大平台和机遇。
3.2 协助构建景区治理体系
20151116② “1-1”指第一次调研中第一次采访活动，20151116 指采访日期，本文采访对象编码皆同此规则。 ）。船工勾结“黑司机”“黑导游”在高速口直接拦截游客，船工与商店勾结售卖假货及高价商品，打架斗殴等事件时有发生。此时，安新县旅游局缺乏管理经验，船工数量多、人员构成复杂更是增加了管理难度，因此这些市场乱象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控制，而是给白洋淀旅游发展带来极坏的影响。
3.3 产生正外部性
良好运行的船工自组织产生了正外部性，这首先体现为船工自组织改善了景区系统内部的环境。在景区秩序管理方面，白洋淀船工自组织在形成之初，由于其内部运行高效，服务质量较高① 根据安新县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每年受理的游客投诉中，大部分是对于非法运营船工（不在指定区域接待游客且未佩戴接待胸牌船工）的投诉，而针对船工自组织（船队）内部成员的投诉则较少。以2015年数据为例，对非法运营船工的投诉达到203起，而对船队的投诉只有26起。 ，船工收入也普遍增加，因此吸引了一批无组织船工的加入。无序因素逐步被同化为组织内的有序元素，整个白洋淀系统的有序性得到提高。此外，自组织形式也在向其他领域扩展。据笔者了解，目前安新县白洋淀景区的旅游重点村如赵庄子、王家寨等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自发成立了“村民旅游委员会”等组织。他们由村民自治，主要负责维护村中的卫生环境、旅游秩序，在旅游旺季时分流游客，协商决定餐饮、住宿价格，协助景区管委会管理等事务。其次，自组织也对系统外的要素产生了影响，进而在其他系统催生了相似形式的有序结构。与安新县毗邻的雄县和任丘市船工近几年受到安新县白洋淀船工自组织影响，也在摒弃传统的分散经营、强拉游客的运营模式，自发形成小型船队，开展有组织的旅游接待。这说明自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它使得系统内外都走向一种渐进有序的正向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与创新
相较于社区参与、景区治理、社会组织等研究范式，自组织理论是对民间自组织旅游参与问题有益的补充，这一分析方法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民间自组织产生所具备的条件、运行的过程和与外部互动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有些系统中民间自组织会形成，而有些系统中只有居民分散式的旅游参与，这是本文理论层面的贡献。此外，本文的研究表明，民间自组织参与景区治理，有助于提升景区治理水平，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在环境、服务和建设等多个角度给予景区支持，产生正外部性进而促进景区健康发展。白洋淀旅游由“乱”到“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船工自组织解决了复杂的船工管理难题，并将这种有序性由组织内部扩展到了整个系统内外。但是也应看到，目前白洋淀船工自组织参与旅游治理更多的是较为被动的和受物质激励的知情式参与及诉求式参与，仅涉及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而对于更高层次的如景区管理规则制定、景区旅游规划等方面的参与还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和船工自组织各方对于船工参与景区治理的意识还不够强，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船工自组织作为参与旅游的社区代表，其力量与政府相差极大，在政府主导的景区治理过程中，仍然只能作为“被承认”和“被接纳”的对象，很难真正在对等的位置上形成交互式的协商共治。因此，要真正构建社区参与度较高的、结构更加完善的景区治理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起升机构变频调速启动加速过程如图1所示，从低频启动，其电压和频率按既定的压频比递增。变频调速电动机启动形式虽是直接启动，却不在额定工频启动，是在确保一定的启动转矩和尽量小的启动电流时分频段启动到额定工频。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有一定的创新：首先是研究框架的创新性，本文以发轫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自组织理论作为主要研究框架，较全面地考察了白洋淀船工自组织形成的条件、动力以及内部管理模式，外部互动机制等内容，为考察民间自组织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其次是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因工作之便，笔者不仅可以与白洋淀景区基层船工及其他旅游接待人员进行深入座谈、交流，还可以与一般旅游管理人员及政府高层领导进行深入交流，使得本文可以更为全面地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结论相对更加客观。再次是研究视角的独特性，本文从具体案例出发，详细分析了民间自组织参与旅游治理的过程、路径和影响，不仅强调了“社区应当参与”的观点，更回答了“社区如何参与”及“形成何种效果”的疑问，这对已有研究是一个有益的推进和补充。
4.2 讨论及思考
4.2.1 自组织的依附性
船队被视为自组织就在于其形成过程的自发性和运作过程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这两个过程中它是不应受到外部力量干预的。但是民间自组织参与外部事务的过程还是要借助政府的强影响，这就是自组织的依附性。在本研究案例中，虽然船工自组织是自发形成、自行治理的，但政府将这种组织形式从官方角度确定下来，允许船工以船队的身份参与景区旅游接待，才代表了白洋淀船队被纳入整个景区治理体系中。
这种政府的强影响与我国的政策制度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正规的社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在人员、经费、办公场所等基本资源方面对其业务主管单位的依赖程度都比较高[52]，而非正规的草根民间自组织也要积极向政府靠拢，争取官方的认可。因此，整体来看，我国的社会组织对政府普遍有着较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并不意味着中国民间自组织就是完全失语或无效的[53]，对自组织来讲，它们可以在现有框架下寻求最大化的发挥空间，利用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开展工作，增强能力并对政府职能进行反作用[54]。对政府来讲，扶持民间自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模式缩减了行政成本，且能通过对民间自组织的嵌入性干预和调控，间接地行使了行政权力[46,54-55]。在本文案例中，船工自组织借由政府的认可与支持，在景区运营的不同层面扩大着影响，而政府通过减少干预、支持自组织的自治理，在降低管理压力的同时得到了更为有序的景区秩序，这是一种双赢。因此，取得更加独立的地位并不是民间自组织增强影响的唯一途径，这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模式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56]，民间自组织的成长也需要基于此前提而实现。
4.2.2 自组织与社区能力增长
本文案例为我国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及社区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经验借鉴。它给出了一种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对社区事务“真参与”的形式[57]，即通过组建与政府紧密联系但保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自组织来对景区的规划、运营过程产生影响。这对于理解如何实现基层社会发育，如何形成能“自主”与“自为”的社会自我支持系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58]，可以补充、丰富现有的社区治理理论。其次，白洋淀船工自组织的实践也提醒我们。仅强调景区治理可能会导致对社区本身成长的忽视，似乎发展民间自组织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景区的发展这一目标。其实景区治理的更高要求不仅是促进旅游发展，还要促进社区发展。自组织参与景区治理的过程不是以旅游为本位的发展过程，还应是社区本身自主性、参与能力增强的社区成长过程。民间自组织作为社区利益代表，调动了更广泛的社区力量，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社区分散的参与者可以形成合力，这有助于培养社区参与意识、提升社区参与能力，进而实现由强调客体贡献的景区治理向强调主体成长的社区治理过渡。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DAI Xuefeng,ZHANG Jinshan.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tourism and leisure economy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J].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37(8)：131-140.[戴学锋,张金山.“新常态下旅游休闲经济”的特征分析与政策建议[J].经济管理,2015,37(8)：131-140.]
[2]DAIXuefeng.Holistic tourism：An important mean to make tourism leading th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J].Tourism Tribune ,2016,31(9)：20-22.[戴学锋.全域旅游：实现旅游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J].旅游学刊,2016,31(9)：20-22.]
[3]DAIXuefeng.Tourism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an ice breaking industry for th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J].Tourism Tribune ,2015,30(3)：7-8.[戴学锋.旅游业应定位为引领社会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破冰行业[J].旅游学刊,2015,30(3)：7-8.]
[4]DAIXuefeng.The importance of tourism land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J].Tourism Tribune ,2017,32(7)：3-5.[戴学锋.从全面深化改革角度看旅游用地改革的重要性[J].旅游学刊,2017,32(7)：3-5.]
[5]GUO Yajun.Case Study and Optimal Design of Tourism Attraction Management Model [D].Xi'an：Northwest University,2004.[郭亚军.旅游景区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及优化设计[D].西安：西北大学,2004.]
[6]LYU Chen.Governan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two theories[J].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2009,29(4)：12-16;37.[吕臣.基于两种理论的旅游景区治理研究[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29(4)：12-16;37.]
[7]YAN Youbing,XIAO Yao.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model of stakeholders in tourism attractions[J].Social Scientist ,2007,(3)：108-112.[阎友兵,肖瑶.旅游景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经济型治理模式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7,(3)：108-112.]
[8]SONG Rui.Background and key points of the reform of tourism administration system[J].Tourism Tribune ,2014,29(9)：5-6.[宋瑞.旅游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与重点[J].旅游学刊,2014,29(9)：5-6.]
[9]ZHU Xiaohui,FU Jihong.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tourism administration system under the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J].Management World ,2015,(3)：176-177.[朱晓辉,符继红.现代治理体系下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研究[J].管理世界,2015,(3)：176-177.]
[10]STOKER G.Governance as a theory：Five arguments[J].HUA Xiafeng,tra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9,(1)：19-30.[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华夏风,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19-30.]
[11]YU Keping.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 [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2000：86; 218; 32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6;218;326.]
[12]MERION F J.Governance and modern welfare state[J].XIAO Xiaomao,trans.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9,(1)：59-68.[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J].肖孝毛,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59-68.]
[13]RHODES R.New governance[J].Marxism ＆ Reality ,1999,(5)：42-48.[R.A.W.罗茨.新的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42-48.]
[14]MINTZBERG H.Rebuilding companies as communitie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9,87(7)：140-143.
[15]JIANG Xiaoping.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J].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4,(2)：24-28.[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24-28.]
[16]ZHANG Xinghua.Contemporary China Governance [D].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14.[张兴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17]SUN Jiuxia,BAO Jigang.From absence to distinction：The research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J].Tourism Tribune ,2006,(7)：63-68.[孙九霞,保继刚.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脉络[J].旅游学刊,2006,(7)：63-68.]
[18]ZUO Bing,BAO Jigang.Fro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Review on theoretical study of“tourism empowerment”in western countries[J].Tourism Tribune ,2008,(4)：58-63.[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58-63.]
[19]LIJie,ZHAO Xiping.On some theoretical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Tourism Tribune ,2001,(4)：44-47.[黎洁,赵西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2001,(4)：44-47.]
[20]WANG Jingchuan.A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stination Governance [D].Tianjin：Nankai University,2013.[王京传.旅游目的地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
[21]ZENG Yan.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Mode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China and Abroad [D].Fujian：Xiamen University,2007.[曾艳.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D].福建：厦门大学,2007.]
[22]SHIShaohua.Research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Structure [D].Beijing：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2014.[时少华.权力结构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23]SUN Jiuxia,BAO Jigang.On tourism anthropology involv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Yulong river in Yangshuo[J].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1)：85-92.[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遇龙河案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85-92.]
[24]SUN Jiuxia,BAO Jigang.Tourist anthropology analysis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A case study of Dai village in Xishuangbanna[J].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4,(6)：128-136;171.[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128-136;171.]
[25]SUN Jiuxia,BAO Jigang.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anthropology：A case study of the peach resort in Yangshuo[J].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1)：82-90.[孙九霞,保继刚.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82-90.]
[26]SUN Jiuxia,HUANG Xiubo.Competing interests and spatial negotiation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Baisha village in Lijiang city[J].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39(2)：40-48.[孙九霞,黄秀波.民族旅游地社区参与中的空间协商与利益博弈——以丽江白沙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2)：40-48.]
[27]BAO Jigang,SUN Jiuxia.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of Yubeng village：Means of participa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empowerment[J].Tourism Forum ,2008,(4)：58-65.[保 继刚,孙九霞.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2008,(4)：58-65.]
[28]PAN Zhiqiang,LIANG Baoer,WU Yuhai,et al.Community empowerment：An effective way to realize community's involvement in tourism development[J].Tourism Forum ,2014,7(6)：43-49.[潘植强,梁保尔,吴玉海,等.社区增权：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J].旅游论坛,2014,7(6)：43-49.]
[29]WANG Yajuan.A study of institutional provision-type empowermen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J].Tourism Science ,2012,26(3)：18-26;94.[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J].旅游科学,2012,26(3)：18-26;94.]
[30]ZUO Bing.Community participation：Connotations,essence and research directions[J].Tourism Forum ,2012,5(5)：1-6.[左冰.社区参与：内涵、本质与研究路向[J].旅游论坛,2012,5(5)：1-6.]
[31]ZUO Bing.The community-participation difficulti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alism[J].Thinking ,2011,37(4)：122-126.[左冰.发展主义语境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困境及出路[J].思想战线,2011,37(4)：122-126.]
[32]ZHANG Yan.The Study of Community Tourism Empowerment [D].Jinan：Shandong University,2012.[张彦.社区旅游增权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
[33]LIU Ximei.The Governance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Perspective of Tragedy of the Commons [D].Shenyang：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2014.[刘喜梅.公地悲剧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治理[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4.]
[34]LILidan.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rom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sight：Take the inherit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Geng village’s story as example[J].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6,(5)：37-42;47.[李丽丹.自组织理论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耿村故事的传承与保护为例[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37-42;47.]
[35]GAIYuanjin,CHEN Zhiyong,YANG Guihua,et al.Research on self organization mode and optimization of tourism attraction in ethnic villages[J].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2016,(6)：56-71.[盖媛瑾,陈志永,杨桂华,等.民族村寨景区化发展中自组织模式及其优化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6)：56-71.]
[36]SHEN Xiaofeng,WU Tong,ZENG Guoping.Self Organization Philosophy: A New View of Nature and Science [M].Beijing：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Press,1993：1; 25;78.[沈小峰,吴彤,曾国屏.自组织的哲学——一种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25;78.]
[37]WU Tong.Market and plan：Self-organization and other-organization[J].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5,(3)：17-21.[吴彤.市场与计划：自组织和他组织[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7-21.]
[38]ZHANG Jin.A brief comment on“a self-organization’s view of nature”[J].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1997,(5)：68-69.[张槿.简评《自组织的自然观》[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5)：68-69.]
[39]QIN Shusheng.Analysis on complexity of self-organization[J].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2006,(1)：19-22.[秦书生.自组织的复杂性特征分析[J].系统科学学报,2006,(1)：19-22.]
[40]SHEN Xiaofeng.Chaos First Open: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of Self Organization Theory [M].Beijing：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31;36;134.[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1;36;134.]
[41]WANG Jie.A Study on Social Self- organization Theory [D].Wuha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2012.[王杰.社会自组织理论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42]HAKEN H.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M].Chengdu：Sichuan Education Press,2010：18.[H.哈肯.本书翻译组,译.信息与自组织[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18.]
[43]CURRY D M,DAGLI C H.Establishing rules for selforganizing systems-of-systems[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 ,2017,114：14-18.
[44]WANG Lin,LIAO Guoyi.From dilemma to rationality：A research on self-organization in vill heritage tourism：A case study of Ping'an village in northern Guangxi[J].Tourism Science ,2013,27(2)：36-45.[王林,廖国一.从困境到理性：村落遗产旅游中的自组织研究——以龙脊平安寨为例[J].旅游科学,2013,27(2)：36-45.]
[45]CHENG Lin.Research on Tourism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Yunnan based on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D].Kunming：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3.[成林.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云南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D].昆明：云南财经大学,2013.]
[46]YANG Ying,SUN Jiuxi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GOs and localities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A double embedded analysis framework [J].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38(6)：123-127.[杨莹,孙九霞.乡村旅游发展中非政府组织与地方的关系：一个双重嵌入的分析框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8(6)：123-127.]
[47]SUN Jiuxia,YANG Ying.The participation dilemma of NG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system[J].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39(1)：35-41.[孙九霞,杨莹.项目制视角下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困境：方村社区旅游故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1)：35-41.]
[48]YUAN Xiaoping,LYU Yixian.Relation network and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J].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8,(3)：1275-1278.[袁小平,吕益贤.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变迁[J].安徽农业科学,2008,(3)：1275-1278.]
[49]FENG Biyang.Favor society and contract society：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J].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1,(9)：67-75.[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67-75.]
[50]FEIXiaotong.From the Soil [M].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8：31; 3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1;36.]
[51]GUO Wen.Study on the“alternate system mode”regarding rural residents’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effectivenes[J].Tourism Tribune ,2010,25(3)：76-83.[郭文.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旅游学刊,2010,25(3)：76-83.]
[52]HE Zengke.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China[J].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Ningbo Municipal Committee ,2006,(6)：23-30.[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6)：23-30.]
[53]WANG Shizong,SONG Chengcheng.Independence or autonomy：A reflec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3,(5)：50-66;205.[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13,(5)：50-66;205.]
[54]LIU Peng.From graduated control towards embedded regulation：NGO regulatory policy innovations in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J].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1,25(5)：91-99.[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5(5)：91-99.]
[55]WU Bincai.From the classified control to the embedded governance：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governance behind the operation of project scheme management[J].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6,(3)：80-87.[吴斌才.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3)：80-87.]
[56]YU Jianxing,WU Yu.The rise of Chin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ory[J].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Bimonthly) ,2003,(4)：142-148.[郁建兴,吴宇.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J].人文杂志,2003,(4)：142-148.]
[57]YANG Min.Community as state governance unit：A case study on residents’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campaign[J].Sociological Studies ,2007,(4)：137-164;245.[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137-164;245.]
[58]LIYoumei.Community governance：The micro-base of civil society[J].Society ,2007,(2)：159-169;207.[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159-169;207.]
Study on the Role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 in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With Baiyangdian Boatmen Self-organization as Example
LIU Jiahao1,DAIXuefeng2
(1.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2488,China ;2.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China )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tourism and the leisure economy in an all-embracing manner.Tour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development,and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Improving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s a key to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For a long time,governan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has mainly followed the“single center”governance format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accompanied by a series of tourist attraction management difficulties.The diversification of governance bodies is the key to building a strong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 system,and thus the power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 cannot be ignored.This study adopts the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research framework,and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personal interviews,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iyangdian scenic area in Anxin county,Hebei Province,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the local boatmen.The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states that the concept of self-organization is the opposite of that of other-organization,which requires external instruction.It is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that can spontaneously move towards order based on a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hips,and emphasizes the system’s capacity for endogenous growth and self-governance.Studies have found that,similar to the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in the natural sciences,the formation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s needs the four preconditions of“a system opening,a system far from balance,nonlinear interactions among each subsystem,and fluctuations.”Economic benefits,reputation,and morality maintain a“hidden order”among the boatmen in Baiyangdian.This hidden order promotes cooperation among the boatmen,and thus self-organization.The self-organization that emerges interacts with various element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ystem,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control,and safety of the tourist attraction.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s in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 helps to create a pleasing atmosphere,improves control,and thus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As the main source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the gover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s,and thus their level of influence is dependent on the government.However,at present,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by self-organizations in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 is low,and a significant level of dependence on the government remains.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n China remains dependent on increased community empowerment.Our research presents innov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research object,and research perspective.In summary,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folk selforganization will further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of their own ability.Thus,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organization,cooperate with folk selforganizations,and incorporate folk self-organization in the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 system.Only if this occurs can tourist attractions improve their level of governance.
Keywords: self-organization;community participation;Baiyangdian;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09-0070-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11
引用格式： 刘佳昊,戴学锋.民间自组织在景区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白洋淀船工自组织为例[J].旅游学刊,2019,34(9)：70-79.[LIU Jiahao,DAIXuefeng.Study on the role of folk self-organization in tourist attraction governance：With Baiyangdian boatmen self-organization as example[J].Tourism Tribune ,2019,34(9)：70-79.]
［收稿日期］ 2018-11-29；
［修订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刘佳昊（1993—），男，河北张家口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服务经济，E-mail：cassliujiahao@163.com，通讯作者；戴学锋（1963—），男，北京人，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旅游发展战略，E-mail：13611138109@163.com。
[责任编辑：王 婧；责任校对：周小芳]
标签：自组织论文; 社区参与论文; 白洋淀论文; 景区治理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论文;